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鲁

散文创作散谈

■徐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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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散文是一种“最家常”、最能表现世道人心和人间情怀的文体，阅读散文，常常会被一种朴素和温暖的人间情怀所感染。然而我们这一代人最早所接受的散文观念，主要是所谓“抒情散文”，所以有好多年，我总以为只有“抒情散文”才是正宗的散文，心中独推“抒情散文”来坐散文殿堂的第一把交椅。现在看来，这个观念实在是太狭隘了。散文的天地原本比任何一种文体都要广阔、自由和高远，是我们自己渐渐把散文引进了一个狭窄的抒情的胡同。好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真诚、自然是第一要素，清朗朴素，浑然天成，不可雕琢、做作和勉强。一旦雕琢就不自然了。不自然，即矫揉造作，是散文最大的不幸、最致命的毛病。无论是人、记事，还是议论、抒情、描摹风景，都应该是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来，像小溪流淌在山谷间一样，从容不迫，毫不做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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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从来就是语言的艺术。好的散文语言就像熠熠闪光的钻石。且以法国作家儒勒·列那尔为例。他是一位善于写作短小而精致的散文的作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作家，因此我不能成为一个伟大作家。”他极其讲究语言的锤炼、简洁和明快。他不仅不主张作家都去写那么长的作品，而且也极力反对在作品中使用拖泥带水的长句子。他说：“绝对不要写长句子。碰上长句子，人们与其说是在读，还不如说是在猜。”他也讨厌毫无节制地运用形容词。“我希望不再看到超过十个字以上的描写。”他宣称：“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语、动词和谓语。”

列那尔的散文代表作有《胡萝卜须》、《自然记事》等，都是一些几百字甚至几十字的短小、精致之作，有的篇什短到只有一个词、一句话，就像光芒四射的碎钻一样。如他的《蟑螂》，只有一行字：“漆黑的，扁扁的，像个锁洞。”他的《蛇》，只有一个单词：“太长了。”他写《萤火虫》，也只用了三个短语：“有什么事呢？晚上九点钟了，屋里还点着灯。”他写《跳蚤》，也是一行字：“一粒带弹簧的烟草种子。”他一生留下的作品从数量上讲显然不能算多，但大都精致之极，纯美至极，如纯金的颗粒，似闪亮的宝石。

“我只喜欢写些富有艺术性的小东西。”他说，在写作中，如果你已经感到某一页写得不太好了，就应该马上停下来，即使是白费了一天的工夫，一个字也没留下，也总比写得坏强。他去大雕塑家罗丹家里看过罗丹的工作，回来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应该像罗丹那样去写作。”以笔为刀，去细心地刻凿文字，剔除不必要的冗长的描述，挑拣出最有力的字词，像钉子一样钉到每一段落里去。“一个用得好的词比一整本写得很坏的书强。”他说，简练、精妙的作品应该像这样一个女子：当她脸上的脂粉都迸落下来，露出了天然的颜色，这样，她才显得美丽、可爱。他认为，文学的未来是“属于文笔简练、惜墨如金的作家”的。他给自己规定的写作准则是：“每天只写一行”。

徐鲁，著名诗人、作家、出版人，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海豚传媒副总经理。系中国作家评选委员会副主席。已先后出版诗集、散文集60余部，另有长篇小说《为了天长地久》以及《沉默的沙漏·徐鲁自选集》、《徐鲁青春文学精选》（6卷）、《金蔷薇·徐鲁美文系列》（6卷）等选集。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四届）、台湾地区“好书大家读”年度好书奖、湖北省文艺明星奖、湖北省青年文艺奖、湖北省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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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俄罗斯作家的书，我想到最近几年里，自己一直在思考的一个与散文有关的问题。我发现，一代代俄罗斯诗人、作家、思想家、政论家、传记作家，用各种风格的文笔，已经试验了散文写作的各种可能。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不仅用优美的散文写出了《金蔷薇》、《面向秋野》这样的文学评论集，还用同样优美的散文文笔，完成了六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白银时代的思想家、作家洛扎诺夫，写过一册《落叶集》，书中文字全部由一些零散的随想录和短小的札记片断构成，有的片段甚至只有一行文字，例如：“人们像花儿一样枯萎，凋零。”“欧洲文明将毁于恻隐之心。”等等。《落叶集》分为两部，洛扎诺夫把它们分别命名为第一筐、第二筐，也不从把它们视为散文集，而是当作一部“札记体”长篇小说创作的。还有出生于1918年、早已著作等身的俄罗斯老作家达·亚·格拉宁，写过一部传记体小说《奇特的一生》。但格拉宁也不认为他写的是“小说”，他说他写的是“文献散文”。他说：“文献散文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创作使我厌烦了。您知道，创作归根到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情节归根到底全是想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学中大家通用的方法，近来却使我烦躁，我开始寻找另外的方法来描写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格拉宁先生认为，文献散文必须首先是散文，是文学，这一点很重要。文献散文的情节，也不是虚构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是从材料内部去寻找和发现的，去“看见”的。还有，主人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临摹。

