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郁

定居上海长乐路的美国记者施密茨，记录下这条三公里路上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人生。

一个蒙着灰尘的鞋盒子，摆在罗勃·施密茨眼前。

这是2012年最后一天。妻子带着两个儿子去美国，施密茨到朋友蕾蕾和Rich家过年。没想到，好友们给他带来了这样一份特殊的礼物。

鞋盒是在长乐路南边的一个古董店里淘来的。里边是厚厚一沓手写的中文书信，从上海长乐路寄往青海的德令哈。1950年代，划成右派的王明（化名）被送到青海的劳改营;妻子住在长乐路一条拥挤的小巷里，靠糊盒子独自拉扯着七个孩子。漫长岁月里，他们食不果腹，骨肉分离，只有只言片语抚慰彼此。到最后，亲情也变成了埋怨和教育。

1996年，施密茨参加了美国志愿组织和平队，来到四川自贡教书。2010年，他定居上海长乐路，先后担任Marketplace和NPR的驻华记者。他喜欢走街串巷，挖掘这条三公里路上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人生。在新书《长乐路：一条上海马路上的大城市梦》里，他写下了王明、CK、赵士玲、老陈、傅阿姨等几个家庭的失败、纠结和苦痛。他说自己没有书写中国的野心，只想关注那些“中国人在餐桌上会讨论的问题”。

罗勃·施密茨

换一条别的街道，写出来的故事或许差别并不大。但沿着家门口的这条林荫长径去探听和细究，他就拥有了天然的便利。“人们的失败、贪欲、愿望和梦想都在这里，他们来了又走，或者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死去，而这片土地仍然在这里。”

右派企业家

“出事”前的王明在上海郊外有一家回收硅钢的工厂。他从机械公司买来废弃零件，熔解后制成变压器销售。靠着勤奋和机智，拥有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1957年，形势急转直下。政府任命不懂行的人来管理工厂，王明被打发到供货和市场部，每月只拿170块。半年后，上级派他去另一家即将破产的企业解决问题。“领导不懂如何去找旧钢材，就让我去找。他说只要合适，哪怕是私企的也无所谓。”

施密茨说，“王明是天生的企业家。”那家公司起死回生了，他却祸从天降，被打成右派。35岁的他被迫背井离乡。去青海时，第七个孩子、惟一的男孩王雪松才刚刚半岁。

王明在1958年的秋分到达德令哈，在白露那天做完了头一个月的苦工，接着是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其实，没有一个节气适合在青海居住。如果你想干掉谁，就送他去青海吧。”去过青海的施密茨这样写道。

施密茨在南京遇到了同在青海劳改过的魏教授。两位劳改犯从未谋面，但经历无差。

“按规定劳改犯完成工作就能分到半斤麦子，可我们从来没有收到过。为了填肚子，我们从田里偷，从仓库里偷，只要割到一点东西就埋在地里。附近的劳改营还有人吃过老鼠……”魏教授讲着讲着，忽然开起玩笑来，“你们外国人常常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见面都要问，吃了没？”

这个玩笑让施密茨觉得awful（糟透了）。

施密茨的朋友在长乐路以南的古董店里发现了一个鞋盒，里头装着一百多封王明（化名）家人写给他的书信。上世纪50年代，身为“右派”的王明被下放到青海德令哈劳改营

有整整九年，妻子没有给王明写过一封信。“因为她要省下每一分钱养活家里的所有人——其中一个闺女还送给了陌生人作养女。但这只是表面原因。”施密茨解释，更重要的是，身为“坏分子”家属的王家妻小，在长乐路几乎要被扫地出门。

三年后，王明劳改期满，户口仍在德令哈，他只能继续回去劳改。再回到沪上，他已经是57岁的苍老之人，唯有申请政府撤销自己的罪名才能领到退休金。但他的请求没有通过。

在拆开那些信三个月后，施密茨带着忐忑和期许敲开了信封上的门牌号。一位女士告诉他，王雪松带着母亲去了美国。

不久，在纽约法拉盛的图书馆，施密茨见到了头发花白的王雪松。后者已过知天命之年，还在进修英语，准备考取美国的大学。施密茨没有想到，王雪松觉得父亲的一切磨难都是咎由自取。“他开的地下工厂不合法，违反规则就得受到惩罚。”

“你想要保存这些信吗？”施密茨问王雪松。

“我们家没人在意这些信。我已经知道过去那些事了。”王雪松摇摇头。

“那你的外甥、外甥女呢？他们知道吗？”

