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锋，夏泉，曹艺凡

（1.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广东 广州 510632；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3.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海外侨界对“五四”运动的响应及其意义①—基于“三个中心”的分析

童锋1，夏泉2，曹艺凡3

（1.暨南大学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广东 广州 510632；2.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3.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华侨华人；“五四”运动；巴黎和会；抵制日货；爱国运动；民族意识

论文通过对“五四”时期海外侨界“三个中心”的外部诠释和内部审视，探讨了五四运动时期海外侨界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及其发挥的积极作用。围绕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西欧、东南亚和东亚三大地区侨界都开展了响应五四运动的爱国义举，依据三地侨界斗争的主体、形式、内容及影响的不同，以此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个中心”：西欧是海外侨界力阻各方签订和约的中心，东南亚是海外侨界抵制日货的中心，东亚是海外爱国学生和侨界反抗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的中心。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五四”运动的相关研究，逐渐将研究视野扩展至社会下层民众及本土之外的普通群体，即“历史眼睛往下看”，如对知识分子群体、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群体的研究等。郭梁教授在《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响应和声援》一文中指出，华侨主要运用经济斗争的手段，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响应国内“五四”运动。［1］任贵祥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海外华侨对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的反应及爱国义举。［2］另外，国外学者也逐渐关注“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海外侨界的不同反应并相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新加坡崔贵强所著的《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响》［3］、日本学者菅野正所著的《五四运动与南洋华侨》，［4］均从不同角度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有益探讨。

笔者认为，“五四”运动像阵阵强烈的冲击波，通过各种渠道向海外华人社会辐射，赢得了海外侨界的积极响应和鼎力支持，呼应了国内反帝爱国运动。围绕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西欧、东南亚、东亚三地侨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三个中心”：欧洲是海外侨界力阻签订和约的中心，东南亚是海外侨界抵制日货的中心，东亚是海外侨界反抗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的中心。

本文不囿于政策类史料的蒐集，而将文献扩展到各类直接相关的非政策类史料，尤其注重报刊、回忆录等资料，力求超越既往研究的文献结构和范围。借鉴西方后现代史学注重体会文献时境的文献解读方法，按照时间序列，沿着“问题肇因—历史实态—隐含规律—启示当下”顺序，层层剖析，试图构建一个海外侨界对“五四”运动的响应与中华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的内外部理论诠释模式。

一、“五四”时期海外侨界“三个中心”的外部诠释

外部诠释即利用大量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及其隐含信息。外部诠释有助于厘清“五四”时期海外侨界形成“三个中心”过程中所发生的跌宕起伏的重大历史实态，进而论述其与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的对应关系。

“五四”时期海外侨界形成“三个中心”均与巴黎和会密切相关。欧洲是举办巴黎和会的场地中心，西方列强损害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成的做法引发旅法华工和留学生齐聚巴黎，坚决反对签订巴黎和约，并进行了手拉手的斗争；东南亚是华侨聚居的中心，华侨经济与日本经济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巴黎和会主导者因偏袒日方，引发当地侨商众志成城，竭力抵制日货，并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日本是巴黎合约重要涉及国家，并通过牺牲中国核心利益而成为最大的受益国，引发中国留日学生万众一心，冒死举行游行示威，并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一 ）欧洲是海外侨界力阻各方签订和约的中心

历史上，华工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各地。华工大批到达欧洲主要是因为一战的原因。因战争需要，协约国成员英、法、俄后方劳动力极其匮乏，为弥补劳动力不足，三国争相在中国招募华工。自欧洲开战以来，中国赴欧洲战场的华工甚多，其中法国有5万人，俄国有5万余人，后又增加数倍，总数约有26万人。［5］绝大多数华工来自山东。战后，大部分华工返回国内，但仍有大量华工滞留当地，他们成为欧洲华侨华人的主体。几乎同一时期，国内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不断上升，大量的中国年轻人蜂拥至法国，他们与当地的华工保持密切联系，民族意识强，思维敏锐，坚决斗争，成为引领旅欧华工响应“五四”运动的先锋。

1918年11月11日，一战以英、法、美等国为首的协约国胜利而宣告结束，三国立即酝酿召开商讨对德、奥的和平条件会议。协约国要求中国组派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6］北京政府立即成立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团员包括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美国公使顾维钧、广东革命政府的代表王正廷、外交部和会筹委会秘书长魏宸组，并请一些资深外交专家担任中国代表团顾问。12月14日，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并着手准备提交文件。［7］

