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玮

《好与善》所展示的好与善的距离

殷玮

《好与善》是英国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的代表作品之一。作者通过错综复杂的情节和主人公道德成长的经历，揭示了“好”与“善”的差别。“好”是世俗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它其实来源于以占有性、自我满足为特征的唯我主义，是爱洛斯的低等层次，与真正的“善”相去甚远。“善”是爱洛斯的高等层次，是克服了人性根深蒂固的自我主义之后的无我境界。

好 善 爱洛斯 唯我主义 无我

英国哲学家与小说家艾丽丝·默多克在其毕生的作品中一直在探索“善”的真谛，小说《好与善》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部。透过主人公的道德成长过程和错综复杂的情节，该作品向读者展现了“善”的丰富含义，尤其是“好”与“善”之间的距离。

小说情节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围绕着调查伦敦白厅的一起自杀事件展开，另一个是发生在多塞特的一幢海滨别墅里一群人之间的故事。把这两种场景关联起来的是奥克塔维安·格雷，他既是白厅的行政长官，又是海滨别墅的主人。小说的主人公是约翰·杜肯，他是奥克塔维安·格雷的下属，作为法律顾问，他负责调查办公室的自杀事件。同时他也是别墅里那群人的好友，经常在周末造访那里。别墅的主人格雷夫妇收容了一帮曾遭受过不同生活打击的亲朋好友：男主人的哥哥西奥多·格雷，女主人凯特·格雷的朋友——玛丽·克罗希尔和她的儿子皮尔斯，葆拉·比朗尼和她的双胞胎儿女，还有一位研究古罗马诗歌的学者威利·科斯特。西奥多是一名工程师，在印度工作过，现在长期失业；玛丽丧偶多年，儿子15岁；葆拉离异两年，一双子女9岁；威利是德国难民，曾在纳粹的达豪集中营里待过。此外，其他人物还有约翰·杜肯的前女友杰西卡，葆拉的前夫理查德，以及白厅办公室的信使迈克格拉斯及其妻子等。几番曲折之后，案件逐步水落石出，人物之间的爱恨纠葛也尘埃落定，几乎每个人都各自找到自己的情感或心灵的归宿。

一.爱的两面性

默多克小说的标题常常代表了小说的主题，这一部也不例外。正如标题所示，作者试图通过这部作品探索和指明好与善的差别。依据一些评论家的说法，“好”和“善”分别代表了爱洛斯（Eros）的低等层次和高等层次[1]81。

在古希腊神话中，爱洛斯是一个爱神，代表着大自然的原始力量之一，后来在古罗马神话中，爱洛斯被称为丘比特。默多克曾专门撰写过一部戏剧《艺术与爱洛斯：关于艺术的对话》，展现柏拉图哲学中爱洛斯的内涵。按照柏拉图的理念，爱洛斯是生命的动力源泉，是性、爱、欲望——包含权力欲、占有欲、性欲，还有对美、知识、上帝的向往，如果没有这股动力，就没有艺术、科学，也没有人，少了它，人只是行尸走肉。但有了它，人有可能成为恶魔，也有可能成为苏格拉底——即圣人[2]487-488。柏拉图认为人心、人的灵魂是一大片以黑暗为主的区域，其中有不同的部分、不同的层次。黑暗的部分是性欲、权力、欲望、灵感、以及促使人向善或向恶的能量。他认为，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活在黑暗里，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唯一的动力来源于自我主义和梦想。这是低层次的爱洛斯，而高层次的爱洛斯是智慧、善良、美德与自由，它是变得完美、明智和美好的爱。

换句话说，爱具有两面性，一面是占有性的、自我主义的，另一面是超越性的、无我的，使心灵超升，引领人走向美、善与智慧。在《作为道德指引的形而上学》一书中，默多克做过这样的描述：“爱情关系可能导致极端的自私与占有欲，这表现为企图控制其他地方以达到不再与之分离的目的；或者它能加速无我的过程，恋爱者学会了看、珍惜和尊重非我的事物。”[3]17

在《好与善》这部小说中，有一幅画非常有象征意义。那是十六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画家布隆奇诺的作品《维纳斯、丘比特、愚蠢和时间》，这幅画在某种程度上隐喻了小说的情节和主题。这幅画将情欲、快乐、愚蠢、嫉妒、时间等都具象化，其寓意似乎是说爱在带来愉悦的同时，又常常带来危险和折磨。

