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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格外值得重视，这不仅因为“20 世纪以来英语文化圈的空前扩大，以及‘典范转移’后美国取代欧洲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风向标”①季进、邓楚、许路：《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季进教授访谈录》，《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第21页。，而且还和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有很大关系。“一个大国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的崛起，同时也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崛起。因此，我们……需要对中国学术和文化在全球的发展有战略性的规划，从而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提供学术、文化与价值的支撑。”②张西平：《中国文化走出去需要构建新的话语体系》，《中国文化报》2017 年3 月17 日，第4 版。本文将建国六十多年的文学分为“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新时期两个时段，探讨这两个阶段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从跨文化研究视野考察与评估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特殊作用”，③《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季进教授访谈录》，第22页。致力于探讨有哪些当代小说被译成英语出版，这些作品出版后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形如何，研究状况怎样，有哪些因素促使或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等问题。

一、“十七年”与“文革”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鉴于中西方之间的隔膜，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并不多。译成英语的当代小说按出版时间先后主要有：英国汉学家詹纳（W.J.F.Jenner）的《中国现代小说选》（Modern Chinese Stories, 1970）、许芥昱的《中国文学图景：一个作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 A Writer’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1975）、美国汉学家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与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中国革命文学选》（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in China: An Anthology,1976）、许芥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作品选》（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80）、聂华苓的《“百花”时期的文学》卷2《诗歌与小说》（Literature of the Hundred Flowers Period,Vol.2,Poetry and Fiction, 1981）等。

詹纳编选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收入的1949年以后的短篇小说有《铁木前传》《枫》《霜晨月》《铁笔御史》《穷棒子办社》《两个稻穗头》《二老渊》《旗杆镇》等。詹纳选择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新奇性”。由于喜欢中国古代的说书故事，他在翻译时较好地传达出当代小说所蕴含的传统文化质素，尽可能贴切地将原文中的俗语、谚语、歇后语翻译出来，让英语读者感受到某种异国情调的东西。詹纳主要将当代小说作为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途径，小说的思想主题显然是他关注的重心，这也是相当一段时间内西方汉学家、译者、研究者不约而同的共识。该小说选在英语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对早期中国当代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许芥昱的《中国文学图景：一个作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行》节译了《青春之歌》《高玉宝》《金光大道》，收入了短篇《春潮滚滚》等，他编选此书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介绍新中国文学的发展状况。许芥昱编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作品选》堪称一段时间内英语世界出现的收入新中国作家作品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选本，反映了编者试图展现新中国文学整体面貌的意图。节译了《三千里江山》《黎明的河边》《在桥梁工地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山乡巨变》《上海的早晨》《红旗谱》《青春之歌》《水滴石穿》《创业史》《三家巷》《野火春风斗古城》，选译了《不能走那条路》《夜归》《扬着灰尘的路上》《一年》《党费》《一把酒壶》《选举》《百合花》《延安人》《伤疤的故事》《新任队长彦三》《套不住的手》《第一课》《你追我赶》《长长的流水》《晚年》等短篇小说。该选集出版后在英语世界影响颇大，被视为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力作。

白志昂与胡志德合编的《中国革命文学选》试图反映“五四”以来中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历程，以让英语世界的读者更好地理解革命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它同现代社会和革命的关系。该选集收入的建国后小说有《沉默》《新客》《初显身手》等，编选者以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希冀西方读者将作品放在中国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

聂华苓编选的《“百花”时期的文学》收入的新中国小说有《大风歌》《给编辑部的来信》《八月的乡村》《爪哇牛请了“病假”》《见大人》《改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聂华苓的选本力图借助文学作品反映“百花运动”期间中国文化思想界的特征。

就个体作家来说，“十七年”与“文革”时期，浩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的多产作家之一，是作品被译介到英语世界最多的小说家。国内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学》专门刊文对浩然进行介绍，其反映“社会主义新人”的作品被高调译成英文，如长篇小说《艳阳天》（节选）、《金光大道》（节选）和短篇小说集《彩霞》以及短篇小说《西沙儿女》《两桶水》等都被介绍到国外。这些作品大多描写中国北方农村的生活，反映了当时农村里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塑造了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英语世界借助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理念支配下，引起了国外研究者的关注。

整体而言，英语世界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小说进行译介的政治意图较明显，选择篇目时政治功利性、社会资料性大于文学鉴赏性，着眼于文学作品“异”的层面，偏重向英语世界的读者介绍新中国文学中的传统质素。从译介主体来说，这一时期向英语世界传播新中国文学的，既有西方本土学者，也有华裔学者，前者主要有英国汉学家詹纳、美国汉学家白志昂、胡志德等，后者以许芥昱、聂华苓为代表。这两个群体对新中国文学的编选既有基于共同历史文化处境而呈现出的相似性，也因成长背景、族裔身份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关注、对小说思想性和史料价值的强调，是这两个群体一致的地方。就不同点来说，西方本土学者更偏爱那些蕴含了中国传统质素的新中国文学作品，编选译本时带有猎奇心理。相比之下，华裔学者没有西方本土学者的猎奇心理，对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传统质素态度更为冷静、淡然。出于对祖国文化的热爱，他们希望更加全面、客观地向英语读者介绍新中国文学。

二、“十七年”与“文革”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英语世界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詹纳、白之（Cyril Birch）、戈茨（Gotz Michael）、 赫 格（Robert Earl Hegel）、 马若芬 （Josephine Alzbeta Matthews）等西方本土学者，以及黄胄（Joe C.Huang）、杨富森（Richard F.S.Yang）、蔡梅曦（Tsai Mei-hsi）、夏志清（C.T.Hsia）、时钟雯（C.W.Shih）等华裔学者。他们的研究既有着眼于某一位作家的，也有从人物形象、创作主题进行分类探讨的。

