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文杰

苏州乡镇志中地方名人家族与地方认同的构建
——以（道光）《里睦小志》为例

◎ 曾文杰

地方名人与地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本文主要是以苏州《里睦小志》为考察对象，一窥里睦地区著名人物徐栻及其家族与地方认同、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

一、里睦镇发展之概况

里睦，今属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里睦镇名之变化可谓十分频繁。自唐以前无从考，唐时名黄村。黄村之名由来，一曰“黄茅见顾良辉墓碑”，且智林寺亦始建于此，便由此而得名。五代时，“名将梅世忠、李开山镇许浦，李将军卒，即葬于此，因名李墓镇市。”至宋时因其名曰李墓未变。明时，因里中徐氏始盛，“遂称徐家市”，又因“邑西徐恪所居先名徐市，因别之为东徐市。”后又“因徐昌祚迁沿董史给旧宅为董浜”，所以东徐市之名不得已再易为“老徐市”。不久，又有“邑令耿公以为一市而属一姓，里中不睦滋甚，命曰里睦。”（道光《里睦小志·地理志·方域》）自此，里睦之名遂定而沿用至今。此则里睦镇之名变迁之大概。

考诸里睦镇之发展，《里睦小志》有云：

东西跨李墓，南北通贵泾，西南据昭文县治四十里，北据海口二十里……东距何市十里，西距周泾口四里，南距董浜新市四里，北距老吴市十里，东北距归家市四里，西北距陆家市四里，东南距支塘镇十里，西南距沈家市五里。

正处于各市镇的交汇之处，地理位置优越，应是商品经济极为发达之地。于《里睦小志·地理志》中有云：“考诸明时，商贾骈集，居民万灶；缙绅巨室之田以亿计，粮以万计”，生动地描绘了明时发达的里睦镇，俨然成为了一个商品聚集之地。且徐栻正兴，李墓改名曰“徐市”。然至清，作者却发出了“今之所居者，仅数百馀家”的感慨。此时的里睦镇，却是一片萧瑟，其原因何在？我们可以从地名变迁中得到一些信息。

地名应是一地之风貌最直接的反应，亦是民众之认同最直接的反映。本名“黄村”的里睦镇在其最繁荣之时改称“徐家市”（简称“徐市”，下同），皆因里中人徐栻。就此一点，几可看出徐栻之于里睦的重要性，亦可看出里睦居民对徐栻的认同。那么在书写徐栻其人其事时，徐栻又被塑造成怎样一个人物呢？

二、徐栻形象与地方认同的构建

徐栻早年不幸，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但“奋自砥砺，昼夜读书通经，久之，连举进士”（王世贞：《徐凤竹传》《里睦小志·文艺志》），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升迁，官至工部右侍郎。可以说徐栻一生勤勉努力，并多有著述留世，譬如《仕学集》《大学衍义补纂》等，为人所知。所以，徐栻的形象，首先应是一名合格的读书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应是对其求学之路最好的概括。但因此而改镇之名不免不令人信服。

然而，徐栻之于里睦，更多的是徐栻的举止言行。里睦镇流传的徐栻智斗严嵩父子之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则故事在（乾隆）《苏州府志》中记载为：

徐栻，字世寅，嘉靖丁未进士，除宜春知县，擢南京御史，时京山王宗茂者同被命，濒行，严嵩置酒饯之，备极珍异，宗茂多不能名，栻微笑曰：“海外物也，若何由名。”后宗茂极论嵩父子，其疏，草尝，从栻更定，有设宴而水陆毕具，皆海外物等语。蒿恨之。”（乾隆《苏州府志》卷六十二《人物十六》）

文字虽短，但表意明确，基本上已经道出了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而在王世贞所著《徐凤竹传》中，却是精采的多：

盖尚书行，而同年楚人王宗茂者，亦为南御史。嵩父子置酒召之，盘飧具水陆。宗茂多少不能名，而问尚书，微笑曰：“海外物也，若何申名？”宗茂抵南京，未几，而极论嵩父子，具疏，章成，以属尚书，尚书为更定数字。时有善郎在坐，夕别而晨驰一介走报，以是得为得备而谪宗茂。嵩故以疑尚书，是郎者复泄之，而疏辞有“设宴而水陆毕具，皆海外物”语，乃益恨尚书，嘱为南太宰者曰：“必为我一快志于徐某，不然，我食不咽。”

