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梦瑶［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 太原 030000］

求同寻异

“走”与“等”的不等式

——比较《过客》和《等待戈多》的同异性

⊙樊梦瑶［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 太原 030000］

鲁迅先生在研究分析西方文学存在主义、先锋派的基础上创作了剧本《过客》，可谓中国最早的“荒诞戏”。它以“追赶”作为切入点，揭示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在彷徨中的挣扎和追求；比之西方20世纪中期“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只“等待”不“追赶”的主题是积极进步的，从而阐明了两者的同异性。

鲁迅 《过客》“荒诞派”戏剧 《等待戈多》

《过客》是鲁迅先生的散文诗集《野草》中唯一的一篇戏剧作品。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诗意短剧”或散文诗，笔者认为它是一部“荒诞戏”；因为它所表现的“生存状态”“失去自我”“威胁的喜剧”等具备了荒诞戏的一些要素，而且，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荒诞派”戏剧有一定影响。在这部用“走”贯穿全剧的作品里，有两点主题是格外突出的，那便是走向希望与向死而生。

《等待戈多》这部西方“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之作，剧中不断重复两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在树下苦苦等待的场景。他们不怕枯燥，没有烦恼，执着地等待着，心中守望着一份希望，要把戈多等到。但是，他们对这一场漫无目的、漫无边际的等待，着实很茫然。《等待戈多》反映了人们在混乱的社会中心灵的空虚，而且这种空虚和迷茫无可救药。

一、相同点：知识分子对当时社会的迷茫

《过客》创作于1925年3月2日。在中国，封建意识统治了几千年，“辛亥革命根本没有动摇这个体系”。这一时期，正值《新青年》团体散伙，文化阵线上还看不到大的力量，鲁迅先生苦闷、彷徨又交织着“严肃的自剖和不倦的战斗”。与此同时，西方文学的先锋派已成阵势，鲁迅先生又是研究比较文学的大家；因此，在西方存在主义、先锋派的基础上，他探讨出新的体裁。于是，荒诞剧《过客》便应运而生。鲁迅先生在给夫人的信中曾说：“同我有关的活着，我道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一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可见，鲁迅并不惧怕死亡，他只是在迷茫中寻找希望。

剧中，作者曾多次有过这样的描写，那个被小姑娘误以为是“乞丐”的“过客”经常说：“是的，我只得走了。”他一直独自西行，孤独无依。而当他途经老翁和女孩的住所时，仍然不肯休息。他一直踽踽独行，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姓名。从哪里来？要到何处去？“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似乎“行走”已经成了“过客”的生命常态，这正如从我们降生开始，我们的一生都在为了求学、工作、成家、立业而不断行走，和“过客”一样。不同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知道自己将要去往何方，更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命运如何。

他一直不断地向西而行，恰如太阳的东升西落。他一直好奇自己的“前路”，就像有识之士们无时无刻不在憧憬着未来和希望，尽管它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

作为戏剧，《过客》具备了场景、情节、主人公等要素，只是它一反传统戏剧在冲突中塑造形象的模式，而是用荒诞的手法直接表现荒诞的存在，从内容到形式别开生面。人物对白似非而是，结构恢宏，韵味深长，容量极大。剧中，儿童、中年、老翁就是人生的过客之证。黄昏时分，一个苍茫的去处，老翁声称：“太阳下去的时候出现的东西，不会给你什么好处的。”中年过客称：“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只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本来叫什么。我一路走，有时人们也随便称呼我，各式各样地、我也记不清了，况且相同的称呼也没听到过第二回。”“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单记得走过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去，（西指）前面。”当然，前面，女孩也常去玩，说“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并常“去看他们的”。老翁说“前面”是“坟地”，并说坟地之后“我没有走过”。而这中年过客指点的“前面”，含义就更深远了。

“坟”是生命终结的象征，是生命的终极归宿。但是，“过客”似乎并不满足，他还是一心想知道走完坟地以后要到哪里去。而这个答案就连老翁自己也不曾知道，因为他也没有去过。

“过客”是一直向前看的，他不愿意向后调转。因为前面象征着光明与希望，而背后则是一切黑暗和虚妄的所在。他选择迎着希望坚定地前行，去追赶那个在心底一直催促着他行走的声音。

为了寻找生命之光，他选择了“背离”，背离这个时代，甚至背离自我。“倘使我得到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秃鹰看到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该得到这样的诅咒。”

从某种意义上说，“过客”绝不只代表某一个人，它的象征意义极为广泛。他代表着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精神面貌。鲁迅先生说他写文章，是为了“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在他和钱玄同关于“铁屋子”的论争中，他也提到了中国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都尚在“铁屋子”中沉睡，而他的创作目的就在于去唤醒他们，激励他们积极寻找救国的方法。

西方“荒诞派”戏剧建立在存在主义和先锋派的基础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迷茫的产物。那时，人与现实世界严重背离，人们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做出有意义的行动，在一个未知的世界里茫然不知所措，加之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隔绝等等，于是便产生了“荒诞派”戏剧。鲁迅先生曾广泛研究过各国文学的发展，还写了《摩罗诗力说》，因此他借鉴了当时西方的存在主义和先锋派文学，在20世纪初创作出荒诞戏剧《过客》。这样说来，《过客》这部荒诞戏早于西方“荒诞派”戏剧，并对其产生过一定影响。

