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萧”悲剧背后隐伏的民族悲剧<br/>——重读沈从文的《萧萧》

“萧萧”悲剧背后隐伏的民族悲剧
——重读沈从文的《萧萧》

2017-01-28郭大章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名作欣赏 2017年24期

⊙郭大章［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萧萧”悲剧背后隐伏的民族悲剧

——重读沈从文的《萧萧》

⊙郭大章［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

沈从文的创作，一直是和“国家”“民族”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他想以自己的方式，来完成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由于沈从文民族作家的身份，以及湘西地区整个苗族的苦难血泪史对其创作的影响，他的作品与民族有了无法回避的契合。因此，短篇小说《萧萧》中“萧萧”的悲剧，不再只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悲剧，而是整个湘西民族（苗族）的悲剧，以及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

《萧萧》湘西民族悲剧

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萧萧》完成于1929年底，初刊于《小说月报》1930年1月10日第21卷第1号，但沈从文在1934年重回湘西之后，修改了小说的结尾，于1936年7月1日重刊于《文季月刊》第1卷第2期，后《沈从文全集》收录时即用了这个版本的结尾。

沈从文在初刊本结尾的基础上，增加了以下内容：“这儿子名叫牛儿。牛儿十二岁时也接了亲，媳妇年长六岁。媳妇年纪大，方能诸事作帮手，对家中有帮助。唢呐到门前时，新娘在轿中呜呜地哭着，忙坏了那个祖父、曾祖父。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毛毛，在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沈从文曾说：“一个伟大作家的经验和梦想，既不超越世俗甚远，经验和梦想所组成的世界，自然就恰与普通人所谓‘天堂’和‘地狱’鼎足而三，代表了‘人间’，虽代表了‘人间’，却正是平常人所不能到的地方。”“要紧处或许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着向深处走。”沈从文的这些说法，正体现出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伟大作家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能从人所共见的人生现象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结尾，体现出了沈从文的高明和伟大，见证了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和一般作家的区别。

在现代文学作品中，以童养媳为题材的作品不少，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儿）、冰心的《最后的安息》（翠儿）和王西彦的《命运》（路三嫂子）等等，但其中大部分都只是停留在对童养媳制度罪恶的控诉之上，很少有更深层次的挖掘。而沈从文的《萧萧》则不同，完全跳出了揭露童养媳制度罪恶的这个层面，扩大了小说的深度和内涵，由一个童养媳遍及千千万万个童养媳，由一个萧萧，遍及千千万万个萧萧。

在《萧萧》的结尾，萧萧抱着她与小丈夫的儿子看自己和花狗的儿子娶大龄童养媳的场景，真是让人悲从中来，面对自己曾经的悲剧即将重演，当事人萧萧一无所知，对自己不幸的命运浑然不觉，竟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来欣赏同类的苦难。萧萧的精神世界始终处于一种彻底的原始蒙昧之中，这是一种麻木不仁的苦难人生，让人感叹万分而又黯然神伤。

沈从文的这种处理方式，扩展了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增加了作品的深度：由萧萧到“萧萧”，由萧萧的悲剧，再到“萧萧”们的悲剧，生命悲剧的轮回，在蒙昧无知中无限延伸，让我们备感凄凉。

沈从文本是一个赞美和讴歌“自然”美的作家，他作品中的“乡下人”往往都具有健康自然的生命活力，而且沈从文也是把其作为病态都市人生的对立面来处理的，是沈从文重造民族生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但在《萧萧》中，作为“乡下人”的萧萧却给沈从文带来了更深的痛，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

沈从文1934年和1938年两次重回湘西事件值得我们注意，这两次回乡分别收获了散文集《湘行散记》和《湘西》。《湘行散记》是1934年返乡所记沿途见闻，由写给张兆和的一组书信整理加工而成；而《湘西》则是“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取道湘西到云南，途经长沙时，从与徐特立的一席谈话中获得启示而作。可以说，这两部散文集代表着沈从文散文的最高成就，以近乎写实的手法重现了湘西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散文中许多实录的人生现象，为其小说描写的人和事提供了可资对照的原型，为蕴藏在其小说背后的创作主旨做出了一种特殊形式的注释。而沈从文的《萧萧》（再刊本）则修改于1936年，三者在思想上应该有着某种无法言说的一致。

