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 津 沈 昕

(1.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徽学走向世界：翻译策略与译者主体的选择

牛 津1沈 昕2

(1.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601;2.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徽学作为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逐渐发展为一门国际化的显学。然而,和整体的中国史研究不同，徽学尚无一本被完整地翻译成英文的著作，只有零星几篇论文以英文形式出版，徽学国际化的范畴主要局限在日韩为主的亚洲地区。因此，对当前优秀学术成果进行英译，是扩大徽学国际影响力的必要举措。而在译介工作的初期，以西方受众为导向，选择“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以及“中外合作，学者加盟”的译者主体，则更利于促进徽学在西方的传播。

徽学；英译；中外史学交流

徽学是关于徽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门学问，也是中国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徽州是“最完整地重现后期中国封建社会的一方胜迹”，当人们反思和研究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与文化时，传统徽州社会与文化的典型性和独特性，使其迅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逐渐发展为一门国际性史学。当前，进一步加强徽学研究，扩大徽学在海外的影响，对打造徽学这张重要文化名片，落实习近平总书视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和践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都具有重要意义。而在徽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语言藩篱是其必须跨越的一道障碍。因此，对现有徽学研究成果进行英文译介无疑是一项必要举措。

一、英文译介：徽学国际化的必要手段

徽学研究很早就表现出国际化的特色。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一批关于徽州问题的研究成果。如根岸佶所著的《中国行会的研究》中就曾涉及新安商人(即徽州商人)的问题。此外，还有牧野巽的《明代同族的社祭记录之一例——关于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和滕井宏的《新安商人的研究》等。70年代左右，美国、法国、荷兰等国家的一些学者也开始进入徽学研究领域。90年代以后，徽学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已日趋频繁，其中一个主要渠道就是召开国际性徽学学术会议。1993年10月，“全国徽学学术讨论会暨徽学研究与黄山建设关系研究会”在黄山市召开，吸引了包括美国和韩国在内的60余名学者参加。此后，中国境内的国际性徽学学术会议几乎每年召开一次。21世纪以来，徽学学术研讨会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也都有举办，譬如1999年12月，在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召开了第二届“徽州历史档案与徽州文化”国际研讨会等*刘伯山：《徽学研究的历史轨迹》，《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5期。。这些都表明徽学研究已经开始踏出国门、走向世界。

但是徽学在国际上的传播面和影响范围很大程度上仍局限在亚洲国家和地区。这一点可以从国内几届徽学国际学术会议的海外参会人员方面略窥一二。参加“2000年国际徽学研讨会”的外籍学者主要来自日本和韩国，如韩国的曹永宪、日本的宅间利翁等。“2004中国徽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人员除了日韩等地区的学者外，还有来自法国的学者。

这些徽学“国际”学术会议，之所以被西方学者所忽视，很大程度上由于中国缺少文化输出，并集中体现在学术成果翻译出版方面。现有的徽学研究成果——无论是中文还是日文和韩文，被翻译成英文介绍到西方的都实属罕见*牛津、沈昕：《徽学研究成果译介问题探析》，《江淮论坛》2016年第6期。。徽学学术界现在翻译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海外成果的汉译，譬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和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已经启动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海外徽学研究译丛及研究”，并于2013年成功推出了韩国高丽大学知名徽学学者朴元熇的著作《明清徽州方氏宗族个案研究》。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和安徽大学大学外语教学部合作开展的“海外徽学研究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项目也已逐步展开工作。然而在徽学书籍的英文翻译方面，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同时，现下已发表的徽学论文，也极度缺少全英文版的。当西方学术界试图了解关于徽学的某篇论文时，只能通过论文的英文题目、摘要和关键词来判断是否有研读的必要。此外，国内徽学论文在英文摘要等方面的翻译普遍缺少学术规范，学术术语和常用语翻译混乱。最典型的是关于“徽学”这个基本概念的翻译，就没有得到统一。“Hui Studies”和“Huizhou Studies”是最常见的两种译法。“Hui Studies”会让外国读者认为是针对“Anhui(安徽)”研究的错觉，不若译成“Huizhou Studies”，使其研究对象更为明确。又如在有关徽商的研究论文中，经常会出现“无徽不成镇”这句俗语，如许顺进的《“无徽不成镇”的经济学分析 》*《黄山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一文中，这句话被翻译成“No town without Huizhou merchants”；而卞利《无徽不成镇——明清时期的徽商与城市发展》*《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则译为“Without Huizhou merchants without real town”。第一种译法会产生“没有一个城镇没有徽商”的极端印象。而第二种译法则创造性地运用了“real town”这个概念，强调即使一个地方在规模和人口等方面达到了城镇的水平，但没有徽商仍然不能够被称为“real town”(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并采用了两个“without”的对称结构加强语气，将“无徽不成镇”这句话演绎得更有力度。在此基础上，如借用谚语“No pains，no gains”的形式，将其译为“No Huizhou merchants，no real town”则更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

