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传播学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
——基于对三种新闻传播学过刊的文本分析
2017-01-28方晓恬
方晓恬
一、 导言
诞生于美国的传播学传入中国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新闻学译丛》中翻译过“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将之译为“群众思想交通”;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张隆栋先生翻译了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也被称为“宣伟伯”)等人写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但由于政治原因,传播学刚刚萌芽就夭折了(胡翼青,2004,p.289);“文革”结束后,我国新闻学研究的恢复和传播学的引进,都发生在1978年,这一年被视为重大的转折年代(陈力丹,2009);1982年,美国传播学奠基者施拉姆访华,向中国学者介绍了传播学,讲解传播研究对中国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同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陈崇山等学者发起“北京调查”,开启采用计算机抽样和统计分析的受众调查,在实践中推动了传播学受众研究的发展(王怡红、胡翼青,2010)。在一些重要事件、关键人物及学术阵地的推动下,传播学被作为一门学科不断被讨论和推广。如果将1978年视为传播学引入中国的起点,那么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将近40年的历程。
对于传播学进入中国,有学者采用编年史、专题报告、学者自述等方式对相关政策、人物、事件等进行了详尽梳理,呈现出传播学引入中国的全面图景(王怡红、胡翼青,2010);有学者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梳理了传播学如何在与新闻学的互动融合中成为一门学科,探索了改革开放、“清除精神污染”等政治形势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影响(胡翼青,2004;伍静,2011);也有学者从具体概念出发,讨论“信息”“受众”等概念传入中国,如何逐步推动中国新闻业从“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转换,同时实现传播学的“落地”与发展(张昆,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