散文集《湘西》中有一篇散文《辰溪的煤》，其中讲了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四十四岁的矿工向大成以挖煤为生，妻子李氏靠给船户补衣裳裤子挣钱，共生养七个男女，死去五个，只剩两个女儿。大女儿十三岁时被当地驻军的一个排长用两块钱诱奸，沦为妓女，最后在屈辱中吞食鸦片而死。更可悲的是，向大成因矿难而死时，小女儿才十二岁，全家人把谋生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再过四年，她也要从事姐姐那样的“职业”。这俨然是比萧萧更大的悲剧轮回，是另一个版本的萧萧，是加重了更多苦难的“萧萧”。矿工向大成一家和萧萧，都是沈从文作品中湘西底层人民的代表，他们都是“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辰溪的煤》和《萧萧》互为映照，构成了沈从文湘西底层人民悲剧的绝望式轮回。

学界对于《萧萧》结尾的理解，也大部分停留在阶级（阶层）层面和湘西乡土（乡下人）这个层面，而少有往更深一层进行延展和开掘：沈从文真正关注的，是这种背景下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萧萧“生下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沈从文揭示出作为社会统治思想的封建道德观念与山村下层人民的朴素道德观念的对立。在这里，原始淳朴的民风与封建宗法观念交织在一起。⑥他1923年离开湘西直到1934年重返湘西，发现十多年后湘西下层人民生活并未改善，因此在小说中增加了萧萧的儿子“牛儿娶童养媳”的情节，借此写出湘西人民就像萧萧一样日复一日过着同样的日子。尤其是在1934年与1937年两度重回湘西后，他对湘西的现实状态深感失望，他理想中的湘西世界在坍塌。这深刻地影响着沈从文的文化心态，造成他强烈的生命焦虑与文化焦虑。对自身悲剧命运的浑然不觉与不关心，构成乡下人的主要精神特征。在人物（萧萧）这种安于现状的神情背后，我们听到的，是沈从文沉重的叹息。

萧萧悲剧轮回的内涵难道就止于此？结合沈从文整个创作观念及选择，我们完全可以把萧萧的悲剧向“民族”这个层面作更深一步的推进。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有一对十分重要的概念：生活和生命。人生由“生活”和“生命”两部分构成。人需要“生活”，更不能没有“生命”。“生活”，是指人的衣食住行以及为了延续后代的婚姻行为。而“生命”则是“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的一点力量，黏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是“对人类远景的凝眸”。“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的生命观，其实是想以“新的抽象原则”，以乡下人健康的优美的雄强的生命，来重建“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只有将自我与民族乃至人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民族乃至人类的独立自由与完善而努力……这才是“生命”——人性的最高形式。到了这个阶段，“生命”便具有了神性。

由此可见，沈从文对于“生命”的理解，其实是和“民族”这一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萧萧，正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也是沈从文“乡下人”系列的一个典型。由此，萧萧的悲剧，并不只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悲剧，其实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我们应该看到萧萧的悲剧，更应该看到沈从文深层的意图，即“越过生活表层的血与泪，翻开了湘西下层人民生命的另一面，触及湘西问题的特殊性”。

而湘西问题的特殊性，正在于它是少数民族的特殊性。

首先是沈从文民族作家的身份。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没有子嗣，便由祖母做主，把叔祖父沈宏芳和一个苗族姑娘所生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祖父门下，这就是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因此沈从文身上是具有苗族血统的。由于当时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沈从文的嫡亲祖母在这之后便被远远嫁去，却在乡下为她立了个假坟，沈从文还在坟前磕过头：这本身就是一出民族压迫的悲剧。他的嫡亲祖母——一个苗族妇女的悲剧命运，便是湘西历史命运的缩影……有关此事的真相及始末，是沈从文离开湘西前，从父亲口里听到的。“我”曾向沈从文询问他当时的内心反应，意在从中获取“痛说家史”一类戏剧因素。沈从文的回答却出人意料。他说：“父亲说得很平静，听的人也很平静，仿佛在听一个极平常的故事。因为在我们那地方，这类事实在太多了。”然而，人们不难从中感到一种超越于痛苦和愤怒之上的民族悲哀。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娶本地贡生土家族人黄河清的女儿为妻，共育有儿女九人，沈从文排行第四，因此，沈从文又具有土家族血统。由于沈从文的祖辈为汉人，因此沈从文身上汇合着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三族血统。而且，沈从文很看重他的民族身份，因自己血管里流着苗族“健康的血液”而自豪。而且，沈从文一辈子的写作都在强烈关注着少数民族人民的命运和少数民族问题，应该直接源于他的少数民族血统，就算没有直接影响，但潜在的影响也是一定存在的。

