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61年，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对纳粹战犯、“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重要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进行审判，阿伦特记录了审判全过程，为《纽约客》写了五篇报告，集结成这本书。在书中，阿伦特提出著名的“平庸的恶”的概念，恶的化身未必是狂暴的恶魔，也有可能是平凡、敬业、忠诚的小公务员。艾希曼由于没有思想、盲目服从而犯下的罪，并不能以“听命行事”或“国家行为”的借口得到赦免。

对于被指控的罪行，艾希曼一直坚称他只“协助并教唆”犯罪，并未亲手杀过人。令人深感欣慰的是，判决书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控方没能成功证明被告的这个说法有误。这非常重要，因为它触及罪行的本原（这不是普通的犯罪）和犯人的本性（他也不是普通罪犯）。判决还委婉道出了那个不可思议的事实：在死亡营里，囚犯和受害者才是真正“用双手操纵杀人工具”的人。判决书指出的正是症结所在，这才是事实真相：“一旦我们用刑法典第二十三条的原话来描述他的行为，那么一切从本质上说就变成向他人提供建议、施以援助或者为他人的[犯罪]行为开绿灯了。然而，在这桩罪恶滔天、枝蔓丛生的罪行，也就是我们正在处理的这桩罪行里面，很多人被卷入不同层面、不同行动模式之中，这些人包括隶属不同等级的策划者、组织者、执行者。若采用常见的煽动者与帮凶等概念给他们治罪并不可行。这些具体罪行都属于集体屠杀，不只是受害者的人数，就连从犯的数量也十分庞大，乃至许多罪犯同那些实际杀人者之间的距离远近根本无碍究责的尺度。相反，普遍看来，我们同刽子手之间的实际距离越远，责任程度反而会越大。”

判决书宣读完毕，接下来的事都是按部就班。控方在此发表长篇大论，要求判处被告死刑；由于不符合缓刑的条件，当强制执行。而塞尔瓦蒂乌斯博士的回应比此前更加简短：被告执行的是“国家行为”，他经历过的事，今后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整个文明世界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艾希曼是一头“替罪羊”，如今的西德政府为撇清自身责任把他丢给了耶路撒冷，这有违国际法。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从未承认法院的管辖权，认为其按照德国检控官的说法顶多“具有一种代表性的管辖权”；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此前曾要求法庭必须宣告被告无罪，因为根据阿根廷的法律状况，所有受到指控罪行的刑事惩处都在诉讼时效之外。他在1960年5月7日就已经到了追诉期限，“就在他被绑前不久”。如今，他主张以同样的理由不判死刑，因为德国早已废除极刑。

接下来是艾希曼的最后陈词：他等待的公正落空了；法庭没有相信他说的话，尽管他一直在竭尽全力道出真相；法庭不能理解他，即便他从来就不是仇恨犹太种族之人，也从未想成为人类的谋杀犯。他的罪过在于服从，而服从曾经是备受称颂的美德。他的美德被纳粹头目滥用，但他并非首脑人物，而是受害者，只有头目们才应受到惩罚。“我不是禽兽，没有变成他们想要把我变成的样子。我成了一个谬论的牺性品，”他强调说。他没用“替罪羊”一词，却肯定了塞尔瓦蒂乌斯博士所说的——“定是要在这里代替他人受审”。两天后，1961年12月15日，星期五，早上9点，艾希曼被判处死刑。

又过了三个月，1962年3月22日，上诉法院，即以色列最高法院开启复审程序。主审法官伊扎克·奥尔珊携四位法官出庭。豪斯纳先生以检控官身份带着四位助手再度现身。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作为辩护律师，还是一个人。辩方又一次宣读了此前针对以色列法庭审判资格的所有论点。既然此前劝说德国政府启动引渡程序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那么现在，他要求以色列政府主动提供引渡。他交上了一份新的证人名单，可是其中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任何哪怕类似“新证据”的东西。名单上包括汉斯·格洛布克，但艾希曼从未见过他，而且还是到了耶路撒冷才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更令人瞠目的是，名单上还有哈伊姆·魏茨曼博士。这个人十年前就已经死了。辩护词简直就是一锅令人难以下咽的大杂烩，漏洞百出。辩方的粗心大意与控方向法庭陈述案情时的字斟句酌形成鲜明对比：毒气杀人再次成为一起“医疗事件”；犹太法庭无权就利迪策儿童的命运开庭审判，因为他们不是犹太人；以色列法律程序与大陆法体系相抵触，而艾希曼，因其原国籍，应该在大陆法的框架下受审；以色列要求被告提供辩护证据，然而被告实在无法做到，因为无论人证还是物证都不在以色列。简而言之，这场审判不公平，判决结果不公正。

上诉法院的诉讼只持续了一周，继而宣布休庭两个月。直到1962年5月29日，二审判决才出来——比第一次篇幅略短，但在单倍行距下，还是有51页标准纸那么长。判决书表面确认了此前所有指控，可是如果只是确认，法官不需要花两个月之久、占用51页的篇幅。上诉法院的判决实际是对下级法院裁决的复审，这点就算不明说也人所共知。与初审判决截然不同的是，复审判决认定：“上诉人未得到任何‘上级命令。他就是自己的上级，他为一切与犹太事务相关的事情下达命令。”此外，他的“重要性胜过所有上司，包括米勒”。针对辩方最突出的论点——假如没有艾希曼的存在，犹太人不会过得更好——法官们的回应是：“假如不是被告及其党羽狂热的嗜血欲，‘最终解决不可能造成上百万犹太人遭遇皮肉之苦和血光之灾。”以色列最高法院不仅采纳了控方的主张，而且还继承了他们的措辞风格。

