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宁， 周扬扬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710065)

【文学艺术研究】

论《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解诗特点

刘 宁， 周扬扬

(西安文理学院 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西安 710065)

《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兼收并蓄的《诗经》学著作，吕祖谦秉持兼收并蓄的原则，吸纳了《尚书》《毛诗序》《郑笺》《诗集传》等多家《诗经》学著作的精华。在疑经盛行的宋代，吕祖谦对传统《诗》说的支持与继承令他所著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与史的互证、以礼义释诗、以及对郑樵“淫诗说”的反驳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以《毛诗》为宗的特点，这不仅体现了他严谨的治《诗》态度，更凸显了他在宋代众多研习诗经流派中的特殊地位。

《吕氏家塾读诗记》；诗史互证；礼义；淫诗说

自庆历后，宋代文学进入一个相对更为自由开放的时期，众多大儒如王安石、苏辙等在《诗经》学研究中纷纷破旧出新，南宋以后朱熹、郑樵更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经》学研究体系，提出了新颖的甚至颠覆传统的疑经观点并受到学者们的一致追捧，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经学研究的传统。

就在疑经当道的时期，吕祖谦却凭借自己扎实的经学、史学基础，在传承传统《诗经》学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写出了《吕氏家塾读诗记》这部独具特色的诗学著作。

《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集注性质的《诗经》学著作，在《诗经》学兴盛之时，朱熹、欧阳修、郑樵、苏辙、王安石等均有自己的观点以及著作，而在众多学派之中，吕祖谦以兼收并蓄又不乏己见的特点自成一家。陈振孙曾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评价《吕氏家塾读诗记》 ：“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此书者。”[1]朱熹也曾评价 ：“兼总众说，巨细不遗，提纲挈领，首尾该贯，既足以息夫同异之争。”[2]充分体现了《吕氏家塾读诗记》博采众长的特点。

当代《诗经》学研究领域中关于《吕氏家塾读诗记》的研究，大多学者偏重于《吕氏家塾读诗记》博采众长的著书特点以及它的文献价值与解经方式研究，也涉及《吕氏家塾读诗记》对于前人思想理论的一些继承。例如王玉桂于2010年发表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之训释和文献价值》着重研究了《吕氏家塾读诗记》的文献价值以及它在《诗经》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于淑娟《论〈吕氏家塾读诗记〉诗史互证的经学特点及其成因》则偏重于它的经学特点以及成书初衷。本文将探讨《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解《诗》特点以及它所体现的《诗经》学研究立场。

一、诗史互证

早在战国末期，诗、乐、舞三家就体现出了紧密的联系，文、史、哲三家也没有明显的界限，文与史、文与哲、哲与史都是可以互推互证的，因此这一点体现在诗与史之间的关系上二者也可以互证。由古代史官采风(获取民间诗歌)来探究政务的制度可以看出诗史互证这一学术研究方法有着古老的传统。这种方法在《毛诗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毛诗序》对于《邶风》中的19篇诗，除《凯风》《谷风》《简兮》《泉水》《北门》等之外，剩下的14篇都采取了诗史互证的方式来解诗。因此形成了用史实来解《诗经》的“以史证诗”的传统并建立了独特的“美刺说”体系，一直备受关注，传承至今。这种解诗方法在吕祖谦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吕祖谦对史学尤为看重,他认为 ：“看《诗》即是史，史乃是事实”。他认为经史之学为一体，这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具体表现为运用史书中的论断说诗，用相当数量的史实来解诗。根据杨延于2009年发表的博士论文《〈吕氏家塾读诗记〉特色初探》中关于此书的引文研究，《吕氏家塾读诗记》全文称引《国语》24次，《史记》28次，而《左传》则高达110次。这足以证明吕祖谦对于以史解诗的重视。除了运用史料、史论、章句训诂之外，还有少部分的以诗来质疑史料匡正史实，从而形成了明显的遵循《诗序》的诗史互证特点。