小说中关于爱欲带来痛苦、危险、嫉妒和折磨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开头自杀的纳迪奇，是因为发现妻子与理查德有婚外情，在极度的嫉妒和恼怒之下，失手将妻子推下窗户摔死，最终因妻之死万念俱灰，在悔恨之余饮弹自尽。而理查德自己沾花惹草、风流成性，却不能忍受妻子的外遇，出于嫉妒和暴怒，他对妻子的情人大打出手，使对方致残。还有杰西卡，她是杜肯的情人，杜肯早就提出分手，但杰西卡深陷爱河不能自拔，内心充满强烈的嫉妒、怨恨和占有欲。她一直怀疑杜肯另有新欢，有一次她趁杜肯不在时借故闯入他的公寓，企图发现其他女人的蛛丝马迹，碰巧与暂住这里的威利相遇。当威利觉察到她的来意，便劝说她放下嫉妒、终止这段虐恋，他说：“嫉妒是一件可怕的事儿，杰西卡。那些真正邪恶的冲动对于我们来说再自然不过了，它深入骨髓，毒害人的灵魂。我们必须用各种诚实可信的手段和宽宏又缜密的想法来竭力抵制它…”[4]198就像默多克在她的一部哲学著作里说的那样，“性是伟大的神秘者，是了不起的黑色力量，让我们做各种各样通常不理解、也不想做的事情……所有这些精灵都与人的生活中摆脱不了的一面有关，在某种程度上人必须克服这一面。”[5]98这一面即是指爱洛斯的低等层次。

小说中也有享受爱的欢愉而少有烦恼的人物，例如格雷夫妇可说是代表了世俗社会中追求快乐和自我满足的“好”人的典型。他们享有社会上有保障的阶层的优越感，自信满足，无忧无虑，在公众视野里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慷慨好客，拥有一种“金光灿烂、富有活力的唯我主义和深厚的自我满足感”[4]22。凯特和杜肯调情，并毫不隐瞒地把这种暧昧说给丈夫听，两人以此为乐。凯特认为自己非常幸运，能够爱而不搞得一团糟，享受美妙无比的感觉而不伤害任何人。她觉得做一个好人说到底就是脾气秉性的问题，需要有快乐的天性和能力。丈夫奥克塔维安同样享受着自由的快乐，偶尔和秘书待在办公室里，很晚才回家，但他没有对妻子坦白这些，也不觉得这是欺骗的行为，因为每一次他都决定这是最后一次，要把整个的事情彻底地忘记，所以就很轻松地原谅了自己。格雷夫妇虽然拥有一定的善良和慷慨，接纳生活不如意的亲朋好友，给他们带来安稳和快乐，但他们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使他们看不到更高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要求[6]220，他们并没有对他人表现出足够的关注，他们的慈善行为本质上还是为了获得优越的自我满足感。格雷夫妇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比较常见，他们看似好人，骨子里实则是自私的享乐主义者，而且因为他们的自我感觉良好，他们很难在道德境界上有所提升。

“尽管小说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善人，但约翰·杜肯和西奥多·格雷这两个人物暗示了善的内涵。”[7]58杜肯在调查纳迪奇自杀案件的过程中，逐步揭开了一连串的隐情，诸如性丑闻、黑弥撒、敲诈、欺骗等。杜肯最终意识到，那些诸如妖术一类的阴暗的秘密行为虽然看起来很骇人，其实都微不足道，真正的恶、最大的恶，存在于人的内心，那些导致战争、奴役与非人道的残暴行为，都来自普通人自以为是、冷漠无情的自私。出于对自我道德局限的认知与觉悟，他最终放弃成为别人的道德审判官。

在小说中明确揭示好与善的差别的是西奥多。他有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那是他在印度任工程师的时候，他在一个寺庙皈依了佛教，原本打算在那里度过余生，谁知几年之后却逃离了寺庙。他所逃离的实际是自己的内心，因他开始瞥见了好与善之间的巨大差异，对这一差距的洞察使他的灵魂感到震颤。“他远远地看到了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惊惧的东西，那就是爱的另一面，即空无的那一面。过去的他，哪怕是最好的他，也都是和占有性的、自我满足的世俗之爱相关联。而要达到那份空无意味着整个自我的消亡。”[4]359-360虽然西奥多曾在瞬间觉悟到好与善的分别，但“善”对于他来说却是高不可攀，他当时不仅没能迈出打破自我的一步，而且还犯了戒，拥抱了一位新进弟子——一个有着金色皮肤、柔软如美洲豹的美丽男孩。他看到了灵魂向上的途径，却不能战胜自我，仍旧滑入了人性向下的深渊。