所谓“大散文”，也必定出自大情怀、大境界、大手笔。如果一部散文作品所呈现出来的作家的情怀并不崇高、并不温暖，其思想成分和精神高度也极其稀薄和低矮，甚至根本谈不上对思想深度、精神风骨的追求，那么，这本书即使再怎么畅销，这个作家再怎么热闹和走红，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散文文学的成功，而仅仅是作家世俗生活的成功。这种成功，最终代表不了散文和文学的高度与博大。

中国是一个散文大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水平不高，那么就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是兴旺的，水平是高的。无论是写小说的，写诗歌的，写评论的，都应该首先把散文写好。如果你连一篇散文都写不好，就很难说会写好别的体裁。司马迁的《史记》原典，是中华文史之美质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鲁迅先生说《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千秋美誉。余秋雨评价司马迁是“中国首席历史学家”，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第一巨匠”，无疑也是超越时空的知音之言。历史小说家、文化学者熊召政与北京人艺合作，潜心创作了大型话剧剧本《司马迁》，向这位“中国首席历史学家”致敬，并为陕西韩城司马迁祠写过一副联语：“春秋笔纵虎，风雨夜屠龙”，也是对司马迁秉笔直书的史学胆识、文化情怀和崇高的历史担当精神最形象的评价与赞美。《史记》不仅是一部为后世呈现了中华历史之美、文学之美的文史经典，也是一部关于中华传统精神、中华道德风骨的长篇史诗，蕴含着中华文化中独特的“诗与真”。《史记》里所展现的道义和正气、史识与情怀，是中华民族的一种可贵的风骨与品格。这种大气磅礴、气宇轩昂、秉笔直书的文史风骨，是今世的散文作者们应该潜心去认识、认同、领会和拥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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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诗人罗伯特·勃莱写过一篇《散文诗能带给我们什么》，他所描述的散文诗的文体之美，在我看来也就是散文之美。例如，散文的语言比分行诗具有更自然的节奏和语序；在散文里，我们常常会感到作家似乎不是在和所有人说话，而是轻声地和某个“个体”在说话；散文能够把某些被半埋没的感情和思想唤醒并表达出来；散文还能够“汲取细节”，在分行诗歌里丢失的东西，尤其是微妙的细节，在散文里可以找到；散文还能够让我们最初的观察和感受，甚至让那些也许只会发生一次的事物和瞬间，鲜活地、生动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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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之美，有时也来自于散文作家对他所写的事物的观察和描述的独特与精准，来自他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的文化融通能力和广博的知识谱系。巴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生的故事》里谈到散文大师普里什文时，说过这样的话：有一次，普里什文对他说，他所发表过的一切作品，和他每天所做的观察笔记相比，是完全微不足道的。他一生都在记笔记，他主要是想为后代保存这些笔记。普里什文去世后，这些笔记中有一部分已经发表了，题名为《大地的眼睛》。就其内容来看，这是一部惊人的巨著，充满富有诗意的思想和出乎意外简短的观察结果。例如，普里什文写过一篇只有一个句子的小散文《花溪》：“在那些春水奔腾过的地方，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巴乌斯托夫斯基赞叹说：“普里什文在这些笔记中用两三行文字表达出来的这些观察结果，如果加以发挥，就足够另一个作家写出整整一本书来。”

正是因为有了长期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普里什文的散文作品在优美的文学性之外，还具有丰富和准确的有关地理学、方志学、动植物学、民俗学、气象学、农艺学、物候学等等方面的文化性与知识性。