(一)以史证诗

在对《诗经》进行解释时，吕祖谦在著书过程中体现出对《毛诗序》中解《诗》思想与方法的认可与继承，主张以史实来证实诗，因此在解《诗》过程中对于《诗序》的观点进行了继承，但由于《诗序》篇幅有限，《诗序》中对于《诗经》中史事的记叙大多是一带而过，而《吕氏家塾读诗记》秉持对《诗序》的传承，借助大量史料对《诗序》中的记叙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和解说。作为一部具有集注性质同时又吸取各家思想博采众长的《诗经》学著作，在著书过程中，吕祖谦多数引用以史料解说《诗经》为主的诸家学说来阐明诗意。在《秦风·小戎》一诗的解说中，吕祖谦引用了李樗的说法来对《诗序》中的“美襄公”做更深入的阐述 ：

李樗曰 ：“《史记》 ：秦仲诛西戎，西戎杀之。宣王召其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杀幽王骊山下。襄公将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3]12卷 ：5

吕祖谦之所以选李樗所说，旨在引用史实来解《诗经》。类似的例子在《吕氏家塾读诗记》中比比皆是。《唐风·葛生》中引用了孔颖达的观点，并以《左传》解诗；《唐风·扬之水》用朱熹所说，佐以《左传》《史记》阐发诗意；《鄘风·载驰》引朱熹之言，《春秋》解诗等，数不胜数。

吕祖谦善于用史料阐述诗意，以史实印证诗旨。如对于《邶风·二子乘舟》一诗，根据《诗序》所言认为写的是卫宣公之妻谋害公子伋的事。

《毛诗》中说 ：“宣公为伋去齐女而美，公夺之，生寿及朔。朔与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齐，使贼先侍于隘而杀之。寿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 ：“君命也，不可以逃。”寿窃其节而先往，贼杀之。伋至，曰 ：“君命杀我，寿何有罪！”贼又杀之。”[4]75

《毛诗》与《左传·桓公十六年》所记叙的内容大致相同。《诗序》中的叙述大部分都符合史料的记叙 ：“思伋、寿也。卫宣公儿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而吕祖谦对于此诗的解释在结尾处又引用了《史记》中的内容进行评说。《史记·卫世家》太史公曰 ：“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杀，兄弟相戮，亦独何哉？”[3]卷4 ：43通过这一细节体现出了吕祖谦在解《诗》过程中对于史实的尊重。

吕祖谦认为只有充分了解诗歌所处的历史背景才能正确理解诗意。如《唐风·无衣》 ：“岂曰无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岂曰无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5]324

从字面意思来看，《唐风·无衣》是一首感慨人世无常、抒发内心感情的伤怀之作。此诗篇幅短小，感情真挚。《毛诗序》中说 ：“《无衣》刺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止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而《毛诗正义》对于此诗的解释是 ：“刺武公也。闽本、明监本、毛本同。唐石经小字本、相台本刺作美，靠文古本同。”[4]124对于这首诗，《吕氏家塾读诗记》中这样解释 ：“以《史记》《左传》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晋昭侯封季弟成师于曲沃。专封王二不问，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纳成师。而王又不问，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庄公弑晋孝侯，而王又不问，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庄伯攻晋，王非特不能讨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晋哀侯，使其初师出以正，祁止于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晋小子侯，王虽不能即讨，明年，犹能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又明年，犹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贾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晋，僖王反受赂，命之为诸侯，五失也。”[3]卷11 ：18因为自身史学家的知识涵养和解诗立场，吕祖谦体现出了比常人更为开阔的评诗角度，在他看来，这首诗并不仅仅是讽刺晋武公，而是侧面讽刺周平王和周桓王。在对这首诗的解释之中他根据《史记》和《左传》中的史料对诗中的史实进行了佐证，并在解诗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诠释。

