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永 红

(南阳师范学院 汉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南阳 473061)

清代前期对历史的普及与传播
——兼论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孔 永 红

(南阳师范学院 汉文化研究中心，河南 南阳 473061)

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对历史的普及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仅私家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历史的教育与普及，而且官方也积极地加入进去，并对私家撰述在思想上起到引导作用，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压制。近些年来，学术界在评价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时，大多给予批评，认为没有什么贡献，也没有关注到官方与私家的关系，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读物，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得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历史普及;官方史学;私家史学

清代前期①清代的历史，以传统的分期方法，即是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将清代的历史分为前期和晚清，然而学术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的，晚清的学术是在前期中成长而来的，可以说早已萌芽。同时，前期的学术对晚清仍有很大的影响力，有的甚至是因袭传统的学术。本文将清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主要是由于清代的学术可以大致分为传统学术与新学术两种情况。而本文讨论的，是清代的传统史学，故而统称为清代前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无论是经学还是史学，抑或是文学及天文学，等等，都展示出一幅精美绝伦的历史画卷。面对浩瀚的历史典籍，如何向普通大众传播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史学的推广与普及，清代前期是重要的历史阶段，无论是官方还是私家，都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普及历史读物的编纂，努力将中国古代传统的优秀文化在普通民众中得到发扬和传承。然而，近代以来，评价者多认为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并无甚贡献，更没有承认官方对史学普及所做出的巨大成绩，这是有失偏颇的。因此，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普及读物，必须考虑到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以得出恰当、合理的认识。

一、官方对历史观念的普及与推广

清代官方史学在满清刚刚入关即已经展开，《明史》的开馆纂修是一个突出案例，这主要是凸显了清统治者的政治目的：一则是为了宣告明王朝已经灭亡；二则是发扬中国传统的修史目的，即表明其为正统政权；三则是为了拉拢当时的汉族士人，以缓解对清朝的抵触。可见清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及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随后，时代步入康乾盛世，官方纂修历史的热情也与日俱增，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体例形式上，都有诸多创新之处。如开创了以纪事本末体的“方略”之书，设起居注馆记录起居注册，等等，都是清代官方纂修历史的新形式。清代官方对史学的探讨一直也没有停步。同时，清朝官方对历史的普及与推广也付出了较大的心血。事实上，清代对史学的推广与普及可以追溯到入关之前，太宗崇德四年(1639)“命达海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1]，部分难解之语并给予注解和说明，达到了“人皆争诵”的效果。

入关之后的清统治者，更加注重历史的普及与传播。大力支持学校、书院及私塾等教育的发展是其重要表现，而史学在教学内容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另外一个表现即是编纂普及历史著作，如康熙帝御批《资治通鉴纲目续编》、乾隆时期敕撰《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及《御批通鉴辑览》等。官方所推行的思想注入教育与所编纂的史书之中，起到引领和指导的作用。清统治者着重灌输的思想观念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正统观念的传输。清代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于统治者来说，最棘手的问题即是正统问题。在立足未稳之际，清廷就开始于实际行动中有意提高辽、金的历史地位，顺治二年(1645)，于帝王庙中“增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2]卷八十二，558，梁启超对此分析曰：“本朝以异域龙兴，入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3]清廷想以辽、金为借鉴，极力提高辽、金的地位，亦是为其正统地位寻找事实和理论依据。康熙末年，清廷仍不放松对辽、金的关注，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二月，又增祀“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和“金太宗、章宗、宣宗”[2]卷八十二，559。在官方所纂修的历史读物中，也大力宣扬符合满清统治的正统观念，由康熙帝御批且流传极广的《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即是一例。此书自编纂成书，就被视为科举考试的重要依据。随着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普通大众也是阅读此书的重要对象，统治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观念亦被潜移默化地传送给读者。

