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珍/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社群档案在边缘群体建立各自档案机构并开展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社群档案起源于欧美国家并迅速发展，体现了西方文化的多样性。虽然我国不是移民国家，社群种类与欧美国家不尽相同，但随着民主政治、社会治理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我国的边缘群体也具有建构自身社会记忆的需求。正确认识社群档案概念、研究西方社群档案的理论渊源，对于引入社群档案概念并将社群理论落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　社群档案基本介绍

1.1　社群档案与社区档案

西方学者在介绍欧美国家社群档案概念的源起以及发展状况时会使用不同的名词，其中最常见的是“Community Archives”。学者对社群的定义有不同解释，有的强调位置，有的强调共同的观念信仰和价值观。安德鲁·弗林（Andrew Flinn）指出，社群是基于位置、文化、信仰、背景和共同身份或利益的集合[1]。所以西方普遍将社群档案定义为具有共同身份特征（如地域、种族、性别、性取向、兴趣爱好、共同经历等）的特定社群成员所形成的、记录社群历史的文件集合。

“社群”一词与“社区”同源，均由“Community”翻译而来，因此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国外学术成果时经常将二者混淆起来。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部分学生首次将英文的Community译为社区[2]。在给社区下定义时，我国社会学者普遍赋予社区地域性特征，认为社区是指由居住在某一地方的人们组成的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多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区域生活共同体[3]。夏凤娟、杨静提到社区档案具有区域性、动态性、独立性特点[4]。然而社群除了社区具有的地理维度外，还有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专业、宗教、等级、性别、性取向、种族、家族等维度。许纪霖根据社群的形成原因，将社群划分为地域性的社群、行业性的社群、价值性的社群以及兴趣性的社群[5]。社群的概念是流动的、高度情景化的，社群成员有共同的信念、价值观、经历、兴趣以及具有共同的认同感。社区档案是社区居民管理体制下产生的对国家和社区有保存价值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历史记录[6]。社群比社区包含更多样的关系，社区档案的概念强调地理位置，而社群档案以人为本，强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

我国目前关于社区档案的学术研究已经相当可观，然而对构建社群档案重要性的认识还很模糊，甚至很多学者错误地把社群档案与社区档案混为一谈，只简单关注社区区委会保存的各种民生档案，没有关注边缘人群的记忆留存，这阻碍了我国社群档案资源体系构建的进程。

1.2　社群档案保护实践

20世纪80年代，西方档案学者和文化遗产工作者开始广泛关注和研究社群档案概念及其影响，并主动将社群知识纳入档案学研究范畴中，抵制档案工作忽视边缘化群体的趋势。20世纪末，社群档案的价值和重要性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蓬勃发展的社群档案运动，为边缘群体独立记录历史寻找路径，在此背景下诸多学术研究成果相继涌现。在实践层面，西方很多国家通过个人、公益组织和政府等渠道开展各种类型的社群档案保护项目。美国人戴夫·伊赛（Dave Isay）在2003年成立了非营利性组织StoryCorps，其目标是通过录音的方式记录、保存并分享不同背景和信仰的美国人故事[7]。非洲同性恋档案馆（GALA）[8]是非洲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者和双性者（LGBTI）的文化和教育中心，该机构致力于在同性性行为和性别身份上达成对话，保存和传播同性恋的历史与文化，弥补关于同性恋人群的信息缺失，并为同性恋人群争取公正待遇。加拿大国家图书档案馆投资150万美元实施文献遗产社群项目（Documentary Heritage Community Program，DHCP），该项目旨在与文献遗产社群进行协作，确保加拿大记忆的延续。具体来说，该项目旨在提高社群档案保管能力、促成档案遗产访问、通过提供社群发展战略的方式支持当地图书馆和档案馆社群发展[9]。此外，西方越来越多的国家档案馆或博物馆对社群档案建设情况和社群档案现状展开调研，关注边缘群体社群档案保护，呼吁公众提高对社群档案的重视，并推动社群档案运动。

虽然社群档案的概念和社群档案项目产生于西方，但是我国也存在社群现象和社群活动。弗林将社群档案的来源追溯到一百年前，并说明社群档案并非新兴事物，口述历史项目、家庭遗产项目等都是社群档案项目[10]。因此我国口述历史项目和乡村记忆工程实际上就是建构社群记忆、增加社群成员认同感的实践。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群体也亟须通过档案弥补主流历史叙述中的空白，比如抗战老兵、慰安妇和留守儿童。讲述边缘人群的故事、关注战争亲历者档案和留守儿童档案，充分体现了档案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更体现了社会和国家对群体成员的关怀和肯定，这对维护国家历史记忆完整有着重要作用。

