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乐 黄凤琦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传统社会体制与中国近代科技的衰落

余 乐 黄凤琦

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0

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权，这个特点主要通过三方面影响和制约着科技的发展：一、控制经济形态；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三、对人才的负面导向。从而造成中国近代科技的衰落。历史的发展说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科技兴国思想是我们突破传统思想的束缚，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科技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中国传统社会体制；科技发展；衰落；启示；复兴

在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认为，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科技之所以会在近代落后，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的束缚。但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其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科技却可以在近代迅速发展，使其在近代位列世界科技强国之一。究其根本，不得不让人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向西欧全方位的学习借鉴，其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走上了和中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对其科技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科技复兴，深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对科技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高度集权体制及中国传统文化制约科技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后，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中国封建统治者要维持中央集权，在政治上必须由中央统一全国，反对地方势力过大，防止受封的藩王演变成世袭贵族，脱离中央的控制而成为地方割据势力。例如历史上闻名的西汉文景时期消减诸侯封地和权力。而在思想上，要求思想上的统一，以满足政治统一的需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结束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西汉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家学说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在此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占统治地位。由宋朝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等人发展起来的程朱理学综合了儒，道，佛三教，主张三教合一，儒家经学是核心，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程颢、程颐提出最高哲学范畴是“理”，论证了封建道德规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所谓在天为“理”，圣人循之为“道”，“理”是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本体和最高原则。

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决定了中国主流思想的统一性，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使得中国的科技长期处于静止状态，缺乏创新的原动力。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缺乏科技的文化基因，缺乏的是激活这种科技文化基因的社会机制。如道家倡导的“天道自然”指出，自然界按照客观规律不断运动发展，不受人思想的控制。墨家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思想，均利于促进科技的发展，但可惜的是这些科学的认识方法均被儒家的“重政轻技”思想所湮没。儒家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指导，过于强调人伦纲常，崇尚宗法等级观念，对于自然界也通过伦理化的解释，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重规范轻实证，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明万历年间，意大传教士利利玛窦来到中国，绘制了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然而却受到了中国的士大夫的指责“中国当居正中，而该图置中国稍西”，无奈之下利玛窦只好修改子午线，使中国位于地图的中央。

社会制度会直接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由于古代中国特殊的社会体制，中国老百姓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尊卑，有序，贵贱，统一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也自然的运用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大一统的思想是人们在研究中更注重统一性，整体性和求同性，对于不同的意见，也是在统一中把握差异，求大同，存小异。《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中论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智者察同，愚者察异，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朱熹借鉴佛教的“月印万川”提出“理一分殊”，认为君臣父子各安其分，是理一分殊的体现。朱熹借鉴华严宗的“一真法界”、“一切即一、一即一切”，提出“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一万”。这反映了由于受社会体制影响，中国古代传统认识方法上形成以不变应万变，在差异中求同、从统一中把握差异的特点。

这种求同思想注重宗法前贤，因袭多而创新少，缺乏对前代流传下来的思想的大胆怀疑和批评的精神，因此，中国古代的科技著作，往往注重对前世先贤理论的继承阐述，少有开拓创新。同时，这种大同思想它包罗万象，无限的世界成为了有限的世界，削弱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探究欲望，开拓和创新都成为多余的了，使得中国科技在近代逐渐的落后于西欧列国。

二、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及经济形态制约科技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非常典型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而与此相适应的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中央集权的社会体制。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除了西周以来的诸侯封国制度，推行在皇帝直接统治之下的官僚制度。此后历朝历代均沿用该制度。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不是很发的的早期传统社会，中国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相较与欧洲社会的分封制具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体制可以使中国“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应用方面，科学都相对具有‘官办’性质”(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有能力将全国的优势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集中起来，进行科技研究和大型项目的建设，如始建于战国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华阳国志》)，造就了今天的天府之国，万里长城至今令全世界惊叹。这种体制的优越性是当时的欧洲国家望尘莫及的，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取得了远高于欧洲的科技成就。从秦开始直到宋元时期，在长达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甚至于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还出现了回光返照——“康乾盛世”。

但是，这种暂时的科技的繁荣具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局限于自然经济的环境中。中国封建统治的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对于社会和国家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因此，在封建社会早期，它为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的空间，体现出了相较于欧洲封建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也正因为其强大的控制力，使的中国在宋朝就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萌芽一直处于萌芽状态，延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时期，使得新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难以打破中央集权的控制，市场经济无法产生。而市由场经济所带来的平等竞争这一强大推动力，中国近代的科技发展则丧失了。在故步自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整个社会丧失了科技创新的动力和能力，也同时丧失了将科技转换为生产力的社会机制。源自于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到西方，成为了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欧洲人用火药发明了枪支弹药，而中国人火药用来生产烟花鞭炮，欧洲人用指南针来发展航海术，而中国人用指南针来研究风水。四大发明的起源地中国，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的强大控制力，使得这些伟大的发明没有成为科技发展过程中的革命性力量。

三、高度集权体制对人才的导向制约科技发展

马克思说：“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①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处在怎样的社会关系中呢？

由于中国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形成了“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率土之臣，莫非王臣”的思想，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梁山上的108条好汉，到最后只有归顺朝廷才是正途。官为本的的思想笼罩的整个中国社会，并一直沿袭到近现代。因此，尽管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实践不断推动科学技术向前发展，但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在官为本的思想下，科技的创新对于统治阶级，对于知识分子都没有什么吸引力，“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当官就能发财，这对于穷书生有着莫大的诱惑力。

而要维持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的统治需要大批的各级官员，为朝廷选拔符合条件的官员，于隋唐年间，中国诞生了科举制。科举制极大的改善了之前的用人制度，彻底打破打破了血统世袭和贵族垄断，相较于西欧同时期的封建贵族爵位世袭制有明显的优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为广大出生贫寒的学子提供了改变人生和社会地位的机会和希望，并且，科举的成功带了的不仅仅个人的成功，而是举家的荣耀，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科举制度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围绕在中央集权周围，为维系中央集权的统治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唐太宗看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鱼贯而入，得意地说：“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矣！”宋仁宗在《劝学诗》中写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车马簇”。这里所提到的书，是指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一个出生贫寒的人要想改变自己的人生，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唯一的途径就是读好“圣贤书”，通过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成为了最有吸引力的事情，读书则成为最有价值的活动。而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则被视为雕虫小技，实属“下品”，不足为道。大量的人才将时间精力浪费在死读书上面，空谈政论，脱离实际生活实践，忽视自然科学的研究，久而久之，中国到了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欧洲各国就难以避免了。

四、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结论，中国近代的科技落后与中国传统的社会体制有密切关系，科技创新的根源是体制创新。新的社会制度可以通过革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但传统文化的影响却不会在短时间内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要求我们努力营造创新文化，更新思想观念，培养创新人才，为中华民族科技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工作报告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期科技创新与发展关系作出的重要论断和对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核心观点。只有将科技创新提升到这个高度，才能最大程度的增强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自觉性与能动性。立足全局，放眼世界，坚定不移走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是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的根本观点，也是推进中华科技复兴的根本要求。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

[1]严火其.智者察同 愚者察异：对东西方科学的一种哲学解读[J].科学技术哲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3(1).

[2]金吾伦.科技文化与制度创新[J].北大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在线论文)，2003-08-04.

[3]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J].科学技术哲学(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03(2).

N09

A

2095-4379-(2017)33-0234-02

余乐(1978-)，女，江西奉新人，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讲师；黄凤琦(1980-)，女，江西鹰潭人，华东交通大学理工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