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层面的战争伦理

2017-01-29周书敏

山西青年 2017年22期

周书敏

百姓层面的战争伦理

周书敏*

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22

关于战争这个话题，对生活在国家富强和平的青年人是轻描淡写的。甚至很多青年人从知事起到大学时代未提起过“战争”二字，未觉得有需要在意的意识，大家最关心的是就业，而这个就业是个人角度延伸，此番现象是有意而为之，在允许范围内应该具有的，意识流所导向。本文结合历史研究和社会现象对百姓贯穿于战争伦理思想要素进行研究，分析百姓对战争的看法、所受的影响从而把握正确理论做评估准备。通过历史角度和前人经验反思，学习重要思想理论，成为能够服务社会的马克思主义青年。

百姓；国家；战争；马克思主义青年；政治意识

一、思想塑造对战争伦理的参与

教育是思想的载体。在经济生活现代化的发展，尤是信息大爆炸时代，作为传统和教育的传递者，家庭被削弱，人类社会的延续依靠学校，学校是传递的重要手段。学校不仅成为期待者的工具，也是被期待者的工具。在各种层次不穷的教育管理，也可说是顺百姓心的管理，青年(百姓)变成像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不被提倡有个性，个性意味着损失不利于管理，倡导“中庸”生存模式，在社会稳定程度上，这是期待的。

百姓是区别于官吏的分界线。现今“百姓”定义发生变化，世界多级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等发展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和现实选择，如果还停留在传统层面上理解百姓，信息是对不上号的，就会犯在自制逻辑下得到自我认为的成果。过去的百姓是在老一辈那个教育水平不发达的状况下产生，现今的大部分百姓是心理基础由学校的管理和教师的态度所塑造的人，这类人希望得到他的同类赞许的愿望，想要得到赞许和表扬的愿望，本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伴或者同学更高明、更强、更有才智，这种依靠对比获得的快感于个人于社会都是有害的。反观当下的青少年自杀现象于此也有一定的干系。

一批被塑造过的百姓是在掌控之中的。在教育形式上现今的百姓整体与过去的百姓有所区别。今天从事各种各样“现今职业”的人，偶尔会冒出点“农民根苗”，这些与农民意识的传统形态和近代变体都有干系。过去冲击着百姓的思想是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制度，通过乡约形式滲入。思想文化的分层，西方学术界一般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用大传统和小传统来表示，也有用以下概念来表示的：高度文化和低度文化，民俗文化和典籍文化，大众传统和学术传统，雅文化和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看似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相差甚远，有时会产生两者不再一个体系，其实不然，正流伦理道德对小传流的指导是显而易见的。就像不在一方水土，不在一个阶级的人不能够理解他们认为“卑俗”的闹洞房文化。

乡约制度中真正对百姓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应该是乡间戏曲和故事传说，民谣古谚，宗教。传播历史知识，文化传统及灌输中国道道主题，对百姓的价值起到作用。这些文化是由乡伸和未占过墨水的拥护者长期生活产生的。乡约始意是“乡人相约，勉为小善”，目的使百姓能安居乐业。逻辑上的目的变不了，但是乡伸和百姓碰撞过的思想逻辑判断行不通。在伦理道德丧失放纵的思想中生活，百姓会没有集体主义意识，只追崇个人主义，会促生苟安保命、麻木、冷漠的意向，自动的边缘化，滋生“民犹是也、国犹是也”的状况。在内部来看是乐观的，但是从外部来看也是令人担忧的，精忠报国是统治者的政治期待，当没有经过正统教育，便很难实现这种政治期待。

中国革命战争，不论是国内战争或名族战争，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内进行的，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质。而庆幸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文明的国家，没有侵略他国的思想，一直担负起大国的职责。对于那些无条件的屈从于政府的不义要求的百姓，通过战争产生的勇敢行为，毫无意义的暴行，且以爱国主义名义为非作歹是令企盼和平的群众深恶痛绝的。由自然环境、社会人文背景、社会历史环境孕育的儒家伦理思想文化，一直是政治家的治国理念，成效有目共睹。历史战争的经验使政府不敢任性的发动私人性的战争，只有当国家毁灭于极端的必须时，没有什么理由不采取暴力时，此刻政府可以为自己提供明智所能命令；人道所能许可的一切手段应战。公道或正义的伦理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状态和状况。

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选择，意味着他将要肩负之前不是这个角色惯有的责任，而这个“意味”由国家意志决定。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前面说到一个书生没有选择置国家为难不顾，那么当一个人选择对政权的动摇不理。对于如今的百姓又是怎样的理解？尤其是国内战争。在我国伦理道德的信念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宗教的。伦理关系是以家庭为中心展开，百姓自出生或多或少的要接受“良心”教育，而这个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承至今，但是强化的契约经济支配一切的是效率和出人头地的崇拜，慢慢的腐蚀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于国家来说契约形式的所有制度只能作为规则存在而不能成为个人道德的信念方向标，若弱化伦理制度，那么理性的法律制度基础上谈论一个一个因为良心的原因而背离他所属的社会认为是人道的事情时，我们无法理直气壮批判他。

