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 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100）

生态博物馆在法国：孕育与诞生的再思考

尹 凯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100）

20世纪70年代，生态博物馆概念与理论在法国诞生。直至今日，关于生态博物馆的理论探讨和项目实践依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作为“第二次博物馆革命”，生态博物馆的出现是多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中体现在社会史运动、地方价值发现、传统博物馆反思、生态环境议题四个方面。具体而言，社会史思潮呼吁重回传统的历史叙事，强调边缘人群的文化价值；地方价值不仅关注地方之于民族重塑的作用，而且还关注地方独特性与民主性进程；传统博物馆在功能与角色反思基础上，实现了从物件博物馆化向地方博物馆化的过渡；关于人类生存危机的生态环境议题直接点燃了孕育生态博物馆的历史资源，导致了生态博物馆在法国的最终诞生。

生态博物馆 社会史运动 地方价值 传统博物馆 生态环境

自生态博物馆诞生于法国以来，这一极具先锋意味的概念与理论发展成为一场革命，并迅速席卷整个世界，成为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重要力量。仔细审视生态博物馆的“扩张之路”，我们不难发现，概念的开放性与非标准化，以及不同文化语境的“本土阐释”严重侵蚀了生态博物馆的哲学内涵。纵观国际范围内的历史演变，生态博物馆的多样化实践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模糊了其原初面貌。为了避免这场运动“误入歧途”，重新回到历史原点来审视生态博物馆孕育与诞生的发生学机制显得尤为必要。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西方生态博物馆产生原因的学术讨论颇多，但是，这些书写基本上都局限在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的传统范式内，即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北美少数族群意识的觉醒、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欧洲社会的去中心化论战、北欧对于传统过去的制造、传统博物馆的精英主义反思［1］。较之于已有研究，笔者摒弃罗列事件、史实和材料的研究传统，采取形而上的“知识考古”路径，从社会史运动、地方价值发现、传统博物馆反思、生态环境议题四个方面论述生态博物馆的孕育与诞生。

一、历史叙事：博物馆与社会史运动

作为“时间机器”和“表征过去”的文化载具，博物馆一直以来就与时间观念、历史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照肯尼斯·哈德森（Kenneth Hudson）的观点，博物馆的哲学理念在历史维度下经过了四个阶段的发展：继承过去文明遗产证明自身合法性，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思潮，重回乡土的现代性反思，以及最近倡导边缘历史贡献的社会史运动［2］。其中，重回过去的乡愁叙事与边缘文化的社会史思潮深刻撕裂着传统博物馆的固有结构，并成为生态博物馆孕育与诞生的动力；重回传统的历史叙事在博物馆形态上体现为北欧的户外博物馆；而强调边缘文化价值的历史叙事则集中体现在英国的工业博物馆和美国的社区博物馆。

当无情的历史车轮在碾压传统、忘我前进的时候，总有一些时代的清醒者站出来以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的宣言，试图挽救即将失衡的整体社会。瑞典人阿图尔·哈塞柳斯（Artur Immanuel Hazelius）正是在工业革命瓦解北欧传统社会时而有所行动的那个清醒者。1872年，哈氏在与妻子造访湖泊之乡——瑞典达拉纳省（Dalarna）时，发现该省原有的愉悦、协调和高度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居然开始消失，工业革命带来的市场繁荣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的传统饮食习惯、服饰，甚至宗教信仰［3］。1873年，哈氏成立了可供民众参观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民族志博物馆（the Museum of Scandinavian Ethnology）；1891年，世界上第一座户外博物馆落户于斯堪森（Skansen），成为微缩版的瑞典［4］。随后，欧洲与美国在此影响下诞生了一系列的户外博物馆。

虽然哈氏的户外博物馆经常因为迁入的传统建筑脱离了原本的环境而为人所诟病，但却不能抹杀其伟大之处。哈氏对于生态博物馆哲学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让人们了解自身的历史传承与国家遗产，唤醒国家和社区的文化意识，真正做到认识自我［5］；其次，摒弃了玻璃柜加标签的传统展示手段，采取功能性的展示，比如场景再现、图像造景、实物模型等博物馆技术；最后，超越了建筑物与物品收藏和展示的传统静态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手工艺、音乐、节日、舞蹈等活动将其变成一个活态场所［6］。综上，哈氏的户外博物馆理念已经开始动摇传统博物馆的根基，并为生态博物馆哲学带来一丝曙光。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开始进行全面而系统的反思，这股潮流带来了边缘人群追求文化复兴的“战争画面”。具体而言，在英国体现为工人阶级对民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需求，在美国则体现为移民群体对自我意识与价值的诉求。

