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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叙述中的社会焦虑
——《北京折叠》中的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

2017-01-28安徽大学合肥230601

名作欣赏 2017年24期
关键词:郝景芳科幻现实

⊙王 意[安徽大学, 合肥 230601]

科幻叙述中的社会焦虑

——《北京折叠》中的社会问题与复杂人性

⊙王 意[安徽大学, 合肥 230601]

《北京折叠》讲述了老刀为筹得养女的学费冒险进入其他空间送信的故事,以科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影射了包括经济、教育、政治等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本文从空间模型的角度解读郝景芳笔下的北京,折叠城市的模型通过分配原本不可切割的时间,将潜在现实差距实体化,同时又为解决这种不平等现状提出了简单设想。在现实的不平等下,各阶层人的行为显示出人性的复杂。整体层面上事实的残酷性和个体层面上个人的追求,体现出个体生命的张力。

空间模型 等级化 不平等 人性

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在第七十四届“世界科幻大会”上荣获2016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郝景芳成为继刘慈欣之后第二个获得“科幻界的诺贝尔奖”的亚洲人。

《北京折叠》中,北京是一个折叠成三层空间的城市。第三空间属于底层社会,第二空间是白领阶层,第一空间是上层社会。空间与空间之间有着显著的物质精神差异,也有着严格的出入控制。小说描述了垃圾工人老刀为了筹得女儿的学费冒险进入其他空间替人送信的故事,情节虽偶有波折但最终仍归于平静。老刀所经历的都是平凡的人和事,却具有高度浓缩的现实寓意。文本采用科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在老刀的空间转化经历中,折射出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思考。

一、科幻现实主义下的社会隐喻

21世纪中国科幻文学的作家群被分为三类:一是以何夕、王晋康、刘慈欣为代表的“核心科幻”。他们的作品占据当下主流,多涉及人类命运、宇宙未来等宏大主题。作家利用自己的工科背景,在文本中运用大量科技、发明,这又被称为“硬科幻”。二是具有青春文学特征的“70后”科幻作家群体,如星河、杨鹏、柳文扬、凌晨等人。作品多表现个体面对进化和发展不得不付出代价,以个体的自嘲、悲悯、反抗等情绪代替科幻细节的生硬说明。三是以被喻为“孤独的修行者”的韩松为代表的作家。文本以“元叙事”的方式模糊了时间界限,“过去不是造成今日诸多罪恶的渊薮,未来也非终有一日来临的拯救”。这类科幻文本承担了文化与社会批判功能,借助科幻的虚拟空间来实现对现实空间的隐喻。《北京折叠》的科幻现实主义风格无疑属于第三类。

《北京折叠》文本中只有北京这座城市的折叠转化方式和普遍的机器人劳动力具有虚幻性,其他情景近乎完全符合现实逻辑,随处可见现实世界的影子:催促小贩收摊的城管、为孩子上学苦苦排队的父母……这些借科幻背景所表现的现实世界更具有真实性。郝景芳曾表示,自己的创作既不是纯文学或者主流文学所关心表达的现实空间,也不属于科幻或者奇幻文学所关心的虚拟空间,“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更模糊的文学形式:它关心现实空间,却表达虚拟空间……它所关心的并不是虚拟世界中的强弱胜败,而是以某种不同于现实的形式探索现实的某种可能”。

小说以老刀的见闻经历为情节发展主线,影射了众多的社会民生问题和当下的社会现状,有社会底层小人物维持生计的步履维艰,有青年人为自己所做的职业规划,体现出当下的价值追求。

文中以糖糖上幼儿园的情节表现了作者对当下教育问题的思考。老刀每天省一顿早饭钱,需要攒一年才够糖糖两个月的幼儿园学费。但交得起学费并不意味有学上,“前面的名额早用钱买断了,只有最后剩下的寥寥几个名额分给苦熬排队的爹妈。这只是一般不错的幼儿园,更好一点的连排队都不行,从一开始就是钱买机会”。父母为支付子女教育的高费用承担着难以言说的苦楚。金钱几乎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也成为人的行为动机。在和老刀的谈话中,第二空间的大学生张显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是先去银行挣钱,然后靠着第三空间的管理经验升到第一空间。

二、折叠城市模型的建构

具有物理专业背景的郝景芳在创作中引入了物理学的模型,她笔下的折叠北京,实际是一个多维度城市空间模型的构想,构成的先决要素是时间。催动模型运动的是时间,物理时间的流动带来城市空间的折叠与转化。构建模型的要素也是时间,折叠北京的三层空间以享用时间的显著不同为划分依据。“大地的一面是第一空间,五百万人口,生存时间是从清晨六点到第二天清晨六点。空间休眠,大地翻转。翻转后的另一面是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第二空间生活着两千五百万人口,从次日清晨六点到夜晚十点;第三空间生活着五千万人,从十点到清晨六点,然后回到第一空间。时间经过了精心规划和最优分配,小心翼翼隔离,五百万人享用二十四小时,七千五百万人享用另外二十四小时。”