2　社群档案理论基础说明

建立社群档案是留存边缘群体记忆的重要手段，从档案理论层面上讲，社群档案是档案多元论的现实体现，是档案四范式的重要一环，建立社群档案符合社会记忆观的要求。

2.1　档案多元论

2.1.1　档案多元论的提出

多元论在档案学领域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研究课题。英文单词“多元化”有着宗教根源，其原始意义与现在含义明显不同。19世纪晚期，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赋予了多元化完全不同的意义，认为多元化谴责“专制”“神圣”的思想和“一元论”的方法论，支持个人神秘体验。詹姆斯关于多元化的概念后来被包括物理学、天文学和档案学等多学科采用，多元主义的概念也贯穿于整个20世纪有关文化多元论、民族多元论和宗教多元论的讨论中[11]。在档案学领域，档案多元论的观点考虑多样性的过去、当前和未来，允许多种记录共存，构造完全不同背景和不同世界观的共存结构，以调整差异、解决冲突。2002年，特里·伊斯特伍德（Terry Eastwood）明确呼吁多元社会需要多元化的档案系统，苏·麦克米西（Sue McKemmish）同样提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建立一个能够允许多个知识体系和多种形式记录共存的体系”[12]。

多元论的思想更准确地反映在档案学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角度上。多元论不给任何社群提供特权，也不把任何集体边缘化，它承认群体组织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从公平正义的角度探索文化、种族、宗教、兴趣、性取向等的认同关系，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实践和多视角思考，接受社群的不同文化表达，开展档案机构与社群更加广泛的合作。档案多元论的提出将档案范式从传统的档案一元世界观转变为档案多元世界观，由“唯一的”和“其他的”档案认知与实践方式转变为有多种认知途径与实践方式，由一种文化范式主导转变为多种文化方式并存、允许多种叙事方式共存、多种本体论和认识论互补、尊重各种文化差异[13]。

2.1.2　社群档案是档案多元论的现实体现

在档案多元视角下，社群档案丰富了档案的来源和内容，使得档案的内涵更加包容和丰富，档案在提供凭证参考方面将不同文化背景和特点作为考量因素，综合各个政府组织、社会机构和个人的需求，实现更广泛人群的记忆保存和文化、法律建构的目的。

档案多元视角下档案部门应关注各个阶层的社会活动。自古以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档案文献都侧重记录统治阶级的管理活动，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少有体现有关普罗大众的内容，缺少人文关怀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承诺。档案多元论要求增强社群档案参与共建，使档案真正成为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促进多元结构档案资源的整合形成；同时对档案工作者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在档案收集过程中积极参与社群档案资源体系构建，转变档案被动接收者的角色，主动收集档案资料，加强与边缘社群的合作，尊重多种文化背景和种族特点，大胆开展社群档案建设实践。

在社群档案参与共建方面，欧美档案学界比我国先行一步。随着档案多元论被档案界学者逐渐接受和提倡，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将关注目光从主流精英群体向社会弱势群体转移，社群档案的收集、管理、开发和利用也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上得到重视。在英国和美国，19世纪末以来犹太人社群一直关注犹太人的生活、历史和文化。1892年（美国）和1893年（英国）犹太历史社会形成，政府及犹太群体开始致力于记录犹太人社群（通常被忽视或被边缘化）的特殊性和统一性，并展示其在更广泛社会中的贡献。很明显，社群档案、社群记忆项目和口述历史项目，如果得到足够的支持和保护，社群档案将发挥促进多元社会、种族、文化社群之间理解、宽容和尊重的作用，帮助保护多元与民主化文化遗产。

2.2　特里·库克的档案社群范式

2.2.1　四个范式

加拿大著名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 Cook）教授在《证据、记忆、身份和社群：四种变化的档案范式》一文中介绍了档案学科的四个范式：证据（Evidence）、记忆（Memory）、身份（Identity）、社群（Community），讨论了“社群”这种新的档案范式，并补充说明社群是即将到来的第四个范式的关键概念[14]。这四个范式不仅总结了档案经历的四个阶段，也为我们思考未来档案的功能提供了蓝图，四个范式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但又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共存、相互促进的。在同一时期，四个范式可以同时表现，只是有的较为明显，有的相对模糊。

社群是档案四个范式中的重要一环。社群的提出促使档案学者重新审视档案概念，很多属于社群档案的文件虽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关于档案的定义，但它们确实是社群的重要记忆，也是社会不可或缺的记忆。因此对档案概念的理解不应局限在证据层面，要从更宏观的记忆角度去考虑，将档案文件范围延伸到人类记忆范畴，包含更多样的形式。