还有一些论文的电子档则直接缺失英文摘要和关键词部分。例如，通过中国知网下载的《徽学与当代学术》(朱万曙，《学术界》2005年第1期)一文，仅能看到中文部分。而《徽州文书与徽学》(周绍泉，《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一文，末尾处附的则是其他几篇文章的英文摘要和关键词。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期刊在编辑时，出于版面等需要调整了中文原文和英文摘要部分的位置，在存入电子档时，这些“错位”的英文摘要和关键词都被忽视了。这些问题使得西方学者无法便捷地从电子期刊网上获取徽学的研究信息。

目前虽然还没有关于徽学专著和论文英译情况的具体统计，但是中国学术翻译方面一组“拿来”的数据颇可以从侧面反映情况。王岳川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的调查统计，发现20世纪中国翻译的西方著作多达106800册，西方翻译中国的思想著作却仅有几百册。单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为例，在近30年里，它翻译到西方的中国著作仅有30余本，将西方著作译成中文出版的则近1000本。尽管条件所限，部分统计结论尚待证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20世纪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汉学的50至100倍*王岳川：《新世纪中国身份和文化输出》，《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思想文化交流逆差之大让人瞠目结舌。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学术界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忽略程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徽学要在国际上发声，很难寄托于西方学术界的主动发现，而需要国内积极推动它的对外翻译和传播。

当将汉语撰写的徽学学术成果转译成英语时，需要意识到所涉及的两种语言在翻译环境中的地位并不对等。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曾经强调语言中包含的权力关系，指出因为交流双方是在特定场域结构中的不同位置上开展交流的，当双方所包含的资源和资本并不平衡时，具有较大资本的一方就有支配较小资本一方的力量，权力关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由于历史等各种因素，世界范围内的语言可分为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用强势语言写成的文本拥有较高的文化资本，更容易被广泛认可，在文化场域中多处于中心位置；而弱势语言文本所掌握的文化资本则相对较少，较难获得国际范围的关注，在文化场域中常处于边缘位置*聂珍钊、石挺、杜鹃：《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状况分析》，《南京邮电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因此为了在徽学学术成果英译的过程中协调两种语言间的权力关系，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译者的身份构成就成为最需要考量的两大因素。

二、翻译策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21世纪以来，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各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一个史学大国，对世界文明发展曾做出过杰出贡献。然而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却时常遭受外国学者的误解乃至歧视，因此，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促进优秀史学著作走出国门，掌握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国际话语权是当前的大势所趋。

徽学作为一门区域史，集中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风貌，是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推动徽学的国际化建设，促进徽学研究成果的英译，和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任务不谋而合。需要注意的是，整体的中国史研究尽管在外译工作上仍然较为薄弱，但业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先后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日、法、德、西班牙等多个外文版本*瞿林东、陈其泰：《白寿彝画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中国历史学30年》中文版的基础上，推出了英文版的ThirtyYearsofChineseHistoryStudies。该书由张海鹏主编，20多位知名专家共同编纂，全面系统地回顾和梳理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得的进步。此外，《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近年来也陆续选编了一些史学论文，也为中国史走出国门奠定了一定基础*瞿林东：《前提和路径——古纳于中国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徽学优秀研究成果的英译工作还在起步阶段，对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而言，徽学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因此，如何使西方学者尽快了解徽学的概念及其研究的相关问题是当前徽学国际化最首要的任务。也因之决定了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相比异化策略，更容易在徽学英译工作的初期达到较为显著的效果。

