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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曾说过：“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 目录学与藏书。2. 实物的收集。3. 与中国学者的接近。”“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汉学家们做学问从文献学入手，这正是继承了中国文献学的传统。当代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在谈到中国文献学时，总结历史，阐明近义，对中国文献学做了很好的表述。他说：

我国古代，无所谓文献学，而有从事于研究、整理历史文献的学者，在过去称之为校雠学家。所以，校雠学无异成了文献学的别名。凡是有关整理、编纂、注释古典文献的工作，都由校雠学担负了起来。假若没有历代校雠学家们的辛勤劳动，尽管文献资料堆积成山，学者们也是无法去阅读、去探索的。我们今天，自然要很好地继承过去校雠学家们的方法和经验，对那些保存下来了的和已经发现了的图书、资料（包括甲骨、金石、竹简、帛书），进行整理、编纂、注释工作，使杂乱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古奥的文字通俗化、明朗化。并且进一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条别源流，甄论得失，替研究工作者们提供方便，节省时间，在研究、整理历史文献方面，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是文献学的基本要求和任务。①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3页。

张舜徽先生所讲的中国文献学的范围是中文文献。但至晚明以后，中国的历史已经纳入到全球史之中。晚晴之后，更是被拖入以西方世界主导的世界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