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惠 李凤凤

(1.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2.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干戈玉帛：辛亥革命时期战争分裂与和平统一的历史选择

罗福惠1李凤凤2

(1.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2.江西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本文回归到国内鼎革之际战争与和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意识，在概括辛亥革命发生前两种救国主张的争论之后，按两个阶段分析革命派的行动方式，即从武昌首义到南部半个中国“独立”中的干戈、玉帛并用，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南北和谈完成的“以和平收革命之功”，说明实践层面的革命过程及其结果，只能是具体历史转折阶段上各种指向不同的构成力量所形成的合力的历史选择。

辛亥革命；战争；和平；历史选择

在辛亥革命前的舆论宣传战中，《民报》和《新民丛报》争论的焦点其实就是两个：一是应该如何对待满族人；二是要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两个不同的目标自然形成两种行动主张：立宪派主张采取“劝告”和“要求”等“秩序的行动”，并警告武装斗争必然引发“内乱”和“外来干涉”；革命派则力主武装斗争，并通过援引有关国家革命先例，强调满汉矛盾对立，揭示国辱民贱的现实灾难，大力宣传革命不可避免，并相信其先进的政治理想和“革命之纪律”将能指导“自然的暴动而为秩序的革命”，因而不会引发“内乱”和招致“外来干涉”。辩论后期，梁启超悲观地承认：“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满汉之同栖一国而分彼我，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从品也”，有此两大原因，“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饮冰：《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89号，第24—25页。。到1911年夏季，由于朝廷悍然出台“皇族内阁”，同时坚拒立宪派召开国会以定“国是”的请求，使得革命排满的主张更加理直气壮。这年7月17日，湖北武汉的《大江报》公然刊出《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时评，9天之后又刊发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如鸡鸣风雨，预示着国内和平改革之机流失，动乱难以避免*几部较有代表性的辛亥革命史著述并未集中论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学界不乏从革命派、领袖人物与革命组织角度来论述革命的武装斗争，如金冲及：《同盟会领导的武装起义二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沈继成：《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武装起义的再认识》，《江汉论坛》1991年第10期；简婷：《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领导的武装斗争》，湖南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探讨南北议和的论文则有萧致治：《孙中山与民元南北议和》，《武汉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农伟雄:《袁世凯与南北议和新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2期;刘仁坤、刘兴华:《同盟会分化与南北议和》，《北方论丛》2002年第3期等。而近几年以高全喜为代表的学者从宪法学视角发表了多部对《清室优待条件》和《清帝逊位诏书》进行重新解读、评价的著作，其研究对本文从宏观上思考辛亥革命时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颇具启发意义。。

一、多数省份“光复”过程中的干戈、玉帛并用

广义的“辛亥革命时期”可以包括20世纪之初的数年甚至十来年，但关键时刻或者说狭义的辛亥革命阶段，仍然是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4月初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如果以干戈、玉帛的取舍和作用来划分，不妨以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为标志，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段的80余天时间里，全国先后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安徽、广东、四川共计14省和上海市(当时仍隶属江苏省)宣告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省级新政权。但仍有直隶(今河北)、河南(开封曾有革命党武装起义，但未成功)、山东(曾宣布脱离清廷，旋又取消)、甘肃(当时甘肃还包括青海和宁夏，宁夏会党起义建立了军政府，但当时不被视为省级政权)、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和西藏仍然听命于清廷和袁世凯。