再以沈从文为例。沈从文以小说名世，但是他的小说都带着淡淡的散文风格，或者说，他的小说也可当优美的散文来阅读。他的全部作品就是他为自己的乡土和人民所写下的史传，是江山风雨传，也是苦难心灵史。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牲一畜和雨丝风片，都在他的心底里记忆得和保留得清清楚楚。他曾在一封家书里写到过，“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有位文学编剧把他的小说《边城》改编成了电影剧本，沈先生对这个文学剧本的许多细节有过十分仔细的修改和批注，从中可看出他的观察与描述是多么的讲究和精确。剧本里有一句描写：“虎耳草在晨风里摆着。”对这一句，他这么注解道：“不宜这么说。虎耳草紧贴石隙间和苔藓一道生长，不管什么大风也不会动的。”剧本里还写到，端午节那天下着毛毛雨。他批改说，“端午节不会下毛毛雨，落毛毛雨一般是在三月里”。像这样的细节，无论是对散文作家的写作，还是散文读者的阅读，都是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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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我最早对“散文”自觉的喜欢，美丽的散文最早所给予我的文学上的熏陶，是从高中阶段开始的。我高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现在回想起来，他给我们讲语文课，对一些文学性很强的散文，讲得是那么生动，至今使我难忘。例如他讲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时，关于“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只见一个一个的场景，闪来闪去，风驰电掣，惊天动地。一台一台的戏剧，排演出来，喜怒哀乐，淋漓尽致；悲欢离合，动人心肺。一个一个的人物，登上场了。有的折戟沉沙，死有余辜；四大家族，红楼一梦；有的昙花一现，萎谢得好快啊。乃有青松翠柏，虽死犹生，重于泰山，浩气长存！有的是国杰豪英，人杰地灵；干将莫邪，千锤百炼；拂钟无声，削铁如泥。一页一页的历史写出来了，大是大非，终于有了无私的公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化妆不经久要剥落；被诬的终究要昭雪。种籽播下去，就有收获的一天。播什么，收什么。”还有描写数学家陈景润那“天书”一般的数学手稿那一段：“……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对于这样一些段落，老师讲得很细，一边讲一边发出赞叹：这才叫文章啊！工整有力的对仗，淋漓尽致的排比，铿锵有力的音节，何等精彩的文笔！若有神助，若有神助啊！现在回想起来，他那陶醉的欣赏者的神态和语气，都历历如在眼前。

除了《哥德巴赫猜想》，我记得印象很深的还有《包身工》、《长江三日》、《古战场春晓》等现代散文名篇，也是语文老师给我们重点讲过的课文。讲《包身工》时，他有意或无意地让我们记住了这样的一些句子：“黑夜，静寂得像死一般的黑夜！但是，黎明的到来，毕竟是无法抗拒的。梭罗警告美国人当心枕木下的尸首，我也想警告某一些人，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多有力的语言啊！讲《长江三日》时，我首先记住的也是作家刘白羽引用过的那些充满诗意的散文语言，如“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佛龙克，用得着我来跟它们告别？不，它们会跟着我走的，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都会跟我同在！”实在是，这样的语言本身是极其精彩的，语文老师又把它们的美赏析到了我们都能够与之产生共鸣的地步了。受着这样的语文课的熏陶，我应当承认，我以后能逐渐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和这位语文老师的影响不无联系的，正所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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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或有价值的写作，一定“有赖于作家身上的某种道德完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语）。如果说文学创作确实也存在“比赛”与“竞争”，那么，它最后的比赛与竞争，必定是作家的道德、境界、情怀和人格修养的竞争，而不仅仅是文学技巧和艺术水准上的竞争。散文不是空中的幻城，也不是与世隔绝的童话城堡，而是带着作家的体温、气息、血液、泪水和汗水的那种鲜活和坚实的生活的反映。散文作家必须对生活、对生命、对世道人心等等做出自己清晰和准确的价值判断，必须富有道义感、社会良知和悲悯情怀，而不能躲避这些严肃的课题，更不能去制造混乱、低级和庸俗的价值观。两千多年前，孟子就追问过：“诵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可乎？”我理解，孟子这是在强调作家作品与人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