20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出现呈现文化多样和地方差异的民俗博物馆和工业博物馆概念。70年代，英国一些主要的博物馆机构相继建立，比如铁桥峡博物馆群（The Ironbridge Gorge Museums）和比米斯博物馆（Beamish Museum）。这些运动彰显着一种博物馆哲学，即保留新近的关于工业革命的集体记忆，抢救那些技术与工艺，理解人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肯尼斯·哈德森所说的“家园的历史与习俗”［7］。这一新的认知态度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刚刚经历过的工业社会中，超越了哈氏对传统的追忆。

几乎同时，文化多元主义席卷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大陆，博物馆作为重要的文化机构，需要应对不同群体和多重声音的文化权利主张与社会议题。约翰·金纳德（John Kinard）与其创立的美国安纳考斯提亚邻里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以观众发展和社区赋权的理念［8］回应了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挑战。1967年成立的博物馆主要探讨社区的历史、非洲专题、黑人（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地位［9］。安纳考斯提亚邻里博物馆强调社区民众实际参与并解决社会问题，成为社区博物馆自开创以来一直秉持的重要理念［10］。在1985年的一篇回顾性文章中，金纳德总结提炼了美国社区博物馆成功的关键在于参与（involvement），即面向未来的博物馆必须与社区民众建立联系，让他们更好地理解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并为他们提供理解与应用的信息，以充分应对随时出现的社会议题［11］。

如前所述，历史叙事和社会史的视野孕育了生态博物馆哲学的社会思潮，关注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感”与关注社区和民众的“参与性”等哲学要素、思想遗产在20世纪70年代左右集体爆发，以“生态博物馆”为载体被继承，并发扬光大。

二、地方价值：自我发现的认同

凯文·沃什（Kevin Walsh）曾在《表征过去：后现代世界的博物馆与遗产》一书中提到因“地方感”丧失而带来的现代性焦虑，工业化、后工业以及都市化的议题让人们无法理解或欣赏地方的建构过程，过去被形塑为一种制度理性化的形态，这种陌生化之旅导致了人们的茫然无知，进而丧失地方意识［12］。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球化通过经济、市场、资本等要素制造了“流动性”与“无根性”。20世纪下半叶，被日益消解掉的地方、社区、差异与文化认同逐渐被意识到，“去中心化”的地方意识和反思理性的民主情绪开始蔓延，并逐步在现代性的框架内重新发现和重绘“地方”。

毫无疑问，作为生态博物馆实践的场所，“地方”特有的社会文化范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为生态博物馆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机会；同时，生态博物馆以其特有的理念与哲学诉求，成为失落的“地方”重新发现自我、重绘自己的助推器。作为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母体之一，“地方”的历史谱系与传统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德国的祖国博物馆（heimatmuseum，homeland museum）“重建民族精神”的传统和法国的乡村博物馆（folklore museum）“重回乡土”的民主取向。

德国博物馆的发展与其国家性格和气质密不可分，即约翰·赫尔德（Johann Herder）民族精神概念在德国的延续、发展与复活。1933—1945年，被称为生态博物馆“误入歧途的先驱”（per⁃verted forerunner）的祖国博物馆开始出现，并一度超过2000家。祖国博物馆的意图在于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播，增加个人与环境、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一极具教育模式与整体观念的博物馆形态是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民俗文化热潮在德国的“变体”。阿尔弗雷多·克鲁斯-拉米雷斯（Alfredo Crus-Ramirez）曾撰文总结过这一博物馆形态的哲学创新，即强调物件藏品的可利用性和实用性，强调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以及服务现在与服务人民的宗旨［13］。虽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祖国博物馆最终走向了为种族主义服务的歧路，但是它所彰显的博物馆哲学为后来生态博物馆的诞生提供了启蒙与滋养，甚至被称为“真正的现代博物馆”的创新先驱［14］。

