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青

首先我应该声明，我不懂科学（在本文中所讲的“科学”全指自然科学）。在中学阶段，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差的。只有在初一“几何”课的第一堂课上，老师问：“我们今天开始上一门新课，叫‘几何’。谁知道‘几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举手回答：“‘几何’就是‘多少’。”老师大悦，当堂便封我为几何课代表。但是，一学期之后，我的课代表便被撤掉了，因为老师和我自己都发现我无论对抽象的“多少”还是对具体的“多少”都缺乏清晰明确的概念，也缺乏探求的热情。但是，我不懂科学，却丝毫也不防碍我被培养成一个科学至上主义者。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生活在以唯物主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和教育体制下，我在三十岁之前，几乎没有动摇过对科学的信仰，也从没有接触过任何宗教。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对宗教艺术领域的探索和研究，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搜集、抢救、整理中国佛教音乐的工作上。老实说，我当初研究中国佛教音乐的初衷，只是希图在寺庙的高墙里找到活着的古代音乐，为我在音乐学院担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课找一点音响数据。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逐渐进入一个对我极大部分同代人都很陌生的世界。近二十年后，我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瑰宝——中国佛教音乐多少有了一点了解，同时，对科学、宗教、音乐的看法，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在这篇“命题作文”中，我想谈两个问题：一、科学不能代替宗教；二、科学不能统治艺术。一句话，科学、宗教、艺术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三种不同方式，各有其存在价值，彼此不可替代。

宗教与艺术——当科学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今天，当人类出于各种野心与目的发射到太空去的数百颗飞行器正像苍蝇一样绕着地球轨道飞行的时候，这个小小星球上的环境与资源却一天比一天恶化并接近枯竭。同时，当现代大城市中一个普通“白领”的生活质量因科学技术的进步而超过中世纪一个帝王的想象时，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却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更感到困惑、苦闷和不满足。

实际上，从有了人类的那一天起，人类便同时开始了两种不同方向的探索：一种向外，探索物质与宇宙；一种向内，探索内心与自身。问题是，在人类的物质文明与自然科学已高度发达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却发现，了解人类自己比了解物质与自然更加困难。一个物理学家可以掌握核裂变的技术，一个遗传学家假如法律允许而本人愿意的话，可以“克隆”任何动物甚至他本人，但他们却无法使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感到孤独和烦恼，更无法使自己变了心的妻子回心转意。对大多数现代人而言，是登天易，明心难。

早在科学出现之前，宗教与艺术就都已经出现了。与科学一样，宗教与艺术都是人类想象力的空前发明。假如说人类发明艺术主要是为了表达和交流的话，那么，人类发明宗教，则除了追求永恒以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目的——认识自然并征服自然。

很多人忘记或忽略了这一点。他们说，宗教是统治者麻醉、毒害人民的“鸦片”，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所有宗教的教义都是“骗人的鬼话”，把宗教视为“科学的敌人”。其实，在宗教产生之初，即原始宗教阶段，大部分原始宗教的内容和形式都属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即使用现代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只要你不带任何偏见的话，也会理解当时人们的祷告、礼拜、歌舞、献祭乃至命令、恐吓、呼风唤雨，无非是为了让自然听命于人类的意志和愿望。无论是狩猎部落出发前模拟猎物的歌舞，还是农耕民族播种前祭拜大地的仪礼，都是当时生产手段或生产技术的一部分。只是在其后漫长的岁月中，这些人类初始阶段混沌不分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技术才逐渐发展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形态——科学与宗教。

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混沌不分首先不是因为宗教与科学都还不成熟，而是因为人类本身还不成熟。即使在今天，很多人仍然希望用宗教来处理科学问题，用科学来处理宗教问题。其实，宗教与科学都会面临自己的盲点和局限，某个农耕民族某次求雨的舞蹈没有招致降雨现象的发生，其实就像某个科学家某次科学试验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结果一样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能以此否定宗教与科学本身。同理，原始部落巫医的咒语与现代大医院中昂贵的现代医疗器械同样都有成功和失误，也同样是“治病不治命”。