一战结束后，广大华工因支援协约国作出了特殊贡献，更加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1918年12月，旅法华工获知美国总统威尔逊将前往巴黎途经法国勒阿弗尔时，主动派出代表迎接威尔逊。当威尔逊抵达巴黎后，众多旅法华工和留法学生前往威尔逊下榻的寓邸请愿，虽被威尔逊拒绝会见，但美国代表团还是接受了华工的请愿书。［8］

留法学生李宗侗一直关注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动态。1919年1月，李宗侗偶遇留法学生李麟玉，两人均认为巴黎和会必然讨论山东主权问题。李宗侗建议成立一个以留法学生和华工为主体的团体，李麟玉表示积极赞成。李宗侗陆续联络王世杰、陈和铣、戴修俊、王凤仪和部分华工商定成立“中国国际和平促进会”（下文简称“促进会”），一则经常聚会，二则可以及时阅读报纸刊发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该会租赁了位于巴黎圣日耳曼大街拐角的一家旅馆的底层作为会址。［9］

1919年2月，刚刚抵法的留学生李璜对巴黎和会格外关心，因其法文水平较好，一直关注《小巴黎人报》等当地主流报纸刊发的有关巴黎和会的消息。3月，留法学生周无从上海抵达巴黎，其对李璜说：京、沪各主流报刊急需巴黎和会内幕消息，报社将按月付其稿酬。周无法语水平较低，不能阅览报纸，委托李璜代为翻译后加以编纂，胶印多份分寄京、沪各报。此举受到国内各报的追捧。两人随即商定开办了“巴黎通讯社”，原则上每周发稿一次，及时报道巴黎和会的最新动态。［10］为了获取巴黎和会的真实内幕，在中国代表王正廷的帮助下，李璜获得了中国代表团记者身份，可自由出入凡尔赛宫，并随时与各国记者交换消息。一旦捕获到有价值信息，李璜就跑回住处与周无商议后致电上海《新闻报》，有力地保证了该报在国内及时发布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11］“巴黎通讯社”成为国内了解巴黎和会最新消息的主要窗口。

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不久后，“促进会”旋即与之举办了会谈。陆征祥等五位代表在主席台前就座，“促进会”李麟玉、李宗侗、王凤仪做了会议记录，并散发了该会编印有英、法两种文字的请愿书。会议伊始，李麟玉阐释了本次会议的目的，并请代表团就山东问题发表意见。陆征祥发言漫不经心，其他代表缄口不言。留法学生何鲁径直走到主席台前责问陆征祥：“二十一条”是不是在其任内签订的？陆当即哑口无言，只能点头承认。会议持续了约两个小时，最后陆征祥端起茶杯说：“今天会谈许久，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特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随后率团匆忙离开了会场。［12］

3月7日，我国侨居法英之工商各界及赴法华工代表，从巴黎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废除中日各项密约，并表示“留一不废，足以亡国”，显示了侨胞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蛮横侵略的爱国热情。在人民群众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外交部陆续公布了各种密约。［13］

4月20日，经过多次争取归还山东权益失败后，中国代表团摸清了美、英、法三国主张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与日本的意图。王正廷把此消息透露给李璜，李随即向国内发电揭露三国的图谋。［14］中国代表团眼见争回山东权益无望，便退而求其次，意将签订巴黎合约以图保留青岛，否则将拒绝签约。美国力劝中国尽快放弃“保留”青岛的权利而签订巴黎和约，否则中国将被挡在国联的大门之外，若再争取权益愈加无望。［15］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中国代表团将会谈进展情况及时上报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故意隐瞒了“保留”青岛的条件。

当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后，旋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政府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电令陆征祥自行决定是否签订巴黎和约，此种严重不负责任的做法，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由此，学生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卖国贼”的口号。［16］

5月9日，“促进会”组织召开国耻纪念大会。在参加大会的500多人中，不乏西欧各界的知名人士。旅欧华侨革命家陈友仁慷慨陈词，对中日间利害关系，言之极为详尽。郑毓秀代表中国留法学生大声疾呼：“协约国胜利，但吾人失败，和约自达和平之前途，乃遗吾人以黑暗之前途！此等条件，吾人誓不能签字。”［17］

和会期间，中国留法学生和华侨的代表每天都前往中国代表团总部，强烈要求中国代表团未经允许不得签订巴黎和约。他们甚至发出严正申明，若中方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加以制止。陆征祥等人先后接到国内各团体拒绝签字之电共有400余份，国外华侨电560余份。

