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视野View

当下的公众阅读与文学教育

策 划：

《名作欣赏》杂志

地 点：

北京现代文学馆

主 持：

傅书华，《名作欣赏》副总编

参与者：

雷 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

张志忠，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赵 勇，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录人：

张勇耀，《名作欣赏》执行主编

碎片化阅读是当下公众主要的阅读方式

傅书华：

今天请各位来，是想讨论一个话题：今天的文学阅读与公众的精神生活距离越来越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文学教育出问题了还是文学创作出问题了？

雷 达：

《名作欣赏》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特别重要。这个问题，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对于作家写作来说，生活、读书、技艺一个都不能少，但最大的问题还是读书。当代作家普遍缺乏经典背景，缺乏经典训练，长此下去，中国文学质量会严重下降。

如今阅读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阅读的内容和阅读的形式。社会进入了微时代，高科技发展带来了手机阅读、网络阅读，尤其是微信阅读。它的冲击力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经常听到有人说：微信都看不完，看什么书？但是微信阅读又呈现出碎片化、缩略化、猎奇化的特点，缺乏完整的审美经验。从官方报道来看，消息都比较乐观，说中国目前建了多少图书馆，有多少家实体书店。但目前包括作家在内，基本上对古今中外的经典阅读是缺席的，没有多少人读过《战争与和平》。就算最经典的著作，作家从年初到年末都读不完一部。上网加上写作任务，作家没时间读书，是个普遍现象。

张志忠：

现在文学阅读的情况的确很不乐观。但另一方面，确实人人都在读，地铁上人人都在拿着手机读。但这是一种浅阅读，是一种休闲式的，或者是被动化阅读、碎片化阅读。前两天余秋雨在一次电视讲座中说，自己要埋头写东西，半年没有接触媒体，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半年之后，事情完成后，问一位朋友：半年来发生了哪些事情？这位朋友十分钟就把国内的新闻讲完了，又十分钟，把国际新闻也讲完了。朋友告诉他，现在的新闻就是这样，昨天是新闻，明天就不是新闻。余秋雨说自己这半年赚了，没有消磨时光，而是埋头著述。

今天的阅读，是大量的泡沫化阅读，并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阅读。网络上的一些东西，除了碎片化的，还有心灵鸡汤式的东西，擦边球式的，以我们的阅读经验是不会欣赏的，但现在的学生喜欢这些。

赵 勇：

2008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媒介文化语境中的文学阅读》，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今天的文学阅读，无论是作家经典读得少还是整个公众读得少，都跟大的时代环境关系太密切了。上学期末，陶东风教授请到哈维先生做讲座，其中一句话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以前的学者做学问，好多年才能写一本书，精雕细刻，十年磨一剑，但现在两年不出一本书，别人就以为你死了。所以，整个时代都是在一个越来越快的过程中，一切都在提速，一切都在加速。以前我读过一本《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快》的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时代大背景，各个方面都在加快，出版速度快，作家写作快，生产的东西、各种信息都比以前多得多。“十七年”一共产生的长篇小说是三百多部（雷达：三百七十一部），但现在每年产生的长篇小说是三四千部。我们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加快，甚至以前那种稳定的家庭结构也不存在了。今天整个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下。

