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春 宫爱玲［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青岛 266590］

影视观察

失语围城的精神突围

——论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婚姻困境

⊙刘 春 宫爱玲［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青岛 266590］

影片《一句顶一万句》展现了现代婚姻的“失语”困境，在这种危机下，三位婚姻女性各自代表了不同的女性意识的走向。在寻找话语反抗孤独的过程中，人性的温暖使婚姻中的个体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现代婚姻 “失语” 女性主义

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于2009年面世，在当时的文坛上掀起了一股“找寻话语，消解孤独”的浪潮；七年后，同名电影上映，中国人仍处在这样一个“人找话，话难寻”的尴尬境遇中。该电影从宏大的“百年三代人，错综关系网”的小说结构中节选了“十年一代三家人”的现代婚姻故事，事无巨细地剖析了物质与精神脱节、婚姻与话语游离的现状。孤独导致无话，无话导致孤独，为找寻那顶一万句的一句，他们永不放弃、至死方休，这是生命意义的荒芜，亦是人类亘古不变的追求，现代人沿着祖先的精神轨迹卷入这样一个延续千年的“话语——孤独”的循环命题中，为找寻话语突围孤独而努力。

一、现代婚姻的危机：“失语”

1.现代婚姻失语现状

一方面，人作为一种高级灵长类动物，在表达感情实现交流时会有多种选择，有肢体动作、有口头话语等，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以及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最为广泛的是话语交流，作为交流工具，话语是一种最为直接清晰的表达方式，由此话语形成对话，在此基础上，对话又实现自我与外界的交流；另一方面，对话形成有两个重要的前提，一是话语的发出者和接收者建立客观联系，二是对话双方产生主观交流的意愿，二者缺一不可。由此可以看出，现代婚姻中的“失语”困境就是夫妻双方主观意愿的缺失所导致的话语缺失，其实质是双方主观情感无法产生共鸣，话语失去了承载情感交流与灵魂对话的功用。在这种“失语”的婚姻困境中，两人相对无言，并不是心有灵犀无须多言，而是在孤单的围城中，对方的话语早已无法直达心灵。

在现代婚姻中，没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男女双方便有了更多的选择，越来越强调精神上的交流，即说得到一块儿，“心有灵犀”也是得通过说话来印证对否，才能达到人们所向往的“一点通”的境界。两个人之间能说得着成为现代婚姻中一条无形的纽带，“失语”便是剪刀，一旦无话可说，婚姻便成了只剩法律意义的空壳，而婚姻中的双方主体只会渐行渐远。在因话语缺失所导致的“绿帽子”危机中，影片的每一个镜头都渗透着个人想要掌控生活的无力感与难以言说的人性复杂感。因此当牛爱国和庞丽娜由最初的“话还没说完就知道对方想说啥”到“我俩在一起，没话”，在这个过程中昔日的感情早已变得支离破碎，最终成为过去，他们走进了无话可说的孤独中。

2.“失语”婚姻下的男女走向

为找寻话语消解孤独，婚姻中的男女双方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一，在自我意识到这种孤独后，庞丽娜是通过不想回家不愿与牛爱国交流来避免这种过度强烈的孤独压迫感，最后她受本我意识支配，在婚姻之外找到了那个能说得到一块儿的人，形成了精神出轨，无意识层面她只是想通过能说得着来消解这种孤独，但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却无意间构成了婚姻中的“绿帽子”。其二，牛爱国试图无话找话，重新找回十年前结婚时的感觉，一顿烛光晚餐却让两个人走得更远了，那些十年前就曾许下的诺言在此时仍是下一个十年的诺言，庞丽娜只剩一个“嗯”字，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之后，牛爱国跟踪庞丽娜，看到她与蒋九从宾馆出来，然而他在向别人转述时，加入了大量子虚乌有的编造或者说是自我幻想，在本我无意识的自我保护机制中，正是这些幻想让他的“受害者”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神经官能症状更多的是受本我的刺激与掌控，外界事实成为无足轻重的砝码。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在影片中，以牛爱国和庞丽娜为代表的工薪阶层已完成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社交需要，即情感和归属的需要，却在“失语”困境下成为婚姻生活的一座围城，婚姻中的男女双方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精神上的突围。他们曾经是婚姻中的伴侣，或许在一方出轨后就成了敌人，但在找寻话语的突围之旅中，从“话语——孤独”这一层面来讲他们又是盟友，都在用生命的热情与不死的执着找寻话语瓦解孤独，探索自身存在的意义。