6月3日，“有华侨（内有华工多人）聚集两千余人之多，前往包围专使馆，声言：‘公等如屈从卖国贼政府，背叛民意之主张，强行签字，公等休想生入国门矣！’该公使当即対众表示力拒签字，决谓政府纵有意断送国权，我等现既主张一致，并不为所屈，乃希联络国内各团体援助，彻底主张废约。华侨一一担任，仍指定人数，每日分往监视专使行动，逐日记载，报告华侨公所”。［18］

6月10日，北洋政府迫于海内外响应“五四”运动的巨压，只得免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五四”运动提倡的“内惩国贼”的第一个目标得以实现。“五四”运动斗争矛头直接转向“拒签巴黎和约”。6月23日，北京政府电令陆征祥，若保留胶州的问题“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为了阻止中国代表团签订巴黎合约，旅居法国的华工、留学生反对中国代表团签订合约运动甚剧。

6月27日，即约定签订巴黎合约的前一天，“促进会”组织30多名华工和留学生包围了陆征祥的寓邸圣克卢，逼迫其拒绝签订巴黎和约。［19］当日，1万多名旅欧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盛大集会，继续向参加巴黎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施加压力，敦促中方代表团不要参加巴黎和平条约的签字仪式。他们甚至警告中国代表团，一旦签订巴黎和平条约，就采取斗争方式严惩卖国贼。当晚，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岳某从卢正祥下榻官邸回城途径医院花园时，遭受华工和留学生围攻，“迫使其承诺说他只是代表团的秘书长没有权限签字后，仍被围攻，并被以殴打、杀害相威胁。”［20］6月28日，3万多旅法华工和留学生包围了中国代表团的寓邸，迫使他们不能出门，并向其提出严正警告：“若中国代表团有敢违背众意，参加巴黎和会并签订合约，当捕杀之”，且他们已准备了“以三位侨胞性命抵一个专使性命的方案。这预备方案已经开具了偿命的名单”。［21］旅法侨界的严正义举震慑了中国代表团，迫使他们未敢轻易签字。

（二 ）东南亚是海外侨界抵制日货的中心

作为华侨响应“五四”运动的斗争的手段之一，东南亚华侨也同时进行了抵制日货运动，重创了日本的经贸收入，提振了中华民族维护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决心与士气。

东南亚地区华侨众多，洋货聚集，抵制日货历史悠久。据统计，20世纪初，海外华侨总数约631万人，其中东南亚（俗称南洋）华侨共计420万人。［22］。东南亚华侨抵制日货的传统，始于中日甲午战争。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中日二十一条”之时，印度尼西亚华侨就进行了抵制日货的运动。抵制日货就是直接反抗日本的侵略，其反帝爱国运动的性质尤为明显。为响应和配合国内“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旅法华工在巴黎和会上针锋相对的斗争，东南亚侨商再次扛起了抵制日货的旗帜，并形成了“爱国青年学生振臂高呼与华商群起响应”的显著特征。［23］

“五四”运动爆发后，福建等地学生横渡南洋，精心组织当地侨商发动抵制日货运动。东南亚众多主营日货的侨商及为日本提供服务的华侨，大都收到了爱国学生的匿名“恐吓信”：“必须主动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否则后果自负。”爱国学生同时发布了号召当地侨商团结一致共同抵制日货的檄文，此举收到了良效。［24］

新加坡马来亚是东南亚抵制日货的主战场。6月中旬，绝大多数的新加坡马来亚华商停销日货，并将日货抛掷街头当众销毁，甚至众多日本人的店铺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当地华侨拒绝为日本人提供车马舟船等一切服务。由于当地侨商抵制日货情绪不断高涨，甚至与当地警察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6月19日，新加坡爆发了流血事件，后经官方统计，在冲突中共有4人死亡（其中华人2名，印度人2名），8人受伤，130多人由此被诉讼于法庭。［25］20日，槟榔屿华侨抵制日货、散发传单，警察出面干涉，拘捕华人数十人，群众激愤，要求罢市。22日，槟榔屿华工全体罢工。抵制日货致使众多日商遭受经济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日货销售量同比锐减七八成。马来亚吉隆坡也形成了“华商不买卖日货，搬运华工不装卸日货，华侨人力车夫不拉日本人”的局面。［26］与此同时，当地的英国殖民当局残酷镇压了侨商抵制日货运动。