归化和异化这对概念是美籍意大利解构主义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1995年在其著作TheTranslation’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中提出的。归化(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指的是采用对目的语读者而言行文流畅清晰而不是充斥陌生异域风情的翻译方式，而异化(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则是指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原语独特的语言规范从而保留其异域特色的翻译方式*张琳琳：《从“青衣”等京剧术语的英译看文化翻译的归化和异化》，《上海翻译》2013年第4期。。

以京剧中“丑”这一个行当名称在两种策略下的翻译为例:归化翻译为“Clown/Comedian”，而异化翻译则为“Ugly Role”。异化翻译的“Ugly Role”传达的是“相貌丑陋”的含义，然而京剧中的“丑”在很多时候都是指一些个性幽默诙谐的角色，譬如《苏三起解》的崇公道，《棒打薄情郎》的金松，《连环套·盗钩》中的朱光祖等。因此“Ugly Role”这一译文并不适合传递“丑”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归化翻译中的“Clown”或“Comedian”更有助于读者迅速联想到同样滑稽可笑的小丑或喜剧演员，如金凯瑞和憨豆大叔等充满喜感的角色，从而获得对“丑”这个行当的大致印象*Eugene A.Nida,Charles R.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New York:Brill Academic Public,1969.。

鉴于中英文之间语言地位的差异，徽学在西方学术界的传播尚且处于初期阶段等原因，当前徽学学术成果的译介工作更应该侧重考虑西方读者的了解和接受度，以及他们预期的语言表达形式等。比起“徽州特色”，更应该注重核心信息的传递。因而采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更容易让翻译成果在西方世界产生影响。例如徽剧作为京剧的前身，同样具有“丑”等行当名称。当进行徽剧有关研究的翻译工作时，运用类似京剧译介中的归化处理，可以更好地帮西方读者理解“生旦净末丑”等相关概念。汪大白在《汪世清徽学资料整理札记四题》*《黄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梅翀《水香园图》上所题的一首小诗：“紫霞山下水香园，千树梅花覆短垣。索笑楼头曾小憩，溪声不断梦潺湲。”异化式的理想翻译自然是能够保持古诗这一文学体裁在字数、韵律和声调等方面的一致。实际上，这首诗在整篇论文中只是作为说明水香园美景的一个例证，和全文主旨并没有较大联系，因此可以用归化式翻译，只需要描述出这种“园在山下，梅花盛开，溪水萦绕，美不胜收”的意境即可。

徽学研究对象博大精深，译介过程中必然涉及众多中国独有文化意象的处理问题。而翻译文化意象时，音译是异化翻译的常用方法之一，但是适合音译的文化词汇必须建立在这个文化意象已经被西方人所熟悉和接受的前提下。譬如：xiucai(秀才)、yamen(衙门)、fengshui(风水)、kongfu(功夫)等。刘伯山在《徽州文化的基本概念及历史地位》*《安徽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一文中引用清代江藩的一句话：“三惠之学兴于吴，江永、戴震继其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这里的“三惠”，指的是清代经学家惠周惕、惠士奇与孙惠栋，名字中都有“惠”字，故此得称。如果采用异化中的音译法，将“三惠之学”翻译成“Three Hui’s Theory”会让西方学者如坠云里雾里，无从了解“Three Hui”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三个人的合称，也并不清楚这一学说究竟研究哪一方面。

