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娜

从刀耕火种到菜场务工
——麻山苗族生产方式变迁

唐 娜

自雍正改土归流以来麻山苗族经历了生计方式的两次重大变革，在此过程中麻山苗族不得不面对诸多问题的挑战，包括生态灾变、化肥过度依赖、异地务工的变迁与适应。任何少数民族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必然要面临更复杂的选择，跨越更大的鸿沟。麻山苗人在生计模式上主动选择与积极应对，为少数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范型，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在继承与发扬地方性知识与传统生存智慧，通过文化的运行应对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挑战过程中，需要族群内部和国家社会的共同认可和支持。

麻山苗族；刀耕火种；菜场务工；乡愁

一、田野点

乡愁，是农耕民族与生俱来的特质。对于经历了漫长而苦难的迁徙过程的苗族，他们有着突出的崇祖、思乡的浓重情结。在麻山苗族葬礼仪式中，家人为亡灵准备各种各样的生产用具（有长刀、草鞋、粮种、扁担、火镰、牛马、猪鸡），亡灵挑着扁担跋山涉水回到故地投奔自己的祖先。可以说，上千年前的乡愁，如今仍然浓重。

我国西南地区的各民族普遍经历了两次生计方式的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清朝改土归流之后逐渐由刀耕火种转变为当时较为“先进”的汉族传统农耕。第二次则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背景下的外出务工潮。麻山苗族也在这两次大的生计变迁和文化转型中建构自己的发展历程。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生计方式的持续变迁，当代苗人的劳作模式与祖先的生产传统渐行渐远。

本文田野考察的对象为西部苗族当中的麻山次方言苗族，本文简称“麻山苗族”。麻山的地理范畴包括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安顺地区三地所辖的罗甸、紫云、望谟、长顺、惠水和平塘县六县边缘的结合部。麻山苗族在历史上长期地处“生界”，直到清雍正年间大规模“改土归流”时，麻山腹地的苗族居民才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直接统辖的范围。汉文献对他们的记载少而杂乱，如《元史》中把他们称为“桑州生苗”，嘉靖《贵州通志》将麻山苗族称为“康佐苗”。明人田汝成在其《炎徼纪闻》中，首次对麻山苗族作了专条系统的介绍，该书称他们为“克孟牯羊苗”。清初的汉文典籍中分别将麻山亚支系苗族称为“狗耳龙家”“克孟牯羊”“老苗”。称他们为“老苗”是为了说明他们是世居民族，以便与新迁来的苗族相区别。

麻山在贵州乃至全国，被提及的原因主要是她的贫穷和严重石漠化①石漠化，是“石质荒漠化”的简称，指在喀斯特脆弱生态环境下，由于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而造成人地矛盾突出，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地生产能力衰退或丧失，地表呈现类似荒漠景观的岩石逐渐裸露的演变过程。又由于石漠化地区缺少植被，不能涵养水源，伴随着严重人畜饮水困难。生态，麻山经常被“生态灾变”“不适合人类居住”等语言来形容。2009年，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在麻山苗族中间发现了活态传承的史诗《亚鲁王》，由此麻山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为了更准确地反映麻山苗族在生计方式的变迁，笔者选择了处于麻山腹地的紫云县宗地乡火石关村巴拢组作为田野点。之所以选择巴拢自然寨，原因有二：一是在麻山腹地的苗族村寨，由于生态恶劣，水土的承载能力差，因此村寨分散且规模小。为了使田野调查拥有更多的样本，需要一个规模较大的寨子，巴拢有四十余户，户籍人口178人，是火石关村人口最多的寨子；第二，我的向导及翻译杨小冬，曾经在巴拢苗寨做过几年村官，熟知这里的一切，为了更顺利地搭建田野关系，我们便将重点田野点定在巴拢。

