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晓杰

（凯里学院音乐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

黔东南台江县苗族古歌文化变迁及原因探析

单晓杰

（凯里学院音乐学院，贵州 凯里 556000）

流传在台江的苗族古歌既是苗族文化宝库中一颗闪亮的珍珠，同时也是苗族歌海中的一颗明珠。它用诗一般的语言叙述了苗族的历史，用生动的形象寄托着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然而，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苗族古歌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因此，调查和研究文化变迁中的台江县苗族古歌便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黔东南台江县苗族古歌为研究对象，揭示在当今社会语境中发生变迁的原因，以期为深入研究苗族文化的变迁提供必要的资料依据。

苗族古歌；传承人；文化变迁；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国著名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Nettl Bruno）曾经指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两大宏观领域：一为重构过去发生的事件，一为观察现实中发生的变迁，即“文化变迁”。后者目前已经成为民族音乐学之“历时”研究中极为显要的领域。 “他们（社会人类学者）意识到变迁难以避免,因而把大量注意力放在‘文化变迁’的研究上，力图在理解人文类型原有格局的前提下为社会——文化转型提供合理的解释。”所谓“文化变迁”，即指“文化的衍变和演进过程”，“文化变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文化系统内部发生的,一是在文化系统的外部发生的，即在一个文化系统与另一个文化系统的接触和碰撞中,以及文化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发生的。”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后者。

本文是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结合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西江苗族古歌艺人们的口述资料和笔者的田野体验实践，对该地区苗族古歌于当今时代的变迁状况进行多方位、多层面的描述与分析，并以此来反观苗族古歌这一歌种于当今时代的生存现状。

一、台江县苗族古歌的分类

据贵州省台江县苗族文化保护委员会暨世界遗产申报委员会于2002年所提交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台江《苗族古歌》与古歌文化”的申报书中定义到：苗族古歌和“古歌文化”是指“以口传心记为传承手段，以全体民族为传承载体，以盘问对唱为媒介的集苗族世界观、社会观、宗教观、伦理观、价值观、法制观、审美观和编年史为一体的大百科全书——包括‘开天辟地’、‘铸日造月、‘蝴蝶妈妈’、‘洪水滔天’和‘跋山涉水’五部分内容的苗族创世诗史和以诗史为核心形成的包括文学艺术、宗教信仰、节日集会、风俗习惯等文化事象的具有空间同一、整体涵盖特征的苗族非物质活态文化体系”。苗族古歌的作用主要是记叙苗族历史，记载苗族先民对宇宙万事万物以及人类自身的认识。依照我们田野调查收集到的和目前已出版的古歌古词，我们将苗族古歌分为四类：神话，如《开天辟地》；历史类如《跋山涉水》；诉讼类如《议榔起义》；婚嫁类如《开亲歌》。

二、台江县苗族古歌的文化变迁状况

（一）传承人的变化

音乐传承人是一个乐种存续、发展乃至变迁的重要载体和关键因素，他们的社会身份、家族构成、受教育程度、价值观、审美观皆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着该乐种传承发展的面貌。据唱古歌的老艺人介绍，解放前唱古歌的艺人都是没有接受教育的文盲，然而解放后演唱古歌的大都是有一定文化的人，如王安江老艺人经过38年的努力，将流传于苗族民间的《开天辟地》、《跋山涉水》、《仰阿莎》、《丧亡歌》等12部苗族古歌搜集并整理出来，光古歌的手稿就有16册，320页。再如张定祥老艺人，他是苗族古歌第七代传承人，自幼读过私塾，辍学后跟随伯父学习古歌，目前依旧从事古歌传承工作，是著名的苗族古歌师，他还是施洞当地有名的苗医，经常为附近村民行医看病，尤其擅长跌打损伤方面的治疗。由此看出，苗族古歌传承人的受教育状况已经不同于解放前，至少多数艺人能写自己的名字或者一些简单的字。

（二）演唱场合的变化

由于苗族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所以苗族的传承只能靠历代人口口相传。据田野调查发现，苗族古歌大多出现在民俗活动中，如民间节日、朋友聚会、婚丧嫁娶和鼓社祭等场合。在演唱古歌时有较为严格的禁忌，一般在祭祀祖宗、婚丧嫁娶、亲友聚会和民间节日等场合演唱时，演唱者多数为中老年歌手和巫师等。朋友聚会时也是演唱古歌的一个重要场合。演唱时，主客双方对面而坐，采用盘歌形式问答，一唱就是几天几夜。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台，2006年苗族古歌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成功后引起了有关专家和学者的极大热情。每当学者来当地进行田野调查时，都会邀请古歌艺人演唱苗族古歌进行录音。在此种情况下，古歌艺人演唱的古歌不再是为祭祖、婚嫁和娱乐了，而改为专门为学者表演，成为他们调查和研究的对象。

除此之外，苗族古歌的演唱场合随着政府的介入也悄然发生着变化。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政府不错过每一个民俗节日，每当此时他们将苗族的歌曲搬上舞台进行展演或比赛以此吸引外来的游客。显而易见，这些足以体现了苗族古歌在表演场合方面的变化。

（三）传承渠道的变化

苗族古歌的传承方式比较严谨，有祖先传承、师徒传承、家庭传承和民俗传承等几种，其中以家庭传承和民俗传承为主。据刘永洪老艺人讲，他母亲是本村有名的歌师，能演唱很多古歌，八岁的时候他就跟着能歌善舞的母亲学习各种苗歌调调，十四五时便跟着村里的人走街串寨去游方。在游方的过程中，只要听说该村有歌师他都会前去讨教。凡是施洞有节日对歌时，刘永洪都会参加，从中学到很多歌也结识了许多歌师。据笔者调查，像刘永洪老艺人这样通过家庭传承和民俗传承来传承古歌的艺人现在已经不多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游方场合的减少，年轻人即使不会唱歌也一样能找到心上人。因此苗族古歌已经面临着频临失传的尴尬境地。