此外，徽学的勃兴有赖于数十万份原始文书的发掘，这些文书作为第一手史料成为诸多徽学研究成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这些文书涉及的历史背景知识过于庞杂，并涉及到诸多中国特色的文化词汇，一经翻译就会破坏其“第一手”的原始属性。同时，由于徽学的史学学科属性，引经据典成为徽学著作和论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翻译，建议保留古文原文，再对其具体内容加以英文概括和解释。譬如张体云在《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学术界》2011年第1期。一文中列举了大量族谱家训中的相关条例，以说明朱熹对徽州宗族文化的影响，如歙县《方氏族谱》卷7《家训》就强调：“人才之盛，宗族之光。惟无可教之子弟，则勉强诲养，无所用也。苟有贤俊子弟，乃由祖宗积德所生，增光门户，正在于彼。虽或生于窘迫之家，而衣食不给，不能自立，在我亦当委典处分，资其通读，他日有成，则吾之祖宗因之益显矣。”对于这类史料的翻译，可以用归化式翻译其内容大意，并需要将原文以注释或附录形式全文保留，保护史料的原始性，也可以为研读古文的外籍学者提供重要参考。

徽学对外传播的首要问题是西方世界对我们向其呈现和介绍的徽州形象与徽州文化的接受程度。一味强调“原汁原味”的译文，不仅在具体操作中不切实际，而且也会阻碍西方学者的理解。正如被中国人奉为异化翻译经典之作的杨宪益译版《红楼梦》，在英语国家的再版次数、引用频率和关注度等都远低于霍克斯的译本一样，在中国学术缺乏足够国际影响的背景下，“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更有助于提高徽学译作的可读性和西方学者的接受性，加快徽学的对外传播。

必须说明的是，“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是基于当前徽学在西方学术界缺少影响力的选择。随着徽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翻译策略中异化处理的比重也可以随之增加。而对外传播徽学，不能单一走学术途径，而应该注重建立西方人眼中整体的徽州文化意象。譬如安徽大学已成功组织了八届“徽文化暑期学校”活动，每年都会有全国各地相关专业的60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学习。可以在现有经验的基础上，和本校外语专业的教师、学生进行合作，将这一项目扩展，增设“国际班”，将徽州的文化魅力对外输出，给外国人留下中国的“徽州印象”。

三、译者主体：中外合作，学者加盟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强调了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的重要性*王宏印：《典籍翻译，任重道远——王宏印教授访谈录》，《燕山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对于翻译者而言，这种“文化资本”包括翻译者的双语水平、专门知识的掌握程度、翻译技巧等，与其在翻译场域的地位有重要联系，并且对翻译结果也会产生重要影响。

徽学英译工作中理想的译者，应当占据充足的文化资本，在中英两种语言方面具有旗鼓相当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能做到两者之间的流畅切换。然而现实生活和有关研究结果都表明：外语能力居于被动地位是多数译者的常态。面对母语时，一个人会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直觉，使用外语时则很难具备相同的语言敏感度。在徽学这样大量涉及中国典籍文献的领域，国内许多学者较为提倡由中国人自行翻译，主要论据是中国人更熟悉这些史料知识，并更容易和国内徽学专家进行沟通。这种说法主要偏重对中国古代史的理解方面。然而，一个重要参照是目前国内翻译的中国文化典籍的汉英对照书籍，能够真正进入国际市场的寥寥无几。因此，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黄友义曾从译作的可接受性角度出发，指出“近年来，国际上知名度比较高的译本都是中外合作的结果”，认为中译英的工作必须是中外合作完成的*鲍小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中国翻译》2013年第5期。。