折叠城市模型的建构将潜藏的社会不平等实体化。这种物理分层背后是金字塔式的社会等级分化,以老刀为代表的底层小人物,在脏乱的垃圾堆工作,过着苦不堪言的生活,为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饱经风霜;以大学生张显和秦天为代表的中层白领精英,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乐观;以依言、吴闻和白发老人为代表的上层决策者,拥有远远超过其他阶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他们处于决定城市未来的地位,每一个决策都会影响着众多人的命运。阶层逐渐以物质力和行政资源调动城市力进行区分,折叠北京的模型建构以都市个案隐喻整个世界和未来空间中急剧的阶级分化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

模型的空间层次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由隐形存在变成具体可感的确证。三个空间的物质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老刀一个月的工资是一万,大学生秦天实习时月收入十万,而阔太依言只工作半天一周便能挣十万。空间的阶级差异不仅被实体化为物质生活资源的差异,甚至还有使用时间的差异。第一空间人数最少,分到时间最多,五百万人每48小时中享受24小时,即完整的一天一夜。第二空间的两千五百万人,每48小时中他们生活其中的16小时。而第三空间的人数最多,被分到的时间却最少,五千万人每48小时里生活8小时,其他时间昏昏入睡。他们只能享受从夜晚十点到清晨六点的时间,也就是说他们看不见真正的太阳,连身边的阳光都只是上层阶利用技术制造的假象。所以在老刀进入第一空间后,见到“真正”的日出时,“他从来不知道太阳升起竟然如此动人”。

折叠北京这一城市空间模型实则又是为不平等现状提出的解决设想。这种模型的设置试图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发展,又尽可能缓和矛盾。每一空间被分配的时间是依据空间内的劳动群体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单位时间的社会总价值等于这三类群体单位时间所创造的价值总和。模型要使社会总财富趋于最大,同时避免单纯提高单位劳动生产力这一传统方式带来的诸多弊端。将单位生产劳动力较低的社会群体划入最底层的空间,给予其最少的时间;而将单位时间内创造社会财富最多的精英群体划入上层空间,分配最多的时间和资源;同时人为减缓技术的普及进程,保障底层人物的工作。折叠城市模型选择了将一直以来被固化的时间因素切割,强化资源配置。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又避免了因提高单位生产劳动力而推进技术化进程中因科技自动化取代人力劳动所带来的大量失业等问题,从而达到社会救济的目的。

文本通过老刀在“折叠城市五十年”庆典上的见闻,展现出上层决策者对于国家经济、技术、劳动力等多方面的态度。文中以垃圾自动处理技术是否应用为切入点,通过老葛为老刀解释“人工处理垃圾”存在的必要性,表现了技术的发展应用与劳动力就业、宏观经济通货膨胀的关系问题。折叠北京以劳动力单位时间内创造的劳动价值来衡量个体存在的价值性,并根据这种价值性的高低划分空间层次,分配所得时间。当某项工作的单位生产劳动力越低,与社会生产劳动力差距越小,意味着从事该项工作的劳动力越可能被机器替代,其创造的劳动价值也越低,便被分配至最底层的空间,获得最少的时间,以避免大量劳动力的闲置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第三空间的人多是从事垃圾工之类的低价值劳动,所以分配到的时间也最少。反之,第一空间的人多是高层精英,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最多,处于社会的最顶端,也获得最多的时间。

可以说,折叠城市模型的层次等级设置是为了解决就业和通货膨胀矛盾的设想。如果单纯从经济学角度看,创造价值低或不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群是可以被发展的技术所替代的,这折射出残酷却现实的社会本质和趋势。但文中决策者却选择放弃进步技术的应用,保留下层垃圾工人的工作以达到社会救济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仍体现出人道主义关怀。庆典上,白发老人拒绝了吴闻引进自动化处理垃圾的请求,他给出的理由是上千万垃圾工会失业,以及秘书所解释的“就业的事是顶天的事”都体现出残酷的社会现实下仍有一份温情的存在。

然而折叠城市模型的假设将可变化的“人的可能性”静止。在面对极为庞大的社会整体时,个体的力量渺小无力到可以被忽视。在多数情况下,普通个人对社会起到的直接作用几近为零,无法体现出直观的变化。因而在上述的模型中,将本该成为变量的个人能动性固化为常量。个体既是数的无穷小,也是力的无限弱。正如老刀在经历了三个空间后所感慨的那样,“他知道自己仍然是数字。在5128万这个数字中,他只是最普通的一个。如果偏生是那128万中的一个,还会被四舍五入,就像从来没存在过,连尘土都不算”。

三、社会焦虑下生命的反思

折叠城市的阶级分化带来的物质和时间差异,显示出社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一定是邪恶,但一定意味着许多许多人生存的艰难。”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历史前进的二律背反”,即“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生产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目的的反面”。人类一直在为消除不平等而努力,但每次文明的进步在消除旧有的不平等的同时,却又出现了新的不平等。