乾隆年间，正统观念依然是清统治者关注的重点。《御批通鉴辑览》卷首《凡例》曰：“正统、偏安之辨，其界最严。”明末清初之际的南明政权和宋元、元明之际的偏安政权有诸多类似之处。对于此时正统之评判，清高宗论断曰：“宋自建炎南渡，已属偏安，然德佑以前，尚有疆域可凭，朝廷规模未失，犹可比之东晋。至临安既破，帝显见俘，宗社成墟，宋统遂绝……若昰、昺二王崎岖海岛，虽诸臣殉国苦心，而残喘苟延，流离失据，不复成其为君。”因此，《资治通鉴纲目续编》将宋昰、昺二王作为正统是毫无道理的，“即如元自顺帝北迁沙漠，未尝不子孙继立、苗裔履传，然既委弃中原，编年者即不复大书故号，此正也，则知昰、昺之已失中原而仍大书故号之非正矣”。而乾隆帝在《御批通鉴辑览》中指示，应当“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并于甲申年附书南明“弘光”年号，声称：“《通鉴辑览》之书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4]卷一二，580这种历史的重新评定，具有轰动效应。细细品味，此论断是对清初时统治者将明亡的时间定于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缢于景山，并写进《明史》这一论点所做的改正，确有魄力，然而仍是极力维护清统治者的正统地位毫不动摇。

(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在明清之际，面对明朝政权的腐败及满清铁骑的横扫，很多人不知何去何从，部分忠于明朝之人，视死如归，而有的抵挡不住满清的淫威或利益的诱惑，纷纷投降，他们对清军的入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却违背了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乾隆时期，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对历史上曾“失节”的臣子进行批判，如批判西汉时期吕后掌权之时，陈平和周勃等人并不能有所作为，甘受其驱使，“乃(汉)高祖之罪人”；对唐代的狄仁杰，乾隆帝接连用了六条批语对其进行批判，认为狄仁杰原为唐臣，然而周代唐后，又位居高官，是失节的表现，“后世反以复唐之功归之……是非颠倒，莫甚于此”，当然，也同时批判了包括《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著作对狄仁杰的赞誉[5]卷五十三，98，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曾经侍奉二主之人。乾隆四十一年(1776)二月，清廷编撰了《胜朝殉节诸臣录》，大力表彰明末死节的大臣，其中包括曾强烈反抗满清而遇难之人，认为他们“义烈可嘉”，希望“冀以褒阐忠良，风示未来”，更是为“通谕中外知之”。同年十二月，又在国史中设立《贰臣传》，将明末清初之际，曾为明朝大臣转而又仕宦于清朝的“大节有亏”之人列于其中，从而“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痹”[6]卷一○二二。这些历史的重新评定，在当时具有轰动效应，同时也影响深远，乃至清末仍然有其存在的条件。官方的史学思想和价值就是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通过史学著作来宣扬封建伦理纲常，是其维护统治的方式之一，并引导私家史学著作的思想内涵。

(三)以史为鉴思想的灵活运用。史学的鉴戒思想一直以来被史学界重视，亦在社会的各个阶层灵活运用。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在改朝换代之际，往往也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制定今后的指导方针。清代官修的历史典籍中，对史学的鉴戒思想也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清代官修《御批通鉴辑览》，是清代统治者经过精心编撰，对清以前的历史作系统、完整的清理工作，成为官方论史、述史的圭臬，同时也是私家撰述所尊崇的对象，特别是历史普及读物的编撰，私家所述一般都要提及《御批通鉴辑览》。清高宗自诩其书曰：“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将此书看作是万世君臣的政治教科书。将《御批通鉴辑览》中清高宗的批语单独辑录的《评鉴阐要》，《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圣鉴精详，无幽不烛……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核舛讹，折衷同异，其义皆古人所未发而敷言是训，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甚至认为此书一成，起到“日月著明，爝火可息，百家谰言，原可无存”的作用，将此书提高到一个无与伦比的地位，同时也间接地道出了史学的鉴戒思想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二、私家对史学普及与传播的重视

清代前期私家著述呈现多样化、多角度的趋势。明清易代之际，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社会的大变动，以遗民学者为主体，学术著作、学术议论风起云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著书立说，在当时的思想界可谓是耀眼的明星，促进了学术界、思想界群星闪耀。其中，历史普及读物此时起到了普及和传播私家史学思想的桥梁作用。

