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丙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性别世界

献祭与救赎

——《羊脂球》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解读

⊙王丙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羊脂球》是法国“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的成名作，作者揭示了女主人公羊脂球悲惨命运的根源不仅在于祖国的被殖民，还有男权制度的社会环境、战争的摧残、宗教的欺骗。羊脂球作为男权话语社会的边缘人与被殖民国的三等女性公民，承受着阶级、性别、种族、宗教的差异与压迫。作者的伟大之处在于为这个“历史盲点”的边缘女性确立了历史坐标，让读者欣赏到一个战败国的妓女作为爱国者、反抗者与牺牲品的行动与声音。

差异 性别 性 宗教

法国作家莫泊桑是与梅里美、契诃夫、欧·亨利齐名的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一生共创作短篇小说约三百篇。莫泊桑出生在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跟随母亲生活在埃特雷塔。1879年夏天，以左拉为首的六个信奉自然主义青年作家商定以1870年普法战争为背景，每人写一篇短篇小说，集成《梅塘晚会集》出版，莫泊桑写的就是《羊脂球》。1880年出版以后，《羊脂球》便大获成功。从此，莫泊桑成为专业作家，逐步消除了自然主义的影响，树立了自己的美学观，创作题材多以家乡的农民为主，在悲惨的描述中始终保持着叙述者的冷静。

《羊脂球》以法国里昂城被普鲁士军队占领为时代背景，通过四男六女结伴逃离过程中发生的两件核心事件即吃饭与性的问题，刻画了羊脂球这样一个被欺辱、被损害、被殖民的爱国的法国妓女的典型形象，揭示了法国边缘女性面对殖民霸权、阶级、性别、宗教的“他者化”的艰难处境，以及反抗种族压迫、维护做人的尊严、表达爱国情感、重建自我文化身份的失败结局。这个“下贱”的、心胸博大的妓女虽然具有高尚的爱国品质与自尊，并为争取个人与祖国的尊严进行过斗争与反抗，最终却不得不从坚决反抗到被迫屈从与自我牺牲。小说关注了身份差异的碰撞与冲突、性的象征与禁忌、宗教的神话与无法救赎，以及置身于多元文化背景下女性对自我身份的认定、重构与解构的过程。羊脂球的下场不仅反映出女性个人抗争失败的必然性，也象征着法国殖民大国时代的终结与被殖民命运的开始。

一、双重身份的差异

1.阶级差异

普法战争期间，马车中十个人物的阶级身份是全然不同的，却具备了本阶级的一切本质特征。他们是商业、支柱产业、政界、宗教及革命的要人与代表，再就是妓女羊脂球。虽然他们离开里昂的原因都是由于侵略者的入侵，但是，出逃的目的却不相同，统治阶级的自私腐败是造成民族灾难的真正原因。唯独地位卑贱的羊脂球之所以离开里昂，是因为几乎掐断了一个普鲁士士兵的脖子，为免遭逮捕而不得已才外出躲避的。

首先，三对夫妇作为上层、上流、统治阶级之间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差异，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高贵的”本质是贪酷、伪善与无耻，道貌岸然的实质是男盗女娼，不同之处在于各有各的卑污与淫乱。鸟夫妇处于这个阶级的最底层，他们不过是小酒行的老板，兼有偷偷摸摸的尽人皆知的名声。另一对是迦来-辣马东夫妇，属于“高尚阶级”的代表，兼有商业精英与参议员的双重身份，“他是只用无刃的礼剑作战的，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便索取高价的酬报”。还有一对是禹贝尔·卜来韦伯爵夫妇，他们出身于诺曼底的高贵世家，值得炫耀的却是亨利四世曾使卜来韦家的一位夫人怀孕了。莫泊桑在短篇小说《一个诺曼底人》中详尽地描写了诺曼底人的精神：小聪明、恶作剧、对宗教的嘲弄与迷信似的畏惧。这三对构成了车上的基本旅客，皆属于有金钱、有身份、有权力、有地位的阶级，而且他们全都信奉天主教，真可谓儒家的“至高莫若天，至尊莫若主”。三对有身份的夫妇们虽然是一个比一个有钱且出身“高贵”，他们品质类似到彼此都是兄弟的程度，打算从哈佛尔逃到英国去，因此，国家的沦陷与他们何干？他们不仅发了战争财，而且还要在战争中发财。他们竞相在穷人面前大谈金钱，在道德面前信口雌黄，在敌人面前的自动妥协与软弱无能，甚至不等普鲁士军官传唤，就暗自预先想好了卑屈的办法。