不仅讲到了徐栻以“海外物”来名盘飧，还有“嵩故以疑尚书”“益恨尚书”以及“必为我一快志于徐某，不然，我食不咽。”等语。其生动地描绘了徐栻如何揭露严嵩父子的腐败，及严嵩父子对徐栻的记恨是如何一步一步地加深的，甚至在一些细节上都有详细的描绘。很明显我们能看到，此文作者王世贞是为了贬严嵩而举徐栻。这自然有王世贞素与严嵩不合的因素在其中，王世贞在他所写的《嘉靖以来首辅·严嵩传》以及其他史著中，对严嵩多有诋毁。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严嵩父子擅专国政达20年，《明史》称其“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正是在严嵩这种角色的衬托下，徐栻之形象才被塑造的更为生动形象。此文录于《里睦小志》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取向，更多地是表现当时里睦人民对徐栻这一人物的喜爱，是对一个敢于违抗权贵的人物形象的崇敬。这种感情事实上也是里睦人民的那种敢于抗争的情怀，不畏强权，智于斗争的精神的体现。不仅如此，与赵文华之事的亦是体现其特有的人格魅力：

赵文华将大军南征倭，至浙而督察时，尚书所备兵事疏中颇言其失计甚切。文华恨之，而为嵩党。尚书入参谒，文华佯怒，数他吏以威胁尚书，尚书不动。乃檄使人贼巢，欲矮之贼，尚书至而贼已解散，乃得免。（王世贞：《徐凤竹传》）

与赵文华之事并非仅见于此志，在清抄本《明史》中卷三百十四、列传一百六十五亦有所著述：

（徐栻）擢南京御史，奏言南几山西陕西湖广浙江所在凶歉……竭请汰冗贵，省繁文，诏下所司议行，又上兵计七事，语侵赵文华。

这也是徐栻在此版《明史》中唯一的记录了，此处只录其中一部分。而在中华书局所出版的《明史》卷二百二十、列传第一百八中，此段文字却被删除，仅剩下：初，王宗沐建议海运，应节与工部侍郎徐栻请开胶莱河，张居正力主之。用栻兼佥都御史以往，议凿山引泉，计费百万。议者争驳之。召栻还，罢其役。栻，常熟人，累官南京工部尚书。甚为简洁。除此之外，“徐栻”之名在中华书局版《明史》中，还出现两次，分别是在卷八十七《河渠五》和卷八十八《河渠六》，对徐栻的个人事迹的记载却是非常之少。本文不着眼于讨论其缺失原因，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徐栻在正史中，其记载并不太多。而在王书《徐凤竹传》中，“颇言其失计甚切”“尚书至而贼已解散”等等此种描绘，刻画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似乎皆为王世贞所实见。对于这一点我们很难考证其真实，但却是可以肯定，这种书写的目的是为了塑造徐栻之人物，所希望展示的，也正是徐栻之人，一方面敢与“乱臣贼子”争。另一方面，又能体现出徐栻不仅精通文理之学，于兵戈之事亦有所为，且于王文中，徐栻不为人争，而是以实际行动让赵文华信服。这与上文记述与严嵩之争存在明显的差别，如果说王文上一段记述是为了贬嵩，那么这一段文字却是要扬徐。而通过这种书写所体现的，徐栻不正是那么一位能“致良知”以“知行合一”之人？这种人应该被称为“君子”。而这种书写背后所体现出的，亦是乡里情感的寄托。改镇之名为徐市，其体现的实质本就是对其人，其品格之认同。所以，与其在赞叹于徐栻的品格，不如说在书写徐栻之时，就已经把这种情感灌输到描绘整个里睦镇之中，其赞叹的更是里睦镇的一种君子之气，一种浩然之气。

徐栻之于里人，徐栻之于家族，在其他资料记载中几无记录，但在《里睦小志》中却记载详细，且为人所称道：

其里居，亟为郡邑言利弊，娓娓亡非为闾里福者，而于姻族悖深矣。朴素自喜，居平日不再肉。一布衣至，三瀚而未尝不整冠服，左准右绳，动止有礼。然其自治严而待客有礼，则霭然谈笑若春风，尤重友谊风节。（王世贞：《徐凤竹传》）