法国关于乡村与地方价值的谱系与传统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与法国的传统农民生活和以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为首的法国年鉴史学的历史书写有关；其次，与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ēre）和其所筹建的法国国立民俗传统艺术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Popu⁃lar Arts and Traditions）有关［15］；最后，还与法国长期以来的集权制度以及忽视地区特殊性的文化遗产政策密不可分［16］。作为生态博物馆哲学的理论摇篮和实践试验地，法国自身的学术与历史传统需要被重新进行体察，以此来探寻生态博物馆诞生的哲学、历史与谱系。

法国乡村社会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解体、改造与变化的动荡，人口迁徙与流动、城镇化的发展等一系列社会事实相继发生的过程［17］。知识界也相应对这些社会层面的变化有所回应，社会经济史的乡村研究主要集中在阶级、人身与财产状态以及土地问题［18］。法国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自于法国年鉴史学家的影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马克·布洛赫［19］、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20］等人。他们的研究贡献在于试图进行“地区的总体史”书写，以此来关照乡村社会的整体生态风貌。对于20世纪中叶的法国社会来说，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贡献在于通过对乡村的“制造”，使其成为“去中心化”的民主表达工具。

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哲学根源于殖民主义遗产和民族学学术传统，20世纪30年代法国对于传统与原始的兴趣从“异域”转向“本土”。1937年法国国立民俗传统艺术博物馆获得独立，以“民俗”为核心研究的制度化象征得以确立［21］。里维埃、保罗·里韦（Paul Rivet）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共同策划的博物馆展览已经初具生态博物馆雏形：首先，将物品放置在原来生态环境中构建意义，重建日益消逝的乡村文明；其次，对物质文化的关注超越了技术与实用的范畴，关注象征、意义与宇宙观等形而上的内容；最后，关注文化或文明变迁演化的事实，试图建立一个整体而动态的文化图景。里维埃成功继承了法国的民族学、帝国主义与殖民遗产，并将其以田野调查为核心的研究框架带到法国的民俗文化与博物馆领域，并最终促成生态博物馆理念的萌发。

在发现“地方价值”层面，德国和法国的博物馆实践虽然都有这方面倾向，但是其哲学诉求却截然不同：德国的地方博物馆实践在于消解地区之间的差异，强调国家与民族的同质性与整体性［22］；而法国的乡村博物馆实践除了浓厚的法国农村传统外，更多地考虑以差异性的地方认同与归属来解构“中心化”的政治权力。20世纪20年代以来，公共民主价值观念通过公共遗产和地方特性的强调而得以建构，关于重建地方认同的文化实践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性的策略，即解构法国传统上的以“抽象文明教化”为特点的行政管理文化（politico-administrative culture）［23］。作为文化项目，标榜多元文化价值观念的实践实际上促进法国市民文化自我认知与成熟。

三、遗传变异：传统博物馆的反思

在上文中，笔者分别就生态博物馆哲学中所包含的学术遗产——“历史感”和“地方感”进行了详细论述。接下来，笔者将从生态博物馆哲学的另一母体——博物馆入手，分析生态博物馆的蜕变。总的来说，生态博物馆哲学基本上延续了传统博物馆的结构模式，笔者也将遵循收藏、展示与教育的博物馆功能要素，对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联系与差异进行分析与阐释。

从藏品维度来看，物件依然是博物馆哲学的关键，生态博物馆的藏品观与传统博物馆并无二致，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者物件的分离与迁徙［24］，即“物件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 of objects）被抛弃，取而代之的则是某个地区传统文化的整体保护，即将物件放置在原有的自然、社会与文化背景中进行解说，碎片化和去场景性的收藏困境得到了解决。其次，生态博物馆的藏品观具有极大的广延性和包容性，其范围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物件范畴，包括了建筑、自然、景观、地点、文化认同、集体记忆、传统习俗、人等要素。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博物馆的展览策略因其涉及到模仿、再现与表现等概念［25］，具有很强的政治学意味，其哲学逻辑一直遵循对“己文化合法性”［26］的书写范式。为了回答生态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在展览上的关系，我们将重点关注博物馆的展示类型。从某种程度上说，将物件置于原初社会的逻辑孕育了生态博物馆相关哲学的产生。我国台湾学者王嵩山认为，藏品的展示可以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美学式的展出、综合的历史文物展出和全景式展出。其中全景式展出则指的是通过场景复原的博物馆技术重现物件所在的原初场景［27］。人类学家芭芭拉·科申布拉特-吉布列特（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为了回应展览的整体性、阐释性和意义定位的问题，提出了“在原处”（in situ）和“在场景”（in con⁃text）两种展示策略，前者指的是对藏品所在原场景的整体性环境再造，后者指的是将藏品置于博物馆场景的技术安排与解释框架内［28］。与王嵩山的全景式展出概念如出一辙，“在原处”的展示策略也是将物件置于具体社会文化脉络中进行再现与阐释。总的来说，将地方“博物馆化”的生态博物馆哲学是传统博物馆空间场景复原技术的终极发展模式，即回到原初社会。