首先， 从对个体作家的研究来看，浩然、赵树理、茹志鹃成为关注的重点。

作为 “文革”时期唯一始终享有稳定地位、作品被译介到英语世界较多的小说家，浩然自然也吸引了海外研究者的视线，詹纳的《作家眼里中国乡村的阶级斗争—浩然的〈艳阳天〉》（“Class Struggle in a Chinese Village -- A Novelist’s View: Hao Ran’sYan Yang Tian”）、黄胄的《浩然：农民小说家》（“Haoran: the Peasant Novelist”）就是其中典型的研究论文。詹纳积极寻找新中国文学创作中值得肯定的质素，他的论文从人物塑造、主题意蕴、创作手法等方面，对《艳阳天》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认为浩然“非常理性、真诚地描绘了中国农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风貌。小说详细记述了农民阶层在新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各种表现，不仅印证了共产党的官方报道，还为国外的观察者提供了新鲜的材料”。并指出浩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小说中的积极分子、反面人物和中间派都独具特色。”①W.J.F.Jenner, “Class Struggle in a Chinese Village -- A Novelist’s View: Hao Ran’s Yan Yang Tian,” Modern Asian Studies 2(1967), p.191.在主题意蕴上，詹纳认为“《艳阳天》的精彩之处在于它正确处理了中国农村中政治冲突和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②Ibid., p.206.，“很少有中国作家能正确地解决党的政策路线要求与复杂的真实生活之间的矛盾，但浩然做到了”③Ibid., p.192.。浩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口语化的语言表达也是詹纳极为赞赏的：“小说以生动活泼的口语写成……尽管浩然对人物形象的处理带有时代政治话语痕迹，但无疑是以他熟悉的真人真事为原型的。”④Ibid., pp.191—192.詹纳的这篇论文虽然总体来说介绍性文字居多，评论性的内容偏少，但他几乎同步地⑤《艳阳天》的第一部1964年问世，第二部1967年与国内读者见面， 詹纳写这篇论文时第三部还没有出版。、正面地把新中国的文学创作在国外的期刊上反映出来，这在中外交往受到限制、信息沟通远不如今天发达的20世纪60时代，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黄胄的论文《浩然：农民小说家》首先介绍了浩然的寒苦出身、成长背景、创作道路、创作态度、创作理念，然后重点分析了他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旨在将浩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审视他的创作观，在特定的历史风云变幻中去理解他的文学作品。在对《艳阳天》进行分析时，黄胄结合同一时期出版的同类作品—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进行对比研究，并指出《艳阳天》与它们相比有两点明显的不同：“一是表现社会主义者和反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二是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⑥Joe C.Huang, “Haoran: the Peasant Novelist,” Modern China 3 (1976), p.377.

就第一点来说，黄胄认为赵树理的《三里湾》作为最早描写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小说，重点描写了农民对农业集体化运动所表现出的不同程度的热情，基本上没有触及阶级斗争。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对于农民最后转变成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支持者缺乏令人信服的刻画；柳青的《创业史》没有正面描写梁生宝和试图破坏互助组的富农姚士杰、主张走自发道路的村主任郭振山之间的冲突。相比之下，《艳阳天》生动地描绘了“正面力量和反面力量的交锋”⑦Ibid., p.381.，凸显了农村中尖锐的阶级斗争。

就第二点来看，黄胄主要分析了浩然以革命浪漫主义手法对爱情的直面与描写，而在1949年之后一段时间内出版的很多小说中，男女之间的爱情通常被处理成婚姻。黄胄首先考察了同类小说中对爱情的处理。《三里湾》中的爱情虽然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仓促、生硬、草率。灵芝和王玉生的婚姻在一夜之间就确定下来，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浪漫的交流与举动，“人类感情中最微妙的爱情在赵树理笔下变成再平常不过的事情”⑧Ibid., p.382.。《山乡巨变》中的爱情刚一开始就结束了，团支书陈大春和盛淑君的爱情在一次山间夜路中完成，没有花前月下的絮语和浪漫的举动。柳青虽然有意编织爱情故事，但他的《创业史》中男女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爱情无疾而终，“是一个典型的当爱情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生冲突时，要舍弃爱情的例子”。而“《艳阳天》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对爱情的精心描写，并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①Ibid., p.383.在浩然笔下，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青年男女，同样能够拥有诗情画意的爱情，“诠释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②Ibid., p.386.

对于浩然的《金光大道》，黄胄认为它是“文革”期间的重要小说，体现出浩然善于挖掘同一类人物的不同之处。比如高大泉和张金发同是贫苦农民，却有着显著的不同：一个视互助组为唯一的集体化道路，乐于在他人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另一个只顾自己发家致富，从他人的困境中渔利。并特别指出高大泉劈柴的深刻象征内涵：树墩“象征着旧势力的死灰复燃”，而“高大泉把树墩劈成柴表明他要粉碎走个人发家致富道路的决心”。③Ibid., p.388.

国外对赵树理进行深入研究的主要有美国学者白之和马若芬，前者从赵树理对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继承角度，探讨了他解放后创作的《三里湾》《灵泉洞》；后者着重阐释赵树理建国后的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锻炼锻炼》《登记》《卖烟叶》《实干家潘永福》《杨老太爷》《传家宝》等。

白之认为赵树理对中国传统小说形式的继承是他成功的要素。他的《三里湾》借鉴了传统小说中的幽默、谚语等技巧，对三对年轻人的恋爱和婚姻处理得非常有趣，特别是小俊和满喜的结合反映了中国农村传统的婚姻模式中“媒人”的重要性。白之对《灵泉洞》的评价也很高，认为是他“读过的最真实、最激动人心的战争小说”④Cyril Birch, “Chinese Communist Literature: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Form,” The China Quarterly 13 (1963), p.78.，特别是每章结尾的悬念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

马若芬专注于赵树理研究，核心成果是其博士学位论文《艺术与真实：赵树理及其小说世界》（“Artistry and Authenticity: Zhao Shuli and His Fictional World”）。在分析赵树理的作品时，马若芬将其放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结合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进行探讨。并采用比较的视野，与她所熟悉的英美作家比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1812—1870）、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赛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2010）的作品，进行对比分析，同时借助西方理论家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的理论加以阐释。

马若芬探讨了赵树理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继承、他作为农民作家的本色、其文学观和创作原则、其小说的语言特色等。关于对中国传统小说的继承，马若芬指出赵树理遵循的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原则，不同于西洋小说的“有话则有，无话则无”。并把赵树理和英国作家狄更斯进行比较，以突出赵树理作品的地域色彩：“狄更斯的叙述带给读者的是普泛的触动，甚至是身体上的压迫感”，是一种“沉重的意象”，而“赵树理的叙述像一幅清新淡雅的素描”，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同时，“晕染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⑤Josephine Alzbeta Matthews, “Artistry and Authenticity: Zhao Shuli and His Fictional World,” Diss.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991, p.10.