百姓的战争伦理可以从各个历史战争分析，百姓要不是不得不在一定情况下参战，他们更在意的是个人幸福，拥有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他就不叫百姓。笔者曾与同伴在九江这个城市，听过一名出租车司机讲述关于国内战后相关的历史故事：他说他的爷爷曾经是国民党的一个混的不错的军官，当年战败以至家道败落，换成是另一种结果的话，他就不在此当司机了。提此事件并非是用对错的角度判断，而是从一事寻找一个伦理因素。作为战后的百姓他关心的是发迹而不是当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战争以及国家命运。过去的战争确实改写了许多家族的命运，使曾经富有的家族变成寻常百姓，使寒门子弟成为后世体面人家。战争在这一现象中充当了显而易见的协调者，在一场艰苦的战争中，当民族存亡处于危急中时，很容易促使人努力竞争。但也要防止试图通过竞争鼓吹战争的现象。下层社会中产生挫败感的百姓有意上升，巴望跳龙门易于期待战争，产生非份之想，一是失意文人二是出门见过是世面的“能人”—布衣领袖，地方百姓会簇拥他。在时局不靖，民心涣散，他们很容易受世面影响投机取巧。三是有组织，有边缘非正统信仰的半游民性质的宗教成员。

由于政治意识的缺失，百姓和容易被左右，可说有利有弊的。不过在大数据时代今日的百姓接收着过去无法接收的信息。大数据时代同时也是促使政权集团知道改造去与时俱进。保家卫国的层面是害怕“冷眼旁观”的，尤其是境外势力为目的通过网络向中国网民传递无政府主义思想，扰乱民心。百姓作为士兵对战争的参与，战争意志没有政治教育是不行的，他们的主个主义会消弱组织，消弱战斗力。百姓过渡到士兵的角色一定要消除感觉是他人打仗而不是自己为人民打仗的流寇思想。

二、脱离政治和处于政治环境下以道德审视战争

物质经济基础具备或者因个人利益开始有更多的人停下来关注道德问题。他们谈论的道德是部分的，很少谈及战争道德之间的联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陈述社会道德问题，并没有真正的承认道德弱化的根本原因，甚至将当代道德教育称为“目中无人”的教育，偏见的说我国“德育”概念存在“泛政治化”的倾向，总之最后将道德问题全归咎于“政府”，谈到该做名道德的责任者时却冠冕堂皇。按他们所说“德育”概念是政府给的，但概念是自上而下的传递，而这个裁体是教育，教育的实施者是可以从人道主义斟酌育人。这里就与人们在骂调皮孩子没家教是谙合的，矛盾指向的是“教”。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伦理道德并不缺，它们一直存在书中，只不过它们不能走到需要道德教育的人面前。作为公民仅仅是遵守法律规定的道德规范是个人道德的无价值表现，人类生活也会由此变得乏味无趣。生存是其他一切事情的必要条件，但生存只是那些有价值的事物的一个条件，并且可能并不会因为自身的缘故而具有价值。战争对百姓来说是没有价值的，思考的也就不多，《制度再生产：一个中国村庄里的分家实践》一书研究社会变迁的“传统”，展现了我们名族的传统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伦理。研究很好的回答过去先进分子对同样是黄皮肤的中国人，沾了墨水的知识分子和农民就不一样的困惑。当年的革命先驱会因“吾国吾民”的麻木关系颓废、出家、自杀，社会文化的变迁这类人较少了，经济体系中利益的诱惑下没有人敢自诩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观念，百姓对“国”的认知是与家相联系的，俗话说“国不可一日无君，家不可一日无主”，说明百姓是以家的观念审视“国”的这种农民意识与统治者的政治意愿是相吻合的。百姓对政府是有依赖性，毕竟安全和公众需要集中的政府控制。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也体现出百姓的忠诚据点。

三、作为马克思主义青年该有的责任意识

国家存亡靠仁义道德说是幼稚的想法。对贪婪，掠夺性冲动的控制是绝对必要的，由此国家的生存是必需的。我们生于这个国家，在获取不同身份带来的资源同时有义务遵守这个国家的制度，履行公民道德行为。具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青年这一身份也注定比普通人多份责任，而这个角色是你自己选择的，政治觉悟理所当然的站在国家角度看待战争，但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什么也干不成的，不要“抛弃”人民群众，在此引用一位外国学者(巴特摩尔)的话：“尽管在不发达国家中精英集团，甚至领导者个人名声显赫，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普通老百姓鲜明对照的结果，但归根结底，单凭这些精英和领袖的行动还不足以决定他们呢所参加的发展进程的形式并使这种发展获得成功。当然，精英和领袖人物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但是这还不够，他们还必须真正代表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阶级的理想，并为之不懈努力，当前这些阶级正为摆脱他们世世代代所受的贫穷、困苦、逆来顺受的生活而奋斗”。毛泽东在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也强调过“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根据地的条件。

社会不会因为任何利益选择性的允许哪类人存在，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商人、士兵、流氓、犯罪分子，他们都是公民。角色意味着分工不同，在关于政治问题，未受过正统的政治训练的百姓会为这一问题注入非理性的个人价值观。一个国家的大度是法律上允许的价值观选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的大度是接受国家提倡的价值观。国家有义务提倡对整个名族长久发展有利的价值观，受由百姓子女坚守的和平赖以生活的人民群众该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

作为马克思主义青年更应该从国家利益出发思考人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就像习近平所讲：“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败则倾；以权相交，权失则弃；以情相交，情断则伤；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而不仅仅是找工作那么简单。

[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三联书店，1985.

[2]汪涛.超越战争论：战争与和平的数学原理.东方出版社，2016.

[3][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译林出版社，2012.

[4][法]P.布尔迪约，J.-C.帕斯隆.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刑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0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毛泽东江西革命斗争时期著作选编.中共文献出版社，2010.

[6]周新民.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缘何在全球引起强烈共鸣.学习小组按，2017-03-27.

[7]唐晓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李玫.中国民间小戏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9]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5.

[10]肖倩.制度再生产：一个中国村庄里的分家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

[11][美]巴特摩尔.平等还是精英.尤卫军，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