其次，革命的流氓与政治的浪荡子戈尔弩兑，他是公认的好好先生与“民主朋友”，一个向上爬的两面派，他毕生的爱好除了啤酒与革命以外，当然还有性欲。一方面，他故作高傲、爱国与有尊严，骂那些富人为无耻之徒，在敌人面前装出不屈的气概，在吃饱喝足后大唱《马赛曲》；另一方面，他不过是资产阶级可耻的附庸小丑与帮凶，不仅没有公开救助羊脂球的言行，而且暗地里却想要欺侮那“应该被欺侮”的女人。他先是在马车里，直接用嘴去接触杯子上羊脂球喝过酒的地方，这充满了性挑逗与猥亵的意味，还借着光线暗淡的机会戏弄羊脂球，哪怕普鲁士军官近在咫尺，也“敢于”念念不忘他人类的天性，斗胆上演了一场“过道里的性秘密”的丑剧。然而，这个妓女的爱国廉耻心并没有唤醒一个政客的衰弱之心，他反而在羊脂球被迫委身于敌人时表现出格外的愤怒，痛惜自己追逐的女人没有捞到手，反被旅伴们献媚地送进他人的怀抱。作者从性的侧面刻画了第三共和国时代的伪革命者与伪爱国者的罪恶形象。

最后，天主教修女的病态、虚伪与阴险。当羊脂球告诉旅伴们，普鲁士军官向她提出了性要求时，那两位修女“早就低着头什么也没有说”。完全忘记了宗教的救世责任与功能，只顾抢着表演自己与宗教的“纯洁”与“神圣”。这两个嬷嬷作为宗教势力的代表，可以说病态的头脑与身体是她们唯一的确证，“那正是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心侵蚀了它”。作为救世主在人间的“天使”，她们盗用上帝的意志去欺骗、唆使羊脂球“自愿”去做敌人的“羔羊”，“正常化了的卖淫是自由个人主义的产物，它认为自由的愿望或自愿是占主导地位的”；在羊脂球受到凌辱后，她们忙于躲在一旁划着十字进行祷告，不顾资助者与献祭者的饥饿与付出，大嚼滚圆的香肠——羊脂球的隐喻，“干净利落”地诠释了宗教的贪婪、虚伪、丑恶和扼杀的本质。

2.性别的差异

男女的性别差异自然使羊脂球处于第二性的地位，父权制社会确立了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男性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女性没有话语权，沦为与主体对立的客体，依附于主体而存在，成为第二性。莫泊桑的女性文本关注的正是不同性别间的对抗关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的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中，女性“属下”成为被边缘化的客体，战争与殖民没有消融反而强化了性别身份。三位贵夫人无疑是男人挣钱、向上攀爬、合法性交与繁殖后代的工具，两个嬷嬷代表了宗教的性禁忌与性替代品，羊脂球则补充了家庭与婚姻外的性，她们合并完成了女性在男权制社会的所有使命。鸟先生在暗中窥探了戈尔弩兑与羊脂球的“性秘密”，在浑身“着了火”之后，急急地钻进被窝去拥抱他的性伙伴去了，所谓的妻子不过是白天合作的伙伴、夜晚泄欲的工具、合法的性玩物。再者，爱国也是有性别条件的，不是谁都可以爱国的，戈尔弩兑公然意欲占有爱国的妓女，“因为长胡子的民主朋友都有爱国主义专卖权，正和穿道袍的汉子们都有宗教专卖权一样”。他就在旅店的过道中使用了作为上层阶级的男人享有诱奸下层阶级妇女的特权。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羊脂球本人也没能脱离将自己当作第二性的等级观念，在做了法国男人都难做到的杀敌事件后，却希望“倘若我是个男子汉，上前去吧”，这也说明男权社会的传统文化给传统女性潜意识打下的耻辱烙印，使其无时无刻地怀着强烈的自卑心理，丧失自我与主体的意识。反之，即使同为男性，战胜国的男人当然尽可以蔑视那几个法国男人，正是他保全他们个人婚姻的性交权，仅仅占用了战败方的公共性交权而已。