在对赵树理本人的认识上，马若芬突出他作为农民作家的淳朴。在文学观和创作原则上，马若芬指出赵树理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追求“社会需求和艺术追求的和谐统一”。他的“文学观是让政治和艺术携起手来，共同完成缺了任何一方都无法完成的事业”。⑥Ibid., p.86.在语言上，马若芬认为赵树理的特色“十分鲜明”，并以美国作家赛林格、马克·吐温与之相较：“赛林格的语言是美国青少年使用的、没有经过教育驯化的语言”，赵树理的语言“是把中国大多数人特别是中国农民的日常语言进行改造的结果，就像马克·吐温用哈克的土语作为主要叙述语言一样”。①Ibid., p.121.

在人物塑造方面，马若芬将赵树理笔下的人物分成四种类型：反抗型、顺从型、理想主义者和敢想敢干者，并着重分析了小说中有“绰号”的人物—“三仙姑”“二诸葛”“常有理”“能不够”“糊涂涂”“小腿疼”“吃不饱”等，认为虽然这是别人起的外号，但“他们的这些‘特长’使之成为赵树理塑造的最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②Ibid., p.274.在马若芬看来，赵树理的这些喜剧形象和西方传统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前446—前385）笔下的定型化角色—儿女婚姻的干涉者（alazon）不无相似之处。“三仙姑”“二诸葛”“常有理”“糊涂涂”都想方设法阻止孩子和他们喜欢的人结婚，是西方喜剧中典型的alazon。“能不够”则与他们不同，她鼓动女儿离婚。而“小腿疼”和“吃不饱”虽然没有在婚姻问题上大做文章，但她们是从旧制度向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迈进的绊脚石。并说“这一点正如诺思洛普·弗莱所指出的：所有的经典喜剧都是在从旧制度向新社会过渡中产生的。”③Ibid., p.276.

《百合花》是茹志鹃的杰作，国外对茹志鹃的关注也集中在她的《百合花》上。美国学者赫格在其论文《茹志鹃〈百合花〉中的政治一体化》（“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Ru Zhijuan’s ‘Lilies’”）中，采用西方结构主义批评方法，结合叙述视角，探究了《百合花》所隐含的深层内涵。赫格认为《百合花》中隐含着不同层次的矛盾。首先是时代的主要矛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冲突”，这是小说矛盾冲突的主线，为小说营造了紧张的战争氛围。围绕主要矛盾的次要矛盾有两重，一是“人民军队和叙述者‘我’之间的矛盾”，二是“军队的需求和当地老百姓的支援之间的矛盾”。次要矛盾服从于主要矛盾，故事最后，“主要矛盾战胜了所有的个人矛盾和个人价值观”，这也暗示了人民军队终将战胜反对派的结局。④Robert Earl Hegel,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Ru Zhijuan’s ‘Lilies’,” Reading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Ed.Theodore Huters.Armonk: Sharpe, 1990, pp.93—97.

此外，赫格认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边缘状态”是《百合花》的另一个独特之处。第一人称视角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和作品的真实感，叙述者“我”“站在独立、孤独、观望、边缘化的立场”，⑤Ibid., p.100.成为边缘化的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位外国学者，赫格能结合茹志鹃的个人历史处境来分析她这样结构小说的原因。《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当时正值“反右”时期，茹志鹃处于困境之中，因此，《百合花》中的叙述者“我”以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出现，赫格由是分析了叙述视角的选择对于揭示作家内心情感的重要作用。综合来看，赫格对《百合花》的分析方法新颖，见解独到，对于国内的茹志鹃研究不无启发意义。

其次，从对作品人物形象的研究来看，英语世界对“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小说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工人形象、英雄形象和女性形象等几种不同的类型。

华裔学者杨富森分析了《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工人形象》（“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论及雷加的《我们的节日》《春天来到鸭绿江》和艾芜的《百炼成钢》。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不仅这三部作品的跨度有十年之久，而且它们反映了工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活动侧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小说中的工人形象”。⑥Richard F.S.Yang, “Industrial Workers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3 (1963), p.215.杨富森结合文本细读，详细分析了这几部小说的主题意蕴。在他看来，《我们的节日》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没有回避工业建设中的问题与困难；《春天来到了鸭绿江》歌颂了造纸厂厂长、共产党员何士捷的“能力与智慧”，⑦Ibid., p.218.他胆识过人，坚决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使从日本人手里接管的造纸厂重新投入生产；《百炼成钢》刻画了模范工人秦德贵，他在解放战争中骁勇善战，新中国成立后投身于钢铁建设事业，因工作突出被提拔重用。

美国学者戈茨集中探讨建国初期小说的工人形象。他的博士论文《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Images of the Work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49-1964]”）阐释了《原动力》《王青春的故事》《在和平的日子里》《百炼成钢》《步高师傅所想到的》《晚年》《沙桂英》《深仇记》等作品。戈茨首先介绍了新中国工人小说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及其对作品主题的影响，在对工人形象进行分析时，戈茨重点挖掘他们的独特性，指出《原动力》中的老孙头“身为老一代工人，富有主动性、循循善诱和坚持不懈的精神”；《王青春的故事》中的王青春作为年轻一代工人，从“鲁莽、不合群”，到接受党的教育后“与同事融洽相处”；《在和平的日子里》中的阎兴是“革命时期锻造的经验丰富的传奇英雄，在和平时期坚定不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是拥有大无畏勇气的年轻党员”；《沙桂英》中的女主角具有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美德；《深仇记》中的杨宝山“勇敢、富有反抗精神”；《步高师傅所想到的》里面炼钢老师傅以其丰富的阅历、高超的业务能力，帮助年轻一代继续做好革命工作。①Michael Louis Gotz, “Images of the Worker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1949-1964),”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 1977, pp.298—299.总之，在戈茨看来，建国初期的工人形象各具特色，而不是千人一面。