(二)以诗证史

常年研究历史的经验与习惯，促使吕祖谦在对《诗经》进行研究时往往将诗中的内容当做历史来进行严格的审阅与考证，从诗的内容中考证历史，并且通过对诗中反映的历史事件来推测当时的历史背景、风土人情和社会习俗，使诗成为重要的历史资料。而《吕氏家塾读诗记》解诗时最重要的依据是《诗序》，当解诗时史料与《诗序》内容冲突时，他通常会选择依据《诗序》。

如《鄘风·柏舟》 ：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知。

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维我特。

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只！[5]121

《诗序》解此诗时说 ：“《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4]97对此吕祖谦说 ：“《史记》载共伯，釐侯共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袭攻共伯，共伯如釐侯羡自杀。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国语》又称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计其初即位，其齿盖已四十余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则共伯见弑之时，其齿又加长于武公，安得谓之早死乎。”[3]卷5 ：3根据吕祖谦所列出的《史记》《国语》中的记载，《诗序》中关于 ：“卫世子共伯早死”的表述并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史实，但吕祖谦对此的解释为 ：“髦者，子事父母之饰，诸侯即小敛则脱之。《史记》谓釐侯而葬，而共伯自杀。则是时共伯即脱髦矣，诗安得犹谓之髧彼两髦乎。是共伯未尝有见弑之事，武公未尝有篡弑之恶也”[3]卷5 ：3。这充分反映了他在史实与《诗序》出现冲突时，义无反顾地弃史从序，吕祖谦的解释利用《诗》中的记叙反驳了《史记》《国语》中的记载，体现了他对《诗序》的肯定和传承。

《吕氏家塾读诗记》解诗过程中对《毛诗序》诗史互证特点的传承不只是上述所举的例子，其他篇目如《邶风·日月》《鄘风·载驰》《王风·扬之水》《郑风·将仲子》《秦风·黄鸟》《秦风·终南》等采取的都是诗史互证的解诗方法。

二、以礼释诗

在众多关于《诗经》的研究著作中，《毛诗》能脱颖而出取代“三家诗”而成为世人最为推崇的一家，主要的原因是它顺应了当时汉代的社会发展情况，符合汉代独尊儒术的思想氛围，从而不仅传播了儒学理论学说，也担起了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因此在对《诗经》的解释过程中，《诗序》将儒家的礼义教化融入其中，已经使《诗》在传播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起到“刺上”“化下”的作用。所以，具有浓厚的教化功能，也使得《诗序》《毛传》在解《诗》的过程中有一定程度的偏差。而《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这方面对《诗序》是一脉相承的，吕祖谦提到 ：在他看来，儒家所谓倡导的“礼”本质上为“理”，从而由“理无物不备”推断出——“礼”亦无处不在。而这一理论所体现的正是以礼来解诗的特点。

吕祖谦作为宋代著名的理学家，他所说的“理”已非自然之“理”，是义理，在这里指的并不是汉唐儒者在治经时所说的章句训诂的学说,而是他想要寻求蕴藏在儒家经典中的大义以及大理。吕祖谦将古代社会人伦关系中最常见的纲常思想融入解《诗》的过程中,纲常思想即为三纲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如在《陈风·泽陂》: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之如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

彼泽之陂，有蒲与茴。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

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5]382

这是一首女子怀念爱人之诗，描写女子因相思而产生的一系列情态变化，最开始因为相思至极而泪流不止，后发展为只在心中默默地思念，到最后的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将女子的内心变化描写得栩栩如生。而《诗序》对此诗的解释是刺灵公君臣淫乱国家。对此，吕祖谦说 ：“变风始于《鸡鸣》终于《泽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妇之诗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后又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又夫妇，友夫妇然后又父子，有父子然后又君臣，有君臣然后又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物之先也。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3]卷13 ：16他认同并继承了《诗序》所说，认为这首诗旨在“举棋不定者以戒之”，认为《诗经》中描写男女之事的数量众多是为了证明婚姻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正风中所写的男女之事，都符合正统的伦理婚姻观念从而成为后世歌颂的典范，变风中的男女婚姻不合符正统观念而导致了不好的结果，后人更应该引以为戒。吕祖谦对于此说法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天地”“男女”“万物”“君臣”都有着自己的内在规律与秩序，是不可以违背的。吕祖谦解《诗》过程中处处充斥着伦理纲常的规范和要求，此诗成了政治说教的作品，毫无诗意，这恰恰证明了吕祖谦理学家的立场和他对《诗序》的推崇。

