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辉

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生态政治的理论渊源浅探

王秋辉

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生态政治学主要是指运用生态学的观点研究社会政治现象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诞生并不是单向度力量的作用。西方哲学以及中国古代哲学都构成了其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来源。生态学是生态政治成型的最直接的最重要的技术理论支撑。另外，地理政治理论、系统论、整体论也都是生态政治的重要理论借鉴。

生态；政治；理论

广泛的生态危机和方兴未艾的绿色运动从现实上推动了生态政治的产生和发展。但实际上，生态政治概念的衍生并不是一蹴而就，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吸取了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综合性的理论成果。此外，生态政治还充分借鉴了近代西方哲学、东方传统文化、地理政治理论、系统科学以及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和门类的基础知识，在这之上，建构了一个更有完整性、综合性的新的研究模型。

一、生态政治的中西哲学基础

欧美国家的传统意义下的浪漫主义思潮以及对于自然的哲学概括都隐含了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保护和尊重自然的生态追求和愿景。生态政治借鉴了自然主义和浪漫美学思想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欧美近代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与以往古典的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想截然不同，它主张平等地与自然相处，适当的改造自然；主张逃离工业文明所缔造的功利化思潮以及机械化的生存世界。他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契合，反对工业文明带来的人和自然间的相互对抗。他们还认为，人为的创造千篇一律，泯灭了自然的个性发展。生态政治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中汲取了思想精髓。许多生态社会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作为研究和解决生态问题的基本准则。

世界意义上的东方传统思想和文化对于生态政治的理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譬如，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里，儒家文化中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德，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体现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实践理性和高尚的生态伦理情操。在道家的学说中，有一条重要的哲学准则，它体现了中国道家学派最基本的哲学追求和朴素的世界观、自然观。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指的就是人类并不是单独个体或者万物至尊，他根源于自然世界，同样的，我们人所组成的社会也与自然相统一、协调。人类社会的相对独立性只在某些场合下适用，真正的历史和哲学的世界里，人只是自然的简单产物。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给予绿色分子以思想的启迪和理论创造的灵感。生态政治的代表人物弗里特约夫.卡普拉通过对现代物理学，主要是量子力学，进行了详尽的哲学阐释。他将东方的生态直觉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他认为现代社会是笛卡尔和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观支撑的，人们更倾向于对自然物的改造和加工；这与“东方神秘主义”所揭示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点不尽相同。所以，只有突破人类中心主义指导下的粗暴的机械价值观才能够阻断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严峻的生态危机。在此基础上，卡普拉建立了生态世界观。

事实上，西方哲学和东方传统文化有着其不可避免的时代和历史观的局限，它们所提出的朴素生态伦理和价值观或者自然主义的思想都有不具科学说服力的弊端。但却可以将他们看作是生态政治观念的朦胧状态，长久以来，古代的人们也一直试图探索浩瀚宇宙中生命的来源以及最终的归宿，努力地把握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用哲学的视角去达到内心的认知。他们挖掘到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根本合理要素，只有人类平等地对待周遭的生命体和非生命体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学是生态政治最重要、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和依据

当然，哲学的发展，在这里就是生态政治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基础科学的经验支撑。生态学的建立和发展是生态政治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立论依据。在古希腊语中，生态学并不是一个抽象词汇，它由希腊词语住所和房屋衍生而来。生态学这一提法首先是出现在1866年西欧地区的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凭借着扎实地动物学理论基础，对于生态学的概念也作出了明确定义，他认为生态学就是对生命有机体以及生存环境关系的研究[1]。直到20世纪，它才从原始的生物学中剥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轨道。实际上，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关系的历程。不管是平民还是科学家都意识到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也必须认同自然——社会共同体，这是科学的有机整体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必须内化为心理结构的行动基础。20世纪6中期，随着全球工业经济的崛起，自然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生态课题必须提上科学家们以及全球政客的日常议程。此时，生态学成为重要的理论生长点，对于生态学的探索研究也从纯粹的表象意义上的生态环境问题注目，转变成交叉学科的跨越式融合发展。例如，系统论者以系统的视角审视生态学，经济学家以经济视角审视生态学。

生态政治学借鉴和采纳了生态学中保护自然生态，维持生态平衡以及将全球视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观点，建构了注重整体和谐发展的理论以及注重政治系统内部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动态平衡与稳定的思想。某种程度上说，生态政治学是生态科学的触角延伸到人类社会政治领域的体现，是实现人类政治生态化方向发展的理论指南。

三、地理政治理论的成果

地理政治理论是生态政治理论产生的又一根源，对政治现象、政治变迁、政治问题的地理学关注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关注在现代社会中仍有及其重要的理论意义。所谓地理政治理论，就是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理自然性质’的内涵”，“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成立的必要条件。[2]”地理政治理论提出，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如何，一个国家所占有的地理资源多少，将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乃至他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位置。

地理政治理论的主旨在于教会作为政治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或地区如何因地制宜，依据自身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越位置，享受更多的平等和自由，马克思坚持环境对政治间接影响的观点，认为地理生态环境对社会政治系统的影响一般不是直接的，而是一个稳定、持久的间接因素，当环境因素进入政治活动过程中，成为政治客体时，就会对政治客体产生正向或者负向的影响。研究地理环境的政治理论，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政治主体所拥有的地理环境的正面效应，实现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系统的能量交换，维持二者的互动关系。地理政治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升了自然在人们心目中的政治价值，为生态政治将自然纳入政治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四、系统论和整体论是生态政治的认识基础

系统论与整体论是生态政治学得以产生的认识论基础。生态政治根据整体论的思想创建了“社会生态学”。在整体社会运动和层级构成中，人类是主要的动作要素，他与社会的动态关系组成了各种复杂的动态响应系统，这些系统本身也是完整意义上的有内在动作机制的系统。他们共同构成了复杂的社会网络。近百年来，西方政治学一直把国家、政治机构等孤立于自然之外，而根据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所论述的观点，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协调性。按照这种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生态政治家们提出了改造人类政治行为的方案。“70年代，系统原则成为绿色运动的一项新政治原则，[3]”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把人类社会政治关系放到人类政治系统乃至自然生态系统去考察的观念，是生态政治萌生的重要认识论根源。

[1]雷毅.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2]比尔·麦克基本.自然的终结[M].孙晓春，马树林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

[3]余谋昌.创造美好的生态环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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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379-(2017)24-0288-02

王秋辉(1994-)，男，汉族，江苏丹阳人，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