为了更迅速有效地呈现巴拢的变化，笔者梳理了近年来的村寨大事记：

20世纪90年代，少数村民外出务工，去向为广西、广东，职业以伐木山工为主。

1996年，石子路通到寨子。

2004年，村寨通电，基本温饱。

2007—2010年，村民基本全面务工，由玉米饭改吃大米饭。

2007—2009年，外来玉米杂交种被普遍接受，单位产量大幅增加。

2008—2010年，摩托车基本普及到家庭。

2008—2013年，手机普及到家庭。

2009—2011年，政府扶贫专项补贴，每户家庭新建房屋后能得到0.5—2万元的资助，大多数民居在这一时期进行更新，建筑不再具备民族特征。

2009—2013年，在政府项目的补贴下，大部分村民修筑了蓄水池，以储存屋顶积蓄的雨水，解决了几百年来旱季的吃水和用水问题。

2015年，寨子里最后一栋茅草房建筑意外烧毁。

2015年，通村石子路硬化为水泥路。

二、传统生计变迁

面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严重灾变的石漠化生态，麻山人的赤贫，许多环境科学以及生态人类学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导致贫困的严重缺水和少土并不是自古有之，而是在近三百年来的生产方式变迁过程中逐渐导致的生态恶化造成的。巴拢苗寨聚族而居，全寨85%以上姓杨，构成村寨主体，寨子除了两户阮姓汉族，其他均为苗族。全寨178人共拥有耕地面积162亩，山林面积五六百亩。山地多，平地少，土层浅薄，石漠化非常严重，土地当中一半以上面积被石头覆盖。但这一地区在明清以前树木苍翠，各种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属亚热带丛林区。巴拢寨村民长辈们回忆，在20世纪40年代，巴拢寨附近能看到野生老虎出没。由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政策变化等原因，当地居民被迫不断向脆弱的石灰岩丛林植被进行开垦，从而导致当地天然植被被连片摧毁，在雨水的浸泡下，表土剥离，地表植被终致无法恢复。①吴正彪：《贵州喀斯特山区苗族、布依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方式多样性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5年。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变迁之前麻山苗族的古老生存智慧和传统生产知识。

麻山苗族传统生计是刀耕火种农业系统，即循环耕种土地的轮歇农业，同时也是一种高度复合生计方式。所谓“复合生计方式”是指农、林、牧、采集、狩猎多项目的复合经营，每一种经营中保持多种生物并加以有效利用，对同一种生物资源在利用上内容丰富、手段多样，以有效地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②罗康隆：《论苗族传统生态知识在区域生态维护中的价值——以贵州麻山为例》，《思想战线》，2010年第2期。在生计发生变迁之前，麻山苗族一年之中只分热季和冷季两个季节。热季从马月开始到猪月结束，冷季从鼠月开始到蛇月结束，鼠月大致相当于汉族农历的十月。③杨庭硕：《苗族与水族传统历法之比较研究》，《杨庭硕民族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2年。热季是农耕的季节，当地的生产组织按血缘宗族集中进行种植和采收。烧畲地一般可连续耕作三年，轮休三年后可恢复地力。在轮歇的烧畲地上放养马、牛、羊，既能增加收入，又可以加快地力的恢复，同时有助于抑制水土流失。耕作地段主要位于山间的盆地，而在当地传统社会规范当中，石灰岩陡坡地带不允许毁林烧畲，以保护采集和狩猎的作业。而冷季则是狩猎的季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其肉食来源主要依靠狩猎。由于生产的需要，人们的劳动活动区也按季节而变动。

在刀耕火种文明的丰富体系当中，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刀耕火种方式各有其特点。麻山苗族重视多种作物的混种以及野生作物的培植。各种豆类、麦类、荞子、小米、红稗等十几种作物，同多种野生植物如天星米和蕨菜共同生长，在不同时段进行收获和采集。其中，主作物小米和红稗最能代表原始农业的特点。种小米的传统耕作方式仍部分保留，当地称为“砍小米”“烧小米”，不以锄犁翻土耕耘，砍掉地表的灌木丛待其晒干后焚烧，火灭后立即撒小米种。今天看来，麻山地区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在烈日的暴晒下，石灰岩急剧的热胀冷缩后容易被水分溶蚀，这些溶蚀物往往呈现出一定的弱酸性，而用火烧过后，草木灰中能够释放出一定量的磷肥和钾肥，能够使当地原本为弱酸性的土壤变成弱碱性土壤，而这种弱碱性的土壤很适合小米的生长。④农仁富：《麻山地区化肥误用的文化原因研究》，硕士论文，吉首大学，2012年6月。这种尽量不翻土地的耕作种植方法，最大程度保护了喀斯特地貌区的水土。在刀耕火种地以小米为主要粮食来源的历史，至今仍有余音。虽然目前苗人种植作物以玉米为主，但由于它不是祖先曾使用的种植品种，所以在为亡人回归祖先所备的谷种当中，不包含玉米，仍以小米和红稗为主。

