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晨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辛亥时期“排满”语境下的湖南人形象塑造

陈晨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晚清最后几十年，湖南人在风雨飘摇的满清王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由于此重要性，湖南人的形象在近代历史上一直被不断地建构，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经历了诸多变迁。而到了辛亥时期，在整个国家对满清政府的作为不甚满意的大背景下，革命党人利用“排满”语境下取得的话语权，将旧湖南人的形象塑造成满清之走狗，满酋之奴隶，以此鼓励湖南，乃至全国的汉人与清王朝进行决裂，推动革命进程。

革命派；湖南人；革命话语；形象塑造

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在此之前，已有对晚清政府形象做过研究，也有对湖南人对于近代历史的作用进行分析的，但有关“排满”语境下湖南人的形象问题，研究尚属缺乏。而剖析这一问题，对丰富辛亥革命史、近代湖南史又有其必要性。

一、晚清时期湖南人的形象塑造

众所周知，在洪杨事变之前，湖南一直被称作荆楚蛮地，交通也相对闭塞。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集团，凭借着乡土伦理情谊构建的地方团练，打败了太平天国，加之后期抵制外国侵略，开办洋务运动，使得湖湘士人名满天下，成为满清政府后期倚重的股肱。“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可谓盛矣。”[1]P377湘军的崛起，使得督抚之职尽归湘系集团所有。湘军在掌握了地方政权后，进一步掌控了各地话语的主导权。

作为湖南人形象的塑造者，这些地方大员有责任为湖南人的形象添光增彩，他们对洋务运动之前湖南人的贡献高度赞扬，称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洋务派改革的思想发端等。当然除此以外，官员们更加强调“同光中兴”时期湖南人为整个清王朝所做的贡献，极力书写湖南人的功绩。像湘军首领胡林翼，被赞为“中兴之业，实基自胡”[2]P12；收复新疆的左宗棠被曾国藩称之为“国幸有左宗棠也。”[3]P135倡导东南互保的刘坤一在当时则被称为“柱石之臣”。而对湘军精神领袖曾国藩的评价则在更大程度上体现了湖南人当时的地位。胡林翼认为曾国藩“忠义冠世”。[4]P65还有“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5]P71等类似的评价。湘系集团凭借着拯救既倒的清王朝这份功绩，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依靠着手中的权力，对湖南人的形象进行塑造。此时，湖南人的地位在历史上是相当高的。

事实上，湘系集团对于湖南人的赞美隐性上是对自己地位的一种肯定。通过强调湖南人为整个满清王朝后期所做的贡献，突出自身地位的合法性，使其得到朝廷、各个地方的认同，同时也可以进一步增强地域观念，借以巩固湖南人自身这个群体，实现抱团式发展的目的。

对于清政府而言，这种形象的塑造虽然并非如其所愿，但迫于当时的统治危机不得已进行了默认，加上作为汉人的代表，湖南人地位的上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满汉之间的冲突，以使用湖南籍的汉人来彰显自己用人的不拘一格。

二、辛亥时期革命派对湖南人的形象塑造

辛亥时期，满清政府由于庚子年间转变了对待西方外交官和传教士的态度，以及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上为民间所诟病，最终使其合法性与权威性大打折扣，坐实了“媚夷”的形象。梁启超言为“朝野上下以媚外为唯一之手段”。[6]在外来侵略的压力下，清王朝的官方喉舌由于勃兴的民族主义几近失语，根本无法与民间报刊争夺话语权。这时一批为求“振兴中华”的革命党人，用“排满”的口号对清政府进行口诛笔伐，“手持钢刀九十九，杀尽胡人方罢手！”[7]P458“向前去，杀！向前去，杀！向前去，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杀！杀！杀！”[8]P71号召汉人起来排满，将包括满清贵族，汉族地主官僚在内统治者一并驱除，以此达到汉族人自己建立民族国家的目的。

在此种大背景下，那些在晚清时期成为朝廷股肱的湖南人，饱受批评。革命志士认为湖南人在满清危亡之际为其效力，是助纣为虐的行为，是“替满人杀汉人”。陈天华、宁调元、秦力山等革命家都对此提出了看法。以陈为例，他在1903年《敬告湖南人》一文中，用“盖曾、左所杀者同胞，而我所排者外族耳”[9]的种族对立观来强调湖南人的媚清姿态，以此打破晚清以来湖南人的崇高形象。当然，革命派的最终目的并非单纯地仇视湖南人，而是借此激励湖南人起来反对清政府，推动革命进程。