二、婚姻围城内的女性突围

在中国传统婚姻中，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决定了男性在家庭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女性的生存要依赖男性；同时社会伦理道德处处束缚着女性精神上的发展，甚至是愚化摧残女性，“三纲五常”“贞节牌坊”、《烈女传》以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等不计其数的社会规范与舆论导向，都将我国传统女性圈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狭小空间里；朝堂官场多是男性的天下，女性的声音微乎其微。从历史规律来看，话语一旦形成，便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而权力的实行，必将创造更为有利话语主体的话语。中国的传统女性就在这样一个自身难以发声的话语体系中丧失了对婚姻的选择权，甚至是人身自由权。不可否认，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女性地位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自五四运动提倡男女平等至今，我国女性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以获得自身解放，而在婚姻中，到底什么是两性平等？该如何实现两性平等？在争取两性平等的过程中女性又受到了什么样的阻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会发现影片《一句顶一万句》中三位婚姻围城中的女性庞丽娜、赵欣婷和牛爱香，她们都在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获取精神的突围与自身的解放。

1.婚姻的反叛者：庞丽娜

庞丽娜，这是一位女性意识觉醒后勇敢突破世俗与男权，却又被社会话语所禁锢的女性。在影片中，她第一次出现时，初为人妻，在结婚的镜头里笑靥如花；第二次出现时是在结婚十年后，她下班推着车从纺织厂出来，在看到丈夫牛爱国时面无表情，一种对生活失去了热情与期望的悲凉在她身上显现出来。在她无话可说的婚姻里，孤独唤醒了她作为婚姻女性自我追求幸福的意识，但她却在这种无意识与觉醒中采用了最极端最饱受争议的方式——出轨，她通过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方式去反抗与牛爱国早已死亡的婚姻，她无心伤害牛爱国，她只是想找一个能说得到一块儿的人。然而当她提出离婚时，牛爱国说：“夫妻一场，我得对你负责，你去找他，我们离婚前他得答应娶你。”这并不是因为牛爱国还爱着这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女人，而是他不甘于男权受到侵犯所采取的丧心病狂的报复。起初他百般殷勤找话想要让妻子回心转意，这仿佛是怀着爱意与包容去挽回婚姻；可是当妻子提出离婚，他近乎疯狂的举动恰恰暴露了他的男权思维模式，妻子并不是与他平等的人，妻子犯错让他蒙羞后，他并没有反思自己的婚姻到底错在了哪里才导致妻子的出轨，而是大骂妻子是“破鞋”。由此可以看出，妻子在他眼中只是一件物品，一件在镇上不能让人说他闲话的物品。

庞丽娜用出轨突破了孤独的围城，走出来后她又陷入男权主义对她形成的二重围城，这一次，她的突围变得更加艰难。牛爱国在话语上占领了道德的制高点，以此剥夺了庞丽娜离婚还有看望孩子的权利，而庞丽娜也在思想上接受了这种剥夺，她在无意识中认同了其剥夺的合理性。其实质是女性在社会教化的过程中接受了男权主义的合理性，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围城中，男权话语为制约女性创造出利己的社会舆论，个体只有处在这个话语体系中才能生存下去，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便带上了符号话语的意义，没有人能战胜思维的广延性，亦无人能超越我们所处的社会话语，一旦脱离，意味着符号话语以及存在意义的消失。庞丽娜无法突破自身所受的社会教化，所以她选择了离开，当她在车站再次遇上牛爱国时，她依旧无法面对自己的良知与这个客观意义上受到了伤害的男人，因此她仓皇逃脱，但当她转身走回去站在牛爱国面前时，对她来说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放下，没有什么好逃避的，这是她自己的人生，她要走好以后生命中的每一天。