还有一点是现代那些崇尚科学而贬低宗教的人常常忘记的，这就是宗教是许多科学的直接的源头。早期天文学的一切成果，其实都源于人们的一种“迷信”——即相信人类的命运与“天象”、与天体运行的规律有关。如果没有这种“迷信”和宗教意识的巨大推动力的话，任何两眼与地面平行的动物都不会有足够的耐心和兴趣仰着头一夜一夜地看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星星。化学的发展，也与道士们对“长生不老”的执着追求和他们的“炼丹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不是这些“迷信”的道士们一代一代地把精力抛掷在他们的炼丹炉前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不可能把火药写在小学课本上的“四大发明”中。

其二，宗教与艺术都是人类对生命肯定的一种方式。有些人认为宗教鼓励人避世、遁世，是消极地对待生命，甚至否定生命，否定今生，只希求来世。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从本质上说，宗教是人类探询生命根本意义的最大努力。拿佛教来说，“了生死”——即参究生与死的本质，主张通过修行最终从生死轮回中解脱，不但不是对生命的否定，而是对生命无限的追求和对另一种更高形式的生命的肯定。人们常常忘记，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另外一种状态。对生死问题的洞彻和消解，是宗教对人类尊严和濒危心理的重大贡献。

艺术也同样是人类对生命的讴歌、阐释和体味。古今中外的哲人们，都把艺术当成对生命最好的体味。孔子曾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①，把音乐当成人生最终的追求和修养的最高阶段。他还曾在音乐中忘却自己的存在，把生命与音乐彻底“合二为一”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其意义，却远远超过对孔子审美状态的特殊性与音乐魅力普遍性的解释，也非“善”与“美”的统一所能概括。音乐是生命的张扬和辐射，是唯一与生命“同质同构”的艺术形态。

日本著名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谈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时说：“无论给艺术下什么样的定义，一切艺术都可以说是从对生的意义的体味中生发出来的，或者说生的神秘深深地进入了一切艺术的构成之中。因此，当艺术以深远的、创造性的态度表现这些神秘的时候，它会激荡起我们深层次的存在。这时的艺术，是鬼斧神工。最伟大的艺术，无论绘画、音乐，还是雕刻、诗歌，都带有一种确定的性质，就是带有一些接近于神的工作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家，至少那些达到了他们创造活动的高潮的艺术家，在其高潮的瞬间，变成了创作的上帝的代理人。如果把艺术家生活中这个最高潮的瞬间用禅的语言表达，那就是对悟的体验。”②

的确，艺术的本质，是探索生命力的极限。凡是看过乐山大佛、看过西斯廷教堂的穹顶画、看过刻在一根头发上的《赤壁赋》、听到过伟大的演奏家演奏的巴赫的管风琴、李斯特的钢琴、帕格尼尼的小提琴的人，都会理解什么叫“鬼斧神工”，也都会慨叹人类自身的伟大，慨叹人类生命力的伟大；体味到艺术的神秘、庄严和与天地鬼神相通的伟力。

德国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力的力，与那些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的力，实际上是同一种力。只有这样去看问题，我们才能意识到自身在整个宇宙中的地位，以及这个整体的内在的统一。”③他所谓的“那推动我们自己的情感活力的力”，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力，而“作用于整个宇宙的普遍的力”，则只能用宗教来解释。

其三，宗教与艺术都曾激发了人们超越物质生活的勇气并满足了人类的灵性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当代影响深远的近代高僧弘一大师出家之后，他的学生丰子恺曾撰文纪念他。丰子恺在文章中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询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子孙财产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也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④

正因为此，许多人才会在物质生活得到充分满足之后，仍然会觉得空虚、失落、甚至痛苦。“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的背后，还有着更深刻的道理。在现代发达国家，这一点表现得尤其突出，越来越多的对富裕生活不满的男男女女都希望能在艺术与宗教中找到迷失于物欲中的自己。当然，与更依赖物质条件的艺术不同，宗教对处于任何物质条件下的人们都有着同样的吸引力和同样的作用。