生态人类学学者吴正彪曾经专门对麻山区域内的三个主要民族苗族、布依族、汉族对生物资源的认知和利用情况做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苗族长期从事刀耕火种，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极广，在三个民族中能明确认识动植物种类最多，对各种动植物有用与无用部分区分十分严格。但对农作物和非农作物的界限却不甚明显，对家养动物和非家养动物的区分也十分模糊。⑤吴正彪：《贵州喀斯特山区苗族、布依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方式多样性的调查与研究》，《黔南民族调查第2集 》，黔南州民族事务局古籍整理办公室，2001年。

所以，麻山苗族的传统农业方式，要求最大限度地发现、识别、利用当地可以生长的一切植物和动物，而不专门研究有限品种作物的增产办法。虽然农业生产的单位效率相比传统农业低下，但是在多品种混种、农作物和野生植物杂处的土地上，在不同季节各有不同作物有所出产和收获，因此也降低了经受饥饿和青黄不接的风险。只有特定文化与生态系统的耦合状态下，才能承受自然和社会巨变的冲击，显现其抗逆能力。①罗康隆：《麻山地区苗族复合生计克服“缺水少土”的传统生态智慧》，《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据调查，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经济衰退，粮食奇缺，但今天麻山罗甸县构皮寨②构皮寨，位于贵州省罗甸县木引乡，今天为麻山地区的严重荒漠化地带。一带的石漠化山区当时仍然沿用传统的刀耕火种，但粮食十分富足，又没有道路运出，致使周围备受饥饿的各族群众纷纷逃入石山区求食。③吴正彪：《贵州喀斯特山区苗族、布依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方式多样性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5年。可见，当时刀耕火种式的生产生活是相对丰裕和稳定的。但以巴拢寨为代表的麻山腹地，早已经放弃了刀耕火种，改为固定旱作。在至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里生态不断恶化，水土流失愈加严重，土地不断减少，轮歇多年的土地依然得不到恢复，饥饿的苗人加紧对土地的索取，刀耕火种早已无以为继。这个遭受破坏的过程是长期而渐进的。

外来物种和耕作技术的进入，对麻山的传统农业方式，形成强有力的冲击，成为生态恶化的肇端。雍正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后，麻山才真正从“生界”归入中央政府管辖。为了在该地发展生产，稳定税源，清廷在这一地区大力推广棉麻种植。最终麻的种植在当地取得很大成功，“麻山”一称正由此而来。然而这一成功背后是以生态作为代价的。麻山地区属于喀斯特山区，留存有星罗棋布、大大小小的溶蚀湖，但由于要栽麻，需要排干溶蚀湖，排干了溶蚀湖后，在其土地上种植生麻获得了高产。但是，这样的生态改性破坏了麻山喀斯特山区的积雨机制，导致大气降雨直接进入地下暗河、溶洞，而不能滞留在溶蚀湖里。于是，在麻山地区就出现了天空降雨地上不见雨、降雨也缺水的局面。④罗康隆：《地方性知识与生存安全——以贵州麻山苗族治理石漠化灾变为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7期。由此导致的人畜饮水困难问题直到21世纪依靠修建水窖存蓄雨水才基本解决。

玉米大规模进入麻山是在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长期执行的地丁银制度就此中断，而新起的地方军阀出于解决军粮需求的紧迫性，在施政中不再依赖银两的流通去稳定税源，而是直接征收粮食，以满足军需。⑤田红：《石漠化带生态恢复的难点及文化对策研究》，硕士论文，吉首大学，2009年。而苗人的传统农业产品种类多而产量低，供家庭食用尚可，无法提供符合规格的粮食达到完税要求。最终当地苗族迫于压力，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使得玉米在当地得以推广。这迫使当地苗族扩大垦殖范围，去除原本土地上的蔓藤植物，压低对其他植物的利用水平，结果造成阳光直射岩石和表土，原生植被萎缩，降雨时表土被大量冲刷。玉米初入麻山短期内的确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但同时开始导致生态脆弱地段的石漠化以及打乱当地持续几百年的多种作物混种耕作模式。⑥吴正彪：《贵州喀斯特山区苗族、布依族对动植物资源利用方式多样性的调查与研究》，《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5年。至20世纪40年代，麻山苗族玉米种植的面积开始超过粮食播种面积的一半，逐渐诱发当地严峻的生态灾变。⑦田红：《石漠化带生态恢复的难点及文化对策研究》，硕士论文，吉首大学，2009年。虽然如此，作物混种的传统至今仍然保留下来，从面积到品种都十分有限，尤其在除草剂进入麻山之后。