清初私家对史学普及仍然接续了明代史学普及的潮流，很多历史普及读物在明朝特别流行，在清初依然受到追捧，如题名为王世贞和袁黄的《纲鉴会纂》和《历史纲鉴补》，在清初被时人合并为一书，并命名为《袁王纲鉴合编》，不仅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与传播起到重要作用，还“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7]。再如《中国善本书提要》记载的《明纪编年》十二卷和《新刻明朝通纪会纂》七卷，都是顺治年间刻本。此两书实为一书，盖是不同书坊所刊刻，作者为明代钟惺。顺治年间，经过清初之人王汝南的补定，“在清初传诵最广”[8]。还有明代赵南星《史韵》、李廷机《五字鉴》、顾锡畴《纲鉴正史约》等。这些书不仅在清初流传极广，而且在有清一代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甚至在当今仍有其余温存在。

清初的普及历史读物，不仅接续了明代史学普及的潮流。同时，新的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顺治年间许遯翁《韵史》、王仕云《历代鉴略》、吴绥《廿二史纪事提要》等，康熙年间魏裔介《鉴语经世编》、李渔《古今史略》、郑元庆《廿一史约编》、吴乘权《纲鉴易知录》等，乾隆年间旷敏本《鉴撮》、王南珍《二十一史精义》、任兆麟《历代通论》等。它们的编纂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明确自觉的史学普及意识。中国历史典籍可谓是卷帙浩繁，浩如烟海，且不说古代历史学者所编纂的杂史、野史等，仅官方所承认的从“十七史”到“二十一史”，乃至“二十五史”，已经让读者望洋兴叹了。“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如果不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来写作，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历史或许永远是个谜，历史的精髓也将永远沉睡于故纸堆中，不能被普通大众吸收。清代前期普及历史读物的编纂者也注意到了读史的难处，“读史有三难，古史浩繁，寓目其间，若涉大海，渺无津涯，而欲得其要会则难；前后纷挐，杂然并陈，而欲得其统绪则难；代远事赜，而欲得其废兴成败之故，了如指掌则难；苟不得其要，会统绪与废兴成败之所以然，虽终日读史，如涉大海，渺无津涯而已”[9]。故而，编纂一部可以既“得其要”，又“得其统绪”，且能“了如指掌”的史书则应运而生。

(二)基本遵循史学规范。史学最基本的原则是记史求真，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不能称之为史学。在中国古代，董狐的“书法不隐”与南史的“据实直书”，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后代史家都秉承这个原则，给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唐代刘知几认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0]，即是恪守记史求真的原则。当然，历史上所记载的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真实历史，但这并不妨碍历史的真实性原则，只要不是刻意歪曲历史，不刻意虚构历史，从现有资料去发掘历史，即可以认为是真实的。正如乔治忠先生论述曰：“没有历史的求真理念，就没有历史学，遵循绝不故意违背史实的记述原则，是历史学的底线。”[11]

(三)恪守以信传信、以疑传疑的理念。普及历史读物大多是摘抄古代史书中的历史故事，而不是随意穿凿附会。这些读物虽然内容简单，对于事迹不明者，绝对不会随意论说，更不会随意收录，康熙十五年(1676)，秦镜在《通鉴感应录》卷首《自序》中，交代了“事迹寥寥，莫可论说者，则姑阙如，不敢妄为穿凿”。《四言史征》也是以正史为基准，“句中字法间，有沉隐者，皆出正史，不敢杜撰”，而注释亦坚持以信传信的态度，“古人事迹有为世俗所传闻，致大相纰缪者，或正史未备，反于野史致详者，使或异者，文或美者，咸于注中全录之，庶以传信，览者勿谓不惮烦”[12]，将正史中的内容作为收录基准。从古代历史中摘取可信的纪年，坚持了史学的规范。当然，历史作品中的确存在一些不真实的内容，这些内容经不起考验，很多编纂者还是将他们收录进来，同时做了说明，这也符合史学的规范，即坚持以疑传疑的态度。如姚苎田《史记菁华录》，他认为《史记》中有虚构的内容，于是在评点《史记》之时，指出《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故事经不起事实的考验和逻辑的推敲，这些姚氏都给予了明确指出。如在评点中，多次出现“必非其事实然”“必非当时实事”之类的评语，此种做法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史记》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怀疑，另一方面也引导读者思考，不能照单全收。

