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谁？

陈福康*

20世纪20年代初《小说月报》的革新是文学史上的大事。改革号的重要文章大多是郑振铎组稿或自撰的，不能把该刊的革新算作茅盾一人的功绩，郑振铎其实是更重要的幕后英雄。该刊的《改革宣言》，郑振铎至少也参与了意见。在茅盾担任主编的两年中，说郑振铎是不挂名的副主编亦无不可。郑振铎出国避难时，叶圣陶曾代理主编该刊，但有文章把代编的时间推迟和延长了9个月。文学研究会成立时，郑振铎就是核心人物，后来也始终是最主要的挂帅人物。有人早就统计过，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创作和译作最多的，就是郑振铎。

文学研究会 《小说月报》 郑振铎 核心人物

2017年6月7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栾梅健教授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34个错误》，揭出和评述了李欧梵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博士论文中的诸多错误，轰动一时，影响很大。说老实话，对于域外这一类作者的这一类论著，我以前看过几种后，就一直是不想看的。原因想起来有多种，其中就有因为对国内某些人对这类作者的这类论著奉如圭臬的媚相感到恶心的逆反心理，以及对这类作者的这类论著中时常充斥着的史实性错误的失望和反感。因此，栾教授的文章颇得我心，匆匆扫阅之下，觉得他所指出的很多常识性错误都是确凿的。不过，当我看到最后一条“错误三十四”时，却有点呆住了。他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但是，将郑振铎称为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显然不妥。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有12位，而且郑振铎在其中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栾教授认为文学研究会最主要的发起人是谁呢？

在栾教授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说一些历史事实。首先说说有关《小说月报》的事。

栾教授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先后有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几位主编”，这好像不会有什么人提出异议，但我认为这句话是不准确、不严谨的。“先后有”的提法，很容易被人误会为是继承关系，即误以为叶圣陶是继郑振铎而为主编。事实是，叶圣陶确曾一度代理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但在代理期间，该刊版权页上印的主编的名字则始终都是郑振铎，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叶圣陶主编或代理主编的字样。也就是说，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到1931年12月，从第12卷到第22卷，有两卷署名沈雁冰（茅盾）主编，有9卷署名郑振铎主编。这是白纸黑字印着的。

《小说月报》的革新是当年文坛上的一件大事。茅盾在当时就说过：“《小说月报》今年改革，虽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编辑，而实在这个杂志已不是一人编辑的私物，而成了文学研究会的代用月刊。”①茅盾：《致李石岑信》，《时事新报》1921年2月3日。文学研究会发起、成立于北京，因此，北京的会员对这个“代用”会刊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仅从推理上就可得知的；而在事实上，也完全是如此。郑振铎在后来回忆时也明确说过，该刊“革新之议，发动于耿济之先生和我”，②郑振铎之所以提到耿济之，是因为他谦虚，不想独自居功，而最初去找“北上访贤”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时，他是拉着耿一起去的。与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会谈后，“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负主编《小说月报》的责任，而我则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③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序言部分。当时他们是如何会谈定局的，详细情节我们不得而知，甚至连茅盾也未必了解。据当时已在商务编译所工作的胡愈之后来回忆说，当时高梦旦请郑振铎推荐一位新文学作者来编《小说月报》，郑回答：“你们编译所里就有这样的人，沈雁冰。”据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张、高在1920年11月下旬找他谈话，让他担当该刊主编，并同意进行改革，这时离明年1月号稿子的发排时间只剩下两个星期了（最迟须40天内结束），而该刊前任主编所积旧稿则几乎全不堪用，创作稿则连一篇也没有。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是相当精明的，当然也明知这一情况，何以敢于如此大胆地改换主编并同意改革？很显然，这必是因为他们已与郑振铎谈妥，心中有了把握，才会这样做。查周作人日记，他于12月5日即托人给郑振铎带去为《小说月报》撰写与翻译的两篇稿子。可见，郑振铎至迟从11月下旬起，便开始为该刊改革号组稿了（许地山之兄许敦谷应郑振铎之邀为该刊作画，时间为11月28日）。而正当茅盾万分焦急于“无米之炊”时，郑振铎便从北京及时地寄来了很多稿子。

