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慧敏 王雅琪

从“认知盈余”审视网络直播

文/庞慧敏 王雅琪

网络直播经过短时间的发酵，如今迅速成为全民狂欢的另类形式。本文从“认知盈余”的角度审视网络直播中交往的娱乐实质，认为网民交往的需求得到了技术赋权的可靠保证，但直播形式事实上剥夺了主播和看客自由支配时间创造“认知盈余”的权利，并通过操纵个人额外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加大了参与者之间和其他社会人员的鸿沟。新媒体通过技术为用户赢得闲暇而将其殖民，又利用便捷与时间的可支配性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的无知，并持续强化，最终造成社会分野。

网络直播 “认知盈余” 交往 社会分野

2016年被称为“网红元年”，大量资本流入网络直播平台，从行业专家、明星到草根网络红人，纷纷在直播浪潮中前赴后继。以映客、虎牙为典型的直播平台数量激增，发展如火如荼，微博和腾讯QQ也附加直播于应用中。网民的群体孤独和匮乏的奋斗动力致使其成为盲目追求感官娱乐的看客，主播承载着无数人的幻想成为低准入条件的职业，网络直播在社交媒体中占据着越来越多的无线网络资源。那么，参与到网络直播中的主体为此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会得到什么结果？从“认知盈余”的理论视角来看，直播中体现了新媒体在建构人与社会方面怎样的逻辑？

一、时间盈余的进阶：“认知盈余”

若人类的联网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认知盈余”会成为一种可能。美国互联网学者克莱·舍基在洞察互联网革命给人类带来的行为举止及文化变迁时提到，“认知盈余”是新时代网民赋予互联网从业者最大的红利之一。受过教育，并拥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和强烈的分享欲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有专家这样解读：如果把人当成一个有限社会资源的集合体，比如时间、智力资源等，在传统媒介时代，这种资源在投入到谋生目的之外的剩余部分大多用于个人娱乐消耗；而在新媒介时代，剩余资源通过群体协作和个人行为汇聚成公共性的社会资源，进而创造出丰富的文明成果。

“认知盈余”的本质是信息时代的剩余价值，有赖于个人和各种商业机构或非盈利机构的利用、“压榨”。在信息时代，网络消解了传统空间结构的意义并提高了时间效率，从而形成“闲暇”，人们可以凭借意愿来消费它们。克莱·舍基的核心观点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真正的鸿沟在于做点什么和什么都不做，这往往形成于我们分享动机化作行为的一念之间，克莱·舍基在此强调了网民作为主体开发时间盈余创造价值的潜力。

“认知盈余”是克莱·舍基在互联网背景下的新思考，若要考察互联网对人类社会变迁的作用必将从一个拥有庞大网民数量的平台入手。网络直播在社交媒体上红透半边天，主播和看客在“有闲”时的互动，充分利用了时间盈余，那么它造成的结果是什么，是否与“认知盈余”相悖？在多大程度上能证明新生理论的合理性？新媒体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网络直播又如何走上良性发展道路？

二、网络直播何以崛起：工具赋予可能性

1．技术对网民的生活殖民。网络直播如今是全民的角斗场，不仅仅是明星，素人同样可以成为主播，直播跨越时空跳板，可随时随地进行，内容无所不包，形态日趋多元化，一夜之间成为市场红海有其必然性。首先是技术支持。宽带速度、智能移动终端升级，手机看直播成本低廉，4G和无线网络的普及降低了流量门槛；其次直播内容生产方式简单，网民在不需要耗费过多资源的情况下就可任意进行直播。如此，技术降低了参与者的进入障碍，使得在线关系相对较好维系。更多的人认为点击和按钮更容易协商，实质上，技术的支持作为一种工具赋予了直播可能性。人们的身体与科技“共谋”，科技在人们生活中无孔不入，把人们变为习惯性依赖网络的个体，丧失了独立主体的认知，不受任何规训。追求“永远在线”，期待被打扰，新媒体已成功地将用户殖民，宣示着其在人们生活世界的主权。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病态，生活世界涉及的事项是在公私领域内以个人的意愿和价值取向为基础进行人际交往。交往过程的初级阶段表现为理性化，但随着金钱、权力等市场机制的侵蚀，生活世界中的人们已经越来越不能完全靠自己的理性认识来了解和把握社会，往往怠于思考，且乐于成为科技奴役下的无知人，导致走向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理性异化阶段。