在这种处境下我们看当下的阅读，我们的公众怎样对待它，就能衔接起来了，就会比较客观。一切都在加快的情况下，面对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需要花一个比较完整的长块儿的时间，要沉浸到那样的过程当中，才能获得那样的感受和享受。现在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们会不断地被拽出来。谁能做到余秋雨那样半年不看手机，不看电视，不上网，不看微信？现在好多人全在网上、微信上。碎片化的信息不断地扑面而来，原来互联网上的东西再转到微信上。之前是如果你的文章不在互联网出现，就好像不存在一样；现在是如果你的文章不在微信里出现，好像就不存在。在微信里更多的是匆匆浏览，目前这种快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不得不采用与它相匹配的阅读方式，否则哪能获得那么多的信息。人们获得的是信息，不可能做到深阅读。我们时代的大语境，我们的生活方式、文学生产方式、阅读方式是完全成配套的。生产方式这么快，如果还是用细嚼慢咽的方式根本应付不过来，这是很值得关注的问题。国民为什么就对文学阅读兴趣越来越淡了？这跟我们整个国家的阅读情况一直不是很理想也有关系。在巴黎，一上地铁、公交，人们都是拿本书，谁在那里看手机，会显得怪异；但在北京，一上地铁、公交，人人都在看手机，看书反而显得怪异。人们受外界氛围的影响是很大的，也许以后阅读氛围会慢慢地好起来。

作家没时间阅读经典

傅书华：

那么诸位觉得，公众阅读与当前文学创作缺乏好作品，或者远离现实生活有没有关系？

雷 达：

现在什么都是急活，作家一段时间不写，就可能被淘汰、覆盖、遗忘，何况还有经济压力。所以说要作家克服浮躁，其实很不好克服。以前一部长篇小说要写多少年，板凳要坐十年冷；现在有的作家一年要写三到七部长篇，所以肯定没时间读书，尤其没时间读经典作品。但是，经典给我们打的基础和经典背景，是最为重要的，作家不是凭空想象，或者看一些报纸杂志、手机微信里的段子，就能写出好作品的。中国古典小说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精神滋养。作家应该向古人学习什么，还没有成为大家的共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资源极为深厚，比如“三言”“二拍”，就不比外国的东西差。《卖油郎独占花魁》《珍珠衫》，细看以后很精彩，语言也特别好。还有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如果没有《红楼梦》的话，张爱玲也不会写到那个程度；如果没有学贯中西，没有很多中外名著的积淀，就不会有钱锺书的《围城》。莫言说他的《生死疲劳》也是受《聊斋志异》的影响。所以中国古典小说是个大宝库，向古人学习什么，是个大问题。外国文学也是一样的，《战争与和平》，很少有人从头读到尾。当下人都变成了电脑的奴才，不是我们主宰电脑，而是电脑主宰我们。我们不排斥电子科技，但是对于当下的阅读，不要过于乐观。倒是在以前阅读匮乏的环境中，穷困时期的阅读，成就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辉煌。现在也是个阅读匮乏的时代，名著摆在那里也是做样子，比如罗曼·罗兰、福楼拜等的作品有多少人读过？19世纪长篇小说的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和学习，这些东西读的人比较少，这对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质量影响很大。我们要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伟大作品，如果没有读过这些经典，要写出来，是不可能的。文学是世界语，20世纪以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很多经典的作品，我们同样需要学习。现在有很多人张口便是卡夫卡，到底有多少人读过卡夫卡？到底研究了多少卡夫卡的东西？所以，一个民族文学的质量，一个民族文学的水准，文学阅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张勇耀：

作家阅读是公众阅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很有代表性。刚刚您提到了几个对当代作家有营养的古典文本，这些对公众阅读应该也是同样重要的吧？

雷 达：

公众阅读，要注重对中国文化著作的阅读。现在比较热的中国成语大赛、中国汉字书写大赛，虽然有的内容比较冷僻，但燃起了对古代文化学习的热情，这恰恰说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台湾的国学课本编得是很有水准的，是系统学习的，这也表明了大陆在传统文化方面的差距。总体来说，公众阅读与作家阅读也不矛盾，只是作家更偏重专业性。