从脱离清廷的14省及上海的光复过程和新政权的组成来看，可以说基本上都存在斗争和合作并存的情况。当时的斗争目标当然是指效忠于清王朝的当地政治、军事力量的代表人物，即抗拒革命的督抚大员、驻防将军、镇统协统等高级将领和听命的官吏士卒；合作则是指在军、学两界活动的革命派人士、会党、民间武装，甚至基层的劳苦大众与各省谘议局的立宪派、绅商、地主以及没有公然反抗革命的旧文武官员。而综合上述具体情况，可知以11月5日苏州(江苏省会)“和平光复”为界，此前的9处“光复”主要是革命派人士和基层士兵为主动力，武力革命的色彩浓厚，而自苏州“和平光复”起，立宪派、绅商和旧官僚越来越主动，他们在地方政权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例如在首义之地的武汉，尽管湖北新军一万六七千人中革命者和同情者占有三分之二的优势，但是攻打总督府仍然经过了激烈的战斗，总督瑞澂和新军镇统张彪兵败逃走。新政权由革命派人士和以原新军协统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官组成，立宪派头面人物汤化龙一度主持内政部。继而清廷先派陆军大臣荫昌调清兵数千，后改派东山再起的袁世凯指挥北洋军万余人猛攻汉口和汉阳，民军亦迅速扩至八协(旅)，加上数省援鄂部队，战斗人员不下三万余人。双方自10月中旬鏖战至11月下旬，“四十余日，重创清军主力，杀伤北洋精锐万名以上，……而民军将士及武汉民众伤亡近两万人，汉口市区五分之一毁为断壁残垣，损失可谓惨重。”*冯天瑜、张笃勤：《辛亥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页。阳夏之战的结果是汉口、汉阳被北洋军攻占，湖北军政府所在地武昌成为汉阳龟山上北洋军大炮威胁之下的危城。

除了湖北，其余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贵州、浙江和上海的光复，无论是在省会如长沙、西安、太原、贵阳、杭州及上海先行举义，还是在外府州县爆发起义，再进攻或影响到省城(如昆明、南昌)，也仍然是由革命派人士和会党分子为先导。尽管这些省份与湖北的情形不同，没有新增加从省外调来的军队，故双方动员的兵力最多不过数千人，省城的战斗都在一两天内解决，但战斗仍然很激烈。抗拒革命者，如湖南巡抚余诚格、协防营统领黄忠浩、陕西巡抚钱能训、驻防将军文瑞、山西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云贵总督李经羲、镇统钟麟同、总参议靳云鹏、江西巡抚冯云骙、贵州巡抚沈瑜庆、浙江巡抚增韫、驻防将军德济、上海的道台和知县及江南制造总局的总办等，或自杀或被击毙、或逃亡或投降。新政权中有革命派、立宪派、绅商，但一般没有旧文武大吏。

苏州的“和平光复”是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上海“光复”前后，苏、沪的官僚、绅商加紧在江苏巡抚程德全和上海的革命党人之间沟通斡旋，策划“明建义旗”。11月5日，在程德全和地方官绅的共同策划下，新军的马、步、辎重队士兵“一律袖缠白布，直达巡院”，“要求”巡抚宣布“独立”。于是程德全下令在抚署的大门上挂起“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的旗帜，程德全由清王朝的巡抚变身为革命军的都督。民政长、警察总监、财政司长、司法司长等要职亦由原先的司、道担任。苏州的“和平光复”，使当地一些本来担忧不已甚至反对革命的人士“鼓掌距跃,谓自古革命无如是之易易者也”*新黄氓：《民国文牍》第3卷，上海广益书局1912年版，第3页。。

苏州的先例产生了“羊群效应”，不同程度影响到此后其他省份如广西、福建、安徽、广东、四川的“光复”。广西本来会党、绿林和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很大，武昌起义之后，上述势力先后在梧州、浔州、柳州、玉林和南宁多处起事。于是谘议局领袖向巡抚沈秉堃、藩司王芝祥陈说利害，沈等无力抗拒，遂“由官发起独立”，号令各州县“迅速反正”。随后沈、王以率兵援鄂为名离桂，由实力派(原清军提督)陆荣廷担任都督。

福建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强盛。谘议局的立宪派领袖担忧发生武力革命，于11月8日通过决议，要闽浙总督松寿和福州将军朴寿“交还政权”。二人不听，并武装满营及其家属，驱迫五千多旗兵顽抗，苏州式的“和平光复”计划失败，起义新军和哥老会会众包围了旗营，并占领制高点于山。9日拂晓发动进攻，经过一天战斗，松寿自杀，朴寿被击毙，余众树白旗投降。起义军让所有旗兵缴械回家，并逐户发给安家银、米，负伤者送去医治。与革命无涉的原新军镇统孙道仁任都督，军政府的民政长、财长、外长均由原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人士担任。