与新作物同时被推广的，还有汉族的耕作技术。从刀耕火种到传统农业的转变，麻山苗族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大大改观，难以窥见先前的面貌。对那一时期生产方式的实物佐证是少数留存至今的原始农业时期的农具。麻山苗族古老的劳动工具包括长刀、摘刀和弓弩等，以及其他辅助工具，笔者曾经在麻山见过其中部分，一种情况下是村民将其当作古老的遗留物展示给我，另一种情况下是在丧葬仪式当中，这些古老的农具被当作征战武器在仪式当中操演。包括在史诗《亚鲁王》的文本当中，也有侧面的反映。在经过这一次重大的生计变迁之后，工具结构改变为目前以耕牛、犁、锄和镰刀为主的农业工具结构。新物种和耕作技术的进入，慢慢开始打破原有的生态系统平衡。

从田野考察情况看，巴拢寨的村民主要将生态恶化归因于20世纪50年代末政策导向的失误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制后的大规模开荒求食。20世纪50年代末的群众运动，直接毁掉麻山一半以上的森林，并引发两个结果。一方面直接导致麻山苗人生活滑向赤贫，生态恶化造成有限土壤的流失，进而引发粮食的严重不足。在贫穷和饥饿驱使下，1980年分配土地的时候，村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大规模的开荒种地成为必然。原本在苗族的社会观念中的公有地带不复存在，在土地基本制度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村民不再遵守石灰岩坡地禁止开荒耕种的传统规范，而是取代为另一个原则，只要有能种出一捧玉米的土壤，那就要开辟出来耕种。这又进入生态恶化-减产-开荒（取消耕地轮歇）-进一步恶化的怪圈。另一方面，大炼钢铁运动之后造成全国普遍的生态环境问题，引发了专家们对生态的关注，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被认为是“砍倒烧光、毁林开荒”破坏生态的典型，进而被广泛批评和反对。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地政府以行政命令向麻山苗族推广汉族式的土地资源利用方法，即“坡改梯”，在有限范围内增加了耕地面积，但是从岩壁挖土造地的做法，让生态和植被的恢复难上加难。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后，狩猎几乎不复存在。一方面森林毁坏，溶蚀湖湿地的消失，造成野生动物也随之失去了栖息地，可利用的野生动物资源极其匮乏；另一方面，政府对枪支的管制趋于严格，只有极少数猎枪和鸟铳藏于民间，在葬礼上充当信号枪和烘托气氛。麻山苗族一整套成熟的群体狩猎方法和惯制已无用武之地。

可以说，麻山苗族的生计方式在外力和自然困境的双重压力下，放弃了刀耕火种、轮歇耕种，改为固定旱作农业。生计方式趋向单一，缺乏植被的生态条件下，采集、狩猎、林业、牧业或消失，或萎缩，传统“复合生计方式”无以为继。农作物的品种趋向单一，玉米最初作为主种作物进入麻山区域，是与赋税政策有关，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干预，多年来玉米占领了麻山的土地和餐桌，同时也养育了一代代的麻山人。但是从原本以最大限度地识别、利用当地植物为追求的农业文明，向追求有限品种作物增产的农业模式的转化过程中，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人口越来越多，土层越来越薄，土地及其他可利用资源越来越少。

麻山苗族传统的复合生计方式和刀耕火种的农业形式本来能够规避甚至修复当地生态环境的脆弱环节。而不同时代的政府，没有充分尊重当地苗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的适应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知识体系，造成生态的失控和文化的伤害。麻山苗族的价值观中有着朴素的生态保护观念，崇拜古树、水井、石头，每年有举寨参与的送火星扫寨仪式，平时若有自然灾害引发的泥石流、滑坡滚石等都需要举行仪式，以缓和与自然界的关系。巴拢寨周围有几棵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树，挺拔且高耸。之前有人提出为巴拢寨架设电力设备，要求巴拢寨以一棵金丝楠木古树相交换。巴拢人没有同意，通电的时间也因此延迟到了2004年。村民认为任何古树都是神灵所在，寨子上的古树谁去砍了谁家会有最不幸的事情发生，甚至连古树上的蜂窝都不敢动。这些朴素的原始崇拜，是万物有灵观念的反映，是对当地脆弱生态的有利保护。