郑振铎在改革号上究竟出了多大的力呢？让我们看看这一期的目录便知：

《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目录

一、改革宣言

二、圣书与中国文学（论文） 周作人

三、文学与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论文） 沈雁冰

四、创作

笑（小说） 冰心女士

母（小说） 叶圣陶命命鸟（小说） 许地山

不幸的人（小说） 慕 之

一个确实的消息（小说） 潘垂统

荷瓣（小说） 瞿世英

沉思（小说） 王统照

五、译丛

疯人日记（小说） ［俄］郭克里著耿济之译

乡愁（小说） ［日］加藤武雄著周作人译

熊猎（小说） ［俄］托尔斯泰著孙伏园译

农夫（小说）［波兰］高米里克基著王剑三译

忍心（小说） ［爱尔兰］夏芝著王剑三译

新结婚的一对（剧本）［脑威］般生著冬芬译

邻人之爱 （剧本）［俄］安得列夫著沈泽民译

杂译太戈尔诗 ［印度］太戈尔著郑振铎译

六、脑威写实主义前驱般生（论文） 沈雁冰

七、书报介绍 郑振铎

八、海外文坛消息（六则） 沈雁冰

九、文艺丛谈（五则） 振铎 雁冰

十、附录

文学研究会宣言 文学研究会简章

第一篇《改革宣言》无署名，我认为郑振铎必是参与了意见的，详见下述。第二篇周作人的文章，茅盾回忆录中说是郑振铎寄来的。“创作”栏7篇小说，茅盾回忆录中说有5篇是郑振铎寄来的，而有两篇（即慕之与潘垂统所作）是他“刚收到的投搞”；实际上茅盾记错了，事实的真相是，“慕之”就是郑振铎（此处考证从略，该篇已误收入《茅盾全集》，经我指误，待全集出全时，《茅盾全集》编委会在后记中承认了错误），潘垂统一篇也是郑组的稿（今存1921年3月3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提到“潘垂统兄的稿费”，可知该稿由郑经手）。也就是说，“创作”栏全部为郑振铎所组稿。“译丛”栏8篇，除了“冬芬”（即茅盾）与沈泽民（茅盾之弟）两篇外，其他6篇也均是郑寄来的，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译作。“书报介绍”是郑所作。“文艺丛谈”5则中有3则是郑写的。最后“附录”两篇，当然也是郑寄来的。也就是说，该期改革号的重要文章，大多是由郑振铎组稿（包括自撰）的。从题目上看，占70%以上；从篇幅字数上算，约占60%。甚至这一期的封面及扉页插图，也都是郑振铎请许敦谷画的。因此，《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不能像现在的“现代文学史”和一些“辞典”上写的那样，全部算作茅盾一个人的功绩，而郑振铎其实是更重要的幕后英雄。

该刊的《改革宣言》，人皆认为是茅盾写的，现已收入《茅盾全集》。但我认为可能是郑振铎写的，或至少是参与起草的。理由如下：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史上第一个提出“整理旧文学”口号的人。《文学研究会简章》由他起草，该会章开宗明义地定位：“本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将“整理中国旧文学”与“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创造新文学”并列，一起作为新文学工作者的任务，这在新文学史上绝对是首次；而且在整个新文学社团史上，将这三者同时作为宗旨的，亦并世无二。而《小说月报》在全面改革的前一年（1920年），已由茅盾进行了局部的革新，但茅盾在当年的文章（如第10期《本社启事》、第12期《特别启事》等）中，都只提到要“介绍西洋文学”，从未提及整理中国文学。而《改革宣言》中却明确提出“同人认西洋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须介绍与国人之必要，而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则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并认为“中国旧有文学不仅在过去时代有相当之地位而已，即对于将来亦有几分之贡献，此则同人所敢确信者，故甚愿发表治旧文学者研究所得之见，俾得与国人相讨论”。这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应该是郑振铎参与了刊物改革所致。而且，在《改革宣言》后紧接着刊载的郑的第一篇文章《文艺丛谈》的第一句话就是：“现在中国的文学家有两重的重大的责任：一是整理中国的文学；二是介绍世界的文学。”这里甚至将这个任务置于介绍外国文学之前，更令人注意。然而，茅盾在同年2月发表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却仍旧说：“我觉得这文题内所有的意义总不出（一）新文学运动的目的何在，（二）怎样介绍西洋的文学，（三）怎样创作这三者”，还是将“整理中国文学”遗忘在新文学研究者“所有的”的责任与努力之外。1922年6月，《小说月报》“通信”栏发表读者来信，批评茅盾主编该刊“于中国底文学，绝不想整理之而发扬之”，认为这“是一件不无遗憾的事”。茅盾答复，接受批评，并坦率地承认自己在此事上有“偏见”，即他更重视创作，而“不大爱”整理古典文学。同年8月，该刊又载读者来信，责问该刊《改革宣言》中既说“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何以年来没有这种文字发表？”茅盾在回答中也坦率承认“未能尽什么力”。这种状况在郑振铎继任主编以后才有明显的改变。因此，我有理由认为《改革宣言》中有关整理中国旧有文学的内容，基本上是郑振铎而不是茅盾的想法。