张勇耀：

对，作家不仅是要阅读，还要传承。

雷 达：

现在文学创作的总体情况确实是“有数量没质量，有高原没高峰”。就数量来讲，现在的作品光盘点就能盘点半年，可是能让人记住的不多。一切都追求快，全面提速，在这种情况下，经典阅读、细致的审美阅读可能性越来越小。还有一个问题，生产方式越来越快，但艺术的规律决定你必须慢，特别是语言艺术。语言艺术不千锤百炼是不行的。文学产品必须要慢，不慢不行，不慢就不可能出现好作品。但时代的快和艺术的慢是相矛盾的，所以冲突必然会产生，这是无法解决的。影视可以快，但是文学快不了。我前段时间在《人民日报》发了篇文章，叫《〈白鹿原〉的经典性》，没有在微信发。不在微信发， 别人以为不存在。在《人民日报》发的，但并没有多少人看《人民日报》。所以这个文章相当于没有产生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去阅读世界名著，很难。

张志忠：

为什么现在我们一般不愿意批评作家？这和当下的文化氛围有关，现在有一种趋势，文学批评变成到处当警察亮红灯，文学的价值评判应该适度。

傅书华：

应该如何实际地影响公众的阅读？批评家的声音有深度，但对公众阅读影响力极为有限，大众传媒的声音没多少深度，但公众基本上是受其影响。二者是天生分工不同还是批评家应该调整姿态？

赵 勇：

好多原因。现在批评家写出来的文章可读性不强，或者说批评家的文章尽管从学理上看没问题，但是不好读，这也是影响到大家不太看批评家文章的原因。有的批评家与媒体近，文章是面向公众的，有的是面向学术界的，面向学院的。十年前我读萨特《什么是文学？》，文中提出号召：“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就是说，写书的语言是一种学院化表达，要占领大众传播媒介，之前是占领报纸，后来占领的是电视，现在如果想占领新媒介，就不能用你原来写书的语言说话。如果用很学院化的方式去引导公众阅读，显然不行。

傅书华：

中国的批评家有没有分层次或者是分类？譬如说主要面向学界，或者主要面向公众。

张志忠：

批评家的影响在什么地方？首先在批评家的圈子里，互相砥砺，产生学术对话。同时也会影响到作家。当然，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有差别，他们更关心文学本体的话题。我有一年写过批评王蒙小说的文章，主要从语言的角度进行评论，然后就直接和间接地听到有几个作家的反馈，表示认同。而你讲的小说情节、人物或者意义，他们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还有，当下的批评家引导不了社会阅读，如果想影响社会阅读，还是要通过媒体来发挥作用。现在每年都会有几个知名度很高的专家推荐年度作品，但有多大的影响力不得而知。金宇澄《繁花》的流行，到底是靠专家的推荐之力，还是先在上海本地读者中走红，然后引起专家的注意呢？这部作品中展现的上海人的生活百态、地域文化，包括吴语方言，在“弄堂网”上连载，一问世就引起本地读者的热捧。我们一方面搞批评，一方面做文学教育，文学教育这块儿影响力还稍微大一点，至少要给学生推荐好作品，虽然他们没有读，但总可以让学生有一个印象，知道有一套价值体系，有一个目录在那里。

赵 勇：

批评家的声誉也不行。越来越多的“红包批评”，让批评的公信力下降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批评家的声音能否进入公众媒体。虽然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但很多东西依然是通过报纸传递出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多少人通过报纸的渠道发声，比如通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是比较有问题的。你要通过公众媒体发声，你就需要占领这个阵地，但现在又有多少批评家进入这个领域呢？现在是好多特约书评人、公众媒体在引导大众的文学阅读。

张志忠：

雷达提出来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他说一年写专栏提出多少问题，靠一个人写，没有人呼应也产生不了影响，但如果单独放到一家刊物上，也产生不了影响。只有作者联合发声，几家刊物一起运作来产生影响。

雷 达：

我写过《文学批评的过剩与不足》，我之所以写这个，是因为现在写的批评文章没有人看，使得文学产品产生积压。当然，有的人对此观点进行了反驳。

文学专业的学生读不懂经典

张志忠：

作家的阅读现状不理想，就是现在文学院的学生，他们也不会欣赏经典。让他们读莫言的《枯河》，他们说怎么这么难读、难懂？以前我们阅读这些东西是很高兴，是不会有障碍的，但现在的学生确实是这样。韩少功在一个演讲中问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有多少人读过《红楼梦》《战争与和平》，结果是非常少。

