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子 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2)

汉武帝“巡边至朔方”与直道交通

王 子 今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暨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北京 100872)

《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经营朔方，又有“猎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边以归”“巡边至朔方”事迹。这些事迹均表明，无论是朔方军事防务的加强，军运的充实，还是民户的大规模迁入，都是因交通运输效率的保障才能得以实现，秦始皇直道的交通条件，很可能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司马迁自己在叙说蒙恬悲剧时也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司马迁行历秦直道，应当是随行汉武帝出巡。汉武帝往返北边，很可能经过秦直道部分路段。对于这一交通史迹的相关考察可以推进交通史、军事史、边疆史与民族史的研究。

秦始皇；直道；交通；汉武帝；司马迁

《史记》《汉书》记载汉武帝为抗击匈奴，经营朔方，又有“猎新秦中”“北至朔方”“并北边以归”“巡边至朔方”等行迹。汉武帝北边之行很可能经行秦直道部分路段。进行这一交通史迹的考察，有益于深化西汉边疆史、民族史、军事史的认识，对于秦始皇直道的历史作用，也可以有新的理解。

一、“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记述了汉武帝时代解决边疆问题的多方面努力。因文景之治多年积累形成的经济优势，使得汉武帝坚定了有所进取的信心：“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1]1420于是，多方向的边疆开发成为当时汉王朝的基本政务，相关措施不同程度地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危机与社会负担的加重：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1]1421

东南、西南、东北方向的进取致使局部区域面临经济困难，或产生社会问题，即所谓“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巴蜀之民罢焉”“燕齐之间靡然发动”。而由于匈奴军事压迫之沉重所导致的北边形势的严峻，使得这一方向的军事动作牵动全局，影响整个社会，即所谓“天下苦其劳”。

《平准书》记载，汉武帝组织了积极的军事进攻。“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设置“武功爵”的建议，引录了汉武帝“北边未安，朕甚悼之”的感叹。由于“北边”未能形成压倒性的军事强势，汉武帝不能心安。随后又有远征匈奴的胜利：“其明年，骠骑仍再出击胡，获首四万。其秋，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1]1424

据《汉书》卷六《武帝纪》，元朔二年(前127年)即开始经营朔方：“匈奴入上谷、渔阳，杀略吏民千余人。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获首虏数千级。数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170。随后，直接或间接经由朔方出击匈奴的战役有如下记录：

五年春，大旱。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获首虏万五千级。[3]171

六年春二月，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出定襄，斩首三千余级。还，休士马于定襄、云中、雁门。赦天下。

夏四月，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大克获。前将军赵信军败，降匈奴。右将军苏建亡军，独身脱还，赎为庶人。[3]172

元朔六年(前123年)六月诏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将军巡朔方，征匈奴，斩首虏万八千级，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今大将军仍复克获，斩首虏万九千级，受爵赏而欲移卖者，无所流。其议为令。”于是，“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2]173。所谓“巡朔方，征匈奴”，体现“朔方”在征伐匈奴战略中地位之重要。元狩三年(前120年)秋，曾经宣布“减陇西、北地、上郡戍卒半”[2]177。这一迹象，似可理解为这一方向匈奴军事压力的减轻。正如王先谦《汉书补注》所说：“因三郡益少胡寇，故减其半，以宽天下之徭。”[3]90所谓“益少胡寇”，是有汉代文献依据的。如《汉书》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1]2909

朔方军事防务的加强，与布防严密，即所谓“筑朔方”“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有关；也与军运充实，即所谓“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有关；也与民户的大规模移入，即所谓“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有关。这些条件，都因交通运输效率的保障方能得以实现。

秦始皇直道的交通条件，很可能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一交通史现象，也可以通过汉武帝巡行北边的实践得以认识。

二、天子“猎新秦中”

司马迁在《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中还记述，“天子为伐胡，盛养马”，又“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于是县官大空”。

规模空前的北边移民，安置地点在所谓的“新秦中”。关于“新秦中”，裴骃《集解》引用了几家注说：

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

如淳曰：“长安已北，朔方已南。”

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复徙民以实之。”[1]1425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2]1162可能是相对应的记载*而从移民数量看，《汉书》卷六《武帝纪》的如下记载值得注意：“(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初算缗钱。”第178页。。有人以为有“新秦中郡”设置[4]。其说无据。

“新秦中”是秦直道经过的地方，也是秦直道联系的区域。汉武帝此次移民计划的设定，应有利用秦直道交通条件的考虑。“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有赖于借助秦直道实现人口的移动和物资的运输。“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也直接体现出秦直道交通的效率。

《平准书》记载汉武帝又一与“新秦中”相关的政治表现，涉及其“巡”“行”实践：

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国。东度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杀。行西逾陇，陇西守以行往卒，天子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边县*裴骃《集解》：“《汉书音义》曰：‘令民得畜牧于边县也。’瓒曰：‘先是，新秦中千里无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设亭徼，故民得畜牧也。’”第1438页。今按：“新秦中”地方被看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裴骃《集解》：“李奇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畜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也。及有蕃息，与当出缗算者，皆复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谓与民母马，令得为马种；令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瓒曰：‘前以边用不足，故设告缗之令，设亭徼，边民无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缗，不复取于民也。’”第1438页。今按：“新秦中”马政的发展，是与汉武帝实地考察密切相关的。马政，是军事交通的重要条件。