同样性别的社会差异直接使她们的反抗失败。三位有夫之妇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在婚后只能冠以男人的姓氏活动在社会中，处处符合贵夫人的身份，竞相在厚重的、无耻的面具下表演着各自的薄薄的廉耻感，但她们是女人，更有看不起妓女的权力，因为妓女没有男人作为后盾，所以没名分，公开做着她们只能偷偷摸摸的幻想或行动，如果羊脂球不能嫁人就无法跨越这不平等。一个男性化的鸟夫人高大强壮、主意坚决，因敌人军官的“婚姻道德准则”而没能得到他的性要求而心怀不甘。另一个迦来-辣马东太太比她丈夫年轻得多，素来是卢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的“安慰品”。这次虽然面对一个出身不明的敌军营长，但迎合了她的“性味”，所以她不能理解也不能原谅羊脂球的拒绝，颇有恨不得让自己处于妓女的地位去迎合他的心意。还有更加“高贵”的伯爵夫人，因为她“和路易·菲利浦的一个儿子曾经谈过恋爱，因此所有的贵族都好好地款待她，而她的客厅始终是当地的第一位，唯一保存着古老的恋爱风气的地方，要进去是费事的”。客厅成为她性器官的象征，在这里性交可以是赤裸裸的，但不能让男人轻易“进去”，所以，她颇有能力创造出女人“献身出力”的爱情与肉欲的故事围攻羊脂球，现身说法地引其就范。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多层次的差异中，以上这九个人分别代表了19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他们相互勾结编织成一张笼罩着法国的破败大网。在他们看来，羊脂球不过是这张丑恶之网上黏着的一只可怜的小虫——这双重差异中的卑微者与弱小者的身份。她原是应该连逃离的机会也没有的，更没有与他们同行的权力，如今竟然与他们共乘一辆马车，引发了他们的不屑、不满与厌恨。羊脂球在旅途中体验到了被排斥的痛苦，在那个世界里，她处在最底层，集卖淫、贫穷与女人三重臭名于一身；她又太善良、太清纯、太爱国、太要自尊、太有廉耻心、太富有同情心了，她这些“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全部成为别人利用她、控制她、制服她的工具，幸灾乐祸地看着她成为奉献者与牺牲品，还要加上侮辱她的机会与权力，因为“边缘人物有利于维持社会”。

二、性的象征与献祭

性不仅是战争、饮食、金钱、宗教、交易、地位、权势、利益、尊严的象征，而且也是宗教的献祭，这是不平等的男权社会制度强加给妇女的枷锁，男人像占有胜利品一样占有女人。

性是胜利方与进攻者的武器。普鲁士侵略者与殖民者不仅要用长枪、大炮取得胜利，还要将阴茎当作武器，和其他武器一样发挥着侵略的功能，去占领失败者的性高地。普鲁士军官不需要强迫羊脂球就范，而是耐心地等待她的“自愿”，这源于一种近乎自然的强权，不仅是侵略者的政治强权，还有性别的强权政治。他需要寻求一种刺激，想要体验的是羊脂球这个战败国的下等阶级的女性的顺从。在性要求的行动中，普鲁士军官把自己当作一位理智的道德家，他不是索要有夫之妇，而是选择了这个一无庇护的妓女。哪怕作为一个入侵者，他维护的仍是男性统治的“合法”制度。在战胜的历史背景下，普鲁士军官完全可以挑选另外三位夫人或两个修女，却单单选中羊脂球这个妓女，但作为了解人类本质的日耳曼男人，他因敬重有夫之妇与坚守宗教信仰而选择了公共的职业妓女，性成为人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表征，毕竟他能够通过奸淫一个法国妓女，尽一份爱国的义务，确认一位帝国的“男人”身份，并且还没有伤及婚姻制度与男性统治者的“尊严”与地位。