傅书华：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文学教育本身就存在问题？

张志忠：

这里有很多问题。文学的修养、鉴赏、阅读，是要经过训练的，不学而能的事情是没有的。但目前文学阅读被看作是自生自灭的现象。小学、中学里面，语文教育的老师很辛苦，很被动，学生也很辛苦，一天到晚考试。结果恰恰是考得越好，离文学越远。中小学的语文考试追求精确和客观化，譬如蜈蚣的一百条腿都在走，却一定要追问它先迈哪条腿，文学的整体性没有了。我们以前喜欢听故事，后来喜欢看小说，我第一次读小说《林海雪原》时觉得它是那么有魅力。现在学生的课业重，没法去放任自己。除了老师讲课格式化，考试模式化之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教师的观念陈旧。有一年给大四的同学评奖学金，其中一条评审标准是要求师范类专业的学生说课。两个学生都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他们不约而同地一开始就说到了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荷塘月色》怎么可能和“大革命”失败有关？《荷塘月色》柔美委婉，与“四·一二”那么血腥、残暴、震撼有什么关联？就凭一句“今夜心境不平静”就看出来了吗？本来是很优美的性灵散文，若有若无的思绪的自由浮动，如果讲“四·一二”，这个文章就不会是这种情调了。这样讲，就歪曲了课文。

赵 勇：

这里涉及文学教育，英美国家文学教育尤其是经典教育工作做得比较好，同样是做文学，这些国家会列一些必读书目，全部是经典的，而且有明确的阅读指标。我们现在虽然也会开书目，但是仅仅是开出来而已，读不读，读到什么程度，在大学里不是硬性的指标，所以在教育这块儿我们做得不够好。

傅书华：

上小学时，还阅读一些课外文学作品；上中学时，学业压力大，课外阅读就相对减少了；上到大学，不做专门研究的几乎不读作品，这是为什么？

赵 勇：

大学中文系老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老师讲得好，并且进行有效引导，学生阅读热情就高。我上大学时，元明清文学是梁归智老师讲的，他对古典小说、元曲和传统诗词创作都有研究，讲得也很好，他的授课就会把好多人都带进来，学生课后自然愿意阅读。文学院的老师，如果本人都没有读过大量经典作品，只读过网络作品，琼瑶的一些作品，别说激发学生阅读经典的热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作品的好坏。这怎么能带动学生呢？

傅书华：

教师的文学趣味对学生的引导确实非常重要。

赵 勇：

阅读会更好地发现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所在。《平凡的世界》的价值实际上是被普通读者发现的。现在经典的筛选和以前相比已有所变化，这种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但是已经有了迹象。以前是专家学者的筛选、比较，最终固定到文学史和经典选本中，进而形成了经典阅读书单，现在则不一样——以前读者参与不进来，今天读者的声音出来了，他们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发声越来越多，甚至影响到原来文学的格局。比如《平凡的世界》，如果我们说它是经典之作，这种经典和原来专家学者选出来的还不一样。这样的经典，可以叫“民选经典”，是由读者选择的，是读者在推动。所以如果网民发声，就会形成一种力量，最终对文学格局形成影响。这种经典筛选方式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多，专家不看好，但读者看好。像《平凡的世界》传播正能量，对青年人来说有励志作用，最终也被选为经典阅读作品。