较之其他研究建国初期中国文学的美英研究者，戈茨高度肯定了新中国小说所取得的成就。这源于他研究视角和研究立场的变化。戈茨清楚地意识到中西审美观、审美标准的差异，指出西方通常视文学为审美的对象，“是一种反映人类灵魂深度的表达形式”。而建国初期则视文学为“思想形式”，强调文学“为群众服务，教育群众，通过赞扬他们的优点提高其觉悟水平”。②Ibid., p.5.戈茨指出，正是这种文学批评观上的差异，使得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文学产生厌烦情绪，继而否定建国初期文学的价值。而他认为这种立场并不正确，应结合中国文学产生的具体历史语境，采用中国的文学批评标准，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一味从西方审美标准出发会抹杀新中国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美籍华裔学者蔡梅曦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小说中正面典型形象的塑造》（“The Construction of Positive Typ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总结了两类英雄形象：不可战胜的英雄与坚持不懈的英雄。前者主要是承担民族解放历史重任的革命英雄，常见于以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为主题的小说。这些英雄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代表性的作品有《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后者主要指在生产过程中无私奉献、富有责任感、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的英雄，也即工农业生产战线的英雄，《在和平的日子里》《创业史》《绿竹村风云》《百炼成钢》中的英雄均属此列。蔡梅曦结合具体作品，详细分析了不同的英雄形象如何体现了上述特质，作家采用何种叙事手段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

华裔学者夏志清探讨了建国初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其论文《共产主义中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Residual Femininity: Women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按时间顺序，考察了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新中国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他指出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出现了很多“欢迎新的婚姻自由的女性”③C.T.Hsia, “Residual Femininity: Women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3 (1963), p.161.，她们走出家门，投身于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为各行各业的能手。与传统文学中的中国女性相比，这些新时代的女性“总是关心集体的事业，没有个人欲念和贪婪的想法，没有为无所顾忌的一己幸福而施虐、受虐的图谋”。④Ibid., p.174.

最后，从创作主题来看，国外有学者专门撰文探讨了新中国小说对合作社、人民公社的表述。华裔学者时钟雯的《共产主义中国小说中的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Co-operatives and Communes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就是专门探讨这方面问题的。

时钟雯在论文开头就指出新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反响。”①C.W.Shih, “Co-operatives and Communes in Chinese Communist Fic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3 (1963), p.195.指出这场集体化运动发展的每个阶段几乎都在新中国的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因而，她首先按年代顺序介绍了反映这场运动的小说，其后简要探讨了这类小说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她认为《新路》《前进曲》《三里湾》《迎春曲》《水向东流》《冰化雪消》《典型报告》《北京来客》《李双双小传》《你追我赶》等小说反映了旧的社会习俗、行为方式和新生力量的冲突，表现了部分农民入社时的内心挣扎、怀恋、不舍与牺牲。

时钟雯认为，新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尽管不无虚构，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大陆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现实。“党的政策重点的转移，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的进步和倒退，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②Ibid., p.210.时钟雯也认识到这些小说反映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转变。家庭经济模式的取消削弱了父辈对子辈的威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在反映集体化的共产主义小说中不见了，反而是思想进步的子女引导父辈拥抱新的生活。同等的工作机会提高了女性和年轻人的经济与社会地位，给予他们以前从未享受过的自由和重要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在新社会被抛进了历史的尘埃。随着私有制、家庭经济、年龄等级、父母威权、包办婚姻的消亡，新社会的家庭从面貌到本质，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综观英语世界对“十七年”及“文革”小说的研究，可以发现西方学者主要着眼于作品所传达的社会内容，将小说作为了解新中国发展变化的窗口，帮助他们探察新制度下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在20世纪60—7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思潮不断更迭、文学批评流派花样翻新的氛围下，他们对新中国小说的叙事方式并无太大兴趣。在他们的研究视野中，新中国小说的社会价值大于审美价值，资料性大于文学性。

三、新时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

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创作结出累累硕果，不仅把中国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而且远播海外。新时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中国官方主动向外推介、输出，二是英语国家的译者、出版商通过各种渠道翻译、出版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就第一种途径来说，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熊猫丛书”、“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等，是我国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这些措施在当代文学的对外传播中塑造了“当代中国与世界同步发展、改革开放、文明进步的国家形象”③姜智芹：《当代文学对外传播对于中国形象的延续和重塑》，《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1 期，第31页。，很好地践行了文化“走出去”的诉求。

新时期中国文学更多地是由汉学家及华人学者译介到国外的。这些译介有很多以合集的形式在国外翻译出版，其中有按流派、专题编选的，也有按某一时间段组合的。对于其创作反映了我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某些重要方面的新时期作家，国外也翻译出版了他们的个人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单行本。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坛上不同的文学流派更迭频繁，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等，呈递进式演进。1979年出版的《伤痕：描写“文革”的新小说（1977—1978）》收入新时期之初的8篇小说：《伤痕》《姻缘》《啊，书》《献身》《神圣的使命》《班主任》《醒来吧，弟弟》《最宝贵的》。“入选的作品……和过去三十年的主旋律创作相比，无论在主题选择上还是叙事技巧上，都代表着重要的变化。”④Geremie Barmé and Bennett Lee, eds., The Wounded: New St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77-78.Hong Kong: Joint Pub1ishing Co., 1979, p.3.

李怡编选的《新现实主义：“文革”之后的中国文学作品集》虽然书名中用了“新现实主义”一词，但从选入的作品来看，实际上属于“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范畴，而编译者所谓的“新”，是针对“文革”时期不顾社会现实、一味盲目颂扬革命乐观主义的作品而言的。此选集主要收入了《儿女情》《李顺大造屋》《乔厂长上任记》《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夜之眼》《人到中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一束信札》等。“‘新现实主义’文学全面聚焦现实生活……不再盲目地唱颂歌……不再粉饰现实，而是暴露出问题和矛盾……并寻求解决的办法。”①Lee Yee, ed., The New Realism: Writings from Chin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New York: Hippocrene Books, 1983, p.8.