可见，套用发达地区的生产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技术引进、生产改革，这种忽略自然生境、文化差异的思维，造成少数民族发展变迁中的被动性、偶然性、随意性，可能会引起灾变的后果。一旦打破了原有的生态和文化平衡，使民族文化不能正常地利用所处的生态系统，新的平衡就难以建立。笔者以为，少数民族的特殊历史、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本土生态系统和本民族传统生产经验需要更充分的考虑和尊重。而在面临如何恢复生态、改善环境、改良生产的问题时，应当尽少动用社会力量，尽可能多地启用民间智慧，靠文化的运行去逐步消除人为生态灾变。

三、疯狂的化肥

化肥的泛滥使用是当下困扰麻山农业生产的新问题。对于化肥的过度依赖，某种意义上反映了麻山苗人对工业时代产品的盲目信任和对本土生产知识的漠视。

由刀耕火种的轮歇农业改为固定旱地耕作之后，最大的问题是地力退化。生态系统的自我富集能力已经不能够支撑当地的大规模玉米种植，肥料的使用在玉米种植中的价值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从刀耕火种阶段无需人为施肥，靠焚烧草木获得天然肥料，到人工施放牲畜粪便为主的有机肥料，到今天大量使用化肥，麻山苗人在肥料上投入的劳动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不堪重负。目前，巴拢寨所在的宗地乡，也是麻山的核心地带，在非常有限的土地上，消耗的化肥用量占到整个紫云县化肥消耗量的一半。这一用量仍在逐年增长中，处于失控的状态。

这让我们不禁要反思化肥作为外来产物被引进和使用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政府开始在麻山地区推广化肥的使用。化肥是由人民公社向各生产队来进行推广，每个生产队都被下达了具体的购买指标，不按要求完成就要受到严厉批评。于是各生产队开始少量尝试性购买，短期内化肥的投放收到很好的效果。化肥作为外来产物，无论是当时的推广者还是被推广者对其了解都有限。公社干部的推广话语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化肥）很好，这是党中央关心我们贫下中农，拿化肥来给我们用，让我们增产，大家才能够过上好日子。”①农仁富：《麻山地区化肥误用的文化原因研究》，硕士论文，吉首大学，2012年6月。可是公社没有组织必要的施用技术培训，只有购买的时候供销社的销售人员简单介绍化肥施放的时间和位置。在没有经过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化肥还是迅速地被麻山苗人认可和接受。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引进了化肥生产线，国内的化肥产量逐年增加，1993年全面取消了化肥按票购买的制度后，大家购买的化肥数量开始大幅增加。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推进初期，麻山苗族平均一亩地使用化肥30—50斤。90年代后可以达到平均每户使用化肥50斤，现在平均用量约为80斤每亩。②同上。长期以来，由于化肥使用过量造成的土壤板结、肥力下降等问题又通过持续加大用量来暂时解决，对化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化肥用量的持续增加，也是有机肥料使用不断萎缩的过程。麻山苗人的财富体现在房屋和牲畜，在使用有机肥料的时期，牲畜的多少，可以从每家门口积累的肥堆大小窥得一二。寨子里哪家的肥料堆积得最大，说明这家的生活最好。最初化肥进入时，还不能作为底肥使用，有机肥料仍然不可完全替代。近些年，化肥的功能覆盖到底肥，有机肥料不再是必需品。随着化肥不断替代有机肥料，牲畜粪便的处理、玉米秸秆的处理都发生了变化。有机肥料的制作，是通过收割农作物秸秆，与牲畜排泄物充分混合混拌、堆制制成，通过大量繁殖有益的微生物，使其变成作物可吸收利用的养分。当有机肥料在许多家庭退出使用之后，原本的能源利用链条打破了，农作物秸秆及动物粪便从资源变成垃圾，成为村容寨貌的污染源。

有机肥料之所以没有完全退出麻山，并不是因为今天社会大众普遍认可的绿色农业，推崇有机农产品，而是有些家庭尚不能承担化肥的大笔支出。苗人依然认为化肥能立竿见影保证产量，对于化肥造成耕层变浅、烧苗、养分单一、没后劲等问题没有充分认识。而在麻山特殊的石漠化生境中如何更科学合理地利用化肥，从未引起苗人以及地方相关部门的重视。实际上，麻山石漠化地区土层不均，土层较厚的地方，能达到40cm，土层较薄的地方，平均厚度往往在5cm以下。这样的土壤特点，使得即使是在同一大块耕地内，不同耕地角落对化肥的使用要求也往往差距甚大，这就使得这里的耕地对化肥的施用量要求远远低于国际标准化肥施用量。最为关键的是，由于这里的耕地土壤不连片，很不利于化肥的扩散，在这种地区根本不适合采用在土里施肥的老办法，而应该采取对着作物叶面、根部喷肥的办法。①农仁富：《麻山地区化肥误用的文化原因研究》，硕士论文，吉首大学，2012年6月。也就是说，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化肥在当地一直被错误地过量地使用，进一步破坏了麻山珍贵的土壤环境。