张志忠：

当代文学专业的学生读不懂经典，还有一个时代语境的问题。比如样板戏，我这个学期给两个班同时讲当代文学，课堂上分别放了《沙家浜》中的“智斗”和《红灯记》中的“痛说革命家史”，学生反映就迥然不同：《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体现着强烈的政治立场，但同时更歌颂人的智慧，体现人的思想、头脑和才能；《红灯记》效果则差很多，注重的是革命传统教育，学生在观看时找不到共同的认同点。所以积极的建构引导总是需要的。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拓展自己的文学价值判断，我们多年来实行的文学价值标准是精英主义与启蒙主义，宏大叙事。20世纪强调的是现代转型，倡导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民众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现代转型是社会动员式的，凡是社会动员均会使人的价值观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是一种非常态的价值观。而常态的文学评价标准是用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来衡量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文学的娱乐功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像鲁迅先生所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小说起源于休息，人们干活累了，休息的时候，有人讲点奇闻逸事，来点八卦，放松放松。街谈巷议，引车卖浆者流是也。今天的文学正是两种文学价值观交替的时代，因此对流行文学的评价，也应该换一把尺子。

从手机阅读到网络写作

张志忠：

公众为什么不看中短篇小说？20世纪50年代一部中短篇小说，装订成册五分钱，人们买一本，可以看完下车就扔了。现在的中短篇，是必须印成集子，这才能够发行，怎么看？另一方面，手机上、微信上那么多段子本身就是短篇小说。

傅书华：

现在网络阅读势头确实迅猛，那么我们应该不应该提倡或者研究这样一种阅读的方式和现状？

赵 勇：

不是应该不应该的问题，而是“青山遮不住”的问题，是大势所趋，是必然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当我们不在这个舞台上之后，新一拨作家在这样一种新的时代环境中成长，他们的文学教养、文学观念与我们之前的就完全不同。也就是说，作者的价值观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

雷 达：

网络文学不需要推销，它自己有渠道，不需要扶持，只是需要鉴别，需要引导，现在的问题是去粗取精。

张志忠：

张嘉佳的网络小说《从你的全世界走过》短篇小说集，卖了几百万册，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但这是一种轻阅读、快阅读、飘阅读，是一种对读者的心灵抚慰，是一种心灵鸡汤。

赵 勇：

新一拨作家写作的心态与新一代读者的阅读心态都发生了变化。上学期一位本科生告诉我她平时写小说，她的志向就是做一个通俗文学写手。问她为什么不走纯文学道路，她说她本人是在大众文化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所以当她可以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写通俗类的小说。传统文学生产的路子，是写作、发表、评论家关注，在业内逐渐有个名声。新一拨作家的写作一开始就完全不在这个轨道。他就是通过网络，通过通俗类的文学刊物来发表作品，他也不求有什么远大志向，就是觉得写得好玩，还能换稿费。一些读者的阅读心态呢，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不再像以前读文学作品是为了获得审美享受、高峰体验，给人一种很高大上的感觉。现在的写作就是为了好玩，阅读就是为了消遣，这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了。

傅书华：

《名作欣赏》的办刊导向是引导公众阅读，我们刊发对经典性作品的解读文章，阅读的人很少，如果是刊发对网络作品解读的文章，阅读的人就会多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刊登这些文章又有人认为我们的刊物会平庸化，那么我们刊登对经典的解读文章是否与扩大公众阅读相矛盾呢？

赵 勇：

我认为二者是相互矛盾的，是个不太好处理的问题。毫无疑问，阅读要面对经典，提倡公众阅读要注重经典是一条好的路径，而现在的读者大多喜欢较为新颖的东西，但很多新的东西还没有经过时间的淘洗，还没有进入名作的行列中，没有成为经典。也就是说，公众的阅读内容大多不是我们所提倡的真正的“经典”，所以公众的阅读范围与阅读经典的程度是不能完全成正比的。

雷 达：

与经典相比，网络的东西更加自由一点，因而公众很多时候更愿意阅读网络上的东西。《文学报》开了一年的专栏探讨网络与文学的关系，虽然很多人认为网络文学中不乏价值比较高的作品，但即使如此，对网络文学争鸣的热情还是不够。