1989年，戴静编选的《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是一部“寻根文学”作品集，收入了《钟》《归去来》《老康归来》《找乐》《七奶奶》《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命若琴弦》《枯河》《树王》《九座宫殿》。李欧梵为该书写了“序言”，认为这部小说选集会令西方读者耳目一新，因为它和以往的中国文学选本不同，里面没有“革命意识形态的痕迹，没有强加的政治宣传，甚至没有说教色彩”。②Jeanne Tai, ed., Spring Bamboo: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 Stories.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p.xi.这些作家以自己独特的声音，阐释了“强烈的没有归属感、矢志不愈地追求不可达到的目标、面对生活的变迁茫然无措”等主题，“其中的一些佳作无论语言还是意象，都清新宜人”。③Ibid., pp.xv—xvi.

1998年，王晶编选的《中国先锋小说选》收入13篇小说，有《追忆乌攸先生》《青黄》《唿哨》《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此文献给少女杨柳》《飞跃我的枫杨树故乡》《水神的诞生》《舒家兄弟》《山上的小屋》《我是少年酒坛子》《叠纸鹞的三种方法》《游神》等。编选者王晶在“前言”中对中国先锋小说出现的背景、代表性作家作品、先锋作家的文学观、先锋小说的特点等做了详细介绍，强调收入该选集的都是“迷恋形式和寻求讲故事乐趣”④Wang Jing, ed., China’s Avant-Garde Fiction: An Antholog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4.的作品，让国外的读者认识到中国的文学作品不仅关注主题表达，同样也注重形式探索，“有意味的形式”是新时期文学探索的重要收获之一。

除了对新时期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品进行集中译介外，按专题选择、组合译本也是国外学者喜欢的方式。在这方面，女性作家文集、探讨女性或女性之间亲密关系的选集、描写中国农民的选集、不同专题杂汇的选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女性作家文集来说，译成英文出版的主要有《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The Rose Colored Dinner: New Works by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 Writers，1988）、《恬静的白色：中国当代女作家之女性小说》（The Serenity of Whiteness: Stories by and about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1）、《我要属狼：中国女性作家的新呼声》（I Wish I Were a Wolf: The New Voice in Chinese Women’s Literature, 1994）、《红色不是惟一的颜色：中国当代小说中女性之间的爱与性》（Red Is Not the Only Color: A Colle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on Love and Sex between Women, 2001）、《蜻蜓：20世纪中国女作家作品选》（Dragonflies: Fiction by Chinese Wom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3）等。收入的作品或是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女性权利的伸张，或描写女性之间亲密的友情，促进了西方读者对20世纪中国女性地位和中国女性文学的认识。

除了聚焦女作家和女性主题外，还有一些关注中国农民阶层的译本，主要有《中国西部：今日中国短篇小说》（The Chinese Western:Short Fiction from Today’s China, 1988）、《犁沟：农民、知识分子与国家，中国现代小说与历史》（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Stories and Histories from Modern China, 1990）等。前者收入了贾平凹、朱晓平、张贤亮、王蒙、唐栋、王家达描写西部边远农村的作品，叙说农民生活中传统和现代的冲突、新与旧的矛盾；后者考察了从“五四”到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描写农民的，让西方读者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农民的精神面貌和生存状况有一个历史的、比较的认识。

在新时期文学的对外译介中，除了按流派、专题编选的集子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选本是按照时间段松散地组合起来的。

1983年，美国汉学家林培瑞编选的《倔强的草：“文革”后中国的流行文学及争议性作品》出版，收入的主要是1979—1980年的作品，有郑义的《枫》、白桦的《一束信札》、蒋子龙的《基础》等。林培瑞指出，从1979年开始，官方对文学创作的限制逐渐减少，中国作家能够在创作中反映出复杂、深刻的社会问题，带给西方读者一个相对真实和多样化的中国。“至少，它们让人们看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过去若干年里所遭受的巨大创痛，这样的作品具有跨文化的价值。”①Perry Link, ed., 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Chinese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5.

同年，萧凤霞、塞尔达·斯特恩编选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声音》收入的主要是1978年至1981年中国作家发表的作品，有《爱，是不能忘记的》《立体交叉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信任》《重逢》《聚会》等。史景迁（Jonathan Dermot Spence）在为该译本写的“序”中认为：“萧凤霞、塞尔达·斯特恩从一个正在发生变化的国家精心选取了一组极具价值的作品”②Helen Siu and Zelda Stern, eds.,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p.vii.，这些作品富有洞察力，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人的生活，带给西方人意料之外的惊喜。

1984年，林培瑞编选的《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收入了《夜的眼》《积蓄》《看看谁家有福》《记录》《三个教授》《在小河那边》《人到中年》等。林培瑞在“前言”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建国以来的文坛概况，认为1979—1980年的中国文学创作暴露出社会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作家致力于艺术上的探索，开始运用闪回、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现代手法。在创作题材上也冲破以前的禁区，开始表现浪漫的爱情。③Perry Link, ed., Roses and Thorns: The Second Blooming of the Hundred Flowers in Chinese Fiction, 1970-8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22—24.

1985年，杜迈克出版了他编选的《中国当代文学：后毛泽东时期的小说与诗歌》，关注的主要是1979—1980年间发表的作品，节译了戴厚英的《人啊！人》、竹林的《生活的路》、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翻译了史铁生、张弦、张抗抗等人的短篇。杜迈克在“前言”中指出：“这部选集里的作品证明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并没有消失”，“入选的作品都是基于其内在的文学价值……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在创作技巧上也值得研究”。④Michael S.Duke,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Post-Mao Fiction and Poetry.New York: M.E.Sharpe, 1985, p.6.