暹罗是东南亚抵制日货的扩音器。暹罗华侨创建报刊，为抵制日货造势。1919年5月下旬后，暹罗知名侨商萧佛成在其主创的《华暹新报》上开设专栏，多次号召当地侨商联合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一致抵制日货”。6月4日，该报刊发了题为《根本的救国方法》的报道，明确提出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主张。6月中旬，深受爱国宣传影响的暹罗华侨，置当地政府的警告于不顾，坚决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他们相继成立了“青年爱国党”、“三十二人通讯社”等团体组织，采取各种手段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形成了当地华商断绝与日商的一切合作，当地华侨自觉选购国货和抵制日货的态势。据统计，截止到8月底，暹罗的日货进口额不足上年同期的一半。［27］暹罗华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行动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干涉和镇压，如组织侨商抵制日货的《华暹新报》编辑许超然就被暹罗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侨界也都举行了抵制日货运动。如印尼的巴达维亚、泗水、三宝垅等地接连爆发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30多名巴达维亚洲商会联合通知几家本地日本银行，将不再接受日方的期票和提兑现款等服务。泗水当地的华侨先后组建了“铁血团”、“救亡团”等组织，并在《泗滨日报》等主流报纸上不断发布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公告。据统计，截止到8月底，三宝垅当地的侨商与日本贸易基本上被中断。［28］

（三 ）东亚是海外爱国学生和侨界反抗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的运动中心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公然攫取中国权益的行径，引发了留日学生的反日浪潮。思想敏锐的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随即在东亚掀起了反抗日本侵占山东权益的各种运动。

1919年2—3月间，留日学生监督江庸为迎合日方的意旨，与日本前首相兼外相大隈重信、文部大臣镰田荣吉等成立“亚细亚青年会”，鼓吹亚洲联盟。江庸拨出巨款并自荐担任该会顾问兼会计监督之职。中国留日学生一直以来认为江庸与日本狼狈为奸，所以联合起来一致反对，发布宣言通告驻日各国公使，否认此会，并声明不加入理由。［29］

1919年3月2日，中国留日学生反对加入“亚细亚青年会”的斗争进一步发展，除将以前已误入该会的人员一律劝其脱离该会外，还到处散布反对该会理由的传单。当日，日本巡警将散布此项印刷品的学生周维宗拘押于警署。经留日学生的严正抗议，周维宗于当日释放。

3日，“亚细亚青年会”举行正式会议，中国学生方面派龚德柏代表到会陈述反对理由，不料被“亚细亚青年会”成员殴伤。惨案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书，揭露“亚细亚青年会”的阴谋。［30］4月9日，镰田荣吉串通江庸，以请帖邀请留日学生300余人参观德川侯爵之南葵文库，并大张宴席，江庸、乃文翰与日人高谈两国亲善，并将该次聚会称为“东亚亲仁会”，实际上是制造汉奸的工作。被骗参会学生知道上当受骗后，对江庸和镰田荣吉的狼狈为奸感到非常仇恨。［31］

“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留日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中国留日学生会拟决定在5月7日举行大会纪念国耻。他们寻找会场之时，遭到日本军警弹压。大家见状义愤填膺，当即决定改在中国驻日使馆内集会，以躲避日本军警直接干涉。然而中国驻日公使庄景珂不赞成在馆内举行活动。

7日晨，中国驻日使馆内外被日本巡警和宪兵层层把守。下午二时，使馆周围集会的中国留日学生达一千多人，当即决定另寻会场，分两组整队出发。一组手持书写“打破军国主义”、“保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纪念“五四”国耻等标语白布大旗的队伍朝着各国驻日公使馆进发。当行至德国使馆侧的巷口时，日本军警及其马队加以截击，后队有数百人被包围于巷内，前队已出巷者被日本军警马队冲踏。日本军警拔剑狂舞，当时除被捕及受伤者外，仅余百十人，仍然整队前进。［32］当游行队伍路过英国和法国驻日本大使馆时，正面遭遇日本军警的镇压，有数十人受伤或被捕。同时，另一组也整队向美国驻日使馆前进，并抵至瑞士、俄国驻日使馆。