其次是湘西地区整个苗族的苦难血泪史。湘西与四川和贵州接壤，背靠巫山山脉，东南有西南走向的武陵山脉，地势偏僻，多高山峻岭，这其实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受汉族统治者压迫，不断向高山贫瘠之地迁徙的结果。一部湘西苗族历史，就是一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的历史。秦统一六国，在湘西置黔中郡，汉改武陵郡。但湘西“蛮族”不服，多次爆发起义。东汉光武帝派兵进攻武陵蛮，碰得头破血流，东汉统治者被迫实行招抚政策。这以后，湘西少数民族反征服、反掠夺的斗争一直延续不断。元明以后，设土司制，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清朝康熙年间，清王朝与土司的矛盾激化，废除土司制，实行直接派“流官”到湘西治理的“改土归流”政策，而这一政策的实施，是伴随着血腥的武力镇压进行的。因此，爆发了乾嘉苗民大起义，苗族人民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捍卫了自己的民族生存权利。一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湘西地方各族人民一直处于被残酷掠夺之中。1936年，湘西爆发以“革屯归民”“抗日救国”为号召的苗族起义，后国民党改编湘西革屯军，企图借日本侵略者的力量消灭苗族起义军。沈从文自己也曾说：“两世纪来满清的暴政，以及这暴政引起的反抗，血染赤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

从湘西民族地区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在这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的历史过程中，湘西少数民族人民一直都处于一个悲剧的轮回中，不管怎么都走不出来。在这里，湘西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沈从文的写作有了某种历史意义上的重合，沈从文作品中的悲剧与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的悲剧命运，也有了不可回避的契合。而且，这也符合沈从文想以写作重塑民族品格的创作宗旨。

沈从文在《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我对于国家民族，以及属于个人极庄严的命运，感到异常痛苦。”沈从文还说：“我们需要的倒是一种‘哲学’，一种表现这个优美理想的人生哲学。”“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在沈从文那里，童心是一面映照人性的镜子，湘西边地人物都不失为赤子童心，沈从文在这些人物身上寄予着生命理想和复兴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可见，沈从文的创作是“带着‘乡下人’的更大奢望，即重造‘民族的经典’，实现中华民族内部‘人与人关系的重造’。他有意将‘乡下人’身上保有的道德美，作为中华民族未来人际关系重造的参照系”。文字的下面浸润着湘西民族长期以来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孤独感和悲剧感，同时也映射了沈从文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

萧萧是湘西“乡下人”的代表，但无疑，也是湘西少数民族的代表，从文中的少数民族山歌即可看出。因而，萧萧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超越了阶级（阶层）悲剧之上的，具有了民族（苗族）悲剧的意义。

这里，沈从文有一部作品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长篇小说《长河》。1938年4月12日，沈从文在给妻子张兆和的信里说道：“手边有一本选集，一本《湘行散记》，一本《边城》，一本《新与旧》，一本《废邮存底》，象征卅年生命之沉淀。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这本大书就是《长河》，也是沈从文重返湘西的产物。从1938年8月7日起，至11月19日止，《长河》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上连载……但因内容涉及湘西少数民族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在香港报刊发表时即被删节，以致前后不连贯。

沈从文认为他的家乡部队被蒋介石用来做炮灰，他们去保卫蒋介石的家乡，蒋的嫡系部队却躲在一旁。沈从文感到蒋介石有意采取种族灭绝政策来消灭苗族人民，使得凤凰剩下一城孤儿寡妇。沈从文认为他未来的著作一定要写出这一点。这部作品就是《长河》，虽然他没有把它写完。因而，沈从文“小说中所反映的事件尽管取之于湘西一隅，但思考的笔触却指向整个中华民族，它从湘西民族的一隅表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风貌”。而《长河》最初的酝酿时期就是沈从文1934年重返湘西时期，这和《萧萧》的修改发表时期大体一致，这也从侧面说明了《萧萧》具有某种历史的、民族的悲剧意义在里面。