对化肥的盲目信任，也表现在经济成本的非理性投入。化肥的过量使用造成的经济投入，很大程度抵消了玉米种植的收益，所以苗人明显感到自己的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按照目前的价格水平，一袋化肥80斤，一百七八十元，用于一亩地，春夏需两次施肥，而一亩地仅产出玉米400—800斤。加之种子的费用投入，苗人的收益空间非常有限。非理性的现象还表现在，当不使用化肥条件下得到的农业收益，与使用化肥而去除化肥成本之后得到的收益相当的情况下，人们依然选择后者，尽管后者耗费了更多的劳动。这种非理性的选择，显然是与苗人的观念相关。在麻山苗人的观念当中，有机肥料依然是落后的、贫穷的符号，而化肥代表了先进工业技术。显然，化肥没有进入麻山苗族的本土生态知识范围。本土生态知识是相关民族或特定社群在世代的经验积累中健全起来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相关民族或者社群就必然会有一个精心挑选的过程，其中成本控制就是必不可缺的一项。最终能够传承下来的知识技术技能，自然是那些既能够保证足够的产出、又能够以较小的成本来维护所处的生态系统的那些经验和教训的总汇。②杨庭硕、田红：《本土生态知识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9），第3页。麻山苗人对于化肥饮鸩止渴式的利用，是在特定时期不恰当或者不充分的生产技术引导所触发的，而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工业产品与本土生态知识的不相融合。

随着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工业产品不可避免地进入麻山的苗族社区。而化肥因其农业产品的属性成为其中的领先者，20世纪60年代最先进入麻山的化肥是由日本生产的。然而以化肥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和麻山苗族社区相对落后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当地以地方性知识为主导的文化环境，有些格格不入。另一个例子是洗洁精的进入，传统上苗人洗油腻餐具时使用热水，而洗过之后油荤就附着在水中，对于贫困而缺乏油水的苗人来说，用洗碗水喂猪，是一举多得的做法。而当洗洁精进入苗人生活，苗人对洗洁精缺乏必要的了解，依然用充满泡沫的洗碗水给猪喂食，对人畜健康形成威胁。少数民族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面临选择的过程。在化肥和有机肥之间做选择，在使用和不使用工业产品之间选择，在国内外、民族内外的产品和文化要素间做选择。选择的前提是认知，所以，现代科学技术及其产品如何与地方性知识进行接轨，特别是认知模式的接轨，是当下麻山苗人为代表的经济教育落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及生活中需要应对的重要课题。

四、菜场务工

我国飞快的城镇化进程中同样裹挟着深山之中的麻山民族村寨。在麻山农业已经无力承担的状态下，外出务工挽救了麻山苗人的生活，苗人通过多年摸索、发展进入了相对固定的行业。麻山苗人在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下，与原有的生活文化方式不断调适，建立新一轮的家庭劳作模式。然而，这种生计的暂时安全是否能承担麻山苗人的出路与未来？