性是法定婚姻的生物条件与宗教的献祭，女人的性被非人格化为一种阶级的、宗教的、商品的和自然的属性，婚姻成为物物交换，也包括合法的性交易，这第一要素就是金钱，而这种安逸与信仰决不能被其他男人的交易破坏掉，无论是现世的还是来生的，“婚姻促使男人成为任性的帝国主义者”。那个大众享用的卖淫女理所当然是对抗不了“正经”妻室们的，“有了这个‘姑娘’在场，她们突然变成了几乎非常亲密的朋友。觉得面对着这个毫无羞耻地卖身的女人，她们应当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份结成一个团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高出自由爱情的头上”。通过对“卖淫妇”“社会的羞辱”“爱国妓女”的欺辱行为，已婚妇女与修女尽可以暴露“被爱”“被献”的优先权与信仰权，而妓女只能“被光顾”的事实，彰显了男人与女人、女人与女人的权力结构，“妇女也倾向于仅仅通过家庭接受统治，而与国家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实质上，作者有力地对资产阶级婚姻制度、宗教信仰与性混乱进行了抨击与嘲讽。法国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雅克·P·韦里却没有莫泊桑那样的决心与勇气，在1945年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他最终让羊脂球嫁给了革命者，获得了已婚妇女的“平等身份”与爱国女性的“托付统治”。

性是妓女弱者的自尊与牺牲者的悲泣，献给一切男人及男人的一切。羊脂球身处崇尚优雅且被殖民的法国，作为处在主流社会边缘的妓女，其处境是雪上加霜，还要受到“高贵已婚”女性、“圣洁”的修女的排挤与歧视，无法享有与其他女性同等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经济上、身体上、政治上完全依附于他者，处在被消音的位置，没有话语权与保护自己的权利。然而，这样一个“跟谁都行”的妓女羊脂球却坚持拒绝普鲁士军官的性要求，自觉地将性与爱国、殖民、权力、快乐、痛苦与屈辱联系起来，认为对战败国的女人而言，委身于自己民族的敌人，便意味着对祖国的背叛。作为被殖民者与下等妓女，羊脂球达到了一无所有、一无所失的人才有的那种神圣和坚不可摧的自尊。可是，那些被打败的法国资产阶级的男人们甚至主张把那个“贱人”的手脚都捆起来移交给敌人，他们最终还利用了她的爱国心，列举被征服国家的女人们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战场与武器，把自己的贞操牺牲于复仇与献身报国，“到末了，人都可以相信妇女们在人间的唯一任务，就是一种个人的永久牺牲，一种对于强横武人的暴戾脾气不断委身的义务”。作为主人公与妓女，当性成为救助他人的工具与武器时，生殖器官使羊脂球失去了人格，她最终成为一个走投无路的“被迷失者”，空然具有他们所信奉的所有美德。

性还是统治阶级男女的“饥饿的餐饮”，是战败者逃亡的慰藉品，是贵夫人的兴奋剂与谈资，是政客的无聊消遣，是修女的“十日谈”与修行，在战争中，唯独对其本行的从业者是尊严的象征，附带着顽强的抵抗与无奈的牺牲。小说的主人公羊脂球就是千万法国底层女性的缩影，无法摆脱被边缘化、被侵略与被霸占的政治处境。作者也揭示了性作为人与人的最根本的关系，性的等级制度紧随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种族的、政治的、军事的与经济的不平等。