在该刊改革后的第2期上，茅盾发表了他的《讨论创作致郑振铎先生信中的一段》，认为今后采用稿件不能由自己一人决定，而要请郑振铎在京会商鲁迅、周作人、许地山等人，“决定后寄申，弟看后如有意见，亦即专函与兄，供诸同志兄审量，决定后再寄与弟”。这也表明郑在文学研究会同人中的核心地位和在该刊编辑方面的重要作用，表明了茅盾对他的尊重。这以后，该刊的重要稿件仍有不少是郑振铎组织、审定的。最有意思的是，第5期发表落华生（许地山）的小说《换巢鸾凤》时，文末有“慕之”写的附注，称赞了这篇小说，并高度赞扬鲁迅小说“‘真’气扑鼻”，今人不察，都以为这必是主编茅盾所加，于是纷纷大加赞许，说这是茅盾早期对鲁迅小说的精彩评价。精彩确实是精彩，但其实这却是郑振铎写的。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郑振铎之进商务编译所减轻了我的负担。他那时虽然不是《小说月报》的编辑，却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我因为担任中共联络员，跑路的时间多，就没有时间写信拉稿了。”因此，在郑振铎正式担任该刊主编的前两年，如果说他是该刊的不挂名的副主编，我看也是一点不夸张的。

到1927年5月，因为“大革命”（国民革命）失败，郑振铎由于参加过一些革命活动，被迫出国避难，该刊才由郑振铎请叶圣陶代为主编。叶晚年在《我和商务印书馆》、《重印〈小说月报〉序》等文中，说郑后来是1929年2月回国的，并说郑恢复主编《小说月报》大概在5月间。此说大误。可能是叶老老年记忆失实，也可能文章乃他人代笔，而那个时间是他人推算出来的。今见《王伯祥日记》，郑于1928年6月8日即已回到上海，9月3日，王的日记更明确记载：“振铎今日复任《小说月报》编辑，圣陶仍回国文部。”可知有关文章居然把叶代理主编《小说月报》的时间推迟和延长了9个月！而现在出版的“现代文学史”、网上的“标准答案”、巴金的有关文章等，都众口一词，说叶圣陶代理主编了整整两年！

上面，已讲清楚了有关《小说月报》的事，其实这可以很清楚地体现郑振铎在文学研究会中的地位。那么，在该会创办时，郑是不是最主要的人呢？我们仍然要摆摆事实。

要说这个我国最早、最大的新文学社团，我认为必须从郑振铎在五四时期与瞿秋白等人一起结成《新社会》旬刊编辑部这一“小集团”（郑振铎语）讲起。《新社会》编辑小组虽未标明为社团，但实际确是一个宗旨鲜明、具有实力的新文化社团，而该刊被迫停刊后，由该小组原班人马另行编辑《人道》月刊时，即对外称为“人道社”。该社是当时最进步的社团之一，曾与李大钊等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等一起，组合成名曰“改造联合”的社团联盟。《新社会》小组至迟于1919年10月已成立（《新社会》创刊号出版于11月1日），成员最初为4人：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瞿世英（菊农）。两三个月后，许地山由瞿世英介绍加入（其后又增加了郭梦良、徐六几两人，虽然郭、徐后来也参加了文学研究会，但这两个人在该小组内所起作用不大，与前5人不能相比）。郑振铎后来在《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回忆早年的瞿秋白》等文中回忆，他们5个人当时“成为极要好的朋友”，“几乎天天都见面”，其中瞿秋白“最为老成”，“早熟而干练”，许地山也是一位“老大哥”。但是，从《新社会》及《人道》编辑出版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小集团”的核心人物却无疑是郑振铎。

