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茅草房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后，联大校长、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就请梁思成夫妇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两人欣然受命，花了一个月时间，拿出了第一套设计方案：一个中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学赫然纸上。

然而，设计方案很快被否定了，西南联大不可能拿出这么多经费。此后两个月，梁思成夫妇把设计方案改了一稿又一稿：高楼变成了矮楼，矮楼变成了平房，砖墙变成了土墙。当梁思成夫妇交出最后一稿设计方案时，建设长黄钰生很无奈地告诉他：经校委会研究，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外，其他建筑一律覆盖茅草，土坯墙改为用粘土打垒，砖头和木料使用再削减二分之一，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

此时的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他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叹了口气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

梁思成听着，流下了眼泪，哭得像一个受伤的孩子……半年以后，一幢幢低矮的茅草房填满了原来空荡荡的校园空间。

华罗庚的“特殊屏帐”

数学系教授华罗庚一家住在黄土坡上一处简陋的房屋中，可是即便这样的陋室还是遭到了敌机的轰炸而倒塌，所幸一家人当时外出，躲过了一劫。失去了住的地方，华罗庚一家只好在野外当“山大王”。

闻一多得知后，热情地邀请华罗庚一家到自己家中共居。当时，闻一多租住的房屋是昆明地区典型的“一颗印”民居。所谓“一颗印”，是当时昆明人形容一般平民百姓的住房像印章那样狭小的代名词。这套住房两层楼，楼下为炊房，堆放杂物；楼上住人。

华家搬来后，闻一多腾出稍大一点的一间给华罗庚。由于中间没隔墙，生活上总有些不方便。闻一多只好挂几条花花绿绿的床单隔开。华罗庚幽默地对闻一多说：“闻兄，你在室内挂屏风，我们两家人好似住进宾馆了。”一席话，逗得两家人围在一起捧腹大笑。

后来，华罗庚回到北京，当他得知闻一多、李公朴在昆明遭特务暗杀的消息后，悲伤地翻出当年的照片，痛哭不已。

幽默风趣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在学生面前，总是认真而又谦逊、风趣而又天真。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给新生上课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老师对学生的尊重，细致至此，似不多见。金先生班上有一个很爱提问的同学叫林国达，一次在课堂上又提了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自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成立。金先生就是这么风趣地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解释，而且十分形象。

金先生有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特别深奥，选修者少，一个叫王浩的学生却例外，颇懂个中奥妙。金先生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课堂便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后来赴美留学，又曾任教牛津大学，成了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

狂人刘文典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昆明时，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