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鸣 刘风光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言语行为理论视阈下的城市外交话语研究
——以《世界是平的》大连的介绍为例

李鹤鸣 刘风光

(大连外国语大学，辽宁大连)

城市作为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功能日益凸显，城市外交话语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对大连的介绍为语料，从城市外交话语的本质、特征入手，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具体介绍大连城市的公共外交话语分析中，探讨城市外交话语的功能和角色。通过对文本言语行为分类、解读发现，有效的城市外交话语不仅符合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而且其言后行为影响深远。本研究为城市外交话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

城市外交话语；言语行为理论

1 ．引言

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作为行为体更多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并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的作用。良好的国际城市形象有助于扩大对外交往、聚集资源和提升国际影响力。“国家与城市建立的立体外交体系逐步成型，地方政府进入国际外交体系逐渐改变着国际化欧美主义倾向，塑造着国际化的发展模式，使得国际化越来越带有地方化的印记，城市的国际话语开始显现”(曾璐 谢丽，2015: 79)。城市的国际话语，亦可称之为城市外交话语，在国际交流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对于城市外交话语的定义、特征以及具体应用学界语焉不详。本研究选取获全美图书奖的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对大连的介绍部分为语料探讨城市外交话语的内涵、外延以及主要特征，并从一个新的维度，即从言语行为理论视角，通过对文本的详细解读，考察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外交话语的有效实施，为我国城市外交话语的构建提供可借鉴的范式以及对策建议，旨在增强我国城市外交话语的感召力和公信力。

2. 城市外交话语

2.1 城市外交

“城市时代”已经到来。目前，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增长到2/3(Brenner & Schmid, 2014: 731-55)。城市在全球治理中成为有效的行为体。过去20年，城市网络的发展已表明城市是世界政治架构的参与者。城市的积极参与印证了一句话，“国家在说，城市在做”(Curtis, 2014)。城市网络发展迅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5年伦敦大学创建数据库，对170个城市网络进行分析，这些城市网络都是国家和国际事务的官方代表。在国家层面，以州为基础的组织如美国市长联盟占主导，代表了49%的城市网络，区域层面的如欧洲城市联盟和国际层面的如UCLG(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合组织)占比正在上升，分别为21%和29% (Acuto & Rayner, 2016: 1148-51)。

城市之间组成各种网络，旨在更好地整合资源，解决全球性问题。这对城市的外交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那么什么是城市外交？根据UCLG的工作报告，城市外交是地方政府及其联盟的工具，借以增强社会凝聚力，防止冲突，解决冲突以及实现冲突后重建，从而构建市民可以在和平、民主和繁荣的氛围下生活的稳定环境(Sizoo, 2007: 2)。

中国的城市已经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城市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员的往来空前紧密。然而，受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势力仍然在人为地对我国发生的事情毫无理由地持反对态度。为了使我国的城市作为独立行为体在国际舞台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本研究将侧重于城市外交中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是一种软实力的表达，其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优化行为体的国际舆论环境，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在国际舆论格局中占有垄断地位，全世界重要的国际新闻和舆论主调主要通过三大通讯社、四大电视网、三大报纸、三大新闻周刊和facebook、twitter等大媒体、社交网络输出(赵启正，2014: 15-35)。

2.2 外交话语

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话语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王志珂，1999: 195)。从福柯到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都是把话语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加以考察，以窥探语言含义、认同建构和权力行使之间的关联，揭示话语背后被遮蔽和忽略的内容(Fairclough, 1992: 64)。将这一分析方法应用于外交领域，则强调外交话语不仅是外交实践的工具也是外交中意识形态的载体。外交话语之所以能产生国际话语权，很大程度在于它所蕴涵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同，或者说正是意识形态对外交话语起到统摄性作用，使之形成内在价值一致和逻辑一致的外交话语体系，从而使外交话语产生国际话语权(陈以定，2012: 79)。话语“是联结我和别人的桥梁，如果它一头系在我这里，那么另一头就系在对话者那里。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共同的领地”(巴赫金，1998: 436)。而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看，“国际话语权”中的“话语”不等同于“声音”，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就社会发展事务和国家事务等发表意见的权利，就其内涵而言，这一话语权是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梁凯音，2009: 110)。