1991年，许龙（音译）编选的《1987—1988年中国中短篇小说选》收入王蒙的《来劲》、魏世祥的《火船》、韩少功的《故人》、谌容的《同窗》、岑之京的《青年阿德之烦恼》、马本德的《又见炊烟，又见炊烟》、李心田的《流动的人格》、曹乃谦的《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李送今的《流产》等11篇小说。编者在“前言”中说：“本书的初衷是给国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学习者以及其他领域的汉学家，提供一些描写当代中国特有的政治动荡、富有见地的作品。同时，也希望这些撼动心灵、以独特视角描写时代变迁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能够引起西方读者更大的兴趣。”⑤Long Xu, ed., Recent Fiction from China, 1987-1988: Novellas and Short Stories.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1, p.ix.

1994年，王德威和戴静编选的《狂奔：新一代中国作家》（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出版，收入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14篇小说。选入该译本的作家作品有莫言的《神嫖》、也斯的《超越与传真》、余华的《现实一种》、钟玲的《望安》、朱天文的《柴师傅》、杨炼的《鬼话》、西西的《母鱼》、苏童的《狂奔》、杨照的《我们的童年》等。王德威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中文小说体现出三个特征：一个是怪世奇谈。中国大陆年轻的一代作家，如莫言、苏童、余华等，创作风格诡谲多变，题材突兀惑人。二是历史的抒情诗化。“这些作家试图用个人化的叙事赋予历史以新的意义”⑥David Der-wei Wang and Jeanne Tai eds., Running Wild: New Chinese Writer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249.。三是消遣（解）中国。20世纪末的中国文学不再像以往那样虔诚严肃，作家要消解中国的神话图腾，摇撼“感时忧国”的传统基石。王德威以上述作品为主导的高屋建瓴的分析与总结，对西方读者具有极大的指导与启发意义。

2001年，卡罗林·乔和苏立群编选的《中国当代小说精选》（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主要收入20世纪最后20年的作品，有曹乃谦的《洪太太》、史铁生的《命若琴弦》、王安忆的《小院琐记》《人与人之间》、苏叔阳的《生死之间》、苏童的《樱桃》、王蒙的《失恋的乌鸦及其他》、刘心武的《黑墙》、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冯骥才的《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毕淑敏的《一厘米》等。卡罗林·乔在“编者的话”中谈到，编选这个集子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选取的作品要最能代表当今中国文化，反映中国人的生活，因此，从创作时间上看都是最近20年发表的作品。二是这些作品既反映了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又不失‘文革’之后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关注社会各个层面的特征。”“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进行尖锐批评，又不失强烈的爱国之心。”①Carolyn Choa and David Su Li-qun, eds., The Vintage Book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1, p.xi.

2006年，穆爱莉、赵茱莉和葛浩文合编的《喧闹的麻雀：中国当代小小说选》（Loud Sparrows: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Shorts）出版，共收入91篇小说，是过去30年来中国小小说创作的结晶。该小小说选中最短的只有125字，最长的达1600多字，涉及作家60多位。《喧闹的麻雀》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世态万象的小窗口，该书的“序”中有这样的评价：“这些独特而富有洞察力的小说，让英语国家的读者体味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感受中国历史的脉搏，领略中国文学无穷的创造力。”②Aili Mu, Julie Chiu and Howard Goldblatt, eds., Loud Sparrows: Contemporary Chinese Short-Short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xi.

除多人合集外，当代作家的小说单行本和个人文集也被大量地译成英语出版。莫言的作品目前几乎都有了英译本。余华、苏童、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残雪、刘震云、池莉、郑义、刘心武、阿来、张炜、毕飞宇、阎连科、刘慈欣等一大批作家，目前也有一部或多部作品英译本出版。

新时期以来英语世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明显比“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数量多、频次密、覆盖广。这首先和政治环境的宽松带来的良好交流环境有重要关系。1978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1979年中美建交，结束了中国和西方世界长达30年的对立，这为文学的域外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而20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老作家迸发出新的创作激情，年轻作家在文坛上显露头角，很多作品集中发表、出版，引起国内读者和评论者的热议。而与新中国隔膜了30年的西方世界也急于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国内、国际宽松的政治环境为文学的向外输出赢得了一片星空，国外的需求和中国自身的愿望趋于一致，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也如雨后春笋扩展开来。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20世纪9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对外传播的脚步并没有减缓。90年代以后每年依然有相当数量的当代作品通过国外的出版社，进入域外读者的视野。这说明当代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已经形成一股势流，国内文坛的波动震荡并没有影响到中国文学在域外的译介。

其次，英语世界的商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虽不是有意识地联袂，却共同推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译介与传播。从大学出版社来看，自1977年开始，国外的一些大学出版社开始译介、出版中国当代小说，包括大陆的和台湾的。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康奈尔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等，都适时推出中国当代文学合译本和作家个人小说集与小说单行本。国外的大学作为中国文学传播的要地之一，虽然出版的当代文学书籍发行量不是很大，但由于每年都有选修中国文学的学生，因而细水长流，多年来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而且这些学生毕业后行走于世界不同的地区，从事多种行业的工作，因缘际会，有可能会带动中国文学的传播。

英语世界的商业出版社是一股更大的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力量，分布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地，其中格罗夫出版社（Grove Press）、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Henry Holt &Company）、巴兰坦出版社（Ballantine Books）、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夏普出版社（M.E.Sharpe）、维京出版社（Viking）、兰登书屋（Random House）、诺顿出版公司（W.W.Norton & Company）、柯林斯·哈维尔出版公司（Collins Harvill）等，出版了一大批译成英语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与大学出版社相比，商业出版社基于销量、盈利诸方面的考虑，更愿意出版在国外有一定知名度的当代作家的作品，以及改拍成电影或获得国际奖项的作品，也重译了一些国内“熊猫丛书”中较受欢迎的作品。

四、新时期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研究

新时期中国文学译介到英语世界以后，引起了研究者的热忱。英语世界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核心力量有三股，一是汉学家，二是海外华人学者，三是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

汉学家不仅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翻译者，也是很有发言权的研究者，他们在翻译的基础上展开研究，成为国外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力量。