20世纪90年代后期，少数苗人被生存逼迫走出麻山，寻找生路。十年后，外出务工成为中青年人的必然选择。根据我们2016年5月的调查统计，巴拢寨包含随父母居住、读书的孩子全村有91人在外地，超出了全村人数的半数，村寨里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也表明，外出务工已然不是个人选择，而是村落整体劳作模式发生的变迁。由于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鲜有人能进入工厂特别是电子类工厂。笔者对巴拢苗寨的问卷调查显示，全寨178人在已经完成教育步入社会的成人当中，小学毕业仅有23人，初中毕业仅有3人。80%以上的务工苗人集中于广东、甘肃的郊区菜场，生产供给城市的新鲜蔬菜。虽然异地务工，村民们仍然没有脱离土地，这是他们最为擅长的技能，种菜成为巴拢寨新的村落劳作模式。刘铁梁认为，村落劳作模式作为集体的身体行为现象，不仅是指学者所观察到的某种村落经济结构的类型，而且是指村落集体在生产与交易领域里协调一致而主动做出选择的行为现象①刘铁梁：《劳作模式与村落认同— —以北京房山农村为案例》，《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菜场行业的确适合麻山苗人的各方面特征。其一，苗人生性坚毅，在艰苦环境中的长期生活，让他们对劳动的承担能力超出常人。菜场的劳动强度大，日劳动时间在10小时以上，相比麻山的农业生产强度仍然是可接受的。其二，苗人体质特征矮小，菜场劳动对身高要求不高。其三，麻山的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习惯夫妻互为搭档。广东菜场的劳动模式为小组负责制。通常为一对夫妻负责一组菜地，相互配合，收入与收获情况相关联，而单身者只能做杂工，拿固定而有限的报酬。从技能角度看，若两个壮年男子一组，虽然在力量和重体力劳动时有优势，但在割菜环节上有所欠缺，反而不如夫妻搭档。在菜场收割中，收菜对菜品的整齐度和速度要求高，高速割菜同时能够整齐排列在胳膊上，属于精细劳动，女性在这个工序上明显擅长于男性。因此，菜场务工多是以小家庭的形式。菜场劳动虽然辛苦，但能够保持小家庭的完整，规避了许多家庭与社会问题。同时，村民集中于同一地区、同一行业，村落集体在生产技能上进一步拥有了共通的身体经验，从而增强了村落的认同感。②同上。在高度集中的地域，在新的劳动模式之下，麻山青年男女的婚恋依然在异乡的土地，在麻山苗族的互动圈中开展。

外出务工为麻山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使当地的物质生活和农业生产短时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为显著的是村民的饮食变化。麻山的农产品以玉米为主，在至少百年以上的时间里麻山苗人以蒸玉米面为主食，家庭内每年酿制苞谷酒用以待客。可以说，麻山苗人创造的是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模式里产生的以玉米为主的饮食文化。麻山苗族崇尚稻谷，但因为贫穷无力购买，只有过年和葬礼时作为节日和礼俗饮食能够吃上大米饭和糯米粑。有限的玉米收成直接供人食用，牲口只能吃玉米糠、玉米叶混合野生植物，缺乏热量和营养，猪的养殖周期长至两三年，造成苗人家庭油脂和肉类的严重不足。而一旦有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一月工资足以供应全家全年的大米支出。笔者2016年再次进入麻山巴拢寨，米饭已经完全替代玉米，村民甚至开始偶尔怀念玉米饭的味道，用来作为餐桌的调剂。原本作为口粮的主作物玉米，如今用作饲料喂养牲口，通过养殖业来实现价值。2009—2016年，依靠务工收入的支持，在政府相应政策补贴引导下，除了饮食，巴拢寨民居的更新、饮水的解决（修水窖储存雨水）得以集中完成。务工十几年间，巴拢苗人的吃、住、行（摩托车）都发生了全面的革新。

务工带给农业的影响是正反两面的。麻山本地玉米植株高，易倒伏，产量低，亩产毛重400斤左右。杂交玉米种早已进入麻山，因为经济条件有限一直没有推广开来。在巴拢寨直至2007年以后，杂交玉米才普及开来，背后根源是外出务工的经济支持。适合当地生境的杂交玉米种价格为一包两斤55元，仅能种一亩多地。但新品种的亩产量毛重达800斤，约是本地品种的两倍。村民纷纷感叹，从前种得多，收得少，而今种得少，反而收得多。尽管如此，仍改变不了农业种植的尴尬处境。巴拢寨人均土地不足一亩，即使全部使用杂交新种，一个四口家庭的农业收入不过三千多元，这收入背后是不计入成本的重体力劳动。作为石漠化严重地区，巴拢寨土地分散，相隔遥远，地形多有险阻，任何机械不得进入，大量化肥和玉米的进出仅能靠人力背负，非正常农业的劳动投入所能比拟。然而正如村民所抱怨的，辛苦一年的收成价值，去掉投入，不及一人外出务工一个月的收入。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未外出的苗人仍然坚持这种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的农业生产。在地苗人坚持生产完全出于劳动的惯性、文化的惯性。而大量的劳务输出，导致村寨中的劳动力有限，且以中老年人为主，因此大片土地被抛荒，本地农业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微乎其微。十几年来，外出务工给麻山地区带来的间接效应，是土地抛荒、退耕还林，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对当地生态的积极养护。相比从前，巴拢寨村民能明显感受到山林更密更高，附近有的村寨能看到野生的猴子。新的生计方式改变了麻山苗人“靠山吃山”的历史，必然影响原有的生产组织和关系。