又如对《周南·关雎》的解读。《诗序》中说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又提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还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4]7通过这三段话我们可以看出，《诗序》认为诗歌的意义在于教化人，而夫妻是人伦的根本，稳定的家庭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所以《诗序》认为《关雎》是使后宫之妃成为天下人的榜样，规范夫妻间的人伦关系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形态。由于吕祖谦对于《诗序》的遵循，对于《关雎》一诗，他说 ：“后妃之德，坤德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拟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叹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至静，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万化之原，一本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忧；即得之也，如之何其勿乐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忧之不过其则也；“琴瑟友之”“钟鼓乐之”，乐之不过其则也。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者也”[3]20。从这么一首写男女之情的情诗可以引发出如此多的关于伦理纲常的解释，足以证明吕祖谦在解诗过程中是抱着明理的目的，也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宗毛倾向。

三、驳“淫诗”说

“淫诗”说是宋代《诗》学研究史上很受追捧的一个观点，它起源于郑樵，由朱熹发展到基本定型，后王柏又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和进一步的完善，对于“淫诗”说，吕祖谦是持反对观点的，但是他反对“淫诗”的理论依据也恰恰成为“淫诗”说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对“淫诗”说采取的态度恰恰反映了他以《诗序》为宗的特点。

郑樵关于《诗经》的主要观点是“主声说”，这一观点排斥了道德因素，因此使得《诗经》有了更多的文本来源，他认为《诗经》中的《风》来自于田间乡土，是农夫、贱婢以及妇女之流所见所想，虽然有的看似意义深远，但是表达出的却是毫无文采的语言以及重复的方式。这与吕祖谦所推崇的依据三纲五常和义理来对《诗经》进行解释，采取了完全不同的释《诗》观点，所以对于郑樵的“主声说”吕祖谦重新融入了儒家的道德因素。他从伦理纲常的角度来裂解“郑淫说”、“放郑声”，他认为孔子删《诗》是为了符合道德要求，经过删减后所留下来的诗篇都属于《雅乐》，在《读诗记·桑中》中的言论正体现了这个观点。吕祖谦同时还说 ：“《桑中》《溱洧》诸篇几于劝矣，夫子取之何也？曰 ：《诗》之体不停，有直刺之者，《新台》之类是也；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此类事也。”[3]卷5 ：8在他看来《诗经》中的诗歌有着“直刺”“微讽”“铺陈”等不同的特点，《桑中》《溱洧》这种“铺陈其事不加以辞而意自见者”，顺应了纲常礼义的要求，因此应归于雅乐的范畴。同时他还引用了孔子的“思无邪”来论证 ：“诗人以无邪之思作之，学者亦无邪之思观之，闵惜惩创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矣。”[3]卷5 ：8“思无邪”指的不仅是作者创作时的“无邪”，更体现在读者读《诗》过程中所应秉持的“无邪思”，因此“淫诗”并不存在于《诗经》的范畴。吕祖谦提出 ：“若如郑渔仲之说，是孔子反使雅、郑淆乱；然则，正乐之时，师挚之徒，便合入河入海矣，可一笑也。”他对于郑樵学说的驳斥，有着深厚的学术理论依据，丰富的文献研究经验以及严密的逻辑，尤其是以诗乐关系作为理论基础使得他的理论非常有说服力，对后来《诗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在此之后的严粲、黄震、戴溪、王应麟等宋代大儒都继承和发展了吕祖谦的观点。而吕祖谦是反对“淫诗说”的领头人，后世对他理论进行继承的学者大多突破不了他的理论体系，因此直至今日，吕祖谦的理论体系对于《诗经》学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由于吕祖谦以其完备的理论体系对郑樵的“淫诗”说提出了反对意见，因此在他的影响下，郑樵的学说观点并不被人们所重视，他的著作《诗辨妄》的散佚是受到吕祖谦观点的影响。吕祖谦反对“淫诗说”的观点也影响了他同一时期的好友朱熹。朱熹一方面接受他的一些观点，在解《诗》时加入了道德因素，对吕祖谦认为孔子“放郑说”是对道德行为的诠释持肯定态度。但是，对朱熹影响最大的是郑樵的学说。朱熹对“思无邪”也做出了更加深入的解释 ：“盖三百篇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耳，不是言作诗者皆无邪思也。”[2]247在他看来，“思无邪”是要使读诗之人所思所想无邪念，他认为一个人的言行有正有邪，美恶交杂，所以这句话旨在要使人在读诗之时心中有一个用于划分善恶正邪的道德标准，从而使身心获得发展。因此他认为孔子编《诗》时具有一定的道德标准，在读诗人的“无邪思”方面，他与吕祖谦达成了共识。