学生代表从两国的使馆出来后说：“外国使馆尚许吾人出入，独本国使馆不但闭门不纳，欲一望尚不可得，吾人非仍至使馆一行不可。”［33］于是又再次组织队伍向中国驻日使馆方向折回。当游行队伍行至中国驻日使馆前，突然被日本军警重重包围。此时，从四面八方合围的军警，刀剑齐下，马蹄乱踏，惨不忍睹，日本军警将留学生杜中击至半死后才将其逮捕，被刀剑击伤头面、手足、背腹的人非常多。事后，留日中国学生派学生代表至公使馆及留学生监督处交涉，而公使馆及监督处负责人拒不见面。中方被捕者共36人。［34］

8日，日本各报污蔑中国学生胡俊等用刀砍伤日警。当日，北京政府密电告驻日公使监视留日学生行动：“政府闻此次学生之举动，与留东学界有关系，电监督江庸‘善为劝导，消弭事端’”。［35］出狱的谢瑛、张伯强两人对公众转述日本军警的话说：“拘汝等者，贵国公使监督之命，与我等无与，我等极愿将汝等释放，而贵国公使监督不愿，我警察总监，现正与贵国公使监督交涉……被捕释放之黄霖生等报告亦同。”［36］

此言一出，众人知道“五七事变”，皆因江庸与庄景珂媚外所致，于是推选吴一峰作为学生代表，于9日前去质问江庸。江庸恼怒成羞，污蔑吴一峰造谣，吴回答说有人证可以对质。［37］同日，国务院外交部密电驻日代理公使及留日学生监督监视留日学生行动。12日，吴一峰、黄霖生、崔潘、周芳岡、李敬安、夏声、谢瑛、蔡兴民、方治、黄季陆共10人前往对质，江庸避而不见。随着秘密借用日本军警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证据日益败露，全体学界和侨界对江庸极为愤怒，留日学生总会召集全学界的35个团体开会，庶务干事德柏主席等一致决定致电政府，央求撤回江庸、庄景珂。［38］留日学界有29个团体致书江庸，让其交出监督职权，留日学生总会起诉各种证据确凿，学界一致劝江庸早日引退。17日，留日学生特致电北京政府，由于留日学生监督江庸、驻日代理公使庄璟珂丧权辱国，请迅速将其撤职回国。

19日，被拘留日学生由检事局发出传票传唤进行开庭审判，以“违反治安警察法”加以定罪。21日，北京政府致电江苏省长称：“日本庄代使电，留日学生聚众占馆，致被干涉，该学生等复举代表梁方钦凌炳等若干人乘车回国鼓动学界……希查照转饬主管人员严密注意，务期弭患无形，是为至要。”［39］当日，继续对被捕留日学生进行“审判”。21日夜，留日学生150余人于青年馆秘密协议，选派代表归国，将最近情势诉诸祖国舆论。29日，日本政府宣告判决：“张云章被拘役六个月，王某被拘役四个月，杜石等三人被拘役三个月。”［40］

中国政府驻日使馆代办庄景珂、留日学生监督江庸对中国留日学生爱国举动不作为、不支持，引发了中国留日学生乃至当地侨界的一致谴责。因未达到改撤“庄景珂、江庸”之目的，留日学生总会继续函请民国大总统，状告江庸、庄景珂，言曰：“五七国耻日，监督江庸密招军警殴捕学生一事，曾致电总统恳请撤庸监督之职……不料事隔数日，庸不特不引责辞职，反唆使私党黄文忠等致电钧座请予挽留，复唆使已辞职之前留学生临时总会总务干事葛天民，盗留学生总会名义，为之辩护，否认密电及种种宣言，生等阅报。见之不胜骇异。兹特将五七国辱真相及庸种种劣迹，为我大总统详呈之。”［41］

二、“五四”时期海外侨界“三个中心”的内部审视

如前所述，“五四”爆发后，触发了海外侨界的不同应对。海外侨界通过不同方式对国内“五四”运动进行了积极响应，并以此形成了特色鲜明并遥相呼应的“三个中心”，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五四”运动，引发了后续的连锁反应，促进了海外侨界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一 ）迫使北京政府调整策略，促进中华民族外交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作为中国外交不可分割的力量，旅欧侨胞通过外交斗争方式迫使中国代表团缺席巴黎和约的签订仪式，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国内“五四”运动。海外侨界成为“五四”运动的分战场和延伸地。旅欧侨胞强烈谴责并阻止出席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签订丧权辱国的巴黎合约，马来亚、菲律宾华侨通过主流报刊宣传并发动了抵制日货运动，中国留日学生到各国驻日使馆请愿，在世界范围内发出了反抗一切列强侵略的“呐喊”，打击了包括北京政府及日本等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在海外爱国力量的重压下，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被迫做出调整。5月4日，北京政府以国人对山东问题异常愤激，电陆征祥，依民意要求直接交还青岛。6日，北京政府立即将学界风潮情形电告巴黎各专使，嘱力争青岛直接交还。6日，总统府秘书长对京中各报访员云：“政府已竭力设法保全胶州归还中国，如果失败，要为时势迫，国家太弱，只可忍受。”［42］