安徽也是革命基础深厚的地方。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曾议定10月30日晚行动，以第61、62两标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为主力进攻省会安庆，但因行动仓促而失败。6天后皖北信义会会众在寿州举义，占领六安、凤台、定远等县，继之合肥、芜湖、颍州、临淮亦被民军占领，巡抚朱家宝的号令不出省城。于是谘议局中的立宪派在朱家宝和革命党人之间调停，“斡旋宣布独立”。袁世凯亦通过心腹赵秉钧密电朱家宝，要他“顺应时势”，“勿贪小节，致昧远图。”*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书店1958年版，第243页。朱家宝心领神会，11月8日遂由谘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朱家宝任都督，军政官员一仍其旧，安徽省城的“光复”可说是苏州“光复”的山寨版。不过由于朱家宝人望远不及程德全，易帜后又举措失当，不久还是被革命党人赶走，最后由同盟会会员孙毓筠接任都督。

广东原是反清革命的策源地，但辛亥年春黄花岗起义失败使得元气大损，同盟会骨干大多流亡在外，剩下天地会山堂林立，绿林武装此起彼伏。总督张鸣歧、水师提督李准指挥着龙济光的济军和五路巡防队等两万余人戒备省城。革命党人遂在外府州县组成四路民军，在攻取化州、惠州、潮州之后，准备进攻广州。立宪派人士和豪绅巨贾与张鸣歧及有满汉八营代表参加的会上共商，作出了“独立”的决定。翌日正式成立军政府，张鸣歧任都督，龙济光副之。但半年前才镇压黄花岗起义而血债累累的张、龙二人自知难容于众，前者“微服遁走”，后者不敢上任。于是以胡汉民、陈炯明为正、副都督。

四川在辛亥年夏南方数省发生的保路运动中声势最大。但领导者是立宪派、绅商和各地地主，他们主张“文明争路”，左右了作为争路主力军的农民及哥老会会众的行动方式，而同盟会在四川领导不力。直到9月7日总督赵尔丰诱捕了谘议局、铁路公司和保路同志会的多名头目，并对请愿民众大开杀戒，制造了数十人死亡的成都惨案之后，保路同志会才建立保路同志军，举行武装起义，围攻成都十余天不克，遂转战各府州县。到11月5日才有新军革命士兵发动的龙泉驿起义，22日在重庆组建蜀军政府。27日久困成都的赵尔丰虚伪表示“让位”，成立四川军政府，请出被他诱捕的立宪派头目蒲殿俊任都督，赵的亲信、原清军镇统朱庆澜副之，军政府成为赵尔丰的傀儡。但几天后，巡防营和大部分新军因欠饷哗变，原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平定兵变，杀了赵尔丰，蒲殿俊、朱庆澜逃匿。在“独立”的14省中，四川动荡的时间最长，终究还是以暴力作了暂时解决。

四川“光复”之后，整个南方只有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仍然婴城固守。张人骏把军心不稳的新军第9镇调出城外，将原驻浦口的张勋江防营调进南京，拼凑二万多人的兵力负隅顽抗。在上海的各省革命党人经过协商，决定由苏军、济军、沪军、浙军、镇军组成江浙联军，由第9镇总制徐绍桢为总司令，率一万数千人的兵力进攻南京。战斗于11月23日开始，双方先后在乌龙山、幕府山、马群高地、孝陵卫、天保城等处激战。12月2日占领南京城，张人骏、铁良、张勋逃走。南京的战斗规模仅次于武汉的阳夏之役，革命军的胜利扭转了革命阵营内因为汉口、汉阳失陷而产生的悲观心理，提振了“光复”各省的信心，并为解决临时中央政府设鄂、设沪的争论创造了条件。