由此可见，吕祖谦在郑樵的“淫诗”说理论上引入了道德标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且被王柏等人几乎全盘接受，认为孔子所编的《诗》为雅乐正声，这都明显体现了吕祖谦在编写《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过程中遵循了《毛诗》的解诗立场。

宋代《诗经》学自胡瑗、欧阳修以来，怀疑、反驳《诗序》、毛传、郑笺的言论渐成气候，以致南宋郑樵、王质在这方面的言论甚为激烈，并影响了朱熹、杨简、王柏等理学家。应该说，疑经为宋代学术的创新发展铺设了道路。但是，宋代疑经者在文献的考订、解读和使用上有偏颇，有的甚至背离了文献学原则，吕祖谦恰恰通过切实努力在肯定和吸收传统诗说方面做出了突出成就，并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疑经派的不足，激活了传统诗说的生命力。《吕氏家塾读诗记》一经刊出，即大受欢迎，获得了社会广泛认可。之后，戴溪的《续读诗记》以续作的方式申发吕祖谦诗说特点，元明清三代，《吕氏家塾读诗记》作为诗经学研究中的重要著作始终保持着一定的影响，这些都源于《吕氏家塾读诗记》对传统诗说的肯定、维护和发展。

[1]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9.

[2] 朱熹.诗集传[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4] 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5]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 ：中华书局，1991.

[责任编辑朱伟东]

CharacteristicsofPoetryInterpretationtoRecordsofReadingPoetryinLv’sFamilySchool

LIU Ning, ZHOU Yang-yang

(CenterforChang’anHistoryandCultureResearch,Xi’anUniversity,Xi’an710065,China)

RecordsofReadingPoetryinLv’sFamilySchoolis a piece of all-embracing work among the studies in theBooksofSongs, Lv Zu-qian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such works asBookofHistory,PrefacetotheBookofSongsCompliedbyMaoHeng,ZhengJian,CommentariesontheBookofSongs(ShiJiZhuanin Chinese Pinyin) by adopting the principle of embracing everything useful.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here doubt abouttheBookofSongsprevailed, Lv Zu-qian supported and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ideas and thus made his book obviously characteristic of the ideas inMaoPoetryin the aspects of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 poetic interpretation through rites, and the refutation of Zheng Qiao’s pornographic poetry doctrine,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his rigorous attitude towards poetry but also highlighted his special position among the different schools concerning researches on theBookofSongsin the Song Dynasty.

RecordsofReadingPoetryinLv’sFamilySchool; mutual interpretation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 rites; pornographic poetry doctrine

I222；B222

：A

：1001-0300(2017)04-0086-04

2017-03-29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关学思想的文学意义 ：北宋时期‘关中学人’的文艺观及文风研究”(2015J040)阶段性成果

刘宁，女，陕西西安人，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地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