变化以一种无法抵挡的速度滚滚而来，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741”却被落下了，衰落到无人问津。年轻人越来越少。这里成了全市老龄化最严重的辖区。

南方周末记者 马肃平

发自江苏常州

婶娘半夜三更又离家出走了。

年初二凌晨三点，睡梦中，咚咚咚，有人敲门。舅舅吓了一跳。穿衣开门，竟然是远房亲戚婶娘。

过完年，婶娘八十五了。两三年前，她就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一开始只是健忘，比如忘记楼道的开门密码是多少；忘记大家刚才说过的话。渐渐地，她从一个聪明贤淑的人，成了一个时常胡言乱语无法控制行动的“老糊涂”。她背驼得像口陈旧的大锅，爬楼梯就算扶着栏杆还常常打个趔趄。她失去了对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常常无节制地喝酒，凌晨醒来，又突发奇想，想要去她打过太极拳的花园看看。

这一次，正月里，她穿着单衣就溜出了门，“没什么事，就来看看”。舅舅怕老人家着凉感冒，赶紧找了床被子，一边回应她嘴里无人可以理解、含混的咕哝，一边忙着把人安顿好，天色拂晓才通知了家人。子女都不在身边，婶娘一个人住。

春节回家，我发现了不少像婶娘这样的空巢老人。我的家乡是上世纪苏南地区的工业重镇，外人习惯叫它“741”。1937年，上海吴淞机厂因战备需要迁址于此，众多上海工人一同迁来，这片区域由此兴盛。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成了铁道部直属的大型机车车辆制造工厂，从子弟学校、医院、商店到电影院、图书馆，这个人口上万的厂里应有尽有。上海员工把精致的海派生活带到这里，让面积不大的“741”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

当年，爷爷也是受此感召，刚从上海交大毕业就来到了这里。印象里，很多个阳光微醺的午后，他在老房子阳台的藤椅上，教我英文字母和九九乘法表。一件洗到发白、领口垮到开了V字领的汗衫，开裂后露出半截笔芯的红色圆珠笔，在读过的报纸和书上留下一水儿隽永小字。

小学第一次考试，我拿了双百分，他比父母都高兴，去全市唯一的肯德基给我买了汉堡和薯条。

大概觉得我孺子可教，他欣慰地把我带到他的书柜前，像传授独门秘籍那样把里面的书介绍给我。他喜欢讲他读书时的事情，喜欢给我念西方作家的小说，我常常好奇地问他“鱼子酱有没有肯德基好吃”，“坐飞机是什么感觉”，他总是摸摸我的头：“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如果你好好学习的话，就能去看很大的世界，见识很多的风景。”

我按部就班地长大。像周围人期望的那样，进了市区的省重点中学。因为课业的原因，我一周才回去一次。但每次回去，爷爷总来到我身边，拿起我的随笔本。“写得不错，继续努力，”他拍拍我的肩膀，“等哪天你文章发表了，我让老同学每人去买一百份。”我翻开本子，所有空白的地方都写满了批注。

和我一样，越来越多的小伙伴择校去了市区的“xx实验中学”，而没有选择直接升入对口的“子弟中学”；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移居主城区。变化以一种无法抵挡的速度滚滚而来，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741”却被落下了，衰落到无人问津。每次散步于此，总能感受到异于市区的安静和悠缓。年轻人越来越少，冬日懒阳的斜照下，老人们拿着小板凳在楼下拉家常，常州话夹杂着上海话，形成了独特的“741”方言。官方曾做过统计，这里成了全市老龄化最严重的辖区。

曾经无所不能的爷爷也老了，长出了弯弯的白眉，像个寿星。我每次回家，他都打电话问我去不去他那坐坐，带着恳求的语气。但我一听到他讲起“想当年”，就不耐烦地跑开去上网了。

在一次独自外出摔了一跤后，爷爷的身体不再让人放心。子女们有的还没退休，有的在外地照看刚出生的孙辈，有的身体不好，暂时都没工夫照顾他。大家商量后决定，把他送进了全市最好的公办福利院。

房间宽敞多了，饭菜也不错，每天还有护理人员照料，但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成了痛苦的开始。福利院有规定：年满80周岁的老人，未经家人陪同不得独自外出活动。腿脚还算灵便、头脑还很清醒、没事就爱四处溜达的爷爷，不得不和失能、半失能老人同处一室，每天在有限的空间内活动。

子女们成了日历上的时间，每隔两三天就会出现，再三关照他不得擅自行动，并答应完全康复后就接他回家。但他每天仍要打无数个电话，哇啦哇啦地控诉自由受限，吵着让大家赶紧把他弄出“监狱”。他整天看着身边的钟，向我们抱怨每五分钟如何拖得那么漫长。

在福利院找不到合适的聊天对象后，他开始变得暴躁、易怒。他也知道，自己有心脑血管老毛病，情绪波动特别犯忌。但三个月后还是因为没控制住血压，脑梗倒下，从此再也没能离开病床。

他不再会讲英文，不再能写一手隽永的蝇头小字，不再发email询问我口语是否过关。他接受了自己的无能，乖乖地由护工喂着，阿姨说“啊”，他就张开嘴。

我如愿以偿发表了文章，献宝一样拿去爷爷床前。他有时会分出些眼神望着我，更多的时候，是空洞疏离。我看着他的茫然，第一次感受到生命的渐逝。我们无论再做什么、采取什么措施，都无法阻止这种逝去了。

在人生的最后半年，爷爷深受脑梗困扰，在昏迷中慢慢耗尽了人生的养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没人知道他到底痛不痛、难受不难受，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在饱受折磨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会不会因为突然想不起某一个单词而沮丧，会不会因为连勺子都举不到嘴边而羞愧，会不会想要抓住生命里的什么，却只能看着一切如流水般在指缝中溜走。

讲故事的人总在寻找一条完美的叙事弧线，可惜这是真实的世界。就比如，婶娘年后搬进了平房，子女每天给她送饭，还封死了煤气灶防止意外。她好久没拄着拐杖在“741”的工房区晃悠了，而我却一直没来得及去看看她。再比如，“741”已经撤区划归武进，从此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