所以，直播是科技殖民生活世界的产物。人们容易忽略直播的本质，大都只是在按照市场与制度在现状与目标之间安排的路径行动，丧失了生活世界里的自主性。类似于朋友圈、微博等网络平台的殖民模式，直播无疑以一种更便捷的方式分享了更大量的私人领域信息于网络上的公众视野中，金钱与权力的作用力相对更明显，从而市场与科层制对生活世界的影响也就更加剧烈。

2．新媒体造就“新型孤独”。新媒体谙熟人类的心理，个体的行为总以需求为动机。对于主播来说，直播不仅能通过私生活的全面曝光提升知名度，还可能获取来自看客的收益。这种性价比高的活动来充实闲暇时间未尝不值得一试。对于观众来说，通过屏幕观看明星或是素人生活中的“真实表演”满足了他们的窥探欲，也无需偿付任何脑力劳动作为代价。或者说，在浮躁的时代这种观看直播的耐心，是人的一种本能欲望、猎奇心理催生的。鲍曼曾说：“技术变化的方式同先前全球化前进的方式具有相同的效果：它扩大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并不再像先前那样进行长期规划。”就直播内容来看，游戏、唱歌、甚至日常生活琐碎片段都显得过于随意，观看只是纯粹的欲望排泄，所以直播中的互动更多是无聊促成的即时行为。无聊感是某种感知错配的结果，是横亘在刺激需求与其有效性间的一道鸿沟。为了摆脱无聊感，人们需要寻求那些看上去与自己愿望一致的行为，于是网民倾向选择暂时用无聊打发无聊。

另一方面，线性时间上的社会交往是现代人的需求之一。现代人生活节奏快，没有富余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社交，情感难免处于空虚状态从而萌生交往心理。而网络交际是虚拟的，虚拟空间给人们提供了做出承诺而不必履行的连接，迎合了网民轻责任的网络交际意识。人们变得乐于接受一段新媒介提供的“更单薄的关系”，依赖于网络胜过于依赖于彼此，爱轻甚至于重。所以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渴望获得一种自我的新状态。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排遣孤独，感受与大家同在。这种内在动机，其中的欲望自主、能力、归属，或连通性是“人性的基础”。即使造成群体性孤独也无人自知，网络直播陷入了群体不绝于寻求与陌生人交互的死循环。同时，人们接触新媒介伊始，就意味着被授权：从现实环境中脱离——包括其中的人，能同时体验到现实和虚拟两个世界，能通过多任务处理产生更多的时间。最终，新媒介分饰两角，造就了网民的孤独，又形成了“时间—交往”对人与社会的建构逻辑，网络直播的发展深受其利。

3．技术条件下的商业逻辑驱使。人们生活的世界是由诸多场域构成的，每个场域内部都存在各种社会关系，有其自己的逻辑，人们赖于这些关系维持着自身的生活。经济场域无处不在，利益的博弈见诸于每个个体、团体和机构中，商业逻辑操控着经济场域。“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文化场域作用于经济场域、科学场域的结果，而在网络直播中则以商业逻辑为主导。直播总是与名誉、金钱等欲望符号连接，素人直播一方面出于娱乐，大多时候则心存“轻而易举月入几万”的幻想。据调查，网民打赏的行为不在少数，原因各异，打赏的价值聚少成多，的确可成为部分人的谋生手段。

网民的商业逻辑事实上源于技术，新媒体的便捷性给粉丝经济提供了平台。通过新媒体，人们有机会在全新的世界里寻找新自我，获得人际资源，甚至可以依靠才情和其他资本博得自己的粉丝，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需要经过时间积累才能完成的事在网络上变得唾手可得。新媒体技术消除了网民投资回报不成正比的顾虑，使其最大程度上忠于媒介，沉醉在安逸收获的乐趣中。一朝得利的网民自是会继续捡便宜，假若与预期不符，也会忽略过小的损失继续碰运气。至此，新媒体技术彻底征服了网民，以利益之根本左右着网民正常的生活秩序。但一旦金钱进入等式，捆绑着双方的善意和相互信任便开始瓦解，新媒体自身的逻辑开始无力主导。

三、网络直播何以勃兴

1．稳定的“你播我看”二元结构。网络直播基本分为两种类型：美女直播和游戏直播。直播的呈现方式比较一致，是主播和看客共同组成的“你播我看”的互动模式。网民基于不同的交往动机进入直播房间，寻找符合意愿的主播，参与到直播互动中。主播在直播平台上露面，可将任何自己想要分享的内容播出，比如日常生活进行时，化妆、唱歌、脱口秀等，他们看不到屏幕前的观众，只顾自己表演。而另一方的看客，可在观看的同时发表评论，同主播实时对话，或者献上虚拟礼物作为打赏。直播互动不受时空约束，主播可以在任意时间直播，看客的观看时间选择也有弹性，不必伴随直播始终，双方关系仅靠兴趣和时间来维持。所以，直播也是艺术表现，主播面临观众将随时流失的风险。这也致使一些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网络红人受到经济公司的包装，通过团队运作提高人气，稳定粉丝从而获利。