郑振铎是《新社会》发刊词的起草者，发表的文章最多，很多都刊登在打头地位。耿济之最早与郑振铎相识，《新社会》创刊后，他们两人携刊去访问并请示陈独秀。后来改出《人道》，也主要是郑所决定的，瞿秋白略有不同意见，但瞿承认自己“不足为重”。这5个人，除了瞿秋白以外，后来都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瞿因为正好离京去苏俄，不然肯定亦为发起人；但瞿在回国前，至迟在1921年2月前即加入了该会，会员登记为第40号；1923年瞿回国后，又曾任该会机关刊《文学旬刊》的编委）。因此，我一直认为《新社会》小组就是文学研究会的雏形，无可置疑。然而，这一点在以前的论文及著述中，却未曾有人说过；迟至1979年，才由日本学者松井博光在《薄明的文学》一书中提出。松井正确而明确地指出，“从组成文学研究会的过程来分析，归根结底，其中心人物肯定是郑振铎”，他同时还分析了该会12个发起人的概况与关系。但有些重要史料他当时尚未见到，个别论述不免粗略或带有猜测性。这里，有必要再梳理一下该会的成立过程和几个发起人的作用及相互关系。

关于该会的发动缘起，在1921年第2期《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学研究会会务报告》的第一部分《本会发起之经过》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个“经过”显然是郑振铎写的，因为在该报告的第二部分《成立会纪事》中，即说明在成立大会上“首由郑振铎君报告本会发起经过”）：“1920年11月间，有本会的几个发起人，相信文学的重要，想发起出版一个文学杂志：以灌输文学常识，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并发表个人的创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经济的关系，不能自己出版杂志。因想同上海各书局接洽，由我们编辑，归他们出版。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菊生君和编辑主任高梦旦君适在京，我们遂同他们商议了一两次，要他们替我们出版这个杂志。他们以文学杂志与《小说月报》性质有些相似，只答应可以把《小说月报》改组，而没有允担任文学杂志的出版。我们自然不能赞成。当时就有几个人提议，不如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一来可以基础更为稳固，二来同各书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赞成。于是本会遂有发起的动机。”

这里说的“11月间”当是“10月间”之误，有《张元济日记》为证。张元济10月23日记：“昨日有郑振铎、耿匡（号济之）两人来访，不知为何许人，适外出未遇。今晨郑君又来，见之……言前日由蒋百里介绍，愿出文学杂志，集合同人，供给材料。拟援北京大学月刊《艺学杂志》例，要求本馆发行，条件总可商量。余以梦旦附入《小说月报》之意告之。谓百里已提过，彼辈不赞成。或两月一册亦可。余允候归沪商议。”由上可知，《新社会》小组成立一年后，文学研究会就开始正式酝酿了。而在“几个发起人”中，最主要的当然就是《新社会》小组的核心人物郑振铎。

从张元济这则日记可知，张、高两人在22日前已经在京商议过出版文学杂志一事，并已通过蒋百里向郑振铎转达了意见。郑这次直接与张商谈，是想再次努力争取。张于10月30日启程回沪，而这时郑振铎等人已决定要成立文学社了。郑后来在《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中回忆说：“第一次开会便借济之的万宝盖胡同的寓所。到会的有蒋百里、周作人、孙伏园、郭绍虞、地山、秋白、菊农、济之和我，还约上海的沈雁冰，一同是12个人，共同发表了一篇宣言，这便是文学研究会的开始。”这第一次会，据《周作人日记》，是11月23日下午召开的；又据周氏日记，到会7人，连周自己共8人，而参考郑振铎上述回忆，可以确定这8人是：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许地山、周作人、蒋百里、孙伏园、郭绍虞。这几个到会者，再加上茅盾、叶圣陶、王统照、朱希祖，也就是12个发起人了。29日，他们又借北京大学李大钊工作室开会，决定积极筹备该会成立，推举郑振铎起草会章，并决定将《小说月报》作为该会的“代用”刊物（郑振铎给茅盾写信联络，以及给在日本的郭沫若、田汉写信邀请参加发起，均当在这以后）。12月4日，又在耿宅开会并通过会章和宣言。会章与宣言以12个发起人的名义于13日起在各报发表。30日，他们又在耿宅开会，讨论要求入会者的名单，并议定于翌年1月4日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