常年的务工生活，小家庭与家族、村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影响是分家的取消或延后。在麻山苗人家庭，儿子结婚后分家也纳入议程，大家庭生产上、经济上的不自由，会造成其他方面的不便，引发矛盾。分家除了分配土地外，房屋及养老责任通常如此划分，长子赡养父亲，幼子赡养母亲，祖屋由幼子继承。当大多数村民以小家庭为单位离开村寨外出打工，经济收入自然归小家庭所有，小家庭基本不提供老人的生活费，家中的土地、家禽、家畜等生产资料归老人使用并维持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收入还是消费，大多数小家庭已经实现了经济生活的独立，分家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失去意义。因此近些年分家很少发生，除非在争取政府低保或者其他政策优惠上，以户籍为单位享受的利益时，分家能够争取更多机会。一些已经分家的家庭又重新合并。比如分家后跟大儿子住在一起的老人杨胜清又回到老房子，他说：“两个孩子都出去打工了，家里只有他老妈和我，为了方便做活路，所以我们俩合住在一起了。”在牲口的托管上，务工家庭也有了合理和稳定的解决模式。大牲口是一个家庭除了房屋以外重要的财富，在大牲口的养殖和使用方面，村民在细节上有了更为细致的不成文规定，打工家庭委托自家老人或亲人代养，代养人有使用权和喂养责任，代养期间牲口所生的幼崽归代养人所有，直至大牲口归还原主。

从巴拢务工者不愿意放弃或者卖掉牲口的情况来看，村民依然把村寨和土地作为自己生活与命运的根基。笔者在问卷中设置了问题，如果经济条件达到，是否愿意迁居其他地方。绝大多数村民的答案是否定的。村民杨晓落的回答代表了大家的想法，却仅代表当下这代人的想法：“我们打工的地方广东虽然好，但是我们的老人家都不习惯，特别是人死了以后要跟祖先一起坐（住、生活的意思）”。诚然，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论出于经济还是信仰的缘故，麻山苗人都必然要回归。巴拢寨所有家庭，世代都在村寨、寨老和寨神的庇护下生活，家庭与村寨的关系维系，显得尤为重要。即使家庭主要收入已经脱离村寨，这种精神上的庇护却没有减弱，村民是否外出务工，何时外出务工，很大程度受到苗年初一的卜卦结果的影响。务工者与村寨的关系维护，主要依靠苗年和葬礼，这也是务工者短暂回归的两大原因。二者都涉及到祖先崇拜和社会交往。苗年和葬礼当中，均有全寨共同参与的仪式和传统，在这集体行为当中，务工家庭要稳固自己的位置，防止与村寨的疏离。麻山苗人在外界来看似乎不合理的、甚至没有必要坚持的农业生产，实际上维系了巴拢寨农耕文明下的生活节奏和身体实践，并使他们得以继续享用这种生产方式下形成的生活文化。

结 语

麻山苗族在现代化进程中，果断地选择积极应对，完成具有族群特征的生计方式的转型和必要的文化适应。然而必须承认，在国家从农耕社会到工业信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化的演进过程中，少数民族需要面临更复杂的选择，跨越更大的鸿沟。麻山苗族曾经以刀耕火种作为生产手段，很好地适应、利用了麻山特殊的喀斯特环境，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麻山苗人需要激发地方性知识与传统生存智慧，重新认识当下的自然生态以及科技、社会环境，积极实践农业转型，建构和推动本土生态和农业生产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在此进程中，国家社会应当尊重少数民族的生产传统，并通过有效机制促进民族传统智慧的实践和发扬。

在贫瘠的麻山，祖先的召唤，故乡的牵引，造就了麻山苗族笃定的乡愁情结。这是麻山苗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已经空巢化的苗寨中，依然能够感受到“形散而神不散”的村落共同体的力量所在。在信仰生活上，祖先崇拜及其一系列仪式和禁忌依然深入每一个麻山苗人心里，保持着神圣与敬畏。在现实生活中，乡土社会传统结构依然发挥效力。正是这份笃定的乡愁，孕育着一个更有希望的麻山苗族。

[责任编辑：王素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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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214（2017）02-0062-10

唐娜，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