《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行西逾陇，卒，从官不得食，陇西守自杀。于是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行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入新秦中。”[2]1172《西汉会要》卷一八《礼十三·田猎》与卷六六《方域三·亭障》均说事在“元鼎中”[5]。吕祖谦《大事记》卷一二以为事在“元鼎五年”[6]。而所据《汉书》卷六《武帝纪》的记载只是：“(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逾陇，登空同。西临祖厉河而还。”[2]185此“行西逾陇”“北出萧关”“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的交通行为，不排除局部行践秦直道路段的可能。所谓“行往卒”，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卒，仓卒也。”[1]1438与“东渡河，河东守不意行至，不辨”情形近似。之所以出行“仓卒”，应与行程设计者对行经道路的通行条件有所了解甚至相当熟悉相关。

汉武帝经历“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之先北上后南归的行程，实地考察了“新秦中”的交通状况。“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交通建设不完备状况的发现，正是由于此次对基层的考察。“令民得畜牧边县，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仞新秦中”的特殊政策的设定，也基于“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的交通体验。

汉武帝“猎新秦中”事迹，也是直道史研究者应当注意的。

三、“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汉武帝时代另一次大规模充实北边的军事行政举措，也是和马政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平准书》记载：

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农。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车骑马乏绝，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着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畜牸马，岁课息。[1]1439

所谓“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的决策导致空前规模的军屯。“卒六十万人”的兵员运动，本身就是牵动诸多军备条件的交通事件。其中前往“上郡、朔方、西河”的“屯田”“塞卒”，有可能经秦直道北上。而直接支持“上郡、朔方、西河”“戍田”的运输行为，“中国缮道馈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应当会利用秦直道交通条件。

其实“河西”“戍田”的启动，也需要“中国”远程运输支援。这一方向的转输，经由秦直道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至于“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赡之”的情形，使我们联想到此前有所讨论的上郡武库设置与秦直道的关系[7]。

四、“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

关于前引《平准书》“上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猎新秦中，以勒边兵而归”的史事，还有更具体的记述。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记载了汉与匈奴战争史中一则重要的史事：

是时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礼卑言好，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单于即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毋为也。”语卒而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息士马，习射猎，数使使于汉，好辞甘言求请和亲。[1]2912

时在元封元年(前110年)。所谓“天子巡边，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汉武帝北上的道路，极大可能经行秦直道。

关于汉武帝“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向匈奴炫耀武力事，《汉书》卷六《武帝纪》及卷九四上《匈奴传上》都有记载。《武帝纪》写道：

元封元年冬十月，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2]189

“冬十月”宣布“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应当很快启程。这是不寻常的军事表现，违反汉王朝出军北上往往在春夏之季的季节性规律[8]。所谓“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者，说明自“云阳”出发，经历上郡、西河、五原，行至“朔方”“北河”，大致经直道北上。而“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也应当经过秦直道路段。“遣使者告单于”的“使者”，就是郭吉。《匈奴传上》：

是时，天子巡边，亲至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以见武节，而使郭吉风告单于。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问所使，郭吉卑体好言曰：“吾见单于而口言。”单于见吉，吉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下。今单于即能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兵待边；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汉。何但远走，亡匿于幕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为？”语卒，单于大怒，立斩主客见者，而留郭吉不归，迁辱之北海上。而单于终不肯为寇于汉边，休养士马，习射猎，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2]3772

《武帝纪》为“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汉纪》作“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十余里”[9]，《资治通鉴》取用《汉书》说，作“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10]卷二〇“汉武帝元封元年”。

汉武帝“北至朔方”的路线，很可能与蒙恬主持修筑的秦直道重合。然而史念海说：“这次北巡，是由云阳启程，后来回到甘泉。甘泉就在云阳，也是直道南端的起点。北巡途中经过五原。五原就是秦时的九原，乃是直道北端的终点。因而这次北巡所行经的道路，可能使人联想到直道。其实并非如此。”史念海判断，“武帝北巡得由直道南端起点甘泉发轫，而转到其东的另一条道路，至于上郡”。他还指出：“武帝此次北巡所经的诸郡中有西河郡。西河郡为汉时所置的新郡，西河郡治平定县，在今陕西神木县东北和内蒙古准格尔旗之间。远离由上郡至九原郡的道路。”[11]然而“北历上郡、西河”，未必一定经过上郡郡治和西河郡治，行历此两郡辖境，也可以说“北历上郡、西河”。即使确实经过上郡郡治和西河郡治，则此次北巡“由云阳启程，后来回到甘泉”，“途中经过五原”，如果完全避开直道线路，不经过直道部分路段，几乎是不可能的。