博物馆教育职能在西方社会的诞生与法国大革命是同步的，即教育职能与公共开放的博物馆、科学与艺术性展览以及共和制标榜的民主与公共性同步产生。纵观传统博物馆的教育方式，以20世纪80年代为分界线，之前博物馆对社会公众的教育模式体现为权威教化，之后则体现为体验式学习［29］。生态博物馆哲学则突破了博物馆教育的狭隘性和单向性，地方的“博物馆化”过程与结果同样为当地人所存在，即所谓的自我认知（self-cognition）和自我教育（self-education）［30］。在生态博物馆哲学中，权威与教化的理念并未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镜子”与“窗户”［31］，也就是实现当地人对自我历史、文化与社会的意识，实现外部世界和当地居民的交流和对话。

通过收藏、展示和教育三个方面的梳理，我们能够发现生态博物馆哲学观念的本质还是脱胎于传统博物馆的结构框架，是对传统博物馆的一种延续，或者是一种对缺陷的“补偿机制”。生态博物馆改变了“族人制之、外人藏之、异地展之”［32］的基本模式，将资源状况较好的地方作为“博物馆化”的对象，将物件留在原初社会的文化脉络中，将藏品概念延伸到遗产概念，并将地方上的人纳入到博物馆空间中。

四、自然与生态：环境保护主义的催生

如果说前面三部分是历史遗产，那么这一部分关于自然与生态的主题讨论则是一种社会的需要、时代的氛围，同时也是生态博物馆之所以被命名为ecomuseum的关键要素。

博物馆对自然环境的关切由来已久，这一传统体现为自然史博物馆对自然的收藏与研究［33］。就像动物园或植物园的展览目标所呈现的那样，大部分自然史博物馆将自然作为一个包括单独标本在内的秩序化的谱系进行展示［34］。也就是说，一直到二战前后，自然史博物馆对于自然据有和表征仅仅停留在“词典”（dictionary）层面，以理解动物或植物的分类与秩序。1950年，美国自然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馆长阿尔伯特·帕尔（Albert Parr）率先对自然史博物馆的角色进行了反思，认为自然并非是未经开发的环境，而是人类的环境［35］。致力于社会议题的博物馆应当对自然环境的本质、变迁以及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有所回应。

20世纪60年代是自然灾难空前的时代，石油泄漏灾难和有机氯农药污染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扩散导致民众抗议现象的出现，国家、政府随即对眼前的危机做出应对。1970年3月22日，两千万人在“地球日”（Earth Day）这天涌上美国街头，要求国家制定新的法律来保护自然环境，治理新型污染。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次地球日的环境运动标志着“环境保护主义”思潮的开端，从美国的野生动植物与风景保护到英国对濒临消失的自然栖息地的抢救，这一运动迅速在世界范围内成长起来。带有全球意味的环境保护主义涉及到个体、保护组织、国家领导人以及国际政客，成为政治议程中的一个关键要素。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深刻影响了自然史博物馆，它们为应对社会需要而制定新的目标，比如采取新的展览方式，强调棘手的环境议题，建立博物馆与乡村阐释之间的关系，共同参与其他的保护机构、活动与教育项目等。生物多样性要求博物馆采取专业的生物学与地理学记录，系统组织常规机制来分析标本数据。