“他们可能知道，但他们对这些毫无兴趣。”王雪松接着说，“中国有句话，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这代人对这些刻骨铭心，但不希望这一切在后代身上重演。”

文艺青年

想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怎么看待历史，最好的办法是从熟悉的人身上获得答案。

长乐路、常熟路路口，世纪商贸广场对面，名叫Second Floor（二楼）的西餐馆远不及旁边的米兰风尚时装店打眼。拾阶而上，却别有天地。施密茨常来这里点三明治，和年轻的店主（合伙人之一）陈楷聊天。他喜欢简称后者为CK。

“一边在街上卖三明治，一边通过手机卖手风琴。除了上海，哪里还能看到靠这么奇特的销售组合谋生的人？”施密茨有过这样的感慨。

陈楷

周二的夜晚，陈楷固定在复兴西路附近一个老酒吧独奏手风琴。他闭着双眼，脚踩效果器，修长的手指极为灵活地击键盘、拉开，如入无人之境。一束微光打下，那个说话时略为拘谨的男人，成了音乐里的自由之王。

“你拉的什么曲子？”下来之后，我问他。

“什么曲子？”他停顿了半秒，“都是即兴。”坐在一旁的施密茨点点头，“improvisation，他很厉害。”

四岁的时候，父母问过陈楷，想学画画还是想学小提琴。他想了想，说学画画。两位大人商量了一下，回过头来跟他说，“我们决定好了，让你学小提琴。”后来，因为跟着熟人，不用给学费，又转学了手风琴。

父亲在湖南小城的建筑公司上班，人很瘦，聪明。不是技术员，但懂得看设计和施工蓝图;玩过相机，钻研过医学，还想过当作家。“他看不上同事，也看不上家里其他人。”

陈楷渐渐觉得在一个没人听他表达的家里，没啥意思。

比“没法交流”更糟糕的是情绪化。幼年的陈楷常常在母亲身上看到家暴留下的青紫，后来这种伤口也会出现在陈楷的身上。“更多的不是肢体的伤害，而是一种冷暴力。”

施密茨说，陈楷谈到父亲时表情并非痛苦，而是夹杂着鄙视、道义和怜悯。“那不是父亲的错。年轻时他脾脏受损，脾气也彻底就坏掉了。想想他也活得挺憋屈的。”

陈楷而今释然，但11岁时，他曾走在生死的边缘。

想买安眠药，药店不卖;跳楼，太疼。那天晚上，他拿了剃须刀，耳边只听到奶奶均匀的呼吸声，和远处火车车厢撞击铁轨的声音。

“没找到静脉，光流血。”他已经不太记得当时的疼痛，只记得用手划了“巨多道口子”。

大学毕业后，他先去了广州的珠江钢琴工作。平生第一次，父亲以他为傲。一说要跳槽，父亲的不安全感立刻又滋生起来。“他们那代从来没学会游泳。但我们有了自由，而且不需要救生衣。”在陈楷的眼中，体制是限制，不会给你学习和进步的机会。

施密茨对“体制”这个词的体会和普通中国人不太一样。他认为体制不仅意味着来自上级的意志、规则，也可能是父母倾注在儿女身上的过多期望和压力。

陈楷很快从广州跳到了上海，加入意大利博罗威尼——顶级的手风琴品牌。老板鼓励陈楷多学，他于是成了万事通：翻译，供应链，客服，做模型……最后，他已经能独立制作一部手风琴。几年工夫，他的月薪从两三千涨到两三万，过了一段用啤酒和威士忌买醉到天光的日子，最后方觉无聊虚空。

赵士玲

最近两年，他迷上了佛教。拉琴于他，既是爱好，也成了修行。

那晚，来听陈楷演奏的客人不多。有人玩球，有人谈天。他说自己一开始拉得也很烂，但他有胆子。不过即兴远远没有按部就班的演奏市场大，“因为那是一个非常成型的体系，里面有庞大的利益链条。即兴你怎么定价？有人之前拉得巨溜，离开琴谱就不会了。就像很多人都不喜欢现在的生活，想去尝试其他的，但聊到最后，却又不敢。”

施密茨写过中国时下的文艺青年：“他们是中国将近五十年里，第一代有机会学习存在主义、逻辑学、电影和考古学的人。他们会把这些新思想融入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并从各个方面考虑，做出人生选择。他们想要过舒适而不奢华的生活，崇尚环保，希望有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花店里的人生