张志忠：

谈到争鸣的问题，不是没有人愿意争鸣，是因为问题还分很多大问题、中问题、小问题。大问题在此种语境下不好讲，中问题或小问题关注度又比较小。

赵 勇：

说到经典，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文学经典，还有一种是文学史经典。公众阅读的多是文学经典，大学生则接触更多的是文学史经典。尤其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凡是出现在文学史中的经典文学都应该读。包括“十七年”文学，《林海雪原》《红旗谱》等都应该阅读，但对普通的公众来说已经没有阅读的必要了。这些文学作品我儿子之所以也读过一些，是因为他在北大辅修中文时听过一些课，课堂上放过《红灯记》《沙家浜》这些片段。现在我们在思考问题，甚至写作时，随手而来的典故可能是跟我们那个年代的阅读记忆有关的东西。比如“痛说革命家史”，这是我们的“梗”。“70后”写作中出现的一些“梗”往往是金庸小说里谁说的。再以后，可能是网络中的东西，看到这个“梗”时会会心一笑，但是如果没看过就不知道在说什么。我觉得文学趣味的更新会越来越快，文学中永恒的、最基本的一些价值观念，和审美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仍然是存在的。但是这种不断更新的趣味也决定了你的取舍和阅读范围。

傅书华：

他们是社会的主力，文学话语权是人家的，文学史也是人家的。

张志忠：

不必这么悲观，去过德国的人都有种感觉，这个国家的古典氛围很浓。

中国本身19世纪前很多时候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有大量文盲的阶段，所以很少有人阅读，于是听说书，或者是看戏。现在中国文化越来越普及，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要回到阅读也好，回到对于文化更高层次的追求也好，是可以期待的。前两年，到机场、车站、书店，到处可见人们在讲“成功学”，如何当老板，如何给老板打工等这样急用现学的东西，但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社会不再这么浮躁焦虑的时候，文学阅读还是会回到正常轨道上来的。

用价值尺度引导当下阅读是否可行

傅书华：

是不是今天的社会生活导致了人们的精神消费就是要追求轻松的消费？写作是一种表达的欲望，阅读也是一种接收的需求，在阅读方面的消费心态，都讲求轻松阅读。我们如何才能倡导一种有价值的阅读，来塑造一个时代公众的精神生活，满足这种精神的需求？

赵 勇：

要把阅读上升到价值高度来判断的话，那要想想是不是我们的价值尺度有问题？我们传统的观念，如曹丕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我们的阅读观念也应该是与它配套的。但是现在变了，我们还能不能用原来的价值尺度来评价。文章的价值尺度应是与公众阅读相配套的，如此也是与时代价值追求相适应的。现在不断涌现出来新的文学生产和阅读现象，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把它放到一个价值评判的高度。比如消遣式的阅读，以往我们就觉得它没有价值，或者说价值不大。

傅书华：

到底应该用以前的价值尺度来修正今天的阅读，还是用今天的阅读来修正以前的价值尺度，这也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

张志忠：

通俗文学、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的价值尺度是并行或交错的。我们不是读张恨水跟金庸长大的，我们没有经历过通俗文学流行的环境，而是经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牛虻》》所体现的文学的语境。先有“十七年”理想主义弥漫的时代，“文革”十年，是乌托邦幻灭的时代，新时期十年改革开放的时代，90年代则是大众文化、拜金主义。我们在反思这四个阶段，标准仍然是启蒙立场、现代性立场。周廋鹃、张恨水通俗文学做得很好，但是如何评价和确定其文学史地位就让人很伤脑筋。

