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多年前读过一本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①小南一郎著，孙昌武译：《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很有印象。最近得知他的《唐代传奇小说论》②小南一郎著，童岭译，伊藤令子校：《唐代传奇小说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已有中译本面世，赶紧找一本来看。《唐代传奇小说论》讨论的四篇作品：《古镜记》《莺莺传》《李娃传》和《霍小玉传》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名篇，就此要讲出新的意见来是不容易的事情，而小南一郎先生却分别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高见。

关于《古镜记》，小南先生联系中原高门在唐代的衰败来思考其中蕴含的深意，他说：

作为太原王氏，他们的宝器是古镜。《古镜记》则叙述了作为宝器的古镜的活跃及其丧失过程。略有些图式性的表达方式，大概的象征是，宝器的活跃即是王氏一族在社会的活跃，而宝器的丧失即是这一门阀的衰亡。具有全能之力，并且能惩罚邪恶之物的古镜，顺从天意的决定而离开。古镜丧失带给王氏族人的悲伤，无异于对于门阀没落的哀悼。③同上，第63页。

这是很能言之成理的新说。时代不同了，老牌门阀难以保持其昔日的辉煌，拿难以言说的天意来解释，不失为一个体面的退路。唐人重郡望，喜欢攀附古老的高门，其实正是那些高门已经走向末路、传统的谱牒也渐渐失效的征候。试想在东晋门阀政治最盛之时，一个外人谁敢冒充琅琊王氏或陈郡谢氏的族人！太原王氏曾经是一流的高门，后来渐渐落于崔、卢、李、郑之后，并且越来越远，即使花很大气力隆重推出一代宗师王通也无济于事。王氏族人深感痛心，只能说：我们王家先前比你们阔多啦，甚至曾经拥有一面稀世之宝的神奇古镜！

关于《莺莺传》，书中有一道副标题：“元白文学集团的小说创作”，其切入的角度已灼然可知。以白居易、元稹为双核的文学圈子一方面在诗歌上投入了极大的努力，而同时也颇致力于小说，在传奇小说与歌行体诗的相互配合上进行了种种创新试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小南先生指出，在《莺莺传》里，“张生斩断与莺莺关系的正当化理由是，身为‘尤物’的女性对男性不利，时常也会有女性导致国家覆灭云云”④同上，第77页。。在国家层面上有“女祸”亡国论，家庭层面上则有“尤物”破家论。书中引用白居易的《李夫人》一诗，说是汉朝的李夫人把汉武帝弄得神魂不安，而事情远远不限于此—

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

君不见，穆王三日哭，重碧台前伤盛姬。

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

纵令娇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

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

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

这里又提到更早的周穆王（详见古小说《穆天子传》）和本朝的玄宗皇帝。古今国破家亡责任都不在男子，而在那些美女，所以最好离她们远一点。事实上恐怕是没有出息、不负责任的男人才说这样的话，而诸如此类的议论在完全以男子为中心的古代却大为流行。白居易是成就很高的诗人，但他的妇女观中颇有落后得可怕的成分。记得早些年舒芜先生曾有专文揭露和批评白居易的这个侧面①舒芜：《哀妇人》，见《伟大诗人的不伟大一面》，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66—372页。，在研讨《莺莺传》的时候大可引来作为参照。小南先生是汉学专家，也许未必会留意舒芜这样的新式文学人物吧。

小南先生归纳作品的主旨说：“首先主人公张生抛弃了莺莺，然后与自己官僚身份相当的女子结婚，因此，友人十分赞赏张生迷途知返的行为。”②《唐代传奇小说论》，第88页。从青年时代一度失控的浪漫主义激情中迅速抽身，返回现行体制之内，作者强调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莺莺传》深刻地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可以说唱的是合于官场规则的主旋律。要说它有多少进步意义实在很困难，它给人们的启发或许在于，主旋律可以唱得很有味道，而不必非得是干巴巴的说教。

《李娃传》唱的也是主旋律。笔者曾经这样评说这篇名作：

某生受严父之命进京赶考，经过种种曲折，最后如愿以偿，这乃是作品的主线；描写的重点则在于中间的种种曲折：某生的公子地位失而复得，与李娃的关系从相好到分离再到重聚，最后则以仕宦和婚姻的双重胜利而圆满结束。白行简把中间的悲欢离合写得细腻动人，非常完整，而唯其如此，封建主义正统观念也就得到了充分的宣扬，恰恰深刻地迎合了封建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趣味和爱好。③顾农：《闲话〈李娃传〉》，载《书屋》2010年第9期，第60页；后收入《四望亭文史随笔》一书，南京：江苏凤凰出版集团，2012年。

当上京赶考的某生（作品暗示此人出身于著名的高门荥阳郑氏）迷恋李娃弄到床头金尽之后，被李娃及其假母设骗局抛弃，一度潦倒沦落，暂住于“凶肆”，以唱挽歌为生，而竟以此出名，被到京公干的父亲发现，大为震怒，打得他半死；稍后流落街头气息奄奄的郑生又正被李娃碰见，她良心发现，收留了他，帮他养病、备考，在郑生金榜题名行将进入官场之后又主动提出分手，让郑生全身心地回到他原先所属的上流社会去。李娃送郑生赴成都府参军之任途中碰到郑家老爷子，郑氏父子恢复关系，老爷子命儿子正式迎娶李娃，此后她生子、持家，极得人心，后得诰封云云。仕和婚这两条全都圆满，没有任何遗憾了。《莺莺传》中的张生善于补过，而这里的郑生虽然一度走到死亡的边缘，却终于取得最后的全胜。