2.3 城市外交话语

城市外交话语指的是城市根据自身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多种话语平台为媒介向国际社会表达自己的立场、主张和观点。其本质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是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张忠军，2012: 56)。其特征体现在：1、扬弃阶级性与体现人民性。和谐意识形态是发展型意识形态演进的必然，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各种文明共存交融，在体现鲜明的价值取向和原则立场的基础上，突出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和价值追求的务实性，通过“以人为本”的话语元素，体现和谐型意识形态的人民性特点。2、包容多样性与富有批判性。和谐意识形态强调合作性的另一面就是承认冲突性。在一个世界多极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的环境中，城市对世界形势与国际关系的认识、对国家身份的认知与利益的追求必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新媒体全球化、网络化和社会化发展的今天，建设和谐型意识形态，城市需要尊重并积极借鉴国际上客观存在的多种思想观念及先进话语，同时又要防止西方国家的话语霸权。3、保持民族性与赋有国际性。和谐意识形态，不是为和谐而和谐，而是有理、有利、有节，以不损及核心国家利益为前提，以不动摇国家根本外交原则为准绳(袁鹏，2007)，努力“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李从军，2011)，提高城市的国际性和影响力(陈以定，2012: 83-84)。其形式包括：1、政府外交：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国际交往活动，这种交往活动以城市的高层领导推进城市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形式多由官方会见、主题演讲为主，传播的内容具有权威性，但形式相对严肃；2、“二轨外交”：是相对政府而言的又一种高层公共外交，内容包括共同关心的世界问题，以退休官员、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非政府组织人士为主，形式以论坛、研讨会为主，传播的内容体现人民关切、民计民生，讨论成果对政府决策有积极的参考价值；3、媒体外交：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媒体外交的渠道越来越多元化，纸媒、广播、电视、网络多种手段并用，具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形式生动活泼，影响力强的特点，但传播内容不容易为官方掌控，是一把“双刃剑”，要求城市有很强的话语构建能力(赵启正，2014: 10-11)。

笔者作为一位有16年地方外事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观察到，以市长为地方行政长官的会见、演讲活动由于受众有限，地方媒体的覆盖面有限，可以向国际社会传达的正面信息也有限。目前所参阅的各类文献多注重城市外交的理论探究或者城市外交网络的发展状况研究，对城市作为独立行为体，如何将媒体外交，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外交与政府外交有效结合，营造有利于我国的国际舆论环境缺乏研究。本论文将言语行为理论应用于具体介绍大连城市的公共外交话语阐析中，旨在探讨如何使媒体为我所用，构建的城市外交话语不仅符合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而且可以产生影响深远的言后行为。

3. 言语行为理论与大连城市外交话语

言语行为的基本概念由奥斯汀(Austi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并于1962年由其学生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集结出版，后经塞尔(Searle，1969，1975，1979)补充、修正和发展。言语行为是指说话即做事，言即行，语词即行动。一个言语行为可以抽象分为：说话行为(即言内行为)、施事行为(即言外行为)和取效行为(即言后行为)。所有话语均可表达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根据奥斯汀(Austin，1962)对言语行为的分类，塞尔基于言外之力、适从向、表达的心理状态以及命题内容四个维度，更加科学、系统地将言语行为划分为五类，即阐述类(或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言语行为(Searle, 1979)。

话语，无论口头还是书面，皆由不同类别的宏观或微观言语行为构成。城市外交话语具有鲜明的言语行为特征，因此从言语行为视角探讨城市外交话语可以对该类型语篇进行更加深入全面地阐析。

本研究的语料取自2005年4月《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一书(Friedman, 2005: 33-36)。该书曾获全美图书奖，迄今为止被翻译成30种语言，全球畅销数百万册以上。该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毕业于牛津大学，现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是唯一一个曾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记者。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出版之前，已经是美国公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世界是平的》奠定了他预测大师的地位，是他目前最畅销的著作，并且先后推出了1.0、2.0、3.0版，内容不断扩充(百度百科)。在这部全球畅销的书里，弗雷德曼用62个句子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大连，以大连在外包产业对日本的意义如同班加罗尔对美国的意义为例，既论证了“世界是平的”的观点，又为大连做了成功的产业推介。