(四)对内容详加考订。龙体刚《半窗史略》，对于数以亿计的历代人物，古代典籍记载甚详，但此书却非常简略，于是“兹特照史传全录名姓，撮其尤著者，纂言卷末，非逞臆说，聊以备参订云尔”[13]，将不同的观点抄录，以备考证。潘永圜《读史津逮》，“此编详帝王之源流，辨正闰之支派，下及僭伪方镇，肌分理析，条贯井然，虽篇帙无多，不特原本二十一史、《春秋》《左传》《通鉴纲目》诸书，虽霸史别纪，亦过加参订，务期至当”，无论是选取正史中的内容，还是选取其他野史、杂记中的内容，都会详加考订，对史料进行比较分析，尽管并没有翔实的考证细节，但编纂者在努力传递给读者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与文化。

清代普及性史书并没有越过史学的底线，坚守着史学的堡垒，以记史求真为主要原则，对于那些故意夸张、虚构的历史小说、历史演义等均排除在外。而今，学者在论述普及历史读物时，往往将这些带有极大虚构成分的历史演义和历史小说包括在内，不仅没有真正领会到清代学者的良苦用心，更违背了史学记史求真的基本原则。

(五)编纂之目的是阐道义正人心。“于世道人心，俱不为小补”[14]，所谓的世道人心，就是指儒家的伦理思想。将儒家的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重要内容都包含在史书之中，读者在阅读之时，即可以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四言史征·凡例》曰：“是编皆取各家正史，详家采掇，历代兴废事迹，一时人物功业及忠孝大节，足以传者，融为四言诗句。”宋荦亦称之曰：“凡治乱兴亡之迹，忠孝名节之重，以及佞幸谗邪之人，皆著之。”[12]在提倡儒家思想中的忠孝节义的同时，也对有违儒家思想的大奸大恶之人给予有力的批判。康熙年间，沈尚仁《通鉴韵书》，“可以扶纲常而植教化淑世道而正人心，大率类是，此非褒贬之善，独得史佚董狐之遗直乎”[15]。当然，如果想真正地将儒家思想的纲常名教传播给普通大众，并使普通大众能按照儒家所划定的模式前进，并不是一部书或两部书所能承担起的重任，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也要融汇新时代所具有的特征，常做常新才可以将儒家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三、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

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两个学术主体，中国古代史学之所以发达，其主要原因即是具备了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研究中国史学史，需要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关系入手。而普及历史读物也属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同样也具备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条件，亦是在两者的相互联系中得到发展。清前期的普及历史读物的编纂，在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相互交融中不断地向前发展，主要表现在官方所编纂的普及历史读物对私家所纂修的历史读物进行引导和压制，相反，私家也对官方有促进作用。

清廷从建立初，就重视对历史的编纂。顺治二年，刚刚入关不久就着手《明史》的编纂，并不断完善修史制度，最终建立一套完备的修史制度。如纂修完成了《明纪纲目》，并接续《资治通鉴纲目》等著作，将其延伸至清代，还有《御批通鉴辑览》等直接代表最高统治者思想的著作，等等，这些史书的编纂尽管没有将读者直接对准普通大众，但其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私家撰述，包括一些为了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普及历史读物，这样留给私家著述的发挥空间就大大的压缩。如清初，统治者将明朝灭亡的时间定位在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帝自尽于景山，这种观点被写入官修《明史》，在清初盛行一时，也是私家所信奉的教条。清初著名的通俗读物的编纂者李渔撰写《古今史略》，将李自成称为“贼”，对南明政权只字不提，并极力赞扬清廷乃仁义之师。然而乾隆帝在纂修《御批通鉴辑览》中，一改传统的不确之论，强调应当“次年福王于江宁被执，而后书明亡”，于甲申年附书南明“弘光”年号，这与清初的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并声称“《通鉴辑览》之书非一时之书，乃万世之书。于正统、偏安之系，必公必平，天命、人心之向，必严必谨”[4]卷一二。当官方的思想有所转变之时，私家撰述的思想也随之改变。这种思想的转变当然与社会的发展情况有很大关系，乾隆年间已经与清初的政治条件大不一样，故而也敢于发表这种观点，而最重要的是官方思想的转变也带动了私家思想的变化。