经历三个空间后的老刀,在巨大差距的对比下明白了自身的渺小,又因为空间转化延时意外受伤。任何决策都可能会影响到众多群体的生活和命运,而牺牲的总是最底层的人。他们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的隐忍,体现了小人物的现实悲剧性。老刀在城市模型中的命运因“天地不仁”的上帝视角,被笼罩了一层生命存在的悲观主义,这也是千万普通人共同的悲伤所在。倘若此前的快乐是因蒙蔽而无知无虑,那么意识到自身终将泯灭于历史浪潮后,依然不自弃的努力正是生命的坚强所在。老刀为了养女糖糖不惜以身涉险。老葛托老刀带了两盒药给自己的父母,弥补心中多年的亏欠。我们并非是以上帝的视角活着,而是活在实实在在的当下。整体层面上事实的残酷性和个体层面上个人的追求,体现出生命的张力。

《北京折叠》中没有明确的善恶的评判。文中人物没有刻意展现出人性的恶,文中没有“反派”形象,所有人的动机都是友善的。但他们也不是完美的化身,自私与同情同在,虚伪与友善共存。每个人以自己的欲望为出发点,所有的决定是时代环境下必然又无奈的选择,无关善恶却最真实地表现了人性的多面和复杂。

文本通过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爱情的横向比较,表现了出于功利的选择和内心真实欲望的矛盾,而现实的差距将选择引向了必然性。爱情主体彼此的失落与迷惘,体现出人性的复杂和时代不平等下的无奈。依言选择了吴闻,一个与她在年龄和相貌上并不相配的男人,通过婚姻获得了足够的生活保障,但她又不甘心放弃与秦天的爱情,选择了欺瞒。而老刀在一番心灵挣扎后因无法抗拒十万元的“封口费”选择了帮她隐瞒。个体的自由选择,显示出人性的自私与虚伪,但他们又出于各自合理的目的。而阻碍这一合理目的的正常实现,正是时代的不平等。阻碍秦天爱情的既是空间的分化,也是等级的心理隔阂。

文本对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亲情进行纵向剖析,以老刀为中心,向上追溯到作为城市建造的父辈,向下延展至新生代的养女糖糖。在亲情的连接下,纵向描写了三代人,反映出小人物在折叠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老刀的父辈是这座城市的建造者、居住者和分解者。他们以重复单调的垒砖劳动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却没有被录入历史的影像中。第三空间的老一辈,初临新都市充满了恐惧,以低下的勤恳辛劳换取留下的可能,到老刀这一辈变成了麻木与倦怠。文中亦指出,教育是打破城市模型固化状态的唯一通道。他希望糖糖能学会唱歌跳舞,做个文静的淑女。老刀意识到自己无力改变阶级间的差异,开始寄希望于子女。

在《北京折叠》的科幻叙述中,借助折叠城市的模型建构达到对社会的分层,以老刀在送信过程中的见闻表现了空间阶层分化的差距与不平等。虚拟世界影射了当下诸多现实问题,无情揭露了经济规律下个体价值的评判标准。不同人身处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位,展现出复杂人性中的不同成分,这种多面性无关善恶,恰恰是最真实的人性。在技术的冲击下,底层劳工的工作随时可能被机器替代。他们以卑微的姿态存活,一方面被倾轧于生活重负之下,另一方面在看清了现实的残酷和存在的渺小后却无力改变。这种矛盾和痛苦具有生命的悲剧意义。生命的韧性正体现在面对这不可改变的悲剧性仍努力追寻个体生存的意义上。

但这无情中仍留有少许的温情。白发老人因为就业问题拒绝应用新技术。老葛见到和以前的自己一样的老刀,没有秉公送他去坐牢,甚至“徇私”并带他参加了庆典活动。在平行的折叠城市中,每个人各自忙碌,彼此熟视无睹,擦肩而过,世界的残忍冷酷压抑了原本的笑语嫣然。即使如此,生命仍以一息尚存的坚韧,维持最后微弱的温暖。

《北京折叠》集中批判了众多的社会问题与弊端。但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人焚膏继晷,为消除这弊端和不平等坚持着,努力着。也希望如郝景芳自己所言,她描写的是一个不存在的未来,折叠北京的情况在将来不会变成现实,留给我们的是曼妙唯美的世界和未来。

①王瑶:《混乱中的秩序:90年代——新世纪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科幻创作通讯》2014年第2期,第40-43页。

②郝景芳:《去远方·前言》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③④⑤⑥郝景芳:《北京折叠》,《小说月报》2015年第4期。

⑦郝景芳:《〈北京折叠〉写作感言》,见郝景芳新浪博客,2015年10月21日。

作 者:

王 意,安徽大学文学院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

魏思思 E-mail:sisi123_0@163.com

本文受到中国博士后基金第58批面上资助项目“当代批评视域下审美自律与艺术自律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5M580581)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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