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遷

民國時期幾乎所有大學的史學系都開設了與史料搜集、史料考證、史料整理等內容相關的課程，如歷史研究法、史學通論、史學方法等;中國史學史、西洋史學史課程除了講授中西史學演變大勢之外，往往輔之於史學方法，以示治史之途徑。其他一些專史課程也非常注意史料的搜集與甄別。史學界普遍認爲歷史專業的學生除了學習基礎知識外，還應進一步認識這門學科的理論和方法。是時，史學研究法課程所依據的教材大多來自域外，最流行的有三種:(1)德國伯倫漢(ErnstBernheim，1850—1942)《史學方法論》(LehrbuchDerHistorischenMethode，1889)，爲一大名著，所涉範圍由史學概念至歷史哲學，對方法及原理各方面皆有詳論;(2)法國朗格諾瓦(C．V．Langlois，1863—1929)、瑟諾博司(Ch．Seignobos，1854—1942)合著《史學原論》(IntroductionauxEtudesHistoriques，1897)，排斥歷史哲學，將史學方法論“技術化”，强調歷史學的工作便是搜求史料、考訂所搜得的史料、連貫所考訂過的史料，聲價僅次於伯倫漢《史學方法論》;(3)日本坪井九馬三(1858—1936)《史學研究法》(1903年)，所說大體本之伯倫漢，實例甚多，爲日本史學方法論之一大名著。這三種外人作品成爲民國時期編撰史學方法著作之軌式。既存研究對前二書認識較充分，但對坪井氏《史學研究法》(下文簡稱“坪著”)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何種影響，卻語焉不詳。

一

衆所周知，在中國現代史學形成過程中，吸收了諸多域外資源，尤其在晚清民初，日本扮演了西學東漸中轉站的角色，大量西學著作經日人篩選過濾後輸入中國，在史學方面亦如此。雖然從十九世紀下半期開始，西方傳教士在華所譯書籍中，有不少內容涉及史學，但總體來說，處於零散、個別的狀態，難以對中國史學界產生根本性衝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