这其中，对湖南人作出批评且比较有代表性作品是陈家鼎的《二十世纪之湖南》、杨笃生的《新湖南》。陈家鼎与杨笃生均系革命党人。陈家鼎，笔名铁郞，湖南宁乡人，既是同盟会成员同时也是南社社员。他在《二十世纪之湖南》一文中，将湖南人大致分为几类。一类是锁国派，他们以顽固呜咽天下，革命派形容“王先谦者，湖南优界之管理员也。而孔宪教叶德辉等，受其驱使，互相朋比，曰以斥新学、排正党为能事。”一类是清王朝再造中兴之臣，从文章“人谓曾、左、胡、彭、罗、李诸人，其罪不在吴三桂、洪承畴之下”之类的话语中可见革命派对以湘籍为首洋务派的憎恶，以致这时期的湖南在一般人眼中“论者几以湖南与满洲并着，而‘湖南’二字，不啻为‘南清’之代名词”，“于是湘人为天下共防之传染病，怅怅然丧家之狗，哀哀乎亡国之民”。再有那些保皇立宪之人，正是因为湖南是“立宪之原动力焉”，得出了“是故无湖南，断不能有保皇党也。无保皇党，断不能有立宪派也”[10]P195-208的结论。继而在后面提出了包括速行悔过、首倡起义、力讲外交、公约自治、豫备革命五条建议，要求湖南人在革命党的影响下能够力图自振，改过自新，撕掉汉奸的标签。

再有如革命党人杨笃生的《新湖南》。杨笃生也是湖南人，因筹办华兴会与组织暗杀慈禧而名震一时。在他的文章《新湖南》中，分析了现今国家的形势以及湖南人所应承担的责任，“且我湖南人者，对于同种之责任，其重大有远过诸省者，诸君亦尝闻之乎？”他对旧湖南人的看法是“吾湖南之自忘其种性，自造此孽果而无所逭也”。[11]P612-649力图唤醒旧湖南人，进而对清政府进行破坏、革命，建立一个属于“湖南人的湖南”。

如同两位作者笔下旧湖南人的形象，此时革命党人在满清政府屈服列强、合法性与权威性日益丧失的情况下，利用传统的“排满”口号顺理成章地举起了汉民族的大旗，占据了舆论上的优势，掌控了此刻的话语权。其导致的结果是传统的湖南人在革命党人的语境下均成为了不杀满酋的汉奸。

革命派极力渲染旧湖南人的奴态，其原因无疑是清楚地认识到了湘籍人士的重要性，“湘人者，一若操满汉生死之券，而如韩信在齐，汉得之则汉胜，楚得之则楚胜者也。”“故吾党欲新中国必新湖南”。他们在认识到湖南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对新湖南充满了希望之情，希望通过“湘军首树光复之旗，一旅创起，遣使各省，宣告复汉，身先海内，直捣北京，则湖南前号为罪之魁者，或转为功之首，此又一策也”的方法来转变旧湖南人的形象。

三、革命党人塑造湖南人形象的路径

如何将塑造的形象传播出去，这是构建形塑的一个重要方面。革命党人深知此问题的重要性，所以从建构湖南人之初，革命党人就已经开始通过各种途径来塑造新旧湖南人的形象了。

首先，最直接的方式无疑是革命党人在报纸、期刊上对旧湖南人进行揭露、批判。辛亥时期，由于政府权威性的丧失，导致其自身建立的话语体系失去了主导权，民众不再相信政府的言论，反而热衷于革命党人所宣传的思想内容。革命党人恰当地利用当时宽松的舆论环境，以报纸、期刊为依托，对旧湖南人的形象进行建构。

《游学译编》是1902年在日本留学的湖南学生创办的季刊。办报者因言辞激烈所以选择在国外创刊，刊物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反满，比较著名的译者有杨度、杨笃生、黄兴、周宏业等人。如其中在《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海游学书》一文中，有“我湖南以主守旧主义、鄙弃西学，负罪天下，为十八省份奴隶界之代表者”、“是湖南人自奴自愚，以永受奴祸”之类对旧湖南人形象的建构,要求湖南人“某因计我湖南，无论统筹全局，当由各府、州、县之人各派遣游学，以求奋起独立自营竞争于世界之精神，……以担任救国存种之大业”[12]P385的目的。而杨笃生在上面发表的这篇《新湖南》，强调“湖南人之湖南”的理念，受到了留日学生的相当好评，不仅对湖南籍的新式知识分子，包括对其他省份的留日学生均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杂志《洞庭波》（又名《汉帜》），创办者包括宁调元、陈家鼎等湘籍革命派人士。其宗旨为“光复祖国，防护人权，唤起黄帝种魂，扫除白山鞑虏，建二十世纪民国，还五千年神州，而尤以维持各国公共安宁、鼓吹汉人实行革命”。《二十世纪之湖南》一文就是发表在《汉帜》首期上的头篇著论。陈家鼎运用“铁郞”的笔名将自己家乡守旧性的形象予以详尽描述，力图“救危亡于今世”，洗刷过去的不堪，使湖南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首义之省。