回顾上述14省脱离清廷统治的过程，首先要肯定革命派坚持武装革命推翻王朝政权的战略思想，以及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先取中国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省内“上自省会，下至州县，通过国民军攻占、义民响应或敌军反正置于军政府控制之下”的行动方针的正确，以及革命者、会党人士和普通民众的斗争精神。虽然在实际“光复”过程中，只有武汉、南京等几处的军事冲突较为激烈，而将近一半的省城只有零星、小型的军事行动，南昌、苏州、安庆、桂林、广州、贵阳等省城的“光复”几乎兵不血刃，但这仍是各地革命武装蜂起，甚至兵临城下，革命气势先声夺人的结果。另一方面，有关省内或者部分州县先行举义，或者省城先“光复”而州县“传檄而定”，朝廷的地方文武官员只有少数人能极力抗拒，大多数人或逃或降，则反映出地方官员对朝廷不肯用命，而朝廷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已极度削弱。

在此阶段还已出现两个重大迹象影响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政治决策。其一是“排满”色彩的淡化。武昌起义前夕，原来鼓吹“排满”最力的章太炎撰文声称，此次革命“非欲屠夷满族，使无孑遗，效昔日扬州十日之为也”，“彼爱新觉罗之皇族，犹不弃遗”，“域中尚有蒙古、回部、西藏诸人，既皆等视，何独薄遇满人哉？”文章明确表示，“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人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悠游于共和政体之中，其乐何似！”*《致留日满洲学生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19—520页。当年章太炎在《民报》担任主编，而此时的说法等于公开承认昔日宣传“满洲人非中国人”的错误。

武昌起义后两周，湖北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旗人投诚者绝不诛戮。本都督所主持系政治革命，非种族革命。深愿两星期内各省齐下，合汉、回、蒙、藏、满五大民族组成一共和国，所有旗人一视同仁。”*《黎都督宣言》，《民立报》1911年10月24日，第2页。11月4日杭州“光复”时，满人巡抚增韫被俘后，奉命劝降驻防将军德济，德济表示希望举汤寿潜为都督。各方邀请汤寿潜出任，汤“勉允”，“且谓革命不当囿于种族之成见，若轻杀满人，即日引去。”*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7卷，上海书店2009年版，第282页。而在江浙联军进入南京时，城中满人聚居区“家家门口都标着欢迎大汉同胞”的字条*钱化佛：《攻宁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可见无论在首义之地的湖北，还是历史上曾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江苏、浙江，满汉歧见已渐趋消弭。12月10日，由“光复”各省代表在汉口议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有“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对待满人”的条文。凡此皆可视为其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的宣示，以及两个月后《清室优待条件》和《清帝逊位诏书》出台的先兆。

其二是以袁世凯为对手方的南北和谈启动。还在10月下旬，西方国家舆论即有估计，“除非能够实现调解，否则将出现帝国立即分裂或清室完全覆灭的结局”*《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52页)》，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2页。。袁世凯出山时，亦与清廷达成剿抚并用的共识。故10月底北洋军夺取汉口后，立功心切的冯国璋要求乘胜渡江攻打武昌时，袁世凯“亲以长途电话勒止之”，筹划“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页。。11月2日，袁世凯派出说客来汉，在英国驻汉领事戈飞的撮合下与黎元洪会面，初步达成 “息战”的意向。11月中旬，双方再次晤谈，袁世凯仍想“招抚”黎元洪等接受君主立宪，黎元洪等则想诱使袁世凯加入反清阵营，“回旗北向”，并以此拥袁为“汉族之华盛顿”。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后，革命声势大振，起义各省的代表会在汉口租界召开，“北伐”呼声盈耳。袁世凯被迫调整策略，派唐绍仪为代表来湖北。各省代表会也密电南方谈判代表伍廷芳“离沪来鄂”，“与北使会商和平解决”。至12月9日，双方正式签订停战协定，由革命派发动和坚持的革命战争基本停止下来。由于江浙立宪派的坚持和英国驻华使馆的配合，12月17日以后，南北交涉会谈的地点移到了上海。