由上可知，在默多克所描绘的世俗人生的图景中，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受到情欲的支配，停留在爱洛斯的低等层次，一般人所认为的“好”，究其本质是占有性的、以自我满足为目的、有局限性的自我主义，若要想真正获得美德与智慧、了解世界、看清现实，就必须克服一己私欲、努力从爱洛斯的低等层次走向高等层次，使爱成为一种解放的力量，从而走向真正的“善”。

二.放下过去，走向无我

如何从“好”走向“善”？这必然涉及从过去的自我走向全新的自我的过程，因此必然涉及如何对待过去的道德问题。

小说中大多数人物都饱受回忆的折磨，沉陷在痛苦与悔恨中。玛丽无法忘却丈夫在她眼前被车撞倒身亡的景象，因为那是在两人争吵、丈夫夺门而出之后发生的意外事件，所以玛丽一直痛苦内疚，认为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当初对爱人表现出更多的关爱与包容，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另一位女性葆拉，理查德的前妻，也难以走出过去的阴影，因为丈夫屡次三番的不忠实行为，她在气愤与失望之余出轨过一次，情人叫埃里克，结果理查德发现之后，在极度的嫉妒和愤怒之下，把沉重的台球桌掀翻，砸伤了埃里克的脚，导致他截肢致残，夫妻二人也以离婚收场。自此之后，葆拉痛苦不堪，一直徘徊在悔恨与恐惧之中，对旧情人既内疚又厌恶，对前夫则是既埋怨又割舍不下。而对于曾经在纳粹的达豪集中营饱受摧残的威利，大家都同情他的遭遇，却不知他的忧伤消沉，并不仅是因为身为难民的惨痛经历，而更多地是因为自己的举报行为使其他两名难民致死，由此带来的良心上的沉重负担。另外，杜肯则是陷入与杰西卡、凯特剪不断理还乱的混乱关系，他和杰西卡藕断丝连，同时又和凯特暧昧不清，而两位女性彼此并不知晓对方的存在。这个秘密被迈克格拉斯抓住把柄，借机对杜肯进行敲诈。这样的尴尬处境使杜肯认识到自己道德上的缺陷，为自己的欺瞒和自私而愧疚不安。还有西奥多，上文提到他在寺庙对一位美貌少年动了情欲，结果后来男孩自杀身亡，尽管大家都说那是意外，西奥多还是逃不开内心对自我的谴责。他对自身以及他人的痛苦的根源洞若观火，可他却难以跨越自我。

虽然各个人物似乎都有难于启齿的秘密与伤痛，但总体而言，《好与善》仍可说是一部轻喜剧小说，最后以和谐圆满的结局收场，沉湎于旧日痛苦中的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思和改变，分别找到各自的归宿——玛丽与杜肯结为连理，葆拉与理查德冰释前嫌，威利与杰西卡擦出火花……在此过程中，他们也表现出了对彼此的关注、理解与爱，尽管最终他们距离真正的“善”还比较遥远。

关于如何走出过去的困境，获得道德上的进步，小说通过不同人物的表白以及心理活动呈现出以下的解决方案：反省自我，耐心把缺点改好，保持温和、原谅彼此，原谅过去；不要盯着恶，而要凝视善。只有这种凝视才能打碎过去的专横，打碎附着在个性上的恶，最后打碎个性本身[4]356。一言以蔽之，关键是要去除自我中心主义。

主人公杜肯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在朋友圈中，他算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人。他一直渴求“善”的境界，却渐渐发现自己道德上存在不少缺陷，并认识到人性的自私才是根深蒂固的、最大的恶。他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水中的洞穴去营救皮尔斯的那一段，是小说中的重要情节，生死攸关之际，他获得一种顿悟：

过去的这一切是多么庸俗和渺小。他看到自己就像一只小老鼠，为了蝇头小利和贪图安逸而忙忙碌碌、蝇营狗苟。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舒服地活着，享受轻松庸俗的快乐，并赢得别人的赞许。……他想，如果我能从这里出去，我再也不会去做任何人的审判官。没有什么是值得去做的，除了杀死小老鼠，不去评判，不高人一等，不行使权力，不再为自我满足而追逐、追逐、追逐。爱、和解、原谅，只有这些才是重要的[4]315。

这一段在洞穴里发生的故事，可说是对作者一贯推崇的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的生动诠释。在这里，杜肯不仅经历了现实的暗夜，而且“经历了灵魂的黑夜，并最终走入光明之中，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全新的自我。”[8]6经过此事之后，他不仅适时了断了自己情感上的混乱关系，还帮助朋友打开心结、促成和解，最终他与志同道合的玛丽走到了一起。