其次，除了在报纸期刊上进行直接表述，革命党人还学会运用多种传播形式对旧湖南人的形象进行构建。像此时刚刚兴起的谴责小说，它本身就是由于晚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和满汉民族问题而出现的，所以其在诞生之初就大量揭露被隐藏在满汉民族间的历史纠葛。谴责小说通过污化式的处理方式，选择以湖南为故事的发生地，进而塑造那种屠杀汉人、奉承满人，进而升官发财的汉族地主官僚的形象，引发读者不满，激化民族矛盾。戏剧也是如此，产生于辛亥革命前夕的新剧，其基本成员大多是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或革命党人。他们通过舞台表演的张力，利用“政治身体”丑化了一批为满清政府服务的湘系汉族地主官僚，将其构造成一个落后的形象，以此来表达对他们的不满。

而在这其中，弹词无疑是革命派对湖南人形象塑造最具有代表性的传播形式。弹词是集说、唱、弹为一体的传统曲艺形式。革命党人利用湖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弹词唱本，深入当地的民众生活，通过质朴的语言唤醒民众传统的汉民族意识，以此激化民族矛盾，宣扬民族革命。像著名的革命党人陈天华所著的《警世钟》、《猛回头》，就是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这两部弹词唱本的特点是散韵夹杂，利用极为通俗的、生动的弹词向普通百姓传播民族主义，里面有通过对汉奸的批判，以此来宣扬民族主义，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怀。如在《警世钟》里有“当道光、同治年间，我们汉人有绝好自立的机会，被那全无心肝的人，苦为满洲出力，以致功败垂成，岂不是那湘军大都督吗?”要求大家“莫学那，曾国藩，为仇尽力”。唱本选取曾国藩为代表，是想要借此表达对以曾国藩为首为满清效力的汉族士大夫群体的不满。而至于为何选择湘系汉族官员为代表，主要归结于湖南籍的汉族官僚在当时最具有代表性，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也最大。

革命党不仅注重对旧湖南人进行批判，而且也力图通过各种仪式活动来提升新湖南人的社会影响。为陈天华、姚宏业举行公葬就是当时最具有表现力的一个事件。陈、姚两位革命烈士的投海自尽，引发了当时广大爱国群众的巨大反响，革命派因势利导，决定为二人举行公葬，以激昂民心。1906年5月29日，禹之谟等革命党人组织了以学生为主体的一万多人送葬队伍，队伍高唱哀歌，身穿白色制服，绵亘十余里，缓慢向岳麓山前行。禹之谟还在送葬队伍前面打着“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应首湖南，志士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的挽联。革命党人通过质朴的穿着，烘托悲情气氛的哀歌，以及神圣的公祭仪式，对参与送葬的行为者心理和生理产生潜在功能，也对当时的观者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这样，无形中帮助革命派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有利于革命派利用民族主义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

辛亥时期革命派通过各种路径对新旧湖南人的形象进行了塑造。革命党人将传统的满汉矛盾与现实的革命话语相结合，将旧湖南人的“汉奸”形象与新湖南人的爱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利于激发广大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爱国热情，进而增强民众对革命派的认同，同时也对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四、革命党人对湖南人形象塑造的目的

辛亥时期，满清王朝已经变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阻碍，反满反清成为了时代的呼唤。这时，革命党人利用“排满”语境下旧湖南人“汉奸”形象的建构以及对革命党人行为的大力赞扬，通过对比的方式来使两者形成较大的反差。这行为的意义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革命党人通过细数历史上满清对汉族实行的种种罪状，使湖南的汉族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认识到满汉种族之间历史纠葛，进而运用民族主义的口号希图唤醒湖南的民众不要继续被满清政府所欺骗、所奴役，也不要再继续为异族政府效命，而是要求他们起来反对满清政府的统治，用实际行动洗刷过去旧湖南人奴颜婢膝的姿态，推动湖南地区开展反对清王朝的斗争，同时在客观程度上也有利于湖南人的思想解放与意识觉醒。

其次，湖南自晚清以来便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窗口，是各个省份未来发展的指向标，革命党人有意地通过对旧湖南人“汉奸”形象的塑造，而非他省，实际上看中的是湖南近几十年来的引领作用。革命派通过选择新旧湖南人的比较，以及对未来新湖南的憧憬，隐性地要求此时全国的汉族人做出一种抉择，要么像旧湖南人那般继续为清政府服务，做一个满清忠实的奴隶走狗，遗臭万年；要么起来反抗，为建立汉族人自己的国家而奋斗。无疑，在当时的革命话语下，清政府所做的任何辩解在革命党人所鼓吹的民族主义调子下显得苍白无力，清政府的官方喉舌显然不能帮助自己应对来自革命派的挑战。如此一来，革命党人成功地通过对湖南人的塑造达到了对国人形象建构的目的，以小见大，可见一斑。