二、“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革命目的”之尝试

诞生于1912年元旦的南京临时政府，诚如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中所说，乃“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由不再承认清王朝政府的各省代表协商和选举而产生，立法和行政部门以同盟会革命党人为主，也容纳了立宪派、归附革命的旧官僚及同情革命的绅商代表。临时政府坚持了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家的根本目标，为此在内政上提出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财政统一，反对民族压迫和分裂割据的方针。《临时约法》更确定了国家的国体和政体，宣告了民主共和的原则，强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显示出鲜明的革命性和民主精神。

但是这个革命政权的基础和顶层都很不坚固。“光复”的各省之内，各派政治力量虽在“革命”、“光复”、“反正”旗号下聚合，然貌合神离，加上革命派内部也存有分歧，如同盟会与光复会的内讧，湖北共进会与文学社的互伤，理念上的分歧和实际利益的争夺，使得各省风波迭起。五个月内超过十省的都督出现两次、三次甚至四次易人，只有极少数省的领导权掌握在坚定的革命者手中。同盟会的《军政府宣言》中的设想，如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以南部数省为“根据地”等，都成为空谈。而在承担组建南京临时政府之责的各省代表会中，立宪派占了半数，局面分别为武昌集团和江浙集团所左右，以致初步酝酿临时大总统人选时，主张“黎(元洪)者为十分之六，主张黄(兴)者十分之三，主张孙中山者十分之一”*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03页。。通过正式选举确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之后，立宪派、旧官僚和投机政客又在政府各部国务员和临时参议院的组成中角逐，并最终得到部分权位，如黎元洪任副总统，原清廷海军军官黄钟英任海军总长，原清廷外交官伍廷芳任司法总长，原在清廷财政、银行部门任职的陈锦涛任财政总长，原清廷江苏巡抚程德全任内务总长，江浙立宪派头目张謇和汤寿潜分任实业总长和交通总长。黎元洪和程、张、汤三人均居其名不谋其政，反而坚持其“拥袁排孙”的一贯立场，操纵革命阵营内部和社会上的妥协势力，约束甚至逼迫孙中山。

而迫在眉睫的困难则是财政枯竭。孙中山原先以为革命将很快由“破坏”转为“建设”，而建设首先需要资金，故得悉武昌起义胜利消息后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在美、欧游说，希望之一就是向西方财团或银行借债，但是吃了闭门羹。归国之初，他对政府可能面临的财政困难估计不足，在上海初晤赵凤昌时“言及民生凋敝，当有以解其倒悬者。孙即作豪语，谓今当先免全国之田赋。先公立止之曰，‘信是则军政费安所出？’”*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286页。老谋深算的赵凤昌一句话就浇灭了孙中山只征地价税，让农民“不纳粮”的热情。

清末中央财政收入的三大支柱关税、盐税、田赋，因偿还外债、抵扣赔款等均所剩无几。“光复”各省一方面财政收入较前大减，另一方面又因战争兵饷开支较前大增，故对临时中央不仅无钱供给，反而函电频催拨款救济。湖北首义成功时缴获藩库存银、造币厂存银、官钱局银元、铜元、银元票、官票、台票总计约4000万元，汉阳兵工厂也积有大量枪炮弹药，起义之初为促成邻省响应以壮大声势，曾拨款送枪支援湖南、江西和四川。但通过大规模扩军和阳夏之战，很快发觉经费支绌。加之在武昌集团和江浙集团争夺成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时失势，在临时政府中所得权位未能满足其野心，黎元洪不仅无意解款支持南京，作为淮南盐的行销大省还带领湖南、安徽、江西等与南京争夺盐税。当孙中山无奈同意以中日合办汉冶萍为条件向日本借款时，黎元洪又以汉冶萍公司有湖北官股为由反对。孙中山曾请求旅沪粤商捐借40万两应急，这些同乡商人却因为他们推荐的温宗尧没有当上国务员而不愿意。上海为东南财富汇聚之地，但当时大商人对南京临时政府并无多大实际支持，担任上海军政府财政部长的朱葆珊曾因筹款艰难，收不抵支而要求辞职，称上海“大宗的款全数无着”，而每月开支“数逾百万”，“欲量出以为入则源无可开，若量入以为出则流无可节”，因而请求“财政部总长克日遴选贤能，来沪接任，俾佩珍获释重负”*《朱葆珊呈孙中山、陈锦涛等文》，桑兵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534—535页。。当时湖北、广东、上海作为最有可能支持临时政府的三地情形和态度如此，遑论其他？而南京临时政府所在的江苏境内，“水、陆几至二十镇之多”的军队饷需，较之发生革命前增加数十倍，故“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前敌之士犹时有哗溃之势”*《孙中山复章太炎函》，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21页。。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黄兴等仅能依靠数百万元的军需公债和华侨捐款维持。