“萝卜来啦，进来坐吧！”50岁的赵士玲从街角走到自家的花店门口，向我身边的施密茨打招呼，朗声笑着。

花店位于长乐路东段，把着街角，很容易就错过。一部电话，一个算账的计算器，一面装在墙上的镜子，一台高高挂着的电视，加上瓶瓶桶桶里探出头来的生鲜花卉，快把几平米的小店撑破了。来自山东枣庄的赵士玲在这里一待就是20年。对面那片绿意葱茏的小公园，她从没去散过一天步，更不用说逛这条路上几百家的精品店了。

多年好友“萝卜”在赵士玲身上捕捉到农村人的敏感，这让他想起30年前参加和平队支教时教过的自贡学生。但赵士玲又容易大笑，“脸上仅有的皱纹也是因为常笑才展开的。她喜欢开别人玩笑，也喜欢嘲弄自己，这是那些审慎的、对阶层敏感的上海人不具有的。”

这天下午，店里客人不多，赵士玲跟我唠了一个半小时。

就这样，她给两个儿子在老家各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的房子。大儿子孙华在上海高尔夫球场、杭州美发店都待过，现在自己在家炒股。小儿子孙威在上海当厨师，梦想有朝一日能开个水果店。当妈的这20年则一直住在店后面一个十来平米的单间。床，柜子，再没别的摆设。她却很知足：“夜里睡得踏实。”

只是，和旁边开精品店的安徽人、开修车铺的江苏老板聊起天来，大家抱怨最多的是，孩子在这里长大、读书、交朋友，却没法参加高考。

孙华在老家上到五年级，没学过一天英语。来了上海，从三年级开始读。到了初中，预备班成绩还好，但到初三，老师说，你们还是回去吧。

长乐路的里弄

施密茨跟我说，在长乐路见过、写过的人物里，赵士玲是他最佩服，也最抱有希望的一个。只是发生在赵士玲身上户口和婚姻的问题，他却无能为力。“我去过枣庄参加她亲戚的婚礼。只有到了那儿你才会发现，那种大男子主义在她身上还是会有作用。”

小镇土著的漂移人生

11月底的早晨7点，长乐路上的园林工人踩着梯子把法国梧桐剪成了平头;女孩穿紧身运动衣戴着耳机在人行道上晃动胳膊;收废品的一路抖着手里的铃铛，叮铃铃，响得怪好听;环卫女工在街边整理口罩;咖啡店、烧腊和各种成衣小店陆续拉开了门帘。襄阳路口的早点铺和面馆前，顾客排起了长队;不时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大约是这条长路上动静最大的一群。

施密茨住在长乐路西段一个“乏味”的高层小区里。他说，和赵士玲一样，他们都来自小城镇，“那个炫丽的、现代的、有着摩天大楼和巨大经济体的上海，和她、和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出生在明尼苏达一个两千人的小镇，大湖就是游乐场。冬天，他和小伙伴们玩冰球、滑冰;夏天，钓鱼、裸泳、点火，拿枪打松鼠，啥都干。镇上父母对孩子的招数是，“Get out of the house！”半大小子们从不知管束为何物。

15岁，当建筑工的父亲违规带着他在室内铺管道。一天下来，手臂痒得钻心。父亲扔下两句话：“你要是不想像我这样干一辈子，就好好地念书。找到你真心喜欢的事情，坚持下去。”

大二，学西班牙语的他休学去了这门语言的母国，一待就是两年。教当地成人英语，假期再回明尼苏达，在老爸手下挣足一年的学费——这回可合法了。

这也是他之所以那么喜欢赵士玲和陈楷的原因。“他们无所畏惧。独立、自信，对世界有好奇，一切都从零开始。当然，赵士玲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和襄阳路的热闹不同，上午10点的茂名南路路口，行人脚步节制，除了鸟鸣声，周围静寂莫名。我们坐在兰心大戏院对面的人行道台阶上。施密茨的语气也缓和下来。

“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有很多的选择和等待，似乎没有人知道，至少我作为一个记者和作者，看起来还不清楚。不过看看这儿，这些神奇的法国梧桐。玛歌·芳婷在这里起步，尼克松在老锦江饭店签署《中美联合公报》，这些街道和梧桐永远都屹立在此。也许放慢速度、喘口气会好些，一直被催着奔跑会让人无法呼吸。停下来，向周围看看，看看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中国来说是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