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郝广青［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 116000］

——以辞体为例

⊙ 郝广青［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 116000］

对于辞、赋、骚三种文体，根据《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的对比可知刘勰与萧统对于同一文体的不同认识。刘勰虽没有将辞或骚列为独立的文体，却意识到《楚辞》文体不同于诗、赋二体，但其文体观不明确，将《楚辞》归于诗体和赋体。萧统在这方面更具有先进性，将赋、骚、辞严格分类，各自成体。

辞文体 《文心雕龙》 《昭明文选》 骚赋

从西汉时期开始，辞、赋二体便被混为一体，没有明确的界限。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或将辞直接称为赋，《汉书·艺文志》在“诗赋略”之下有“屈原赋之属”，录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称屈原、唐勒等人的作品为赋，也就是把辞与赋视作赋体；或将辞、赋视为一种文体，《汉书·王褒传》有“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才达到自觉发展的程度，先秦及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处于萌芽阶段，文学体裁较单一，主要以神话、诗歌及诸子散文为主。《楚辞》、汉大赋行文风格与体式明显不同于诸子散文与神话，不具有可比性。说到“赋”，便与《诗经》六义中的“赋”联系起来，刘勰就认为赋是介于《诗经》和《楚辞》之间的作品，所以诗、赋、辞在某种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楚辞》、汉赋与《诗经》比较起来，篇幅均较长，且有一定铺排，句式较灵活，不止限于《诗经》的四字句，所以辞、赋相似而又不同于《诗经》的特点，使得二体成为区别于诗的文体，也导致了辞、赋不分的局面。

一、《文心雕龙》的辞文体

刘勰《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文，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为“文之枢纽”（总论），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文体论”，其余为创作论和文学评论，“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为其文学指导思想。总体上来看刘勰的文学思想还是很明晰的，但众学者关于《文心雕龙》中“骚”是不是文体颇有分歧，尹伟在其文《〈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分类辨析》指出《文心雕龙》共分体三十三类，外加上《辨骚》中的骚体则为三十四类；而张少康《〈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的比较》却认为《辨骚》篇属于“文之枢纽”的部分，不在文体论的范畴之内，因而《文心雕龙》中的骚归于赋类。笔者认为刘勰对于骚体的认识虽有不足之处，但对骚已有文体意识，有区别于诗、赋的意识，只是区别不明显而已。

《辨骚》篇不属于文体论，其主旨是指导文人在创作中要基于经典，还要有所创新，并高度赞扬《楚辞》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辨骚”这一题目已明显有以骚代称《楚辞》的意味。刘勰在评论《楚辞》时称：“固知楚辞者，体宪于三代，而风杂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楚辞》在体裁方面尚有三代之遗风，而风格夹杂有战国时的浮风，逊于《诗经》，是赋中佳作（文中虽然为“词赋”，却偏指赋体）。可见刘勰认为诗、赋、《楚辞》是有联系的，均有规劝、讽谏之旨，《楚辞》既属于诗又属于赋，而又稍区别于诗、赋，其内容的雅正次于诗，讽谏之意强于一般的赋作。《明诗》篇中“逮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以《离骚》为诗，《诠赋》篇谈论赋体源流时又称“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三者关系更明确了，赋体是起源于《诗经》而发展于《楚辞》的，这样《楚辞》确不同于诗、赋，赋虽缘起于诗，其产生早于《楚辞》，却在汉时大兴，其成熟又晚于《楚辞》。

对于辞体，《文心雕龙》中除专门提及“楚辞”或“辞赋”中的“辞”具有文体意义外（“辞赋”并称时隐辞而显赋），在《书记》篇论述书记体后，附论了辞体，“辞者，舌端之文，通己于人；子产有辞，诸侯所赖，不可已也”，这种意义上的“辞”体已不同于《楚辞》，按“文笔之辨”来说，《楚辞》为“文”，《书记》中的“辞”为“笔”，是不讲究辞藻的实用性文体。这种应用性的文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可称为辞令和辞命，为古代官方频繁使用的外交辞令。

综上所述，刘勰《文心雕龙》中称《楚辞》为骚，且已有《楚辞》不同于诗、赋的观念（这也是后来学者对辞赋分体而论的萌芽），但并未明确区分，将《楚辞》或骚既归于诗类，又归于赋类，没有独立成体。《文心雕龙》的《书记》篇还提到了不同于《楚辞》的用于外交的辞体，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后来学者对辞体更全面的认识。

二、《昭明文选》中的赋辞文体

萧统《昭明文选》既设有骚体，又同时设有辞体。其中骚体收入的作品有：屈原的《离骚经》《九歌》（部分）、《九章》《卜居》《渔父》，宋玉的《九辩》与《招魂》，刘安的《招隐士》。而辞体中仅仅收入汉武帝《秋风辞》和陶渊明《归去来》。淮南王刘安《招隐士》在很多记载中都将其称为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载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王逸《楚辞章句》中虽收有该作，却认为它是作者悲悯屈原而作的赋。直至刘勰在《辨骚》中提到“《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将《招隐士》视为“骚”，尽管刘勰并未将《楚辞》与诗、赋明确区别，但将《招隐士》没有单纯地归为赋类，就文体观而言，这无疑是一大进步。萧统将赋、辞、骚严格区分，可见其文体观较刘勰的更有进步性。