看看贝克特1952年创作的《等待戈多》吧。“戈多”是谁？他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一无所知，就连该剧导演向剧作家贝克特询问时，他也只能回答：“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从中可见“贝克特们”的无奈和绝望。狄狄说：“咱们不再孤独啦，等待着夜，等待戈多，等待着，等待着。”《等待戈多》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实，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人们的精神信仰，人的主体性消失殆尽，人们处于困惑、焦虑、无奈和绝望之中，只能在沉睡中等待。20世纪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已经看到了自己的希望，西方却一派迷茫，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即只能“等待”。于是，《等待戈多》中的兄弟俩选择在树下漫无目的地等待，这正如“过客”选择一直向西行走，甚至否定来路上的一切，包括同情的“布施”，甚至是自我。这样的行走和等待都是盲目的，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迷茫、彷徨。

这一现象表明，中国的“过客”母题，对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荒诞派”戏剧确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中西方人民的心理状态是共通的，这似乎可以从这两部来自异国的不同作家笔下的戏剧中窥见某些端倪。

二、不同点：“追赶”和“等待”结果迥异

《过客》的主人公象征着充满希望的革命斗士，他是中国所有下定决心、投身革命的仁人志士的缩影和写照。他一刻不停地向着未知的前路行进，他没有在“铁屋子”里沉睡，他不畏艰险，不畏死亡，甚至是视死如归，向死而生。可以说，对于死亡，他时刻都有着充分的准备。他绝不回头调转，绝不“向后看”。因为他深知，向后一步，就会回到生命迷茫和困顿的原初状态，之前所有的努力又都会付之东流。直到最后，他再一次告别了所有的羁绊，踉跄地朝着暗夜里走去。我们能够看到来自他心灵深处的那份坚定与从容。他坚定地走去，因为他心中有光明，有希望。这难道不是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的写照吗？

和那位“过客”一样，鲁迅先生也是这条路上的孤独的战士。他弃医从文，最终选择用笔杆做刀枪，以另一种方式实践着他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而这部剧作，就可以看作他对自己的这一心理的生动描摹与刻画。剧本的结尾处，“过客”告别了好心的老翁和女孩，独自一人“向野地里踉跄地闯了进去”。他再一次选择在夜色中前行，就好像中华民族的知识分子们在黎明到来的漫长的黑夜里仍积极地追寻着救国之路。他们听从着希望的召唤积极寻找，而且答案是肯定的，终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救国救民之路。

事实证明了这一行动的正确性。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它的出现，仿佛一声惊雷，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成为知识分子“内心声音”的具象化表露，它带领人们走向了胜利的曙光。中国的民众自此便脱离了孤独行走的自发阶段，进入了有组织、有成效的自觉的革命时期。

与“过客”相比，老翁代表着旧的事物，旧的事物要走向坟墓。女孩向往蔷薇花、野百合等一切新鲜美好的事物，惧怕死亡。这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些新兴革命者的内心世界尚不成熟，较之于“过客”来说，他们的革命性并不彻底，他们尚未把自己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他们性格中的革命因素尚待挖掘。但他有一直走下去的决心，因此，他一定与革命者同行同道。只是中国知识分子很快便找到了希望，将文学创作转向了现实主义，没有形成“荒诞派”，只能说明中国那时没有“荒诞派”的土壤。而西方文人却没有找到希望，最终形成了“荒诞派”戏剧。这样说来，《过客》虽然是荒诞戏剧，但是，它只是短暂的荒诞，是知识分子彷徨中的荒诞。《过客》在荒诞中仍有积极的表现，为我们描绘了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面貌，透视了现象背后潜藏的知识分子的伟大心灵，他们不断地向着希望和理想进发，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看来，《过客》仍然意义非凡。

西方荒诞派戏剧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法等国。在这一时期，民众生活在混乱的社会，游离于人最本真的生命形态之外。在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世界里，他们茫然，他们彷徨，他们不知所措，贝克特作为一名存在主义的拥趸，“存在先于本质”是他的哲学本质，因此，他创造了戈戈和狄狄这两个形象。他们在荒诞的世界中百无聊赖地活着，等待着，希望着。兄弟二人在树下说着“疯话”，做着无聊而又滑稽可笑的动作。在那个黄昏，他们选择了坐以待毙，选择了什么也不做，他们辜负了本该采取行动的时光。也许，等待是幸福的，心存希望才去等待。但是，等待又是一种被动，只有不懈地追求才能获得幸福。从这个角度看，等待又很荒诞，尤其是如此荒唐的等待，简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坐以待毙。是的，现实的丑恶、可怕，使人们的希望难以实现，西方的知识分子早早感到了处境的悲哀，前景的迷茫，唯一的选择只能等待，而且根本看不到希望，也不知要等待多久。有的人在等待的最后只剩下麻木和绝望。在这一点上，鲁迅先生的思想是激进的，因为他并没有让“过客”以一种静止的方式在剧本中存在，反而赋予他“走向希望”的使命。可见，鲁迅先生本人同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20世纪初对中国革命的成功翘首期盼，信心满怀。

作 者：

樊梦瑶，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2013级汉语言文学G1班在读本科生。

编 辑：

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