官方不仅在思想上给予引导，同时也在行动上给予压制。如果私家撰述没有附和官方思想，往往就会受到打压，清代文字狱的严酷，就是官方压制私家的一个典型例证。官方极力压制私家撰述，防止其有与官方思想相冲突之处，甚至不惜禁毁。如康熙年间吴乘权等人编纂《纲鉴易知录》，明以前的部分由吴乘权、周静专和周星若等人编纂，明代部分则是收录了朱国标的《明纪抄略》，明代部分有时也单独刊刻，称为《明鉴易知录》。特别是明代部分，很容易触动清廷的神经，并曾一度被禁毁，“此书被列入应缴违碍书籍各种名目，亦为陕甘总督勒尔谨奏缴，乾隆四十五年(1780)五月十二日奏准禁毁”[16]，但这并不能消除在社会上的影响。为了控制民众的思想，在之后刊刻的《纲鉴易知录》中，曾发生过偷梁换柱之事，即将乾隆年间敕撰的《通鉴纲目三编》代替了《明鉴易知录》，但仍称《纲鉴易知录》。傅以礼《华延室题跋》卷上：

《明鉴易知录》。康熙间山阴吴楚材删节《通鉴纲目》暨前、续各编，为《纲鉴易知录》。时《通鉴纲目三编》未出，明代事迹，仅据上虞米圣怀(“米”为“朱”之讹)钞本，续成《明鉴易知录》十五卷附后。自乾隆中奉诏销毁胜国野史，重刊《易知录》者，因将《明鉴》撤去，易以《钦定三编》，于是《明鉴》传本遂佚。伯兄侍官山左时，购得吴氏原椠，藏之三十余年，乱后惟存《明鉴》一书，虽纸敝墨渝，而首尾完具。会余纂辑《明史附编》，亟手自装缉，以备参考。其书所载，与《钦定三编》详略互见，惟坚主惠帝出亡之说，殊失阙疑之义，盖当时《明史》尚未刊布，未经论定故也。[17]

刊刻者用官方所纂修的《通鉴纲目三编》来代替私家所纂修的《明鉴易知录》，标明私家所编撰的明代部分不能与官方相吻合，但由于其影响，虽一再禁止，仍不能给予彻底消除，为了弥补这种缺憾，就发生了这种偷梁换柱的局面，也体现了官方对私家的控制。

在官方的引导和压制之下，私家撰述虽然在某些方面也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但总体上依然是紧跟官方所倡导的思想。如龙体刚《半窗史略·凡例》曰：“《明史》虽未奉颁行，而《捷录》《通纪》诸书久矣，家传户诵，兹则于诸书中辑为纂歌编次年系，仍于癸未岁终焉，俟《明史》颁布之日，此帙去留听诸大方。”特别强调在《明史》修成之时，即要依据之，反映了作者并不敢违背官方思想的心态。光绪十四年(1888)，贺阶平为清初李渔《古今史略》作序，称：“惟是书辑于顺治己亥之岁，因《明史》未出，搜采较多。方今御批《通鉴辑览》，自古迄明，全书俱在，特笔煌煌，昭如日星，均足以资博学，则节录明纪亦可从略，庶与宋、元以上体例相符。第略难子详，先生尝自叙其甘苦矣，姑仍其旧，以俟博雅君子。”李渔纂修《古今史略》之时，清廷尽管将明代之历史定下基调，但并无成书可参考，即使顺治二年(1645)即已开馆纂修的《明史》，当时并未成书，故而传统以遵从正史的先例无法实现，因此对明代之历史“搜采较多”。乾隆年间，官方所纂修《通鉴辑览》成书，编纂者无论是发自内心的呼唤还是写作上的自谦，都将官方所纂修的《通鉴辑览》作为尊崇的对象，极力推荐《通鉴辑览》。当然，编纂者也并不是将《古今史略》废弃，而是仍保持其原状，“以俟博雅君子”。