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既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翻译者，也是一位出色的研究者。其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文学（1949—1999）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A Bibliographic Survey of Publications o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from 1949-1999, 2000）、《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晚期的反腐小说与现实主义作品：政治小说的回归》（Corruption and Realism in Late Socialist China: 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Novel, 2007）和《小说与正义：当代中国的法律与文学》（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 2000）。前者如题所示，结合历史发展形势，详细介绍了新中国50年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中者详细解读了《苍天在上》《天怒》《抉择》《国画》和《走私档案》，探讨了中国反腐小说的特点及局限；后者论述了中国官场文学的再度繁荣，追溯了中国官场文学的起源。此外，金介甫还撰写了很多研究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论文，如《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写实主义》（“New Re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张辛欣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作家的文化选择》（“The Cultural Choices of Zhang Xinxin, a Young Writer of the 1980’s”）等。可以看出，金介甫对中国文学兴趣广泛且研究深入。

英国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相得益彰，她与雷金庆合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哈顿评价道：“本书对中国文学目前的趋势和未来的走向提出了很有洞察力的见解。”①Rosemary Haddon,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Bonnie McDougall and Kam Louie,” The China Journal 44 (2000), p.160.从个人研究著作来说，杜博妮先后出版了《1949—1979年的中国流行文学与表演艺术》（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1984）、《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官方操作与版权交易》（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 Authoritarian Command Versus Gift Exchange, 2011）等。前者旨在探讨“中国文学的现状如何？这种现状是怎样形成的？……艺术家、观众和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②Richard King, “Popular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erforming A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by Bonnie S.McDougall,” Pacific Affairs 4 (1985—1986), p.693.后者剖析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文学英译的两种方式，促使研究翻译的学者、文化官员、政策制定者重新思考文学翻译的不同模式，是一部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进行深入理论阐释的著作。

另一位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除了翻译外，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史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多篇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如《从讽喻到刺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小说》（“From Satire to Sensationalism:Chinese Fiction in the 1990s”）、《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等。其中《大跃进》评述了20世纪最后20年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情况，以及其没有产生应有影响的事实。

加拿大汉学家杜迈克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著述主要有《现当代中国女作家评论》（Modern Chinese Women Writers: Critical Appraisals,1989），涉及新时期的张洁、张抗抗、张欣欣、谌容等作家，对新时期文学作品中的青年知识女性形象、女性意识等做了深层剖析。杜迈克还写了一部专论后毛泽东时代文学的专著《繁荣与竞争：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文学》（Blooming and Conte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Post-Mao Era,1985），论述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文坛上出现的“新现实主义”（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论及白桦、戴厚英等人的作品。

海外华人学者是国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力军。王德威、张旭东、吕彤邻、钟雪萍、蔡蓉等人以前沿的国际学术视野，呈现出与国内学者迥然不同的研究风貌，是来自异域的“新声”。这些华人学者从国内学者非常熟悉的作品和材料中发现了令人惊奇的东西，发掘出当代文学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王德威被称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领军人物，著有《当代小说二十家》《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众声喧哗：三十与八十年代的中国小说》等。《当代小说二十家》探讨了王安忆、苏童、余华、李锐、叶兆言、莫言、阿城等人的作品。王德威把王安忆视为海派作家的传人，而对苏童笔下南方的堕落与诱惑，余华对暴力与伤痕的迷恋，李锐对吕梁山的钟情，叶兆言对市井人间的兴趣和对旧瓶如何装新酒、俗曲如何表深情的追求，莫言对历史与原乡的开掘，阿城对世俗技艺的论断，不仅抓住了作家创作的核心，更是王德威独特批评话语的显现，成为国内新时期文学研究者广为征引的文献。王德威对这些作家作品以新批评的细读方法，辅以理论的融会贯通，写得笔意飞扬，文采横溢。像他这样的海外华人学者，以其英语优势和置身西方先进理论潮头的先机，和国内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互补之势。

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研究系的张旭东致力于中国现代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研究。他的《后社会主义和文化政治：20世纪中国的最后十年》（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LastDecade of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 2008）剖析了王安忆作品中的上海怀旧情结、莫言《酒国》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和市场经济因素，《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和新中国电影》（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New Chinese Cinema, 1997）探讨了中国的先锋文学作品、电影以及文学批评。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吕彤邻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与性》（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93）、《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立政治：当代中国实验小说》（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 1995）等。前者探讨了刘恒的《伏羲伏羲》和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男性气质和女性意识的建构、残雪小说中的妄想狂，以及蒋子丹的《等待黄昏》、王安忆的《弟兄们》中的女性关系；后者剖析了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罂粟之家》里面的女性意识和男性气质，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像中华帝国时代一样，也有一种厌女症。

美国塔夫茨大学的钟雪萍学术兴趣广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及社会史、中西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中西文学和文化批评理论与思想史等，出版了《被围困的男性气质？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男性主体》（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2000）、《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女性》（Some of Us:Chinese Women Growing Up in the Mao Era, 2001）等，发表了《谁是女权主义者？—由〈上海宝贝〉和“身体写作”引发的对中国女权主义矛盾立场的思考》（“Who is a Feminist? Understanding the Ambivalence towardsShanghai Baby, ‘Body Writing,’ and Feminism in Post-Women’s Liberation China”）、《男人的磨难和欲望：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政治解读》（“Male Suffering and Male Desire: Politics of ReadingHalf of Man is Womanby Zhang Xianliang”）、《姐妹情？两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关系表述》（“Sisterhood?Representations of Women’s Relationships in Two Contemporary Chinese Texts”）等文章，形成了自己以性别研究为特色的中国文学研究。其中《被围困的男性气质？20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男性主体》是最有分量的一份学术成果，钟雪萍以卡加·希尔曼（Kaja Silverman）、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女性主义理论为指导，以鲁迅、钱钟书和新时期的张贤亮、刘恒、韩少功、余华、王朔、莫言等人的作品为分析对象，系统而深入地阐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男性气质、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该著对于那些关注中国新时期性别的研究者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和启发意义。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蔡蓉发表了《被异化的他者：莫言〈丰乳肥臀〉中的母亲、父亲和私生子 》（“Problematizing the Foreign Other: Mother,Father, and the Bastard in Mo Yan’sLarge Breast and Full Hips”）、《文本之镜：博尔赫斯与后毛泽东时代的元小说》（“The Mirror in the Text: Borges and Metafiction in Post-Mao China”）、《也谈余华小说中的孤独旅者》（“The Lonely Traveler Revisited in Yu Hua’s Fiction”）、《癫狂的众生：残雪小说中的自我与他者》（“In the Madding Crowd: Self and Other in Can Xue’s Fiction”）、《危机意识的主体：韩少功笔下的非正常人》（“The ‘Subject’ in Crisis: Han Shaogong’s Cripple[s]”） 等 文 章。 其最重要的学术论著《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主体危机》（The Subject in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2004）从李泽厚和刘再复对主体性的理论探讨入手，通过对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残雪的《苍老的浮云》、莫言的《丰乳肥臀》、贾平凹的《废都》等小说文本的细腻剖析，揭示出新时期文学对自我的多重建构。在展开论述时，她 对 拉 康（Jacques-Marie-Émile Lacan）、 罗 伯特·魏恩曼（Robert Weinmann）、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等人的理论加以灵活运用，使得这部著作在理论与实证上相得益彰。