当然，沈从文的创作绝不会仅仅局限于湘西地方民族（苗族）的悲剧，他还将其扩展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宏大悲剧里面。在《萧萧》中有这么一个场景值得我们注意：在花狗诱奸萧萧之后，担心萧萧回头告祖父，会挨顿臭骂，就故意把话题支吾开，扯到“女学生”上头去，但小说中曾经无限向往女学生的萧萧却是这么一种表现——若不是花狗提起，萧萧几乎已忘却了这事情。

众所周知，小说中出现的“女学生”，其实是有着深刻内涵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思潮，是“自由”的化身。但是，当“五四新思潮的零星细雨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洒落在湘西这偏僻的山村里”时，“萧萧的念头又是一种怎样的朦胧！丝毫谈不上具有追求人身自由的理性思维内容。而当逃走的打算一旦被发觉，萧萧就不再有影响自己人生命运的任何主观努力，生死祸福一切听凭别人去安排。最后，萧萧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全家又在忙着给十岁的大儿子迎娶媳妇了。媳妇比儿子年长六岁——又一代萧萧进了门”。沈从文的这种处理方式，既“见出湘西地方民族‘生命’的神性。但它又带着几乎千年不易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如不加改造，势必在现代竞争中成为地方民族衰亡的因子。这样，沈从文裸露出有关湘西人事景物全部描写的核心——一个地方民族的悲剧命运。在对外部的关系上，是历代外来统治者与地方民族的矛盾与对立；在内部关系上，是地方民族精神的觉醒与改造”。

因此，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止于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反思。从整体看，他的创作最终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反思，只是沈从文思想链条中的一环。而且，沈从文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湘西乡土世界，本身已成为一个相当完整的文化符号，其中不仅蕴涵着沈从文个人精神发展的历史，而且蕴涵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存空间”，并且，沈从文作为“一个湘西‘乡下人’的心灵秘史和整个湘西民族的心灵秘史”，定会“进而扩大到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呈现出“一个民族的旅行”的特征。

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张宏建的观点倒有了一定的新意：小说正是通过萧萧在特定环境中的这种对立与互参，展现着作家对中华民族灵魂重铸问题的思考，以及对“湘西世界”少数民族精神世界的隐忧……当作家想借湘西自然生命形式重构中华民族灵魂的时候，却又发现自身有着明显的缺陷。当然，无论是“隐藏的热情”还是“隐伏的悲痛”，都显示着作家对湘西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及其深深的民族之爱……这种文化心理矛盾，是作家之痛，更是作家对湘西少数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深深之爱。

沈从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的创作，“积淀着中国现代作家桃源寻梦——梦断桃源——桃源重构的思想历程”。而《萧萧》作为其成熟期的一个短篇小说代表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沈从文的整体创作观念。往小了说，萧萧的悲剧是一个阶级（阶层）的悲剧，往大了说，萧萧的悲剧也是整个湘西民族（苗族）的悲剧，而结合现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萧萧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剧呢？

①沈从文：《萧萧》，《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264页。

The routing latency for the packet consists of the processing latency on the router (LR) and the transmitting latency through the network (LNoC). For each routing algorithm i, its latency (L(i)) can be defined in Eq. (1):

②沈从文：《烛虚·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72页。

③沈从文：《云南看云集·给一个广东朋友》，《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16页。

④⑥⑨⑩⑮⑱㉚㉛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岳麓书社2006年4月第1版，第341页，第208页，第210页，第473页，第119页，第114页，第373页，第96-98页，第212页，第394页。

⑤沈从文：《湘西·辰溪的煤》，《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81页。

⑦刘秀美：《民俗与人情——论沈从文〈萧萧〉》，《中山大学学报》2011年6期，第34页。

⑧㉓㉕2⑨㉝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第245页，第92-93页，第217页，第240页，第269-270页。

⑪沈从文：《烛虚·白话文问题》，《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63页。

⑬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59页。

⑭㉜㉟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第10页，第15页，第15页。

⑯㉔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2期，第65页，第70页。

⑰沈从文：《龙朱·写在龙朱一文之前》，《沈从文全集》（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323页。

⑲沈从文：《从文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9月第2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