正如彼特·戴维斯（Peter Davis）所言，社会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一系列与环境保护主义有关的保护伦理、价值以及相关活动和机构的陆续出现对博物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6］。对生态环境的关切从野生动植物和自然栖息地开始，逐渐涉及到人类的整体环境概念，物理意义上的自然环境开始扩充到人类居住的环境与景观。换句话说，环境要素除了地理、栖息地、植物、动物以外，还包括那些人造环境，比如居住地与居民、建筑、文化制品、土地使用类型、家养动物等要素。关于生态与自然的哲学转变是极为关键的，环境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思考以一种广义上的“刺激—回应”模式，将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一起纳入到博物馆的整体框架内。这一生态哲学观构成了后期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思考的基本模式，在《生态博物馆与可持续发展》［37］一文中，雨果·戴瓦兰对生态博物馆定义的修正即是这一生态哲学观演变的突出体现，自然生态（natural ecology）逐步演变成为人类或社会生态（human or social ecology）。

在笔者看来，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保护主义热潮对生态博物馆的诞生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它所带来的对于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危机意识直接触动了其他积蓄已久的历史传统；或者说那些历史传统在遭遇到环境保护主义之际，被重新谱系化，并推动了博物馆认识论的转型。传统博物馆的社会“无力感”在这时被无限放大，涉及建筑、历史与工业过去的遗产运动如火如荼，重新定义与发现地方价值的地方主义持续升温，这些“暗藏杀机”的理论与实践借着“环保主义”和“环境阐释”的东风，成功着陆，开始以生态博物馆的名义席卷世界。

作为生态博物馆现象的助推器，生态自然在孕育生态博物馆哲学的同时，也为理解生态博物馆留下了无穷的隐患。从字面意思来看，作为前缀的eco似乎在向我们传递一种理念，生态博物馆是自然史博物馆的延续与发展，即主要致力于自然环境的保护与阐释。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作为一个术语与指称，ecomuseum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它出现的背景——环保主义与政治需要，是“时代”为了方便起见而产生的术语［38］。如此看来，ecomuseum的概念或者定义不能从字面意思来进行解读，否则就会发生歧义与误读。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在对西方生态博物馆思想进行本土阐释时，曾试图以“生态”、“环境”为关键词佐证传统文化中的哲学传统［39］，这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生态博物馆的原初诉求。

五、余论

20世纪70年代左右，不同地域传统的革新理念慢慢集聚并导致博物馆学界革命的发生：北欧在户外博物馆协会（1968年）的倡导下兴起了一场户外博物馆运动；英国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成立国家信托基金，着眼于工业遗产；美国在多元文化的需求下确立了社区博物馆模式；德国、意大利以及中东欧国家则致力于构建博物馆学科的合法性；而在法国，这场革命则是以生态博物馆的名义而发起的。1972年，法国环境部长罗伯特·布热德（Robert Poujade）在与戴瓦兰的谈话中认可了生态博物馆一词［40］，ecomuseum作为一个术语率先出现在法国实属侥幸。1975年，第一座正式以“生态博物馆”命名的博物馆——法国克勒索-蒙锡人与工业博物馆（The museum of Man and Industry,Le Creusot-Montceau）成立。随后，在戴瓦兰和里维埃的推动与阐发下，作为风潮旗手的法国生态博物馆运动开始在国际范围内蔓延开来。

生态博物馆没有“标准定义”，没有“固定模式”，这种开放性与灵活性在为生态博物馆注入生机的同时，也出现了“追求时髦”“冒名顶替”的投机现象。在理解当代纷杂的生态博物馆现象时，其孕育与诞生的初衷在某种程度上描绘了这场运动的哲学内核与实践架构。具体来说，对于历史传统的重建、对于地方价值的发现、对于传统博物馆的反思、对于生态环境的回应共同催生了生态博物馆理论、实践与思想。只有兼顾这四个方面的历史传统与知识谱系，才能厘清生态博物馆的发生学机制，进而更好地理解生态博物馆在当下的诸多面向。

［1］〔法〕雨果·戴瓦兰著、张晋平译：《二十世纪60—70年代新博物馆运动思想和“生态博物馆”用词和概念的起源》，中国博物馆学会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72—73页。

［2］［7］〔英〕肯尼斯·哈德森著、徐纯译：《有影响力的博物馆》，台湾海洋生物博物馆2003年，第134—136、132—168页。

［3］［5］〔美〕爱德华·波特·亚历山大著、李惠文译：《哈左勒斯与斯堪森户外博物馆》，《博物馆学季刊》1996年第1期。

［4］［6］［8］［22］［34］［36］［38］［40］Peter Davis.Ecomuse⁃um:A Sense of Place.London and New York: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9:48,48,51,51,7,7,3,58-59.