无独有偶，西奥多在小说结尾回忆当初为何逃离寺庙的往事时，也把自己说成是一只老鼠：“我陷入自我的废墟中。我住在自己的皮囊内，就像一只老鼠藏在废墟中。我体格硕大、四仰八叉、腐败堕落、精神空虚。老鼠在活动，废墟在腐朽。如此而已。”[4]359

“老鼠”在这里可说是对唯我主义的隐喻。《好与善》这部小说写于20世纪60年代，默多克对于当时西方哲学与文学领域盛行的强调自我意志的唯我论颇为不满，她提出“去自我”（unselfing）的理念，提倡“意识通过注视自我幻想之外的世界和他人的现实而摆脱利己主义”[9]191。在摒除自我的思想上，默多克倾向于认同佛教的价值观。默多克认为佛教对自我的虚构性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并且在探索和控制自身内在的精神能量方面，提供了技巧和方法。小说中的西奥多被设定成佛教寺庙的修行弟子，应是别有深意的。

小说中西奥多和威利有这样一段对话：

“你和我总是在谈论形而上学。但所有的形而上学都是邪恶的，邪恶的。”

“没有好的形而上学吗？”

“没有。好的形而上学是无法言说的。”

……

“万事皆空。万事皆空，威利，人在一个徒劳无益的影子里行走。你我是这里唯一明白这事儿的人…我们的心太堕落了，不知道真理，拥有的只是错觉。”

“没有出路吗？”

“在这一边有千万条出路，让人回到日常生活的幻想中去。比如喝茶时吃的松饼，比如普洛佩提乌斯，都是出路。但这些都不过是避风港而已。我们应该能够从另一边…通…过。”[4]128-129

西奥多提到的无法言说的真理，既可理解为佛教所说的超言绝虑、远离颠倒梦想的空的境界，也可以理解为默多克所说的具有超验的真实性、不可描述性、无目的性的“善”。对话中所说的“这一边”，是世俗生活，人们通过物质追求、艺术享受等去实现自我满足，“另一边”是彼岸世界，是爱洛斯的高等层次。对人类而言，“善”永远是不可企及的、神秘的彼岸。“善的神秘性缘于人的脆弱和距离的无穷远。”[4]96作为局限性的存在，人无法完全了解与达到尽善尽美的彼岸世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就像小说中的西奥多，在瞥见那伟大的空无时，他因畏惧自我的崩塌而退缩了。最终在接到寺庙的信件，得知老和尚已经圆寂的消息时，他猛然醒悟，明白自己必须抛弃最后一丝幻想，不能依赖更高的灵魂从外部来治愈和救赎自己，必须自己主动去寻找善的真实，于是他决定重回印度的那座佛寺。“也许自我的大山永远不会变小，但他可以见证别人的开悟，也许他至少可以重新找回孩童般未受污染的纯真。尽管他可能永远不会离爱那伟大的空无更近一步，但是他将知道它真实存在，他将在简单的生活中更纯净地感受到它那富有磁性的力量从远处传来的声音。”[4]361虽然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善人很艰难，无异于愚公移山，但知道什么真正的是“善”，并努力靠近它，已然是一种进步。

三.结语

通过《好与善》这样一部充满寓意的轻喜剧小说，默多克向人们揭示了好与善的差别，“好”是世俗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它其实来源于以占有性、自我满足为宗旨的自我主义，与真正的“善”相去甚远，只有当人克服和转化了人性中那些根深蒂固的利己主义的欲望，将世界的中心从自我转向其他地方，才能走出自我臆想的黑暗世界，看到现实的光明，向“善”的彼岸世界迈进。

[1]Peter J.Conradi,The Saint and the Artist:A Study of the Fiction of Iris Murdoch[M],London:HarperCollins Publishers,2001.

[2]Iris Murdoch,ed.Peter Conradi, Existentialists and Mystics:Writings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M],New York: Penguin Books,1999.

[3]Iris Murdoch,Metaphysics as a Guide to Morals[M],London:Penguin Books,1993.

[4]Iris Murdoch,The Nice and the Good[M],Middlesex:Penguin Books Ltd, 1986.

[5]Iris Murdoch,The Sovereignty of Good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lassics,2009.

[6]何伟文，《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

[7]Cheryl K.Bove,Understanding Iris Murdoch[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1993..

[8]Hilda D.Spear,Iris Murdoch[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9]Maria Antonaccio,Picturing the Human:The Moral Thought of Iris Murdoch [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作者介绍：殷玮，哲学博士，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中国哲学）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面上项目“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项目编号:SK2014027)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