从上述筹备经过，可以看出郑振铎所起的作用；而从他同另外11个发起人的相互关系，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该会与其他社团的关系。首先，郑、耿、瞿（世英）、许4人是原《新社会》小组成员，这不用多说了。周作人是《新青年》社成员、北京大学名教授、文学革命提倡者；还不可忘记的是，在周的背后还站着他的哥哥鲁迅。用后来“创造社”的话来说，他俩是该会的“偶象”（郑振铎当时也曾邀请鲁迅参加，但鲁迅因“文官法”的限制而不参加，但他与该会关系极深，周作人起草的该会宣言，即经鲁迅审读）。郑振铎从1920年5月开始与周作人时常通信并见面，在酝酿发起该会期间来往更为频繁。朱希祖是周作人的同事、北大教授，也是鲁迅的留日同学。他参加发起，当是因周的关系。在该会筹备期间，周好几次都是同时给郑、朱写信的。周当时又参加了北大“新潮社”，并任该社编辑主任；而郭绍虞、孙伏园、叶圣陶都是该社社员。郭当时在北大旁听，与郑相识，常在一起。孙则在编《晨报副刊》，郑与孙可能是通过投稿认识，也可能是周介绍的（郑振铎从1920年7月初开始向《晨报副刊》投稿）。叶当时不在北京，因与郭是同乡，又较早就从事创作，由郭向郑推荐作为发起人。王统照当时在北京中国大学读书，为“曙光社”主要成员。《新社会》小组成员除许地山外都在《曙光》上发过稿，而郑、耿、瞿（世英）3人都参加了曙光社。曙光社也是“改造联合”组织的集体会员。蒋百里是“共学社”主要成员，与梁启超“研究系”关系极深（但似乎未加入该系），与商务印书馆当局也有交情，郑曾帮蒋编书。另外蒋还认识茅盾。茅盾当时已在商务的《小说月报》社当编辑，据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当商务负责人要他主编《小说月报》时，他写信向王统照约稿（两人未见过面），却意外地接到了郑振铎的回信，说他与王是好友，并告以他们正在筹备该会的情况，同时邀请茅盾作为发起人。但郭绍虞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中，曾说是他介绍郑与茅盾通信的。松井博光不了解郭与茅盾的关系，甚至怀疑郭的回忆有误；其实郭在上北京读书前曾在商务所办的尚公小学任过教，所以他完全有可能向郑介绍茅盾（但郭后来在回忆中说，茅盾当时在该会发起人中唯一认识的人是自己，则不确；而茅盾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只认识朱、蒋，却忘了郭）。除上述发起人外，我们不应忘记郑振铎当时还曾自告奋勇地写信邀请鲁迅参加；另外，他还写信给田汉，请郭沫若和田汉作为发起人（但田竟不转信，后郭又因自组“创造社”，所以未参加）。

我还看到一个材料，1958年5月，郑振铎接待山东师范学院教师、研究生来访，回答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提问，今存他写的提纲手稿。他在谈“这个会的前身”时，提到了新社会小组、人道社，以及新青年社、新潮社、曙光社和共学社。由上所述，该会确实主要与这样几个社团有较大的关系。①该手稿中还写到“北大的一部分人没有加入（胡适、康白情等）”，这是否意味着郑当时还曾邀请过胡、康诸人作为发起人？此事从未有人说过，谨录以备考。而这些相关社团以及12个发起人，在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各自所起的作用并不相同。简单说来，新社会小组（人道社）是该会的核心，是最初的发起单位，并且是全员加入。其中的郑振铎更是中心人物，耿济之则是其主要副手，许地山后成为该会主要创作家之一，而瞿世英则偏重于文学理论。新青年社的周作人，以及他的同事朱希祖，是作为前辈、知名学者来参加的。周主要处于顾问的地位，朱可能负责读书辅导之事（朱参与了该会“读书会简章”的起草，在1921年3月31日的大会上又提议大家应该积极参加读书会）。新潮社诸君除周作人外，郭绍虞在当时做了一点牵线工作，孙伏园掌握重要发表阵地（而且郑当时与鲁迅的联系，主要通过孙与周），叶圣陶虽然在筹备工作中未起作用，但不久即成为该会的重要作家。曙光社的王统照也是该会重要创作家，而且该社不少成员后来都参加了文学研究会；后来，王又在北方主持该会北京分会的工作。共学社的蒋百里是作为知名人士参加的，而且在该会创办初期对出版界、甚至政界起了某些引荐作用（如因为蒋的关系，该会有时能在欧美同学会礼堂召开会议；另外，该会在“研究系”控制的上海《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都有副刊阵地，也当与蒋的推荐、支持有关。正因为此，创造社后来攻击文学研究会“好和政治团体相接近”）；随后，蒋与朱希祖一样，实际上脱离了该会。而茅盾，不仅随即掌握了当时全国最大的文学刊物阵地，而且后来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该会另一个核心人物。