《李娃传》的作者白行简是白居易的弟弟，自然也是元白文学集团中的人物，思想倾向亦无不同；但小南先生分析此篇换了一个观察点，超越常见的人物形象分析而大谈其中三个主要人物（李娃、郑生、郑父）身上的矛盾，又致力于研究“长安的街与人”，具体地说，是以贯穿长安全城中轴线的承天门街为界，探讨街西平民住宅区与街东高级住宅区同郑生命运变化之间的关系（本书正文之前有一幅《唐长安城图》，很可以同文章中的有关分析互相对照着来读），其间最重要的是郑生沦落时暂住于“凶肆”的那一段，结论是：

《李娃传》中的郑生也加入了凶肆组织，同死亡世界有过密切接触。郑生在其遭遇的最低谷也一度咽气，接近了冥府……促成其重生的因素，无疑是来自李娃的这个女性的爱。《李娃传》的故事之根源，就是这样的“死亡”与救济的因果，我推测其作为故事的核心部分应该来自最古层的传承。

围绕着主人公的死亡及因女性而复活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民间有着各种各样的传承……④《唐代传奇小说论》，第117—118页。

从这样普世性的母题来研究《李娃传》，自然是一个可供选择的角度；但除了浮想联翩的跨文化研究之外，最好还要落实到中唐的社会生活中来。《李娃传》的故事根源还是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僚，白行简同白居易、元稹等人一样，有着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婚姻也好，考试也好，在他们的思想中都必须围绕这根中轴线来运转。青年时代的浪漫爱情，能与此中轴兼容，最是上上大吉，即使中间有些曲折苦难也无妨—这就形成《李娃传》；如果不能，那就让那美好的爱情成为一段值得追怀的往事，这就形成了《莺莺传》。西方小说中也正有这两种类型。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最基本的恐怕还是根据具体文本材料的归纳，只从宏观大框架出发的演绎弄不好就会出危险，世界上究竟有多少共同的母题，也颇值得推敲以至存疑。

尽管如此，小南先生重视从传说和民俗的角度来研究唐传奇，仍然给我很深的印象和启迪，还需要进一步消化吸收。最近他在对童岭介绍自己的研究思路时说：“自己在分析文化现象时，比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更加重视的是民俗学的视野。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或者是宫本常一的《忘れられた日本人》等著作，给我的影响很大。”①童岭：《小南一郎先生访谈录》，载《中华读书报》2015年12月16日第9版。这是他的经验之谈，很值得引起注意和思考。

也许是唐传奇中最动人之篇章的《霍小玉传》，也可以从唐代科举知识分子之婚仕美梦这样一个基本点去观察和分析，其作者蒋防本来同元白文学集团走得很近。笔者在一篇旧作中曾经顺便讲起这篇小说，略云，在李益科场得意之后，霍小玉也曾主动提出出局，可惜不免拖泥带水（她希望李益三十岁以前不要正式结婚，用于纪念他俩的一段感情；等到那以后，听任李益“妙选高门，以谐秦晋”，她本人则决心“剪发披缁”，遁入空门），不像李娃那样决断；而李益也与某生不同，他虚情假意地说要同霍小玉“偕老”，许诺同她正式结婚，

可是不久以后他就抛弃了小玉，另娶高门卢家小姐为妻。霍小玉闻讯后怨恨而死，临终前大呼‘李君李君，今当永诀。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后来情况果然如此云。霍小玉本来是尊重封建秩序的，她本人提出过退出，后来则根据李益的诺言等着同他正式结婚；到这时候李益再来背信弃义，违反原则的就是他而非霍小玉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所以他后来家庭不和实在是活该。这篇小说也曾经被认为是反封建的名篇，其实作品中亦复全无此意。并读《霍小玉传》与《李娃传》可以让人们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完全按封建秩序办的，必有好结局，如某生、李娃；否则就要倒霉，如李益；霍小玉不够决绝，仍存幻想，终于毁灭并走向死亡。如果她很干脆地退出，就没有这些严重的后遗问题了。②《闲话〈李娃传〉》，《书屋》2010年第9期，第61页。

小南一郎先生在《唐代传奇小说论》中对《霍小玉传》也有很新鲜的分析，其要旨在于“作品的主题，是过于婚仕的疑问，不忠于色爱的李生，在婚仕上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③《唐代传奇小说论》，第172页。这不免要引起我重新思考这篇传奇的倾向和主题。唐代士人一般似乎没有忠于婚前与同居之女色爱的观念，这并非正式的婚姻。李生问题的要害应在自食其言。

《唐代传奇小说论》的童岭中译文相当精确流畅，印本的校对也颇认真，我只见到一处小误，顺便提出如下，或可供再印时参考。此误在第124页：

戴望舒认为，现行本的“乙亥”二字应该是“乙酉”二字。即是推定这一作品书写于贞元二十一年（805）乙酉之岁。此外，上文提到的卞孝萱的《〈李娃传〉的原标题及写作年代》，勘定白行简的职位是监察御史，“乙亥”当为“乙酉”之误，推测作品成立于元和十四年（819）。④同上，第124页

按元和十四年（819）乃己亥之岁，所以卞先生的意见是说“乙亥”当为“己亥”之误，这里恐怕是承上而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