直播平台都有打赏功能，使得这种几乎零成本的行为产生明显的溢价效应。人们在交往中所感受到的满足取决于这些交往带给他们的期望，看客出于兴趣、认同或是同情心想表达对主播内容的支持，可通过购买虚拟物品打赏主播，比如鲜花、游艇、跑车、城堡等，代表的价值从一元到几千元不等，主播和经济公司从这些奖励中按比例抽成获取利益。所以直播的经济性是单向度的，是一方付出一方收获的不对等结果。但是看客作为交往需求小的一方仍然拥有对关系发展的控制权，他们可以选择看与不看，打赏与否，这也是造成不少主播略显被动甚至难以为继常态的原因。尽管如此，直播仍在社交媒体中乘风破浪，改变着无数网民娱乐方式，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二元结构的稳定性：主播和看客的共同维系，因为直播互动中的陌生人之间无太大的牵连，互惠即享受闲暇时光。

2．“时间—交往”的有效性。新媒介的逻辑以人为中心，传播偏向是一种分享作为心理机制的泛在传播。人在碎片化空间中分享上传内容，以此体现社会关系的主体性地位。“你播我看”的网络直播遵循着“用户为中心”的互联网核心规则，深谙时下网民的交往需求，让其有闲时间变得有事可做，这实质上也是新媒体以“时间—交往”为逻辑起点的建构作用之体现。一方面，直播应用意在诠释社交属性，看中发展“全民直播”。而明星将平台视作偶尔曝光的工具，忠诚度不高，所以鼓励素人直播。素人主播与看客都是普通身份，在媒介改变社会的现实面前，只得利用现有工具来满足需求。他们不论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差别，一般都有大量空余时间可支配，却缺乏交往对象和交往空间。而新媒体作为一种平台或介质适时出现，占用了网民所有的碎片时间，形成时间的社会化结构，并试图重塑一个虚拟的共现空间，让处于异度空间中的网民在其中进行交往。

另一方面，网络交往活动的核心内容是互惠、交换和分享，相互间资源交换具有公平性，互动关系的建立与持续是各种互惠活动的结果。对于主播而言，网络交往中要想从对方的赞同和欣赏中获得尊重与自信，必须付出时间和精力，作为获得报偿的代价，所以他们殚精竭虑贩卖刺激来吸引粉丝。移动直播应用随后通过源源不断输送类型多样的主播节目，让看客自愿待在屏幕前。其自由的交际组合形式不容易致使网民腻烦，播和看的结构相互作用，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变得更容易表达，双方的交互得以保持长期稳定和有效。可以说，新媒体塑造着一种网络交往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一方面依靠共享的规范和价值观建立起来，一方面通过利益交换维持着结构。

四、网络直播致社会分野出现

“技术社会”带来潜在利益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技术利用人的无知与轻信，会稳当而迅速地带来回报，总有人抵制不了这种便利。正如沉迷网络直播的互动双方，他们在支配闲暇时间上做出不同的选择，主播选择创造和分享，看客选择等待接受。然而这种网络殖民化，正在造成两种存在于不同认知主体之间经济和社会上的分野，为社会流动性设立了难以逾越的新障碍，而且这种分野一旦确立，就趋向于自我延续和强化。其一，是主播和看客之间的分野。双方在平台交付同样的时间之后，主播可能会因节目受到不同程度认可而获取额外的收益，是时间盈余基础上的经济盈余；而看客只是打发了无聊，平凡地度过时间盈余。二者是不同选择制造的差别，也是新媒体带来的鸿沟。知沟是技术加剧资源分配不均而导致原有差距增大的结果，但此处的鸿沟是在媒介接触水平基本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认知选择不同而造成的。其二，是参与直播的双方与其他社会人，尤其是充分把握“认知盈余”的人之间的分野。人人都会或多或少有时间盈余，网络直播是基于娱乐放松而存在并延续，个体参与其中未能达到饱和的认知状态，仅仅停留在“你分享我观望”的表面，无法突破“利己利他”的小循环而真正造福社会，网络平台的包容在试图缩短大众和少数精英群体差距的努力上显得力不从心；而对于能将时间盈余转化为“认知盈余”的人来说，他们充分利用了他人沉湎娱乐的时间，除了让自己从平庸变为优秀，更创造出具有社会公益性的剩余价值。这种鸿沟是着眼全社会的价值判断而非个人狭隘的认识。