中国几千年文学其实就是一个休闲，小说起源于休息，有人讲个故事，讲个段子，这就是小说的起源，街谈巷议。文学的常态就是休闲性，就是娱乐性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并行不悖，中国古代的诗词就是精英文学，小说和戏曲就是大众文学，但是有成就的或文学造诣很高的人介入了戏剧、小说，写了《红楼梦》《金瓶梅》，写了《牡丹亭》《西厢记》，就使这些作品成了文学经典。还有一些，当时被认为是大众文学，但在流传过程中，在时间的筛选中，又变成了文学性很强的作品。比如“三言”“二拍”全是说书人的段子，是冯梦龙将说书人的段子积累下来；《十日谈》并没有很强的文学性，但却成了经典；《诗经》开始就是记载民歌，但其中很多内容也在日后变成了经典。

今天我们面对着时代转型，大的时代还没有结束，文学发展历程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现在召唤大众，动员全社会的这一类型的文学还有它的使命，读者也有着强烈的认知这个时代的愿望。但是目前仍然没有中国的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缺乏表现民族历史大转型的伟大作品。另一方面，我们正处于告别大时代，走向小时代的时期。这种情况下，网络文学是彻底的告别精英化的文学，下一代的文学趣味是否会成为主导？

赵 勇：

一定是的。我举个例子。我的导师童庆炳先生在2012年左右看到《哈利波特》非常畅销时便有了雄心壮志，想搞出中国的《哈利波特》，于是他率先写出六万字左右带有童话色彩的小说，并且广泛征求意见。甚至征求到刚上大学的我儿子这儿。之所以这样做，他是想看看年轻读者是如何面对这些东西的，他们感不感兴趣。我儿子看了之后提了一大堆意见，我甚至都不知该如何转述。年轻的一代读者是看《哈利波特》长大的，是追着《哈利波特》的书籍、电影过来的，他们的文学趣味基本是被这些东西塑造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东西，比如网络也对他们的审美取向产生着重要影响。当我们这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学趣味将会成为文学主流。关于这一点，现在已经能看出一些迹象了。美国学者米勒是“文学终结论”的提出者。在《文学死了吗》这本书中，他说新一代的学者是守着互联网，看着电影电视成长起来的，他们看到的更多是图像化的东西。当他们长大成人，成为学者，进入学术领域，他们就会研究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此前在他们青少年时代曾经塑造过他们的东西。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化研究越来越热，而文学研究却逐渐在走下坡路。文学研究面对的是文字的东西，面对的是小说，是要读的。但是这一拨年轻的学者他们不是读小说长大成人的，而是更多看影像化的东西。他想到年轻时候什么东西塑造过他，一想就想到了美剧或某个电影，而不是《战争与和平》那部小说。一代一代往后走，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代人的文学的趣味、阅读的趣味最终会逐渐成为时代的主流，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从理论上说，经典的东西非常重要，会让你获得很多教益，但我们却无法扭转时代主潮。

张勇耀：

我倒觉得也许没那么悲观，因为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一生中也还会经历阅读趣味的变化，也就是说每个人随着年龄的变化阅读趣味也是发生变化的。有人总结说学者一生的轨迹，是“青春作赋，中年治学，老年研究乡邦文献”，这句话对我很有触动。那么现在的人在年龄变大的时候是否还是喜欢浅阅读？年龄对阅读趣味的影响也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赵 勇：

每个人往往都是少小逆反，老大皈依，阅读也是如此。我们在年少时喜欢西方文学，但随着年龄增大，自己也慢慢变得平和，这时就会读一些中国古代文学。心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阅读上涉及一些东西，面对一些问题，也就有了不同的思考。年龄发生变化，阅读的东西也在发生变化，个人阅读感受也变了。一个人年轻时喜欢读的小说，但到了一定年龄也许就读不进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谁还会大量去读小说？年龄大的时候读理论、读历史会觉得更有意思，小说除非是很好的小说。

傅书华：

非常感谢三位老师今天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关于公众阅读内容、阅读方式、阅读趣味等问题，也许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沉淀。在此我们也算抛砖引玉，以期更多的人能够关注这个问题，从作家创作、文学教育、公共传媒等各方面，改善当下公众的阅读状态。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

编 辑：

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