三、宗教的神话与救赎

宗教的强权在于宗教的神话，而宗教本身又赖于一个有关原罪的谬误：性的引诱与女性罪孽的根源。在天主教的欧洲，男人即是上帝，“《圣经》极端轻视女性，就连所使用的上帝形象也是男性的”。因此，圣洁被当作最崇高的恩惠用来掩饰男权制度对女神的贬低与消灭，修女就是抵挡这种企图的“圣洁的化身”。最终，宗教文化对边缘女性的精神压迫与教化占了上风，羊脂球不是圣女，却如同“圣女贞德”，而两个修女争相做了出卖他人的犹大，前提还在于她们将殉难看作是宗教想象的最高形式的恩惠。另一方面，两个修女的言行自然让人们联想到《十日谈》中的宗教与性的开禁和开放，“其中一个是年老的，脸上满是麻子，仿佛她的脸上很近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散弹似的”。这不客气的比喻中隐含着性的双关，暗示了这“圣洁的”的老修女坚守着的“性修行”，作者在后文又补充道：“这真是一个军队中的嬷嬷，她那张满是小窟窿的破了相的脸儿似乎是战争种种破坏力的一幅小影。”暗示了她们在战争中承担着照顾与拯救将士们的身体的“神圣”职责。

西方社会的各色宗教人士不过是打着宗教幌子的自私自利、争相卖国、骄奢淫荡的无耻之徒，因为“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兼具两种迥异的身份，可以同时是一个走乡串户的商贩和一个最圣洁的人，这一思想构成了基督教身份理论的基础”。所以，在饥饿难耐时，“两个嬷嬷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笼在长大的袖子里不再动弹，坚定地低着眼睛，无疑地把上苍给她们的痛苦再向上苍回敬”。在民以食为天的本能中，信仰畏缩在胃里，等待着回击上帝。在多忒镇，马车上的人被敌军强迫下车时，“两个嬷嬷用那种惯于听受一切征服力的圣女式的柔顺态度首先表示了服从”。强大者皆是她们的主人，上帝被轻而易举地退隐到普鲁士士兵的生硬的语气里，她们从未想过要完成自我救赎，也不甚明了，除了自己，没有神或人能够拯救灵魂的失去者与堕落者。

总而言之，与她的九位同行者、旅店老板夫妇、普鲁士军官相比，羊脂球这位女主人公是一个光明正大的形象，因为与她必须屈从的这些男性压迫者、同性暗娼与宗教卫道者相比，她不仅更有勇气、同情感、廉耻心与爱国心，更重要的是，唯独她具有灵魂。羊脂球明知自己与同行者身份的不平等，最终在男人的启发、同性的教育、宗教的诱导下，羊脂球怀着救赎之心，委屈地低下了高贵的爱国头，被迫投入到侵略男人的怀抱中，结果只能是自己痛哭啜泣，这一结局暗示了被殖民国家女性身份认同的追求与缺失。后殖民女性主义旨在关注女性的边缘化处境，但妓女至今不曾入其“法眼”，莫泊桑却早在19世纪末期就为妓女代言，可谓是“文学中的尼采”。在全球化语境中反观《羊脂球》，作者用文学作品向世界展示了被殖民国家的下等女性敢于听从自己的爱国意志，维护自己仅剩的一点尊严，在国破无家的男权语境中为力图重建新的女性文化身份进行的注定失败的抗争，小说讲述的是女性的屈辱最终如何转化成了人类的崇高。

①〔法〕莫泊桑：《莫泊桑短篇小说全集》（第四卷），李青崖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文中有关该作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②〔美〕凯瑟琳·巴里：《被奴役的性》，晓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③〔美〕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00页。

④〔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Ⅱ），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30页。

⑤〔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钟良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⑥〔德〕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俊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8页。

⑦〔英〕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作 者：

王丙珍，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黑龙江大学中国汉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学及当代审美文化。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