因徐栻常年在外作官，对里睦的贡献并不多，至其致仕，才居里中。但徐栻依然惦记乡里之事，常言其弊，并规矩族人，与乡里人交好。当我们再来回顾这些来自王世贞的文字时，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另一个人，他就是王阳明。本文所举徐栻之行为虽少，但不难发现，其行为，其思想，皆有王学之形影。无论是“致良知”之思想，亦或是“知行合一”之实践，皆有阳明之学之风范。所以，无论徐栻之人真实的形象如何，但在乡里眼中的，徐栻是近乎完美的存在。

可以说，在乡里人笔下的徐栻，是一个能文而又善武，严己而又宽人，善治而又恤民的形象。这种形象不就是如王阳明般的的君子形象么？所体现的不正是传统儒家思维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情怀。而以徐栻之姓为镇名，也恰恰是体现出了里睦人对徐栻的尊敬、爱戴及认同之感。徐栻的形象，也逐渐成为了里睦镇的形象代言人。可以说徐栻，代表了里睦镇，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里睦镇的认同。

三、认同感缺失与地方社会的衰落

然而，这一难得的认同感并未持续多久。因徐栻一人之功，徐氏家族兴起，在地方上取得了极大的威望。前有徐栻之英名，其子孙亦因以徐栻为榜样，存其志向而造福于乡里，俗语所谓“虎父无犬子”几如此意。徐栻家族之后能够继续保持着这份品质而带领里睦镇不断发展下去，这应是乡里人所愿意见到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徐栻之后有一从孙名曰徐汝让，虽家财万贯，却是奢华至极，在《柳南随笔》卷二中有如下记载：

徐汝让，号钦寰，械之从孙。富甲一邑，而性最豪奢，挥金如粪土。尝市飞金数斛，登塔顶放之，随风飚去，满城皆作金色。好事者有“春城无处不飞金”之咏。又尝从洞庭山买杨梅数十筐，于雨后置桃源涧，遣人践踏之，涧水下泻，其色殷红如血，游人争掬而饮之。又尝从白门买碗于市，而拣择过甚，主人出语微侵钦寰。钦寰怒，即问碗有几何，酬以千金，尽取而碎之，衢路为满，至以碗足甏成街道云。

此记载也见于《里睦小志》，但在《里睦小志·杂志》记录中，补有如下内容：

按：相传放飞金、踏梅诸事乃尚书二孙名儒所为，《随笔》误属汝让耳。又海盐董潮《东皋杂钞》，明季华亭白尚书之子亦有放飞金诸事。

“按”即一种补充说明，然此两“按”皆为相传之言耳，其真实性并不可确定。而将其附于其后，虽有存疑求实之意图，不免也让人觉得有为其辩解之意。但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说，徐汝让无疑不是里睦人民所希望见到的那个徐氏家族之后。如果说此是个例，且仅仅只是个人豪奢，那也就罢了。但徐氏家族所作所为却远不止这些。徐昌祚成了摧毁徐氏家族，乃至整个里睦镇认同中心的最后一根稻草。《里睦小志·杂志》的记载如下：

自明以来，缙绅除殉节死忠外，以居乡不谨而及祸。如徐昌祚，怨家发其沉姑事，死于狱中。亦前车之鉴。（陈祖范笔记）

如果说在书写徐汝让的时候，作者还留有一定的情面，在书写徐昌祚之时，却是毫不留情，直接指出了徐昌祚因谋财而“沉姑”之事，甚至将其作为缙绅之士的前车之鉴，与徐栻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书写所体现出的情感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徐昌祚之于里睦镇，是有所作为的，可以在其所作《里睦塘碑記》中所见：

海虞依水为邑，宦兹土者无急于治水。而里睦、贵泾、梅林诸塘，于邑尤为要害。塘繇去海不远，流沙岁积，壅阏为患久矣。今天子即位初年，先大父尚书公采通邑父老之言，请浚于中丞。……丙申之役，不佞昌（徐昌祚）又请于都御史赵公可怀，而檄郡丞应公楠来治，又二年而塞。夫三吴岁赋十之二漕粟给大农，当天下半。其民自壮比老，胼胝力田，以供上而自给。（《里睦小志·艺文志》）