海外攻读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用英语撰写的博士论文构成新时期中国文学海外研究的另一块阵地。这些博士论文有的针对某一位作家进行研究，有的用某一个主题将几位作家的创作统合起来探讨。而且不仅在选题上对国内的新时期文学研究构成互补之势，在理论和方法上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科罗拉多大学陈颖的博士学位论文《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论莫言的小说》（“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The Fiction of Mo Yan”）从莫言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继承与创新角度，探讨了莫言对历史的表述和建构，揭示了莫言对他的家乡—山东高密矛盾复杂的历史情怀。该论文试图呈现一个继承并发展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的莫言。陈颖对论文进行丰富和修改后，于2011年出版成书。①Shelley W.Chan, A Subversive Voice in China: The Fictional World of Mo Yan.New York: Cambria Press, 2011.

悉尼大学王一燕的博士论文《叙说中国：〈废都〉和贾平凹的小说世界》（“Narrating China:Defunct Capital [Feidu]and the Fictional World of Jia Pingwa”）以霍米·芭芭（Homi K.Bhabha）的“国族叙述”为理论框架，探讨了贾平凹的《浮躁》《废都》《妊娠》《逛山》《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作品。该论文修改后于2006年出版成书。②Yiyan Wang, Narrating China: Jia Pingwa and His Fictional World.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6．

多伦多大学司徒祥文的博士论文《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生活与早期创作：基于文学的分析》（“The Peasant Intellectual Jia Pingwa: An Historico-Literary Analysis of His Life and Early Works”）结合贾平凹的生活，探讨了他的创作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比如《红楼梦》《金瓶梅》的联系，同其他中国作家比如沈从文、阿城的关系，贾平凹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道家和佛家思想以及对待女性的态度。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郑明芳（音译）的博士论文《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四部小说中的悲剧意识》（“The Tragic Vision in Jia Pingwa’s Four Novels of the 1990s”）主要研究了《废都》《白夜》《土门》和《高老庄》的悲剧意识，在梳理西方悲剧理论的基础上，剖析了贾平凹上述四部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他们跨越城乡界限的努力以及小说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展示。论文得出的结论是：贾平凹具有一种悲剧意识，并且成功地将这种悲剧意识以艺术的形式传达出来。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方金彩（音译）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男性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创作中的男性气质危机和父权制重建》（“The Crisis of Emasculation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atriarchy in the Fi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ale Writers Zhang Xianliang, Mo Yan and Jia Pingwa”）从女性主义角度，在20世纪80—90年代呼吁重建儒家父性权威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解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红高粱家族》和《废都》。该论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为什么当代男性气质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女性。在具体论述时剖析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男性感到失去男性力量和女性化的主要原因，二、重构理想男性气质的意识形态框架，三、这些框架是如何建构男性的性别地位并影响男性对女性的看法和感情的，男性是如何让女性参与他们的男性气质建构的。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危令敦的博士论文《性政治：张贤亮、莫言、王安忆的小说》（“Politics of Sexuality: The Fiction of Zhang Xiangliang, Mo Yan and Wang Anyi”）从政治、文化和个人经验层面上剖析题目中几位作家对于性的表述。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李佩然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以韩少功、莫言、苏童为例》（“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Han Shaogong, Mo Yan, Su Tong”）探讨了中国当代小说中历史表述模式的变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罗宾·林恩·维瑟（Robin Lynne Visser音译）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想象中的城市主题》（“The Urban Subject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国关于国民性、现代性和文化的讨论，重新审视先锋作家的创作，指出“文化论争一度将农村价值观和城市价值观严重地对立起来”，而先锋作家的创作“通过对城市和农村景观的详尽描写，尝试着解构文化论争，凸显现代性”。①Robin Lynne Visser, “The Urban Subject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Diss.Columbia University,2000, p.11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桑禀华（Deirdre Sabina Knight）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命运与自由意志》（“Fate and Free Will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探讨了 20世纪80—90年代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对命运与自由意志的表述，并重点分析了莫言与苏童质疑、挑战决定论的姿态，以及他们对现代艺术形式的探索为自由意志注入的力量。……可以说，用英语撰写的有关新时期文学的博士论文正以可观的数量和不断提高的质量，构成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的来看，英语世界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不仅在数量上和“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相比有了大幅增长，在质量上也不断提高，呈现出由意识形态向文学审美的回归，从社会学材料向文学作品的回归，由单向度向多元化的发展。这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政府积极在国际上构建良好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外国人眼中良好的中国形象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境外传播，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期待越来越变成令人欣慰的现实。

不过，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存在的不足。目前中国文学“贸易”的逆差还很大，而且就英语世界对中国作家作品的研究来说，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脱离中国历史文化语境的想象性解读”②姜智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接受中的解读偏好》，《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3期，第189页。，造成误读、误释。不过诚如季进教授所言，我们更要注重考察当这些研究成果反馈到国内时，在何种意义上推动了我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跨文化对话进程，③参见《众声喧哗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季进教授访谈录》，第23页。从“学术共同体”角度考察国内外学术界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