根据《文选》中对于骚体作品的注释可知这些作品均选自王逸《楚辞章句》。王逸在《楚辞章句》中着重突出了《离骚》的地位，称为“离骚经”，首次赋予《离骚》经的意味，并认为《楚辞章句》中的《离骚经》《九歌》等作品（卷一至卷七）俱为屈作，合称为“离骚”，把剩下的后人模拟的屈作称为“楚辞”，这也就开创了屈原作品以“骚”代称的先河。《文选》中骚类下，不仅收入屈原原作，还有宋玉、淮南王的作品，可见萧统进一步扩大了“骚”的范围，即凡是带有《楚辞》作品显著特征的作品即可入骚体，并不区分屈作和拟屈之作。至于辞体，为“楚辞之支也”，即《归去来》和《秋风辞》均有《楚辞》的某些特点，又别于《楚辞》。《秋风辞》全文共九句，其中以七字句为主，只有两句是八字句，每句中都以“兮”字调节语气，语言清丽，句句押韵，运用比兴手法，尤其“草木黄落兮奈老何”明显受宋玉《九辨》“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影响，又有“兰”“佳人”等《楚辞》中常出现的意象，明显具有《楚辞》的特征，写秋景如画，而又乐极生哀，以人生易老感慨作结。《秋风辞》又有《楚辞》一般作品中没有的序，如《离骚》等篇都是直接抒情没有序，而《秋风辞》几乎每篇赋作正文前都有序，因而《秋风辞》又有赋的特点。《文选》辞体下的另一作品《归去来》是辞还是赋，历来争议颇多。鄢化志先生《辞，还是赋？——〈归去来辞〉文体辨析，兼论辞赋差异》原文题中为《归去来》，“辞”字是后人加上去的，且从该文体裁可知其偏于赋，认为《归去来》是赋。《归去来》确实在体裁上与抒情小赋相似，正文前有序，行文中骈散结合，但其对《楚辞》的继承成分是不能忽略的，《归去来》惆怅、孤独的情怀，与《秋风辞》的悲秋伤老的情怀同样继承于《楚辞》中那种忧愁抑郁的情感。《归去来》中首句“归去来兮”“悟已往之不谏”等句是对《楚辞》中《招魂》《离骚》等篇中句子的化用，可以看出《归去来》同《秋风辞》一样，兼有辞、赋二体的特点，而《秋风辞》依然保留有诗的痕迹，句式较整齐，《归去来》更偏向于抒情小赋，句式较丰富，骈散结合。所以萧统《文选》中辞是介于《楚辞》与汉赋之间的文体。萧统辞、骚有别的分体方法，也被后人吸收和借鉴，如清代庄仲方编《宋文苑》在骚体之后另立辞体，清吴曾祺纂文章总集《涵芬楼古今文钞》在辞赋类之下分别设有辞体和骚体。

综上可知，萧统《文选》严格区分赋、骚、辞，其中以“骚”代指《楚辞》且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对于已往辞赋不分、辞骚不分的现象，无疑是一种创新，体现了萧统文体观的进步性。

三、结语

刘勰《文心雕龙》和萧统《昭明文选》是两部较早涉及文体分类的著作，而二人对于同一文体的认识却是不同的。刘勰的《辨骚》篇、《明诗》篇、《诠赋》篇都论及《楚辞》，且认为《楚辞》既属于诗类，又属于赋类，虽然刘勰没有将《楚辞》独立为辞体或骚体，却已有《楚辞》不同于诗、赋的文体意识，这无疑是辞赋分体的萌芽。此外，刘勰在《书记》中附论作为外交辞令的辞体，又拓宽了人们已往以“辞”代《楚辞》的认识。相较于刘勰，萧统对文体的认识更进一步，萧统严格区分赋、骚、辞三体，骚始为一独文体，另一文体辞体，既有骚的性质，又有赋的特征，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体，也不同于《文心雕龙》中《书记》篇所提到的辞体。

①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6页。

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29页。

③④⑤⑥刘勰注，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第48页，第80页，第280页。

⑦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9页。

⑧朱熹注：《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9页。

⑨鄢化志：《辞，还是赋——〈归去来辞〉文体辨析，兼论辞赋差异》，《古籍研究》1999年第3期。

[1]萧统编，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尹伟《.文心雕龙》与《文选》文体分类辨析[J].西藏大学学报，2009（24）.

[3]张少康《.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论[J].江苏大学学报，2007（9）.

[4]李如龙.辞和辞的研究[J].国际汉语学报，2012（2）.

作者：郝广青，文学硕士，辽宁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编辑：康慧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