两种社会分野的出现，都是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认知差异所导致，究其根本也是新媒体的潜在逻辑使然。网络直播是新媒体占据网民时间盈余的结果，新媒体的近用权在如今的时代几乎人人平等，其形成的快餐式文化刷新了全社会的信息读取和生活方式，但作为科技机器始终无法影响人们的认知，在建构和改造社会上显示出了原本的脆弱性。这些都值得我们重新审视新媒体的效力和功用。

五、对比式反思：新媒体的另类建构

“认知盈余”的基础之一是时间盈余，造成的结果是创造有闲经济。本文探讨了新媒体时代网民对时间盈余的利用，可看出，在“认知盈余”的条件下，网络直播被新媒体逻辑建构出了不同的结果。

1．“认知盈余”和网络直播的发生都是以一定教育背景的网民、有闲时间和分享欲望为基础。“认知盈余”是人们分享知识，头脑风暴为主的创造活动，网络直播中教育程度较高的网民可以分享有价值的内容，但碍于以屏幕为中介的有限互动，创造性空间不能被扩大。直播中主播是分享欲望较强烈的一方，但是内容是单向度的传输，看客一方针对内容发表评论，多为抒情感受或是表明态度，这种互动局限于共时的双方，价值不言自明。从有闲时间来看，无聊感催生了不同的认知情形。同样是闲暇之余的无聊，“认知盈余”诠释了无聊的积极维度——创造性；而网络直播成为无聊消极维度的例证，正如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所言，无聊感是“探向时间无限性的窗户”，它能够从自己的视角打量我们的存在，为的是证明我们的有限，乃至我们行为的徒劳。

2．不论“认知盈余”或是对时间盈余的利用，都是工具赋予了可能性。人们都不缺乏分享的欲望，克莱·舍基认为这得益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革命——天时、地利、人和。社会化媒体工具不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选项，而是它的一部分，协调人类交往和现实世界活动。网络直播中新媒体为网民交往提供了平台，技术的逻辑影响用户的逻辑。

3．网络直播之所以未使网民创造出剩余价值，最大的原因在于分享动机。“认知盈余”的分享动机强调“创造”，网络直播中用户出于娱乐的目的选择直播平台，主要动机止于分享，因此认知因素是价值创造的主要动力。舍基认为，如果人们允许技术发挥其作用，那么技术就不仅是一场兴奋的变革。参与到新媒体技术中不是简单地成为一名网络活动家，而是取决于内在动机。动机可能诱发自私或微妙地导致人的利他主义和慷慨的结果。

六、结语

规模上的变化意味着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曾经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肯定。但从新媒介环境下规模化的直播看来，网民在时间富裕的情况下更倾向利用网络进行分享、享受而非创造。自由的时间被占领，认知、技术形式促进被动或“纯粹的媒体消费”，新媒体在时间和连接上的天然优势形成了其逻辑：通过技术为用户赢得可资利用的闲暇并将其殖民，拴在一定时空内。它涉及不到技术利用所得结果的认知范畴，只在乎过程中赢得胜利，所以新媒体的便捷与时间的可支配共同导致了一定程度上人的无知，并且持续强化以致造成社会分野。

事实也证明，基于新媒介技术的创造性成果屈指可数，而大众狂欢平台确实从来不会在媒介的演进更迭中迟到早退，新媒体建构社会的逻辑起点仍然是时间基础上的交往，以消解大众积极向上的意志为主；而“认知盈余”无论在什么时代背景下，都是少数精英群体的觉悟，新媒体只是一味催化剂，可以是“认知盈余”实现的技术铺垫，也可能成为素人娱乐至死的助推器，印证了“滋养我们的终将把我们消解”的观点。因此，社会现实与“认知盈余”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新媒体若想积极地建构人与社会，还需用户主观上的利好推动。克莱·舍基的预言在新媒体时代仍是罕见现象，是对互联网革命的过高估计，或者说这是克莱·舍基对于互联网时代对网民和新媒体的美好期待。“认知盈余”若想实现走上可持续的道路，需要全社会改变对新媒体的认知，找准平台将分享转化为创造，同时结合重塑自我的共同努力。

作者庞慧敏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王雅琪系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

[1][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M]．胡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美]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刘菁荆，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3]杜骏飞．对话2015传播学研究：网络社会的建构及其可能[J]．编辑之友，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