艺术，是人类伟大的发明。它是一种语言，是一种唯一超越了民族、地域、时间而使全人类相通的语言。甚至，也是唯一可能超越人类本身而与天地同和、与宇宙相交的语言。从两千年前中国哲人提出“大乐与天地同和”的伟大哲学命题，到飞往太空执行外星生命探索使命的宇宙飞船中装载的录有莫扎特及古琴曲《流水》等音乐的金唱片，以及无数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至今在口中喃喃唱祷的传自远古的神秘咒语，不都反映了人类在探索自身与宇宙的不懈的努力中，始终本能地把音乐作为最直接、最重要的媒介和手段吗？

宗教，也是人类伟大的发明。而且，它仅在人类社会存在，是人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区别之一。随着科学的发展，动物学家不断地发现人类以外的动物世界有语言、有情爱、有分工合作、有社会关系、有使用简单工具的能力（这些都曾是过去一些人划定的人与其他动物的界线）。与人类比较起来，它们当然显得很粗糙。不过它们毕竟有。但是，动物没有宗教。一丝一毫也没有。动物没有对“灵性生活”“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不被“我来自何处，将去向何方”的问题困扰，没有渴望“终极真理”的冲动与热情，不探寻生命的意义与死的本质，没有己身必死的意识。宗教是一种文化。在这个星球上，只有人类才有文化，只有人类才能创造文明。

我们必须承认，宗教及宗教现象是一个极复杂的社会现象。也许，在人类社会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别的问题像宗教问题这样使人类分为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了。一类人坚信，一类人坚斥。信者以为真理，斥者以为欺骗。这两类人互不理解的程度，有时甚至超过了人与动物之间的隔膜。只有极少数的杰出人士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超越了“宗教”与“世俗”的对立。我相当欣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以下的这段对话：

汤因比：我很赞同您的见解。唯物论和唯心论都是片面地对存在做了不能令人满意的解释。物质是不能用精神彻底理解的，精神也不可能用物质论来理解。只有把两者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才能既理解物质又理解精神。不过，在这种精神肉体的统一体的两个侧面，不能还原为智力能够理解的单一个体，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这两者是不可分的。

池田：我也是这样想。为了说明精神与肉体的这种状态，佛法中描述了“色心不二”这个生命观。这里所说的“色”，是指用物理、化学为主的科学方法掌握的、属于生命的物质一面的肉体。所谓“心”，是指用物理、化学方法无法掌握的、生命的种种作用。这其中当然包括唯心论者一直在思索和考察的理性、悟性这种精神活动和欲望等。……如上所述，从整个生命的角度来考察生命自身的状态，这是佛法“色心不二”的原理。若从这种生命观来分析，可以说唯物论是以科学的方法探究“色法”的世界；唯心论是在探究“心法”的世界。⑤

的确，唯物论与唯心论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也都为人类的文明史作出了贡献。人类自古以来的两个方向的探索培育了人类的这两种认识论。因此，你不能用唯物论去认识“心”，也不能用唯心论去解释物。在科学面前，未知世界永远比已知世界要大，因为科学知道得越多，也便同时发现更多的新问题。而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恰恰便是宗教的世界。

三种不同的认识方式

科学、宗教、艺术，是三种平行存在的人类认识世界、掌握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这三者不仅出自同一源头，而且就像人的视觉、听觉、触觉一样各司其职、并行不悖，没有高下之分、尊卑之别，既不互相排斥，也不能互相替代。人们常说“真善美”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宗教追求的是“善”、科学追求的是“真”、艺术追求的是“美”。其实，这三者本来共是人类的三个触角，实在没有理由互相排斥和诋毁。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宗教教义都同具真与美，一切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包含着善与真，而一切伟大的科学发现也都和善与美相关联、相包容。当天文学家惊叹于宏观世界的秩序和宇宙星辰的壮美时，现代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们却正在为放大了几百倍的分子和细胞的彩色照片所倾倒。人们有一段时间常常谈论“异化”的问题，岂不知，人类真正的“异化”，便是从把“真善美”分裂，把宗教、科学、艺术分裂开始的。

在人类历史上，宗教与艺术不但都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前进，而且对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果说是基督教的文明奠定了现代社会的形式包括现代科技的进步的话，那么，其他宗教则在人类的历史上创造过多种文明和多种社会形式。鲁迅在谈及“中华民族的脊梁”时，也不忘提出“舍身求法的和尚”。