2.2.2　档案理论重点向社群范式转移

特里·库克强调档案理论的重点已经从证据转变为身份认同和社群记忆，档案工作者已经从被动的管理员转换成社群的参与者[15]。社群范式吸纳更多的公众参与社群档案管理，之前被排除在档案馆之外的边缘群体档案被移交入馆，丰富档案馆藏资源。

社群档案概念是基于档案作为人类记忆的观点而提出的，社群范式重新审视档案的定义和概念内涵，赋予档案更多的功能和身份，将对文件的理解延伸到记忆留存上来，记录并帮助社群建构和保护集体记忆，维护社群价值和权利。档案记录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证据，也是个人经验和自我意识的证明[16]。一个个的社群档案资源体系就像一块块拼图，它们和主流的、官方的档案资源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景观，能够再现历史图景。

2.3　社会记忆观

2.3.1　社会记忆与档案

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17]指出，记忆不仅属于人的个体官能，而且还有“集体”属性，即存在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的现象。信息加工理论认为，记忆过程就是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只有经过编码的信息才能被记住，编码就是对已输入的信息进行加工、改造的过程，编码是整个记忆过程的关键阶段[18]。社会记忆观对传统记忆概念提出了挑战，社会记忆观认为记忆不仅仅是信息加工理论所说的对输入信息进行编码、存储和提取的过程，它强调在记忆过程中要发挥记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突破记忆作为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研究范畴，赋予社会记忆更多的社会性和主体性，使得记忆超越传统记忆、个人记忆。

在1950年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曾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的布莱邦就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宝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体现国家灵魂的材料[19]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大会发布了《档案共同宣言》，对档案与社会记忆关联的共识进行如下得述：“档案守护并服务于个人和集体的记忆，档案对于建立个人与集体记忆，了解过去、记录现在并指导未来非常重要。”[20]社会记忆是由社会生活产生的诸多印迹合成的，档案是其中最直接、稳定、确切、便于传承的一种，它所参与构成的社会记忆更为可靠和丰富。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提出：“档案在文化记忆、个人记忆和基因记忆的遗忘、构建和恢复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是寻找遗忘记忆和发现过去记忆事实真相的重要载体，是知识的存储器，是保护过去、记录现在和联系未来的桥梁。”[21]这也是档案学界关于档案记忆理论的主流观点。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是档案的基本属性，档案是社会记忆的物化，各个时期的档案内容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进程。

2.3.2　社群记忆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群档案反映了社群历史，它是社会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学者将社群档案与社会记忆联系起来，具有代表性的是杰弗里·约（Geoffrey Yeo），他指出社群视角下对文件的传统理解已经延伸到证据和人类记忆层面上来[22]。此外，特里·库克也强调档案理论的重点应该从证据转移到身份认同和社群记忆上。社群档案在实现社群记忆功能的同时，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还具有潜力。南非学者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23]和莱德尔·吉姆森（Randall C.Jimerson）[24]认为档案作为保存社会记忆的机构，应该记录社会变革、维护人权、为过去的不公正行为进行证明。

历史就是个人经历与集体记忆的构建，社会记忆相对个人记忆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档案作为构成国家记忆认同的关键部分，包含了一个国家的灵魂和宗旨[25]。然而档案在发挥社会记忆构建功能时，往往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比如统治阶级的强权和档案形成者、保存者的主观意愿等。在社会权力运作与抗衡之下，优势社会人群的记忆往往会被保存并得到强化，异质于当前大背景的社群记忆一般会被刻意忽略甚至被抹杀和更改。这样社会记忆的展示呈现出以权力掌握者为视角的单一形态，社会边缘群体的记忆在政治权力影响下失去本来面目，经过时间碾压终成残缺不全的记忆碎片，散落各地。可发动社群成员的力量，将这些碎片整合、重组、重构，把个人的、分散的记忆凝聚成为集体的、集中的社群记忆，是增强社群身份认同的有效途径。

此外，为了规避档案记忆残缺的现象，档案工作者在参与社会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应该公正客观地收集和保管档案，扩大档案的收集范围，考虑社会记忆构建的完整性和多元性，关注边缘群体的文件，保留可能被社会遗忘的特定人群的记忆，并将社群档案作为档案资源库的组成部分，增加社群群众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3　结语

国外社群档案的构建思路与实践领先于我国，具有其独特之处。因为体制和国情不同，我们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管理模式，应在深入理解社群档案概念、梳理社群档案理论基础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培养我国公众的社群档案意识，从社会融合和社会治理角度增进对边缘人群理解，鼓励少数群体发声。将社群档案引入我国实践有着现实需求和现实基础，这是增加社群成员认同感的重要举措。我国档案实际工作呼吁社群档案资源建构，社群成员也应具有档案保护意识，在更加开放和自由的环境下，开通社群记忆构建渠道，利用社群档案促进社群繁荣、弥补官方档案空白、丰富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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