同一天，5月29日，以色列总统伊扎克·本—兹维收到艾希曼的赦免申请：“在我的律师指导下”的四页手写申请，还有他妻子以及林茨家人的信件。总统还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电报，请求宽恕被告。寄信人中，最惹眼的是美国拉比中央大会、美国犹太教改革派的代表，还有以马丁·布伯为首的一群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教授。马丁·布伯在审判伊始就露过面，现在，他试图劝说本—古里安对赦免进行干预。5月31日，最高法院作判决的两天后，本—兹维先生拒绝了所有赦免请求。那天是星期四。当天晚些时候，午夜钟声敲响之前，艾希曼被绞死，尸体被火化，骨灰撒进地中海以色列海域之外的部分。

周四夜将是下周之前的最后行刑机会——在这个国家的三大宗教中，周五、周六、周日都是宗教节日，不是这个教的就是那个教的。即使如此，行刑的速度也还是太快了。执行死刑时，距离艾希曼得知赦免请求被驳回还不到两个小时。他甚至都没有时间吃上路前的最后一餐。也许，看到塞尔瓦蒂乌斯博士为当事人的最后两搏，你就会明白行刑速度为何如此之快了。他向西德的一个法院提请强迫政府引渡艾希曼，并威胁将援引《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第二十五条。当艾希曼的请求被驳回时，塞尔瓦蒂乌斯博士及其助手都不在以色列，而以色列政府很可能想要在辩护方申请前往以色列观摩行刑前，就把这个持续两年之久的案子了结了。

死刑判决在意料之中，对此几乎无人提出异议。不过当消息传来，说以色列人己经执行完死刑，事情全变了。抗议并未持续多久，但传播范围很远，声势显赫的人都有发声。最常见的论调是，艾希曼的行为突破了人类惩罚的所有可能，对如此规模的罪行，用死刑毫无意义——当然，这个说法在一定程度上行得通，只是那并不意味着他在杀过数百万人之后只因这个理由就可以逃脱惩罚。在一个相当低的层次上，有人批评死刑判决“缺乏想象力”，并提出了极富想象力的备选方案——艾希曼“应该终其后半生在内盖夫贫瘠的土地上做重体力活，用他的汗水浇灌犹太人的家园”。这样的惩罚估计艾希曼连一天都经受不住，更不必说以色列南部沙漠基本就是一个苦刑流放地；或者，按照麦迪逊大道广告牌的风格，以色列本应达到“神圣的高度”，高出“可以理解的、法律的、政治的甚至人道的考虑”之上，由政府“举办一个公审大会，让艾希曼戴着镣铐站在中间，周围是所有参与抓捕、审讯、判决的人。让电视摄录机、收音机把这些人打造成民族英雄”。

马丁·布伯称这次判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它本应“为德国许多年轻人的负疚感赎罪”——这个观点奇怪地契合了艾希曼本人关于这件事的看法，尽管布伯几乎不知道艾希曼为了卸下压在德国年轻人肩上的负罪感曾想过公开被绞死。布伯教授接着说，他对艾希曼“丝毫不感到同情”，因为他只能“对那些我可以理解其做法的人”感到同情，他强调说，多年前他就在德国说过，他“只在形式意义上和那些参与第三帝国行动的人有相同的人性”。这种高傲姿态当然比那些必须审判艾希曼的人所能提供的东西更加奢侈，因为法律精确地预判出我们与那些被我们控告、审判、制裁的人有同样的人性。据我所知，布伯是唯一一位就艾希曼被处决一事公开发表意见的哲学家（在审判开始前不久，卡尔·雅斯佩尔斯接受巴塞尔广播电台的采访，采访内容后来发表在《月刊》上，他主张由一个国际法庭来审理此案）；令人失望的是，在艾希曼及其行为抛出的真正问题上，他做了最大程度的闪躲。

最微弱的声音，来自那些从根本上无条件反对死刑的人。他们的主张本可以一直有效合理，因为他们的主张所针对的并非只这一个案子。他们似乎感觉到——我觉得很有道理——要想宣扬自己的理念，这并不是一个有利的机会。

艾希曼趾高气扬地走上了绞刑架。他要了一瓶红酒，喝掉了一半。新教牧师威廉·赫尔主动提出跟他一起诵读《圣经》，他拒绝了：他只剩两个多小时了，所以“没有时间去浪费”。他手背在身后，冷静笔挺地走完了从监狱到行刑室之间的五十码。警卫绑脚踝盖时，他请求他们系松一点，好让他能够站直。“我不需要那个，”他指的是头罩。他完全是自己的主人，不，还不止于此，他完全在做他自己。除了他在临终遗言中莫名犯傻，没有什么可以更加有力地表明这点了。他开始了。他强调自己是个信仰上帝的人，用一般的纳粹流行语来表述，意为他不是基督徒，不相信死后有来生。他接着说：“过不了多久，先生们，我们都会重逢。这是所有人共同的命运。德国万岁，阿根廷万岁，奥地利万岁。我永远忘不了她们。”死期将至，他满嘴是葬礼演说上的陈词滥调。站在绞刑架下，他的记忆力跟他开了最后一次玩笑：他“志得意满”，他忘了，这是他自己的葬礼。

在那最后的几分钟里，他好似在总结这堂关于人类弱点的漫长一课带给我们的教训——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漠视语言与思考的平庸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