从以上分析可知，文学研究会虽然总体来说是一个散漫的文学团体，但它的创办时期在郑振铎为中心的联络组织下，还是井井有条的。而从郑振铎一开始就欲邀请鲁迅、郭沫若、田汉（可能还有胡适等）参加来看，他的胸怀是非常博大的（试想，这几位如果都参加，整部新文学史将如何改观）。从上引该会会务报告的“发起经过”中可知，该会宣言等发表后，只过了一两个星期，就有不少人报名参加，其中最早的就有两位女作家：庐隐和冰心。出席成立大会的，就有21人（不包括因病未出席的周作人，以及不在北京的茅盾、叶圣陶、郭绍虞等人）。从此以后，该会在郑振铎的带领下不断发展，至1921年初已有48名会员（见1921年3月3日郑振铎致周作人信）；1924年该会曾印有131人的会员名录；再后来，赵景深曾在郑家看到正式登记的会员已有172人。

叶圣陶多次说过：“郑振铎是最初的发起人，各方面联络接洽，他费力最多，成立会上，他当选为书记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经管会务。”（《略叙文学研究会》）郭绍虞说：“文学研究会的组织，振铎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振铎到上海，文学研究会也就跟着移到上海来了。”（《“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点滴回忆》）孙伏园说：“那时郑振铎先生奔走文学研究会最热心。”（《怀耿济之》）这些发起人说的都是事实。郭绍虞后来又说：“文学研究会之成立以振铎为骨干；至此以后文学研究会之发展，则又以雁冰为主体”，因为“雁冰的思想相当进步，在当时可能已是共产党员，所以我说此后的发展，则又是雁冰的力量”（《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现在众所周知，早在1921年，茅盾就是中共党员。总体来说，茅盾的政治理论与文学理论，在该会会员中居最高水平，后来他的创作成就也居最高水平，他在该会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这是事实。但我觉得郭绍虞“以后以沈为主体”的说法，并不甚确切（郭后来逐渐疏离该会核心，走古典文学研究之路，关于该会后来的情况，有些不一定了解）。事实上，郑振铎自始至终都是该会的中心人物，他的核心地位一直没有被他人所替代。胡愈之说：“后来郑振铎同志因工作分配到上海，和雁冰同志紧密结合起来”（《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从而更促进了该会的发展。这样说更符合实际些。

我认为，不能因为茅盾后来在文坛以及政治上地位的增高，而夸大他在该会组织与领导上的实际作用。必须看到：第一，郑振铎的政治思想也可说是“相当进步”的。在20世纪20年代初，郑与茅的文学思想基本一致，又各有千秋。他们互相配合，共同战斗。从当时的影响及发表文章的数量来看，郑绝不亚于茅。茅在文学思想上超过郑，并开始拉大距离，当以1925年5月发表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为标志；但对该会大多数会员来说，郑的文学思想更易于接受，因而也就更有影响。再说，思想进步不一定直接体现在社团的组织作用上。1926年以后，该会的组织也并没有大的发展。第二，大型的《文学研究会丛书》、会刊《文学旬刊》（包括后来的《文学》周刊、《文学周报》）、《星海》，以及从1923年起该会的“代用刊物”《小说月报》，一直主要都是由郑振铎总负责。这些刊物、丛书无疑是维系该会的纽带。第三，茅盾有不少时间须从事地下党务工作和政治活动，也不可能将很大精力用在该会的具体组织工作上，而郑振铎在团结、联系会员方面有着天生的特殊魅力。

早在该会正式的成立大会上，就决定以郑的住处“为接洽一切会务之处”，但他在1921年3月就去上海工作。这以后，该会的总会在名义上虽仍设在北京，但实际上却因他的南下及大部分重要成员在上海聚集而重心转移。此后的六七年，为该会最兴旺的黄金时期。郑振铎此时在会务方面作出的贡献，主要有这样几端：第一，与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结成新的有力的核心，团结了大批作家，发展了百余名会员，还成立了广州分会等。第二，以商务印书馆（后期则又有开明书店）为大本营，主编出版了许多该会的（以及以该会会员为主要作者的）丛书与报刊。第三，发起和带头批判“礼拜六派”及其他错误的文艺思潮。第四，以该会名义积极参加五卅运动以及大革命运动。在该会最盛时期，郑振铎无疑仍是最主要的挂帅人物。这只要看看那些报刊、丛书的发刊词、序文、按语等大多是由他署名或执笔的，以及他写的文章的分量和刊载时的突出位置，即可明白。用国民党官僚王平陵后来在台湾讲的话来说：“这时，郑氏在中国文坛的声望，几乎有压倒前辈、领导后生的气派！”（《北伐前后的文派》）