旅欧侨胞参加的抵制中国代表团与西方列强签订凡尔赛和约，对实现“五四”运动的直接目标起了重要作用。［43］旅欧侨胞在外交上据理力争，与国内如火如荼的爱国运动遥相呼应，迫使中国代表团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在这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重要关头，旅欧侨胞当仁不让地从幕后走向历史的台前，他们的爱国义举对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起着直接震慑作用，诚如国民党元老张继所言：“中国之所以拒签巴黎和约，其力乃在巴黎之华工及学生。”［44］

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海外侨界迸发了正义力量的最强音，通过外交交涉和抗议等斗争方式，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目的，促进了海外侨界中华民族外交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二 ）重创日本对华经济贸易，促进中华民族经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作为海外侨界的主体，东南亚拥有当时全球三分之二的华侨人口，并拥有广阔的市场。东南亚侨界通过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沉痛打击了日本在当地的经济利益，点燃了国内抵制日货的熊熊烈火，给日本在相关国家的商贸经济，尤其是对华贸易以重创。

“抵制日货后，日商经贸收入减去百分之七、八十。……罢市以前，中国进口的日货平均每月达四千多万。而罢市以后，则不足一千万。……日本商贸从业者、新闻从业者，均对于此次华人抵制日货激烈程度、坚决程度和持久性，非常惊惧。”［45］5月上旬，日本对华贸易，计出口1273.8万元，进口601.3万元，出口超过进口672.5万元。［46］至5月中旬，日本对华贸易，计出口4606万元，进口4970万元，进口超过出口365万元。［47］25日，因中国排货勃发，日市面因之趋于萧条，棉丝生丝突太昂价。［48］31日，日本政府拟将朝鲜台湾米转运出口，以为米价飞涨之调剂法。”［49］

抵制日货实质是“以经济对抗经济”，令日本和西方列强看到经济依附中国市场和海外侨界的重要性，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我竖起大拇指：“好眼力！这就是当前教育显而易见却又不断重复的问题。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平台，变成了教师专业功底的秀场。学生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却少了创作的欲望和激情。”

（三 ）反抗北洋军阀与日本勾结，促进中华民族政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作为海外侨界的急先锋，“五四”时期海外中国留学生采取了直接对抗日本军警的方式，更加突出了“五四”爱国运动的性质。“在民主革命时期，海外侨界发动了响应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等一系列运动。前者旨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后者旨在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谋求中华民族独立。”［50］“五四”运动期间，海外侨界响应“五四”运动并由此形成了“三个中心”，这是一次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承前启后的爱国运动，其规模和声势上虽稍逊一筹，但它较响应辛亥革命增加了鲜明的反帝性，尤其是直接反对日本的侵略；它较支援抗日战争增加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尤其是反对北洋政府独裁专制的特点。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响应运动中，海外侨界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中国留日学生面对北京政府的威逼利诱和日本军警的武力弹压，有的被驱逐出境，有的流血牺牲，但他们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这种以“以学生为急先锋对抗反动势力”的斗争模式，为日后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些许借鉴与参考，促进了海外侨界中华民族政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

“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海外侨界形成的“三个中心”，除了强调被誉为“五四”运动急先锋的青年爱国学生所发挥的“穿针引线”的“尤先”作用外，还要强调海外侨胞在维护国家主权中“尤坚”。在赴法勤工俭学留学生的引领下，旅欧侨胞反对中国代表团签订巴黎和约，在中国近代外交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在福建学生的发动下，东南亚侨胞在此次抵制日货中“尤力”。事实上，“一战”后东南亚华侨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当地市场上中国货数量的增加也是其抵制日货较前“尤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五四”时期海外侨界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和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展开了形式各异、影响深远的爱国义举。围绕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三地侨界依次在西欧、东南亚、东亚分别形成了特色鲜明、遥相呼应的“三个中心”。旅欧侨胞迫使中国代表团拒绝签订“巴黎合约”，促进海外侨界中华民族外交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东南亚侨胞抵制日货，重创日本的经济侵略，促进了海外侨界中华民族经济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东亚侨胞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对抗日本的侵略，反抗驻日使馆媚日卖国行径，震慑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促进了海外侨界中华民族政治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三个中心”既富有个性，又殊途同归，促进了海外侨界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共同凑响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奋起觉醒自立自强的华彩乐章。