3.1 阐述类言语行为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弗雷德曼关于大连的62句话语均采用了阐述类言语行为。阐述类言语行为表示说话人对某事做出一定程度的表态，对话语所表达的命题内容做出真假判断。其基本条件是说话人保证命题的真实性，适从向是说话人尽力使词语与世界相符。陈述、断言、总结等都是典型的阐述(刘风光 肇迎如，2017: 70)。弗雷德曼通篇使用了11次第一人称指示语“我”，以增加话语的可信度：“从印度回到美国后，我决定继续到东方去寻找例证。”“我想亲眼看看这个中国的班加罗尔——大连，所以我继续东行。”他以自己的所听、所见、所感，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向读者传递关于大连和日本在外包产业相互联动的发展关系。针对中日历史上的战争事件是否对大连与日本之间的商业往来造成影响，弗雷德曼以一位记者的视角，通过直接提问的方式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惊奇地问道‘外包到中国？日本不是曾侵略中国近50年，中国人不是仍然很恨日本人吗？’”“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来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华犯下的罪行向中国正式道歉，大连人民会愿意为日本人工作吗？”对于问题的答案，他则直接引用了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和大连市时任市长的回答，通过不加修改地援引受访者的回答，弗雷德曼增强了采访内容的可信性，以权威人士的观点向读者表明，历史留下的伤害无法被忘记，但是如今的中国更关注经济发展，愿意与世界合作，由于大连与日本的历史渊源，大连在开展对日外包业务中有文化、语言、地理的优势，因此这座城市对于日本的意义，如同印度的班加罗尔对于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一样重要。在阐述过程中，弗雷德曼适时地插入基于事实的个人评论，“70年前残暴的日本军队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毁坏了无数中国的房屋。70年后，中国人在为日本的家庭制作电子版的房屋设计图：也许这个平坦的世界还有希望……”弗雷德曼的评论话语提醒读者注意70年前后的中日关系变化，从而印证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使世界变平成为可能。“这里毫不逊色于‘硅谷’，”“很多中国的城市正在崛起，它们竭力争取的是知识密集型的商业机会，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制造业。”在弗雷德曼抵达大连后他对这座城市，以及由大连而引发的对中国城市的评论让读者感受到在世界的东方发生的变化，中国正在从西方印象中的制造业大国向高科技方向转变。

3.2 言语行为的成功条件

按照美国哲学家J. R.塞尔的观点，间接言语行为同时体现着两种言外行为，既体现说话人交际意图的主要言外行为和表达话语字面意思的次要言外行为(周薇 周民权，2014: 20-23)。塞尔将语言使用视为一种受规则约束的社会行为，并区别了实施言语行为应当遵守的两种规则：约束性规则(regulative rules)和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s)。塞尔重点强调构成性规则在成功实现言语行为中的作用。“构成型规则是实施言语行为的基本规则，遵守这种规则本身就构成某种活动或行为，违反了这种规则，某种活动或行为就不存在”(何自然，1997: 88-89)。当然，“不是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施行的一个言语举动就能成功或有效地做成一件事的。要想取得成功或行之有效，必须满足相关的成功条件”(彼得·福西特, 1997/2007: 25)。

根据Flahault(1978: 50)的观点，交际中存在着一个涉及人际关系的方位系统，一切言语行为都受制于这一系统而反过来又作用于这一系统。换言之，言语行为能否成功实施，取决于言语行为的发出者在这一方位系统或与听者关系中的社会地位。言者和听者需要具备符合相应言语行为的社会地位、权势和话语权，以保障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弗雷德曼在对大连的阐述中重点提到了3位受访者，对每位受访者都会做2—3句的背景介绍。1、“之后不久，我就到了东京，并有幸见到了曾在麦肯锡日本公司担任顾问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大前研一。如今大前研一已经有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做什么呢？不做咨询了。他说他正在把技术含量较低的日本工作外包给中国的呼叫中心和服务供应商。”大前研一曾受聘担任大连市经济顾问，是日本著名的管理学家、国际著名企业策略家及经济评论家。弗雷德曼开篇通过这位国际咨询大师放弃高薪职业，从事大连对日外包业务的介绍入手，给读者预设了一个形象：大连与日本有着紧密联系，这座城市正在发展一种利润回报丰厚的产业，这种利润回报要高于当时炙手可热的国际咨询业。2、在大连实地考察外包产业时，弗雷德曼采访了一位本地企业的总经理刘军，他对刘军有这样的介绍：“大连华信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DHC)是本地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在6年内，这家软件公司的雇员数量从30人猛增到了1200人。”外包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而非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员工以质取胜，一家本土企业在6年时间实现员工40倍增长，一方面可以看出市场需求巨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本地人才供给充足。而与这样的企业总经理的对话内容对读者无疑是有说服力的，刘军告诉我，“我带了很多美国朋友到大连来，他们对中国高科技的发展速度感到惊讶。”这从侧面印证了弗雷德曼论述的世界因为科技发展而快速变平的观点。3、弗雷德曼在篇章的最后大篇幅引用了对大连市时任市长夏德仁的采访。他对夏市长的介绍：“现年49岁的大连市市长夏德仁精力充沛，他曾经是一所大学的校长(共产党的统治制度在举贤荐能方面确是颇有建树，精英管理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个共产党的官员向我解释：‘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如果某个地方拥有最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最廉价的劳动力，全世界的企业和商机都会到这里来。’”“49岁”无论在东西方政治文化中都是意气风发的年纪，“大学校长”职业履历背后承载的是丰富的学识和管理经验。“共产党”在西方社会的印象中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而弗雷德曼恰恰引用了共产党官员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论述，向读者展现了一位在中国年轻、有文化、有市场经济知识的市长的形象。这样一位年轻有为的市长对城市发展的思路、观点让读者信服大连这座城市发展外包产业是源自于对市场经济准确把握的可持续发展的构想。