还有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给南京临时政府的巨大压力。尽管当时一些人受惑于西方的“文明”和“公法”，如《民报》文章甚至幻想得到列强的同情或者至少“不干涉”，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并未触犯外人在华利益，但各国依然拒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不仅在财政上对其实施了扼杀政策，并且采用武力恫吓。如12月5日俄国借口“防卫”租界，派陆军一个中队闯进汉口，随后美国、日本以同样理由派遣海军陆战队进驻汉口租界。到12月下旬，英、美、德、日、俄、奥在武汉江面的军舰多达20艘。1912年1月4日，英、美、德、法、日等国驻华军队司令官在北京开会，援引《辛丑条约》第九款的规定，悍然向京榆(山海关)段铁路沿线派驻部队，到1月下旬已聚集7000多人的兵力。当1月中旬南京临时政府举兵北伐，攻占宿州，击败盘踞在徐州的张勋，湖北的北伐军攻入河南，直逼宛、洛时，《泰晤士报》立即诋毁“这一行动破坏了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革命目的的机会，使国家内外都陷入了极其严重危险的境地”*Strong Comment in “The Times”,The North China Herald,Jan.27,1912.。

尤其是俄国与日本相互勾结，企图把中国分裂成“一些个别的小共和国”，以利于其“瓜分”，第一步的目标则是蒙古和满洲。1911年12月初，俄国驻库伦领事指使俄兵和蒙古叛军包围清廷驻库伦办事大臣衙门，随即将清廷官员及眷属押送返回内地。16日，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宣布成立大蒙古国。1912年1月上旬，乌里雅苏台的札萨克图汗也宣布“独立”。中旬，俄国人又嗾使并暗助呼伦贝尔地区的两蒙旗占领海拉尔，宣布“独立”，2月4日，俄军配合蒙军占领满洲里。日本方面则由关东军军人和浪人执行满蒙独立计划，他们于1912年2月初安排肃亲王善耆从北京逃到大连，纠集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和清军统领张作霖，反对共和，支持君主立宪政体。由于袁世凯对张作霖的重金收买和对赵尔巽的安抚，还有英国对赵尔巽和日本政府发出警告，日本被迫中止在东北的行动计划，转而策划东部内蒙古“举兵独立”。1912年2月，日本贷款11万元给内蒙古喀喇沁王和巴林王，制定了举兵的实施计划，包括招募、训练、筹措武器等，然后于3月上旬安排上述两王逃离北京，回到各自蒙旗待机举事。

面对这些外来干涉和破坏，张謇和伍廷芳等人组成的共和统一会公开在《民立报》上宣传与袁世凯妥协，他们称“斯战祸之不得延长也明矣。……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要求尽快“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共和统一会意见书》，《民立报》1911年12月23日，第4页。。到1912年2月7日，副总统黎元洪也致电孙中山说：“顷阅日本报载，日本已派第十二师团赴满洲。 …… 以鄙意忖度，盖因俄国将援助蒙古独立，扩张其势力范围，英国亦将扩张其势力于西藏，日本此举或欲延长其租借期限，或扩其租借地域，或更占领满洲全境。为今之计，宜速促满洲退位，恢复秩序，合力以排诸外国之要求，否则危险万状。敢祈速电袁内阁，早日决定大计，俾免各国乘隙伺窥。”*黄彦、李伯新编：《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其实不用张謇、黎元洪等施压，南京临时政府对俄、日此时的瓜分企图也了然于胸。由此可见，在革命战争爆发前的宣传战中，革命派的设想过于理想化；而梁启超反对采用暴力革命的主张当然是根本上的错误，但其对革命战争可能遇到困难的估计也不尽是虚声恫吓。