五、对革命党人塑造湖南人形象的评价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对湖南人的评价需要我们作出历史的判断。当整个中华民族面临危亡之际，革命党人通过旧湖南形象的建构，运用“汉奸”、“排满”之类的话语，将湖南比作“南清”，将旧湖南人在清王朝下的行迹进行特殊处理，以此掌握时代的话语权，使满清在湖南的权威性进一步丧失，壮大了湖南的革命队伍，为清帝国最终的覆灭奠定了群众基础。其次，革命党人将“排满”与“反帝”结合在一起，“满清政府为之伥，而列强为之虎；满清政府为之织，而列强为之罗”，通过将清政府与外国势力进行勾结，进一步恶化了清政府的形象，将湖南知识分子、民众拉到自己一边，以此取得了法理上的优势。再次，革命党人通过对西方国家美好蓝图的描绘，力图使湖南在全国率先开辟这条道路，有助于湖南的政治制度、经济、教育、军事等进一步现代化，开天下风气之先。就贡献而言，革命党人的视野远超同时代的人，其贡献也是巨大的，为湖南、为整个中华民族进步做出了表率。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革命党人的不足之处。首先，革命党人一味地使用汉奸、走狗等词语来形容太平天国后的湖南人，没有区分、一刀切地对整个湖南人的形象进行丑化。事实上，正是由于相当部分的湖南人的忧患意识才使得湖南在近代史上的成就远超他省。梁启超言“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若湘人也”。[13]P139其次，革命党人有意无视晚清湖南在外交、教育、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没有准确、客观地表述对整个中华民族的作用，仅是出于政治宣传需要说延续了清王朝，有助于满人的统治，这对晚清时期湖南人评价有失公允。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曾指出“湖南的有志之士就获得湘军将帅的援引，成长为各个方面的人才，从而使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期间，湖南似乎成为了举足轻重的省份”。[14]在这其中，我们尤其应该看到，革命党人的思想发端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有着密切的联系。洋务时期湖南所进行的教育改革打破了原有的教育模式，使新思想从西方传入；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时务学堂所倡导的立宪思想开天下风气之先，只是后来由于清政府的不作为与时代的迅速发展，使得许多当时拥立宪政的人纷纷转向革命。事实表明，革命党人由于时代的紧迫性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并没有对湖南人进行细分，也没有对湖南人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所做的贡献全然进行表述，救亡图存的使命感使得他们顾不得一一细分，如此一来，导致他们对湖南人形象的评价并不准确、客观。

辛亥时期，满清王朝已经变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阻碍，反满反清于是成为了时代的呼唤。革命党人利用“排满”语境下旧湖南人“汉奸”形象的建构以及对新湖南人美好生活的塑造，两者通过形成较大的反差，以此来号召湖南的汉族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起来进行反抗。这不仅有利于湖南省内的排满反清运动与个人的思想解放、意识觉醒，对于全国进一步开展反对清王朝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9.

[2]邵镜人.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950）同光风云录[M].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83.

[3]萧一山.曾国藩传[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4]国学整理社.胡文忠公全集[M].上海：世界书局，1936.

[5]（清）容闳.西学东渐记[M].徐凤石，恽铁憔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6]（清）梁启超.中国之新民《敬告留学生诸君》[N].新民丛报（第15号），1902-09-02.

[7]宁调元.宁调元集[M].杨天石，曾景忠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8]陈天华.陈天华集[M].刘晴波，彭国兴编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

[9]（清）陈天华.敬告湖南人[N].苏报(第2469号)，1903-05-24.

[10]柴德赓，张鸿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1]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2]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

[13]（清）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4]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试探[J].历史研究，1988，（4)：3-17.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Image of Hunanese in the Context of“Anti-Manchuism”in the 1911 Revolution

CHEN Chen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Hunanes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ownfall of Manchu government. And right because of this,the image of Hunanese continued to be constructed over and again in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and their image underwent many chang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in different backgrounds.And in 1911,in the context of dissatisfaction with Manchu government,the revolutionist used the say gained in this context to turn the old Hunanese into servile followers of Manchu government,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encourage Hunanese or even the whole Han people to oppose this government.

revolutionist;Hunanese;revolutionary discourse;image shape

k257

A

1009-3583（2017）-0033-04

2017-03-12

陈晨，男，山东潍坊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