3.3 取效行为

根据奥斯汀(Austin，1962：90)言语行为理论，取效行为是言语行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说话人话语在听话人理解后引起听话人自身做出各种反应，进而产生感情、思想或行为等效果，是说话人与听话人共同的行为结果。

据《中国服务外包》杂志官方网站信息，近10年来，大连市软件收入年均保持50%的高速增长，成为大连市增速最快的产业。目前，大连市的IT企业达到750多家，从业人员7.5万人。据亚太区全球交付指数数据显示，大连的软件交付指数在全球位居第五，仅次于印度的班加罗尔、马尼拉、新德里和孟买；在中国城市中位居第一。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基于软件与信息技术的IT开发外包(ITO)和业务流程外包(BPO)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大连市提出了“大连，中国IT外包中心”的发展目标，利用地缘优势积极开拓日本市场和韩国市场，对日软件出口和外包业务已经成为大连服务外包的特色。在发展中，大连已经搭建起以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ITO)、业务流程外包(BPO)和研发中心三大产业类型为核心的服务外包产业体系，建立起完整的服务外包产业链。

《世界是平的》以客观的新闻采访视角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大连在外包产业中由于战略规划得当，地缘优势突出，人才储备丰富获得的巨大成功，同时也通过这一畅销作品向对大连陌生的读者推介了大连发展外包产业的商机。

笔者在2016年5月赴旧金山公务访问办理登机手续时，工作人员向笔者提到大连给他的印象：这是东北亚重要的港口城市，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速，业务主要面向日本和韩国，很多旧金山的服务外包企业为了更好地开拓日韩市场都在那里设立了分公司。我没有去过大连，是通过书和朋友的介绍了解到以上信息的。旧金山这座美国的创新之城，高知人士比比皆是，而笔者所到之处没有一家公司的高管对弗雷德曼先生的《世界是平的》是陌生的，文中关于大连的介绍虽然字数有限，却通过这本书在世界范围经久不衰的畅销在国际社会中不断重复大连的发展历程，其取效行为提升了大连的城市形象，加深了国际社会对大连的了解，对促进大连在外包产业的国际合作起到了极好的宣传作用。

4. 结语

城市外交随着城市在全球合作中发挥日渐重要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符合言语行为适切条件的城市外交话语可以为城市走向世界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外交话语内涵和特征的梳理，尝试性地界定城市外交话语的本质，并以特定城市媒体外交文本为例，探讨了构建符合言语行为适切条件的城市外交话语模式，指出媒体外交与政府外交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城市乃至国家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中国城市要善于将媒体外交，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外交与政府外交相结合，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获得国际社会对外交话语的认同，进而在言后行为上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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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ity Diplomacy Dis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eech Act Theor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alian Case in the World is Flat

The Special Functions of 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city diplomacy discourse is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 diplomacy. Taking Dalian case in the World is Flat as data, the study discusses the function and role of city diplomacy discourse by applying speech act theory in public diplomacy discourse on the city of Dalian. Through class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peech acts, the paper finds that effective city diplomacy discourse does not only fit felicity conditions but also impacts profoundly in terms of perlocutionary act. The paper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nd paradigm in the study of city diplomacy discourse.

City Diplomacy Discourse, Speech Act Theory

H0

A

2095-4891(2017)02-0010-06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学语篇认知语用文体研究” ( 项目编号: 15BYY182)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鹤鸣，博士生，处长；研究方向：语用学和政治语言学研究。刘风光，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用学、文体学和语篇分析研究

通讯地址：116044 大连市旅顺南路西段6号 大连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