相比之下，袁世凯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清廷奄奄待毙，只能听任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中，因此袁拥有传统的政治资源(包括“法统”名器)、财政力量、外交地位和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其能控制的疆域除江淮以北各省，法理上还包括广大边疆。只有战争胜负为未知数，民军人数或者超过官军，但未经训练的新兵居多，且缺饷缺械，又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官军人数或者少于民军，虽斗志不强但训练有素，又基本听袁的号令约束。“天下政事相敌，不出和战两途”，袁世凯知道，如果官军拼尽全力取得“南征大捷，大位终不我与，故不惜假军事之抑扬，谋进取之捷径”*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283、282页。。南京临时政府反复权衡之后，最终采纳了“通过和平途径达到革命目的”的策略。

通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谈判，清廷于1912年2月12日终于接受《清室优待条件》，并颁布《退位诏书》，这两份具有契约效力的法律性文件是得到当时各方政治势力认可的“合约”。在此契约关系中，“清室因付出放弃统治权的代价，故得享受民国优待之权利；民国则因受益清帝让权，实现了在共和国体下的南北统一，避免了大规模流血。”*杨天宏：《“清室优待条件”的法律性质与违约责任》，《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43页。《退位诏书》申言“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满足了民主革命派一贯坚持的根本诉求；诏书强调的“南北统一”、“海内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则显示出拥护和平统一，并确认中华民国对清代领土的完整继承，因而有利于从法理上制止分离主义势力趁鼎革之际借外力制造分裂或谋求“独立”的行径，从而使得中国在从“多民族的王朝国家”转变为“近代共和制的民族国家”的关键时刻，保持了不可多得的持续性。

结 语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说完全适合于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各种指向不同的力量及由此形成的合力，促成了武装斗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干戈、玉帛并用，及暂时复归和平统一的结局。首先是革命党人以大无畏的勇气和奋斗精神，冲破了立宪派反对国民革命的思想束缚，用革命战争把中国历史进程推入一个新阶段。而各省立宪派、部分旧文武官员附和革命，也壮大了革命声威。当革命势力与保守势力及外部干预力量互不相下，如果继续诉诸武力，彼此都难言胜利，且有万众生灵涂炭，国土、民族分裂之虞时，双方通过妥协谈判，最后达成民国建立、五族共和，但政权落入袁世凯手中的结果，只能说是历史的选择。当然，各种指向不同的力量及由此构成的合力，始终处在消长、变动之中，历史的阶段性也由此而来。对于辛亥革命后中国只是短暂实现和平统一，不久又陷入内战与分裂之中的原因，仍然需要将长时段的历史因果之链和具体阶段的“合力构成”结合起来分析探讨，才能尽量减少因先入之见和后见之明而产生的历史评判。

责任编辑：方 英

War and Peace:the Historical Choice of the Division of War and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1911 Revolution

LUO Fu-hui1LI Feng-feng2

(1.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2.College of Marxism,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In this paper,we return to the most basic question of war and peace during the Revolution of 1911.After the debate on the two ways of saving the nation before the revolution,the paper divides revolutionary action into two stages that from Wuchang First Uprising to the southern half of china “independent” in war and peace an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Nanjing to the North-South Conference completed the work of the revolution in peace.This means that the r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its result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can only be the historical choice of the resultant force formed by the various forms of pow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war；peace；the historical choice

K257

A

1005-605X(2017)01-0085-07

罗福惠(1945- )，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凤凤(1986- )，女，河南洛阳人，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