［注释］

［1］［4］郭梁：《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响应和声援》，《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2］任贵祥：《简述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3］崔贵强：《海峡殖民地华人对五四运动的反响》，《南洋学报》1965～966年第1～2期。

［5］ ［17］陈占彪：《巴黎中国留学生及工人反对对德和约签字的经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35页。

［6］［7］［10］［15］周永珍：《巴黎和会会场外的中国留学生》，《世纪》2005年第2期。

［8］赵德生：《一战华工与五四运动》，《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8期。

［9］［12］周永珍：《留法纪事：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1页。

［11］［14］［16］周永珍：《留法纪事：20世纪初中国留法史料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页。

［13］［43］梅枫：《我国赴法华工的革命斗争（1916-1922）》，《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

［18］《华侨两千余人包围专使馆，监视专使，不准签字》，《民国日报》1919年6月4日。

［19］［20］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第206～207页。

［2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中央文物供应社出版，1919年，第827页。

［22］［23］张坚：《试论20世纪初东南亚日人对当地华侨民族主义的影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

［24］［25］［27］［28］任贵祥：《简述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26］《华侨要求收回山东主权，惩办国贼、抵制日货》，《申报》1919年7月2日。

［29］［31］［36］［37］［41］《留日学生要求撤换江庸，江庸回国运动出任日使》，《民国日报》1919年7月11日。

［30］《留日学生反对“亚洲学生会”阴谋斗争》，《民国日报》1919年3月17日。

［32］［33］［34］《留日学生纪念国耻，竟遭日军警镇压》，《申报》1919年5月15日。

［35］《北京政府密电驻日公使监视留日学生行动》，《申报》1919年5月9日。

［38］《留日学生要求撤换江庸，江庸回国运动出任日使》，《申报》1919年7月14日。

［39］《北京政府密电驻日公使监视留日学生行动》，《申报》1919年5月21日。

［40］《留日学生电请撤回江庸、庄璟珂，并选派代表归国》，《民国日报》1919年5月31日。

［42］《在群众压力下，北京政府不敢马上签字》，《申报》1919年5月7日。

［44］《张继在谈论到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约的原因》，《民国日报》1921年10月16日。

［45］《日军舰来闽，企图威胁抵制日货运动》，《申报》1919年5月6日。

［46］《中国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之影响》，《申报》1919年5月16日。

［47］《中国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之影响》，《申报》1919年5月23日。

［48］《中国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之影响》，《申报》1919年5月27日。

［49］《中国抵制日货对日本经济之影响》，《申报》1919年6月1日。

［50］刘永明：《国民党人与五四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75～383页。

The Response of Overseas Chinese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Its Significance——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ree Centers”

TONG Feng1，XIA Quan2，CAO Yi-fan3
（1.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China; 2.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3.School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overseas Chinese; the May 4th Movement；Paris Peace Conference; boycott Japanese goods;patriotic movement; nation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 external interpretation and internal review of overseas Chinese “three centers”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urther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consciousness among overseas Chinese and its positive effects. Focusing on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delegation group attending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verseas Chinese from western Europe,Southeast Asia, East Asia have carried out the patriotic movements in respons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Based on different contents, forms and significance among three places of overseas Chinese movements,a distinctive “three centers” structure was formed: Western Europe was the center of overseas Chinese to strongly against varies parties to sign the peace agreement; Southeast Asia was the center that the overseas Chinese boycott Japanese goods; East Asia was the center of the movements that patriotic overseas studentsand overseas Chinese fought against the collusion between the Northern Warlords and Japanese empire.

D634.3

A

1002-5162（2017）04-0084-08

2017-06-17；

2017-10-09

童锋（1982—），男，安徽淮南人，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夏泉（通讯作者）（1966—），男，湖南临澧人，暨南大学党委副书记、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曹艺凡（1982—），女，湖北襄阳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文化传播学史研究。

①本文为2016年度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006940116/2016-00981）的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乔印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