五、“天子北至朔方”“并北边以归”

《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此次出巡，言“北至朔方”，随后东行“海上”，又“并北边以归”：

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1]1441

《汉书》卷二五上《郊祀志上》：

天子既已封泰山，无风雨，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复东至海上望焉。奉车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周万八千里云。[2]1236

《汉书》卷六《武帝纪》也写道：“(元封元年夏四月)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2]192汉武帝“并北边以归”，“至九原”再南行“至甘泉”的路线，很可能与秦直道主要路段重合。

史念海明确指出，汉武帝“走过蒙恬所筑的直道”，即依据《郊祀志》和《武帝纪》有关此次出巡的记载[11]。

汉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与夏四月至五月两次北边之行，中隔“东到太山，巡海上”，后者“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自辽西历北边九原”，是一次全面的“北边”国防线视察，自然与对匈奴的军事政策设计有关。林幹《匈奴历史年表》“公元前一一〇年，汉武帝元封元年，匈奴乌维单于五年”条只录“冬十月，武帝巡边，北登单于台(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至朔方，临北河(今内蒙古河套的乌加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经千余里，威震匈奴”事，不言“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事[12]，不免千虑一失。

六、司马迁“适北边，自直道归”

关于秦始皇直道工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卷一五《六国年表》、卷八八《蒙恬列传》、卷一一〇《匈奴列传》都有记述。正是司马迁的记载，保留了关于这一伟大工程的真切的历史记录。《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最后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写道：

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1]2570

司马迁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明确告知《史记》的读者，他曾经亲自行历秦始皇直道。

这是第一位曾经行走在秦始皇直道上的历史学者，也是第一位留下自己行经秦始皇直道亲身感受的历史学者。这是第一位记录秦始皇直道工程的历史学者，也是第一位就秦始皇直道发表自己对这一交通建设之评价的历史学者。

司马迁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适北边，自直道归”的呢？清人缪筌孙曾经考察“太史公”历史考察行旅路线：“太史公南游踪迹，《河渠书》赞云：‘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屈原传》赞云：‘余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即南游九疑，浮沅、湘时事。《樊郦绛灌传》赞云：‘吾适丰沛，问其遗老。’即‘过梁、楚以归’时事。《河渠书》赞又云：‘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其为郎中使巴蜀时事。归途或至陇右，故登崆峒与？惟北游未知何时。《五帝本纪》赞：‘予尝北过涿鹿。’《蒙恬传》赞云：‘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自有北游龙门、朔方之实迹。”[13]他认为，“太史公南游踪迹”或可指称某时事，然而“惟北游未知何时”。如“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者，虽“自有北游……朔方之实继”，但是不能明确当时具体情景。

史念海在讨论汉武帝元封元年巡行北边的路径时，曾确定“武帝此次出巡，司马迁实在从行之列”，“司马迁说，他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这就足以证明他是随从武帝东巡归来的”[11]。“此次巡幸，司马迁曾经随行，故而对直道的起讫地点能够明确记录下来。”*有学者也认为，司马迁随同汉武帝元封元年巡行，曾经行历直道。“(汉武帝)沿海北上到了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经过辽西(今辽宁义县)、北部边郡，到达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五月间，回到甘泉。武帝这一次巡行，路程约一万八千里，沿途劳民伤财，挥霍无度。司马迁随同汉武帝巡行，对我国北方有更一步的了解。他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直道’即自五原至甘泉的直通大道。”参见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史家绝唱，无韵离骚》，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35页。[14]这样的意见，是正确的。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王先谦，撰.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据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1983.

[4]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82-185.

[5]徐天麟.西汉会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92，776.

[6]吕祖谦.大事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7]王子今.西汉上郡武库与秦始皇直道交通[G]//秦汉研究:第10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8]王子今.西汉时期匈奴南下的季节性进退[G]//秦汉史论丛:第10辑.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9]荀悦,著.汉纪[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235.

[10]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676.

[11]史念海.与友人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4).

[12]林幹,编.匈奴历史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4:31.

[13]缪筌孙.云自在龛随笔 卷二：论史[M].稿本.

[14]史念海.略论秦直道[G]//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刘太祥]

Emperor Wudi of Han “Imperial Visit to Shuofang” and Zhidao Traffic

WANG Zi-jin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InShijiandHanshu, there are many stories about Shuofang, such as Emperor Wudi of Han managing Shuofang, “hunting in Xinqinzhong”, “visit north to Shuofang”, and patrol-supervision to Shuofang”. All of the stories show that the traffic condition of Zhidao built by First Emperor of Qin is likely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Shuofang. Emperor Wudi of Han possibly passes part of Zhidao to the north back and forth. So, the study of the traffic history at that time can promote the research of traffic history, military history, frontier history and history of nationality.

First Emperor of Qin; Zhidao; traffic; Emperor Wudi of Han; Si Maqian

2016-12-20

王子今(1950— )，男，河北省武安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秦汉史研究。

K234

A

1002-6320(2017)02-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