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你思想成熟的那个年代，正好是在80年代。”采访中，黎瑞刚忽然认真地解释。

评选2016年“年度面孔”时，这个现象引起了《人物》编辑部的关注。无论是带领女排12年后再夺奥运冠军的郎平，在资本所言的“内容年”成为最大赢家的“华人文化“总裁黎瑞刚，还是2016年成为苏富比最大股东的陈东升，当我们问他们人生能量来自哪里，他们都提及了1980年代。那是他们的成长岁月，随后他们都进入了体制。那段岁月给了他们做事的巨大动力与责任感，那种能量令他们受用至今。

那时他们还年轻。体制给予的能量之所以巨大，是因为某种层面上体制代表国家，代表了要在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层面去做事和去要求自己的责任，站在体制提供的高度和平台上，能轻而易举地让人感受到什么是责任感，让你看到更远、更宏阔的东西，建立起比站在其他地方的人更高的志向和理想。当代表国家、民族的上层建筑向年轻人开放参与的空间和机会，他们会真实感觉到他的所作所为都将影响他的国家、民族。

2003年，作为上海市政府派出的未来可培养的干部之一，黎瑞刚去美国学习，看到美国先进传媒机制带来的巨大内容生产能力，他坦言自己感受到一种刺激。那时正值中国加入WTO，在时代和个人都具备的两种驱动下，“少帅”黎瑞刚踏上了对国有媒体集团SMG（上海文广）的改革之路。他保持了惊人的突破能力和旺盛的做事动力。他推动电信和广电两网合并，培养出了中国最好的综艺制作公司“灿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