［9］John Kinard.The Anacostia Neighbourhood Museum.Museum International,1972,24(2):102-109.

［10］陈佳利：《社区博物馆运动：全球化的观点》，《博物馆学季刊》2004年第4期。

［11］John Kinard.The Neighborhood Museum as a Cata⁃lyst for Social Change.Museum International,1985(4):217-223.

［12］Kevin Walsh.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Past:Museum and Heritage in the Post-modern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176.

［13］Alfredo Crus-Ramirez.The Heimatmuseum:a pervert⁃ed forerunner.Museum International,1985,37（4）:242-244.

［14］［16］［23］Doninique Poulot.Identity as Self-Discov⁃ery:The Ecomuseum in France.In Daniel Sherman and Irit Rogoff.Museum Culture:Histories,Discourse,Spectacl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70,75,79.

［15］Daniel Sherman.“Peoples Ethnographic”:Objects,Mu⁃seums,and the Colonial Inheritance of French Eth⁃noloy.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2004,27(3):669-703.

［17］许平：《法国乡村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嬗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8］熊芳芳：《法国的乡村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3期。

［19］〔法〕马克·布洛赫著、余中先等译：《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

［20］〔法〕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商务印书馆2007年。

［21］许功明：《法国民族学博物馆物质文化研究与收藏作业之整合关系（下）》，《博物馆学季刊》1993年第2期。

［24］［32］李子宁：《从殖民收藏到文物回归：百年来台湾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顾与反省》，王嵩山主编《博物馆、知识建构与现代性》，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2005年，第29页。

［25］许功明：《当代博物馆文化之展示再现与价值建构：从现代性谈起》，王嵩山主编《博物馆、知识建构与现代性》，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2005年，第396页。

［26］尹凯：《物的阐释与沟通——当代博物馆藏品的学术思考》，顾群主编《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16年）》，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27］王嵩山：《博物馆收藏学：探索物、秩序与意义的新思维》，原点出版社2012年，第53—54页。

［28］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Objects of Ethnogra⁃phy.In Ivan Karp,Steven D.Lavine.Exhibiting Cul⁃ture: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useum Display.Wash⁃ington 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1991:388-390.

［29］尹凯：《博物馆教育的反思——诞生、发展、演变及前景》，《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2期。

［30］Pan Shouyong.Self-cognition and Self-education at Ecomuseum:From “Information Center” to “Cogni⁃tion Center”.《科学教育与博物馆》2015年第1期。

［31］〔挪威〕马克·摩尔著、张晋平译：《生态博物馆：是镜子，窗户还是展柜？》，中国博物馆学会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113—114页。

［33］Paula Findlen.Possessing Nature:Museums,Collecting and Scientific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Ital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1.

［35］Albert Parr.Museum of Nature and Man.Museum Journal,1950,50(8):165-171.

［37］〔法〕雨果·戴瓦兰著、张晋平译：《新博物馆学和去欧洲化博物馆学》，中国博物馆学会编《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83—87页。

［39］苏东海：《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252—253、259—260页。

（责任编辑：黄 洋；校对：张 蕾）

The Ecomuseum in France: Rethinking Its Origin and Birth

YINKai
(InstituteofCulturalHeritage,ShandongUniversity,Jinan,Shandong,250100)

The concept and theory of the ecomuseum was born in France in the 1970s and the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and practical experimenting have been carried out worldwide ever since. As“the second museum revolution”, the emergence of the ecomuseum resulted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multiple forces that mainly derive from social history movements, the discovery of local value, the reflection on traditional museums,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Specifically, the social history movements call for a return to traditional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an emphasis on the cultural value of marginalized groups; the local value is of significance not only to the reshaping of the nationality, but also to the forming of loc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democracy; through self-re flection on their functions and roles, traditional museums have transformed from objects-oriented toward locality-oriente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at are crucial for the survi⁃val of human being signited the at tention to history resources,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birth of theecomuseumin France.

ecomuseums; social history movements; local values; traditional museum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issues

G260

A

2017-01-03

尹 凯（1988—），男，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博物馆学。

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