“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与茅盾、胡愈之等人，或被迫逃亡国外，或转移躲藏，该会虽不曾解散，但基本停止了发展和活动，只是有关刊物和丛书的事宜还由叶圣陶、徐调孚、赵景深等人维持着。郑振铎回国后，曾想重整旗鼓，恢复该会以前的声势，《小说月报》与《文学周报》在他的主持下，确实也有新的起色。但由于经过“大革命”的失败，中国社会状况有很大变化，该会成员也有分化，终究未能恢复1927年以前的那种气势。1928年底，《文学周报》停刊；1932年初，《小说月报》因日本侵略军轰炸而终刊。该会因失去刊物阵地而无形中消亡。但其核心人员则始终在精神联系上没有离散过，一直在文坛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最后，我想引用著名文学研究会会员老舍的儿子舒乙在纪念该会成立70周年时写的《文学研究会和他的会员》一文中统计的两组重要数据：一组是1921年初至1925年底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数量的排名表，另一组是1921年初至1931年底文学研究会主要作家在该会所办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数量的排名表。前一个表，第一名郑振铎，创作作品210篇，翻译作品65篇；第二名茅盾，创作作品196篇，翻译作品62篇；第三名王统照，创作作品134篇，翻译作品18篇；第四名徐玉诺，创作作品78篇，翻译作品0篇（再往下我就不引了）。后一个表，第一名仍是郑振铎，创作作品395篇，翻译作品92篇；第二名也仍是茅盾，创作作品227篇，翻译作品76篇；第三名赵景深，创作作品147篇，翻译作品51篇；第四名王统照，创作作品143篇，翻译作品15篇（再往下我也不引了）。就像马拉松赛跑一样，第一名与第二名，第二名与第三名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这样的数字应该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吧？可惜好像至今并没有人引用过！而舒乙的这篇文章是发表在专业核心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的！而且我还想指出，舒文所统计的数字，肯定有疏误，例如本文上面提到的署名“慕之”的那篇作品，大概就算作茅盾的作品，而肯定不会算在郑振铎头上。再如，还有好几篇在文学研究会刊物上发表的未署名文章，如《文学之力》和几本《茅盾年谱》，均被认作是茅盾的作品，但其实我从内容即可判定此文为郑所作，而且在郑的遗稿中还存有早年此文的抄件。另外，舒文所统计的，还没有反映出作品发表时所占刊物的地位（是不是首篇，篇名有没有上封面要目，目录中篇名是不是排大字等）和作品字数的长短，而郑振铎在这方面都是站在最前列的。

写到这里，对于郑振铎到底是不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或者他在发起人中是不是最主要的，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了吧？我写这篇东西，除了为郑振铎抱不平以外，其实并不想过多地责怪栾教授。因为上面讲的史实，他从现存的教科书、辞典和大多数“专著”上是看不到的，他以前在大学讲坛上也是听不到的。我感到非常郁闷和不解的是，其实这些内容和观点，我在三四十年前就已发表过了，但是那么多“专家”都毫不理睬，在他们的煌煌论著、教材、辞典、演讲中都仍然坚持那些不确的说法。因此，我不得不无奈和愤懑地指出，这种令人惊讶不已的集体性愚昧无知和选择性盲视偏见，是多么冥顽不化啊！

Who is the Main Initiator of Literature Society?

Chen Fukang

The reformation ofNovel Monthlyin the 1920s is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Mao Dun is not the only contributor to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reformation, since most of the important essays are written or solicited by Zheng Zhenduo, who is really the more important unsung hero and involved in proposingThe Manifesto of the Reform. And he was the anonymous deputy editor during the two years when Mao Dun was served as the editor. He was the central fi gure when The Literature Society set up, and had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t has been already estimated that it is Zheng Zhenduo among all the main writers who published and translat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works. It is a collective blindness and selective prejudice for many experts who ignore the ideas in this paper published before and still adhere to some stale statements.

*陈福康，男，1951年生，上海人。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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