的确，纵观整部人类史，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别的力量曾促使人类做出像宗教行为这么可歌可泣、这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的了。在宗教感情的驱动下，人们不但可以从素食、独身这些在一般人看来很难做到的“苦行”及再也不能更简单的生活中得到悟性和乐趣，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舍生忘死，直至做出令一般人不可思议的壮举。玄奘的西游与鉴真的东渡，无论在其志向的高远上、在其困难的程度上，还是在其对人类的巨大影响上，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长征。

在佛教、道教的影响下，中国的艺术家在追求生命永恒的过程中，曾创造了永恒的艺术。换句话说，正是由于人们相信“灵魂不灭”，正是由于厌倦今生和向往来世，人们才会在艺术领域根本摈弃急功近利的行为，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毅力去创造如敦煌、云冈、龙门那些在今生不可能看到结果的伟大作品。以敦煌、云冈、龙门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国的骄傲，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珍贵文化遗产。石窟寺，原是佛教徒修行的场所，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开凿在崖壁上的寺院。佛教徒在石窟寺中修行、膜拜、讲经、作法、生活，为了崇拜、观想和法事的需要，佛教徒们在石窟寺中用塑（雕）像、立塔、壁画等形式重现佛陀的法身，图释佛陀的形迹和教诲，表现佛教徒对佛陀的景仰和崇拜之情。为了最终摆脱生死轮回，求得彻底的解脱，一代又一代的佛教徒们，怀着虔诚的宗教信念，炽热的宗教情感，以超人的毅力，完全抛弃了一切世俗的名利思想和急功近利的行为，一凿一斧的在崖畔石壁上雕塑着佛的慈容和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像。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些信仰之力与艺术天才的双重创造时，我们依然被其中所蕴含、体现的博大胸襟、慈悲情怀和庄严、宁静、超然、平和的思想之光所笼罩、所折服。这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艺术魅力，的确来源于宗教的力量，来源于对来世的企盼和信念。

多年前，我曾与几位朋友小聚。席间，一位知名的中年作家在酒酣耳热之时对在座的几位女士说：“假如现在来了一只老虎，你们可以跑、可以叫、可以哭，但我们不行，我们男人只能去打虎。”众女士点头称是，纷纷为打虎的英雄干杯。这时候，我说：“打虎固然英雄，但还不难，真正难的是舍身饲虎。”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佛本生中“太子舍身饲虎”的故事。太子因担心母死无奶的小虎们被饿死，纵身跳下悬崖，心甘情愿地用自己的肉身去饲养其他生命，这是多么大的慈悲啊！太子舍身，除了“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即对一切生命、一切有情的悲心之外，没有任何功利，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而且，他的悲心，超越了人类而遍及众生，这是何等伟大的情怀啊！打虎需要勇气和力气，但舍身饲虎却需要更多更多的东西。故事讲完，满座唏嘘，连那位作家，也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和震撼。

艺术的作用也表现在人的精神领域并与宗教的力量类似。我在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

看过英国影片《冰海沉船》的观众大概都记得这样一个镜头：当冰冷的海水即将吞没巨大的‘泰坦尼克’号的时候，在风浪的喧嚣与人们绝望的哭号声中，几个忠诚的乐手站在倾斜的甲板上，沉着、庄重而又一丝不苟地继续着演奏。他们忘却了死神的临近，放弃了求生的努力，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那虔敬高尚的音乐，是“泰坦尼克”号的祷歌，是众多生灵的安魂曲，也是使他们得以在死亡面前保持尊严与勇气的精神支柱。

乐手们的坚毅和导演的匠心固然值得钦佩，而音乐在此时此刻所起的作用，也值得人们深思。

注释：

①《论语·泰伯》。

②铃木大拙《禅和日本文化》，《铃木大拙全集》，岩波书店，1970年。

③转引自曾田力著《音乐——生命的沉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④丰子恺《我与弘一法师》，中国佛教协会编《弘一法师》，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252页。

⑤《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