康熙三十六年(1697)，郑元庆为《廿一史约编》所作的《后记》，更是对清廷的尊崇无以复加，通篇都是对当时政权的赞美和崇敬：

方今圣天子右文盛治，而加以宽仁大度，凡天下秘藏异书，购求殆尽。作之述之，谅亦无所禁忌。若概以为纪录者，有刑祸，如韩退之所云：未免太惑。而况余所掇拾者，皆累朝之故实耶。

……

伏读上谕云，黜异端以崇正学，正学者，何即孔孟之心传也，异端者，何即古之杨墨而今之二氏也，崇之黜之皆本朝之功令也，余附释老于卷首者，幸勿以为怪。[18]

作为官方所纂修的史书，私家撰述将他们作为最基本的模仿对象，几乎不敢越雷池半步，对清朝政权的依附，也非常强烈。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故而对华夷之辨也极其重视，那么元朝也是清廷极力强调的对象。元朝是第一个完全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按汉人“华夷之分”的意识，这属于“夷狄”入主中原。在明代中后期，元代政权的历史作为少数民族政权越来越被舆论所贬抑。清朝又是一个少数民族居主导统治地位的政权，因而对元代历史的记述十分重视。私家著述对元代的记述也紧跟时代的步伐。旷敏本的《鉴撮》记述元代史事，特别突出了元朝在儒学方面的建树，例如在元武宗条中，记载了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之事，皇帝下诏曰：“盖闻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以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朕纂承丕绪，敬仰休风，循治古之良规，举追封之盛典，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遣使阙里，祀以太牢……”[19]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所修《元史》虽部帙宏大，但《武宗本纪》仅仅记述“加封至圣文宣王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一句，而未载有这项诏书，两相对比，可知《鉴撮》在此处的记述乃为作者的特笔。儒学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体系的根基，传统的“华夷之分”的观念，一个主要的价值标准就是儒学思想体系指导下的制度建设与儒学文化事业的发展。旷敏本突出元朝朝廷的尊孔崇儒举措，具有显示元朝同样是文明、正统政权的用意，以此贴合于清廷官方的历史观念。

总之，无论是官修史书，还是私家撰述，都在历史普及方面做出了贡献。官方占据着优势地位，私家也有别样的优点，两者沿着不同的道路前进，但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对历史文化的普及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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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郑元庆.廿一史约编[M].陈瞿石，鉴定.渔古山房藏版：1-3.

[19]旷敏本.鉴撮[M]//余肇均，辑.古今史学萃珍.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747-748.

[责任编辑：岳 岭]

The Populariz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History in Early Qing Dynasty ——On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KONG Yong-hong

(The Research Center of Han Culture,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3061, China)

Early Qing Dynasty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cademic culture, but also the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y. The private spared no efforts to work for the edu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official actively joined in, playing a guidance role in the ideology of the private works, and of course, to some extent, doing repression. In recent years, when it evaluates the early Qing’s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y, the academic world pays no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private and mostly gives criticism that there was no contribution at that time. It is biased. When researching the early Qing’s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y, we can get appropriate and reasonable understanding only after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and the private.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story; 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the private historiography

2016-11-01

2014年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清前期普及性史书研究”，项目编号:2014-qn-324；2013年南阳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支持课题“清前期普及性史书研究”，项目编号：70613。

孔永红(1985— )，男，河南省正阳县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I2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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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6320(2017)01-00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