此外，台江县文化部门为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落到实处，每逢大型节日，政府部分都会召集各乡镇的古歌艺人在县城进行汇演和传承古歌的活动，这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苗族古歌的传播，也促进了苗族古歌艺人之间的互相交流。

三、台江县苗族古歌变迁的原因分析

上述是台江县苗族古歌的变迁状况，那么产生这种变迁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些学者总结出“任何社会文化的变迁，都是来自文化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结果。社会文化的变化体现在作为社会文化表征的各种具体文化事项的变迁”。其实文化是整合了各个部分的文化，任何一个部分发生变化都会带动其他部分的改变，因此，苗族古歌也是在其所依存的外部环境发生改变而进行变迁的，具体原因如下：

（一）新的谋生手段产生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到，“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与地的姻缘固定了。”费老的这番描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台江县的真实写照，但是随着打工热潮的到来，这种局面被打破了，很多年轻人不想跟父辈一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纷纷离开故土外出打工，由此致使古歌无人传承。通过采访当地艺人，有人就说起王安江先生，他将毕生心血放在收集整理苗族古歌上，总共整理出16册古歌手稿共384000字，但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妻子、儿子、女儿相继离他而去，他的一生是坎坷、悲壮的。所以大多数年轻人认为学唱古歌是赚不到钱的，为了维持生计只能选择外出打工而不会留在家乡种地。这就是年轻人不愿学习古歌的原因，也是苗族古歌传承人日渐式微、青黄不接的原因之一。

（二）新的娱乐方式产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现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现在的苗族村寨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电视、录像机等现代娱乐工具，足不出户就能看到丰富多彩的娱乐节目，所以他们对本民族从古至今遗留下来的娱乐方式已不再感兴趣，谈情说爱也不再去游方场，苗族古歌赖以生存的民俗活动正在逐年递减，甚至有的已经废弃，传统的苗族古歌正面临着失去生存空间的危险。

现代苗族青年的审美观已经改变，苗族古歌与流行音乐比起来，他们更倾向于后者，业余时间更多的是在听流行音乐而不是花时间学习苗族古歌。所以，苗族古歌的传承已经处于后继无人的尴尬状况。

（三）政治权利的介入

政府的介入也是影响苗族古歌变迁的一个原因。自从台江县苗族古歌于2006年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并被当地政府纳入当地旅游开发资源以后，其整体功能性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据采访的艺人告诉我们，如今除了政府让他们进行表演和参加比赛外，在其他场合很少再演唱古歌了。就政府方面而言，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来形容是最为恰当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的生动写照，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以办“节”的形式招商、推介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宣传和打造整体形象的有效活动。这里的经济是主要目的，文化是实现经济的手段。

台江县政府利用每次的大型节日，将苗族古歌从民俗活动推向舞台，此种形式下的古歌无论从演唱时间、演唱地点、演唱程序还是演唱目的和受众人群都与民俗活动中有所不同。从表演时间来看，从前的古歌不受时间限制，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二三人都可围在一起演唱，而如今古歌艺人只是在政府的安排下为专家学者演唱或者在大型的节日里组织上台表演。从表演地点来看，从前的古歌是在特定的场合表演，或在家中或在村寨的某个地方，而如今的古歌是在政府的组织下到指定的地点去演唱。从演唱的程序来看，从前的古歌说唱结合，有吟唱也有道白，遇到难懂的地方演唱者唱完一句就解释一句，而如今的古歌没有道白也没有解释，唱的内容很多观众听不懂。从受众群对象看，从前的古歌只给村里人演唱，现在的古歌多数是给游客表演。由此可以看出，苗族古歌随着政府的介入和旅游业的发展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四、结语

综上所述，苗族古歌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这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也是受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的冲击。苗族古歌为了适应这种冲击，不断做着调整和适应，这种调整虽然对古歌艺人来讲有所不适，但为了古歌的传承只能适应这种不同程度的变化。总之，苗族古歌的变迁既是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苗族与汉族之间相互融合的文化痕迹。此变迁对苗族文化的发展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消极之处就是苗族古歌在政府介入之后失去了其特色和个性。若干年之后，文化的根本将何去何从，这是包括苗族古歌变迁在内的少数民族民歌文化变迁带给我们的新课题。

[1]王铭铭.文化变迁与现代性的思考[J].民俗研究,1998(01)：1-14.

[2]张应华.民间临济派道场音乐的文化传统及变迁——湘黔交界北部侗族地区的再研究[J].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10(03)：13.

[3]单晓杰.论苗族古歌与民俗的依附共生关系——以黔东南州苗族古歌为例[J].民族音乐,2012(06)：24.

[4]王建朝.新疆和田地区“十二木卡姆”的当代变迁及其原因探析[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3(02)：112.

[5]唐婷婷.现代文化场域中纳西民歌之变迁[J].青海民族研究,2010(01)：140.

[6]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0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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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晓杰（1980—），女，山东潍坊人，凯里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民族音乐理论。

本文受2016年度凯里学院苗族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项课题一般课题“黔东南苗族古歌之存现原因探析”（项目编号：XTYB1631）、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贵州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16YJC760010）、2016年度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贵州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研究”（项目编号：2016zd05）、2014年度凯里学院校级重点学科“音乐与舞蹈学”项目（项目编号：KZD2014010，课题名称：黔东南台江苗族古歌之文化变迁研究）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