2.奴化的女性：赵欣婷

赵欣婷的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女版的牛爱国，她不惜用自残来换回丈夫蒋九的回心转意，这是一位既可悲又可怜的女性。在丈夫出轨后，她采用最极端的方式喝下农药，以博取丈夫的同情和愧疚。女性以自残的方式来面对出轨的男性，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社会现象，表面上是女性有意识的反抗，是在捍卫自己的婚姻，实质上是将男权无限放大，将自我存在卑微到可以毫不珍惜的角落里，向男权妥协并渴望再次得到男性认可和接纳的奴性意识。婚姻一旦成为女性生命意义的全部，女性自身的存在价值又将何去何从，这是影片中赵欣婷的命运选择所带给我们整个社会的关于女性存在的思考。

3.理性妥协的中年女性：牛爱香

牛爱香是个强势刚烈的女人，她在年轻时因为谈恋爱喝过农药，她怕极了孤独，不停地相亲，甚至在电视上广告征婚。她活了大半辈子以后明白了一件事：此时的婚姻已经不是为了婚姻，而是能找个人说话就好。当老实憨厚的老宋像个小学生一样一板一眼地做自我介绍时，牛爱香笑了，她以为老宋就是那个能说得着的人，在婚礼上她哭得一塌糊涂，然而俩人在结婚后却也变得无话可说。经历了风风雨雨，她不再折腾，老宋疼她，能在一起搭伙过日子成为牛爱香最后的意愿。这是传统女性意识与现实的妥协，也是人到中年万事休的常态。

三、回归生活本身的意义

三场婚姻，三种不同的走向，无所谓对错，这是他们自己的人生选择，我们无权指责。无论是牛爱国还是庞丽娜都最终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中，开始新的人生，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因为他们找到了那个能说得到一块儿的人。在影片中，章楚红是一个总结性的形象，她真切地读透了生活，参悟了生命的意义，她的经历在影片中一笔带过，但可以想象这位豁达平静的女性曾经历过生活所带给她的考验，她代表了一种生活的智慧，是围城中的人需要跳出来才能明白的道理，正如她在影片中所说，“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

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围城里，为找寻话语不断迷失，却未必看得清找寻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性恶，有欲望贪，也有让人心疼的苦楚与迷茫。有人解释生活是“生下来活下去”，这是拆字法。但事实是，生活压根就是一团乱麻，一句话藏着另一句话，句句难拆，拆出来意思就变了，一件事藏着另一件事，事事难拆，一旦拆出来事就变成了孤立个人的工具。生活的意义是我们尽管身陷围城，但仍心怀温暖，对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有一种谅解与感恩，在“失语”困境中放下过去，带着些许期许与坦诚去找寻话语消解孤独，在找寻过程中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四、结语

面对现代失语婚姻的孤独与困境，影片《一句顶一万句》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对当下婚姻现状的思考，更多的是让我们思考其背后隐藏的社会现象，精神孤独不单是个体孤独，还是现代婚姻的集体困扰。这部影片让读者在“失语”困境的大环境中解读了多元无奈的人生。一句顶一万句，即使那珍贵的一句不知何时到来，我们仍要保持着那颗跳动的心去找寻，去追逐，去实现围城生活的精神突围。

[1]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J].长篇小说选刊，2010（S1）：5-188.

[2]周新民.《一句顶一万句》：书写“说得着”的终极价值[J].文学教育，2010（5）：23-24.

[3]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M].彭丽新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

[4]李银河.中国女性的爱情婚姻与性[J].青年作家，2007（6）：62-67.

作 者：

刘 春，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影视文学；宫爱玲，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师，研究方向：影视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