从这段文字中，至少可以看到徐昌祚的确继承了先大夫徐栻之志而积极替乡请命，疏浚河塘一事，确为造福乡里之事，也符合其乡绅之应有形象。可以说，徐昌祚于乡里，确是有一定的贡献的。而在之前的文中只字不提，却是体现了里人对徐栻之后大失所望。徐氏家族也因为族内斗争最终分崩离析，徐昌祚迁至董浜而为新徐市，当时的里睦镇不得不改为老徐市而走向没落。也正是在这之后，耿橘才有如下感叹：

一市而属一姓，里中不睦滋甚，命曰里睦。（《里睦小志·地理志·方域》）

里睦旧名李墓，衡浦旧名横浦，今易之，里党雍睦，如衡之平，此吾之所以望吾民也。（《里睦小志·艺文志》）

今之里睦之名自此得以确立。

纵观里睦镇之名的变迁，与徐栻及其家族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家族兴，则市镇兴；家族亡，则市镇亡，似乎确有其理。但对于里睦镇来说，这些分析是不够的。通过对徐栻及其家族后代的书写来看，徐栻，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镇之代言人。徐栻这种如君子般的形象已经成为了里睦一镇之精神。所以在记述徐栻的时候，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徐栻完美化，将其描述成一位毫无缺陷的君子式人物。这种书写背后所表现出的，也正是里睦镇所具有的那种以当地俊杰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里人希望自己眼中的徐栻是这样的，也希望大家也如徐栻一样。也正是因为这种感召力的存在，使得里人皆以徐栻为荣，既然大家都有一致的崇拜对象，那么自然就会存在一种自内而外的凝聚力，将里睦镇的民众所聚集起来。并且，徐栻生于里睦，这又使得这种认同具有了地方性的特征。这种地方性就决定了里睦镇之于他镇的区别，且这种区别是明显而又明确的。可以说，徐栻这一形象，同时赋予了里睦镇之独特的文化认同和地方感，且这种地方感具有唯一性。也因此，这一地区能够独立于他镇之外而形成独特的文化认同圈，这种文化认同圈即里睦镇的地方认同。所以，正是这种独特的地方认同，成为里睦乡民之凝聚力，也成为了基层社会构建中基础而重要的力量。

而至于徐栻之后，《里睦小志》虽极言其恶，但有一点我们要看到，无论是徐汝让，还是徐昌祚，他们的行为并未危及一方之稳定，即并没有记载徐栻之后人有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之行为。徐汝让爱挥霍却并未见有记录其欺压百姓；徐昌祚据陈祖范笔记虽有“沉姑”之事，但于乡里，依然继承了徐栻之志，协助耿橘，积极治水。而里睦镇在这时却走向了衰落。

究其原因，徐栻的后人的形象与徐栻之形象产生了极大的反差，已经违背了里人所希望的那样，即这份原本的认同感在徐栻的后人身上消失了。伴随而来的，就是由这份认同感而生的社会凝聚力的消失。不仅如此，徐昌祚的迁族行为更是极大地摧毁了这种地方认同。地方认同中最重之处在于其地方性上，徐昌祚之行为正是直接摧毁了这种地方性。文化认同因地方性而独特，缺失了地方性对于地方认同的构建来说是毁灭性的。徐栻后人之举，虽不雅于乡里，然徐栻之家族犹在，徐市的地方性犹存。但徐昌祚之行为，直接摧毁了徐栻家族的存在，相应的，徐市的地方性也就式微了。徐市之于他镇，失去了它本有的那份独特性和地方性。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徐市在这一时期迅速的开始衰落，并最终落得“今之所居者，仅数百馀家”之境况。因为再没有什么理由能够把里人聚集在一起。人心各异，犹如一盘散沙，自然里睦镇走向衰落，不足为奇了。

四、结语

考诸里睦镇之发展，不难看出徐栻及其家族在其中的作用是明显的。在这种家族的影响力背后，所体现的并非是传统的大家族对基层社会里的掌控，而是里睦民众之于里睦镇的地方情感和文化认同。当这种地方认同得到加强的时候，社会便会兴兴向荣，走向昌盛；而当这种认同削弱或者消失之时，社会便面临着分崩离析之危情。可以说，这种认同成为凝聚里睦人民重要的内在力量，甚至影响了一个基层社会的兴衰。之于今日，我们一方面在强调用经济力量建设社会的同时，也需要多着眼于构建区域社会中的认同。通过这种认同的构建，从情感上将社会中的每个人串联起来，最终使我们的社会得以稳定而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