合作翻译同样适用于徽学翻译工作中译者主体的选择问题，以弥补单一译者多数文化资本不够充分的实情。在初期的跨国合作翻译中，考虑到目的语文本的可接受性，可适当以英语译者为主，汉语译者为辅。英语译者将徽学研究论文中原语文化结构转变为目标语文化结构；汉语译者负责把握校验他们对原语信息的理解。此外，由于学术翻译的特殊性，必然涉及大量专业知识，因此徽学专家和学者的把关也是非常必要的。譬如叶显恩曾在《明清徽州佃仆制试探》一文中*《中山大学学报》1979第2期。引用明代戏剧家和文学家汤显祖的《游黄山白岳不果》一诗：“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此处的“黄白”，其实是“黄山”和“白岳”这两座山的简称，用来泛指徽州地区，而决不能将其理解成一个叫做“黄白”的地名，误译成“Huangbai”。这一概念对于国内的徽学学者再熟悉不过，然而对于英语译者却未必了解。被尊为“中国文学首席翻译”(夏志清语)的葛浩文，在翻译莫言的代表作《生死疲劳》一文时，将“每头狼浑身的皮毛被白毛风嵌满了雪，全身雪白。”翻译成：“The fur of the pack leader was inlaid with snow driven there by the wind,turning it a spectral white.”译文中“每头狼”(every wolf)神奇地变成了“the pack leader”(头狼)。既然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和翻译家都能犯下这种啼笑皆非的错误，对徽学翻译者造成“Huangbai”这类误译的担忧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日译者和学者共同合作的成功案例就有显著参考价值。譬如易惠莉就曾与日本徽学专家臼井佐知子合作，将后者在《徽州商人の研究》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汉译成《徽州汪氏家族的迁徙与商业活动》，发表于《江淮论坛》1995年第1期。易惠莉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中日文化，曾于1996—1998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做客座研究员，对日本文化较为熟悉。臼井佐知子则是日本新一代的汉学家，深谙徽州历史和文化。又如安徽大学日语系王勇萍和日本熊本大学伊藤正彦合作，将后者所著的《明代里甲体制下的阶层构造——以徽州府休宁县仁东乡27都5图为例》一文翻译到国内，刊登在2013年的《徽学》杂志上。王勇萍有近十年在日本的工作和学习经历，多次在安徽省相关的政府会议、学术会议上担任日语口译，曾翻译日文著作《我们生活的时代》*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日本“天才史学家”入江昭的最新史学力作)。伊藤正彦则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兼职教授，原本研究的领域是中国政治及社会史、经济史，后来接触了徽州文书，转向徽州文化的研究。这一学科背景让他既拥有对中国整体历史文化形态的了解，又熟悉汉语的表达方式。在这两组例子中，双方都同时熟悉中日两种语言和文化，因此合作成果显著。这些成功案例可以借鉴到英译工作中。譬如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心与安徽大学外语教学部展开校内合作，启动了“国内徽学研究代表性成果英译”项目，由安徽大学外语教学部的老师和著名徽学专家叶显恩、王振忠、栾成显等合作，将这些专家的代表作进行英译，可堪称徽学界译者与学者合作的一种尝试。

此外，鉴于徽州文化的独特性以及徽学学科性质的专业性，在译者的选择上，需要让熟悉中国的英语译者与熟悉英语国家的中文译者和学者进行合作，实现双方文化资本的综合运用，同时联合中外学术机构、出版机构和其他部门人员的力量共同完成翻译，兼顾译文可读性和学术水平的统一。

HuizhouStudiesGoingtotheWorld:TranslationStrategyandTranslator

NIU Jin SHEN Xin

(1.Department of History,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2.School of Sociclogy and Political Science,Anhui University,Hefei 230601,Chin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sinology,Huizhou studies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recently years.However,compared with the overall research of China history,there was no complete Huizhou book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only a few papers published in English form.Thus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Huizhou studies was mainly limited in Asia，especially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Translating the current excellent academic writings into English is the necessary measure to expand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Huizhou studies.In the initial stage,the translation work should be western-audience-oriented by choosing domesticating more than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 and uniting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translators.These can be very helpful to promote the spread of Huizhou studies in the west world.

Huizhou studies;English translation;Chinese and foreign history studies communication

K29;H159

A

1005-605X(2017)05-0123-05

综上所述,当徽学试图扩大在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时，语言藩篱是其必须跨越的障碍。因此，英文译介是关键。而徽学译介的逻辑起点，应指向如何让徽学走近西方学术界。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与其寄希望于不切实际的“一步登天”，还不如建立阶段性的翻译目标。在徽学英译的初期，创造符合西方主流文化的文本，让西方读者初步了解徽州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此阶段，“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以及“中外合作，学者加盟”的译者组成是徽学走向世界的明智选择。当然，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汉语的语言地位也会相应提升，徽学英译将会更侧重体现本土特色，并将进一步扩大中国学术乃至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一种良性循环。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传统徽州宗族管理文化与现代乡村治理研究”(15BSH050)的阶段性成果。]

牛 津(1990- )，女，安徽合肥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沈 昕(1972- )，女，安徽五河人，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与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郝红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