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一椒 包德述

（四川音乐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音乐大历史》一书为霍华·古铎在BBC策划主持的节目《音乐的故事》的文字版。2015年3月由台湾音乐家赖晋楷翻译，在联经出版社出版发行时，增设了一个中文版副标题：“从巴比伦到披头士”。该书将西方2000年音乐发展史纳入视野，以时间为经纬，把一个个发生在音乐家身上的音乐故事，娓娓道来，让人在领略古典音乐到流行音乐的历史嬗变中，也如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西方音乐史的浩瀚与深邃无垠。霍华·古铎试图通过《音乐大历史》告诉读者：“音乐不只是作品，更是观念﹑思想与技术，而且是持续蓬勃发展上千年的观念﹑思想与技术。”他引导着我们游走在古典与流行之间，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音乐的浪漫与唯美，关切与体恤，感动与切肤之痛。

该书以独特的历史分期，向读者呈现出独特的视角。作者将“从巴比伦到披头士”这段音乐发展历史分为：探索时期﹑忏悔时期﹑发明时期﹑优雅与感性时期﹑悲剧时期﹑反叛时期﹑流行时期（一）﹑流行时期（二）等八个阶段。既突出了不同时期的音乐所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审美追求﹑精神寄托相契合，客观地反映出了音乐发展里程中的历史本来面貌。

书中，作者以独到的眼光，为我们探秘隐藏在音乐人背后的音乐故事，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阅读的知识性和趣味性，更让我们看到了作曲家们为追求艺术的完美所作的孜孜以求的努力：“聚焦时代变迁而进化的声响，以及音乐本身的革新，用一般音乐爱好者能产生共鸣的方法，重新讲述一次关于音乐的故事。”这段叙述，较为贴切地表达了作者的创作初衷。

该书还通过多维度解读音乐的发展历史，来呈现和揭示音乐发展史上那些鲜为人知的现实存在。作者要让普通读者清楚地了解音乐发展史上那些数不胜数的“为什么”，如果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没有对近代欧洲2000年发展史的深刻洞悉，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音乐的存在毕竟不能超然物外，音乐和其他门类的艺术一样，其发展变化，都会留下时代的印迹，尤其是政治﹑经济﹑宗教﹑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对其影响不容忽视。作者对历史上的权力更替和政治立场变化，以及将音乐发展情况与社会背景相联系的缜密态度，体现了作者优秀的文化素养。作者写道“16 世纪中期的音乐就常随着政治宗教领袖的心情而转变风格。”“从中世纪起，宗教音乐成为欧洲音乐的主体，从而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政治的需求可以规定音乐内容，也可以阻止音乐传播，因为当时的掌权者拥有绝对权力，他的喜怒哀乐完全可以左右人的生死，更何况是音乐呢？而在过去的很久一段时间里，音乐会都是非公开的，民众没有资格参加，是贵族与有钱人的主要社交方式。此时的音乐，不仅仅是作为一门艺术形式而存在，而是被统治阶层附加了权势与地位的特殊符号。尽管如此，音乐的创新与发展步伐却从来没有停滞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对教会音乐有很大改进，如唱词变为德语，方便人们学会演唱以及简化教会音乐。而巴洛克主义正是因为反宗教的改革而兴起于意大利罗马的。“对巴赫而言，音乐的重点就是去荣耀上帝，他绝大多数作品是以各种方式根据圣歌曲调 或他口中的赞美诗而写的”。巴赫还创造了现在通用的十二均律。同时，各地区的音乐相互融合，不断吸收外来音乐﹑器乐的优点，也对促进音乐自身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总的来看，作者能将音乐置身于社会大环境下来考量，在行文之间，明显表露出对政治和宗教从内容到形式将音乐沦落为工具的批判态度，这一点显得难能可贵。

见他人之未见，作者始终秉持着独立的音乐史观。作为音乐史学者，大多数写音乐史的作者往往在介绍作曲家及他们的作品的时候，都从正面来描述，而霍华·古铎在笔墨间忠于历史﹑讲究客观，从正反两个方面客观地评判音乐发展史上的人和事。如对演出次数仅次于冠军的威尔第根据大仲马小说改编的歌剧《茶花女》，作者这样评价道“像《茶花女》这样的故事可以让19世纪的观众一鱼两吃，一方面可以旁观他们觉得淫荡的行为，另一方面看到这个沉溺其中的傻女人死于可怕的疾病时，又产生虚伪的道德感”。犀利的言辞，将人性的弱点和道德观的伪善，刻画得入骨三分。作者对音乐上的民族主义的批判也毫不留情：“那些像喜鹊般的19世纪作曲家们，大部分学习于大城市，或许在小酒馆学到一点零碎的民谣歌曲和舞曲，然后将这些材料拼凑出一幅在本质上为德奥音乐的讽刺画，藉以娱乐那些对农村文化真正的辛酸毫无兴趣的听众”。作者笔下的“喜鹊”，是一种常见鸟类，多代表喜庆﹑好运，但在觅食时会偷食其他鸟类的卵和雏鸟。作者将19世纪作曲家比作“喜鹊”，是嘲讽他们占别人的音乐为己有。如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交响曲》在美国就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议，“掠夺其他民族的文化遗产，然后放置到一个完全外来的人为环境背景，以取悦非常不一样的听众，这样的做法是否合宜”，特别是对于黑人来说，将他们倾注全部情感的音乐，用于创作取悦于自己奴隶主的音乐中，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是一件很不道德的事情。对于近现代古典音乐，作者这样评价到：“如果古典音乐换作是由意大利人主导，早就毫发无伤地进入现代，而且依旧是人人喜爱的主流音乐。”对于流行音乐，作者丝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披头士合唱团之所以成为20世纪最著名和最成功的音乐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歌曲充满青春活力，不仅朗朗上口更充满想象力，让每位听过的人感觉世界变得更美好。”作者在肯定流行音乐对音乐融合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时，也有对流行音乐与古典音乐神奇的比较，“莫扎特事实上有点像现代的迈克尔·杰克逊”，因为莫扎特的天分和他的独特性格与迈克尔·杰克逊有相似之处；把泰勒·斯威夫特的《Love story》比作是现代高中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舒伯特为人声与钢琴所写的歌曲，不论是曲式﹑意图﹑情感和表达方式上，与现代歌手如阿黛尔是相当接近的”。作者还将对李斯特的崇拜现象与披头士的相对比，说“李斯特的广大女性乐迷崇拜难与披头士乐团搭乘直升机时抵达演唱会上空时，那些啜泣晕眩的乐迷完全压倒音乐会场的巨大音响系统的狂热现象相提并论”。作者将看似不同时代﹑不同音乐风格﹑没有关联的人通过音乐，或者与音乐有关的故事联系起来进行比较评价，表现出作者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

[1]霍华·古铎,赖晋楷.音乐大历史[M].台湾:联经出版社,2015.

[2]钱仁康.欧洲音乐简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6.

[4]S·Sadie.The New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M].麦克米兰出版有限公司,1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