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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五十周年之际，一群学者聚集在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举行研讨会，最终将讨论结果编成了一部由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1916—1999）教授担任主编的论文集。

虽然这部论文集的总标题是“五四运动”，但是其收录文章所涉及的话题范围却极其广泛。从对现代中国开端问题的解读到对中国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分析，从对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到对20世纪6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可谓是包罗万象。这些文章风格和篇幅也不统一，有些是研究论文，有些只是随笔。史华慈将各种不同的观点汇集到他为该论文集撰写的序言中，文思很是令人钦佩，但是这部论文集依然是服务于“专家”的，不能为大众所读。为了更易理解，在阅读论文集中这些富有思想的文章之前，不妨先翻阅一下周策纵（Tsetsung Chow）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MayFourthMovement:IntellectualRevolution inModernChina，1960）一书。在世界范围内，该书至今仍是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五四”运动史的著作。

在该论文集中，作者最为关注的首要问题是：“五四”作为现代中国历史的分水岭，到底有多么重要？作者们普遍倾向于认为其重要性并不是像传统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尤其是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她的文章《历史上的五四》（“May Fourth in History”）中，大篇幅地阐述了“五四”并不是中国思想革命的开端，早在“五四”前三十多年前思想革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问题似乎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有些作者发现这个时期的“明显的转折点”（distinct turning points），比如全盘反传统主义（totalistic inconoclasm）、浪漫的一代（romantic generation）、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起（the rise of Marxism-Leninsm），等等。

林毓生文章的主旨就是“全盘反传统主义”，他的《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主义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Radical Iconoclasm in the May Fourth Period and the Future of Chinese Liberalism”）一文是所有文章中最长的一篇（大约占了整卷书的四分之一）。首先，林认为，辛亥革命之后，普遍王权（the universal kinship）的崩溃和整个中国传统观念的颠覆是“全盘主义”（totalism）兴起的原因。他还认为，这“也是导致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和中国传统文化秩序最终完全崩溃瓦解的决定性因素”①Tse-tsung Chow,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这样的评论很是令人震惊，在封建王朝被推翻之后，这种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是否在真正意义上解体了，在我看来，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林也承认，绝大部分学者可能不认为辛亥革命具有打开“堤坝闸门”（the gate of dike）的强大力量。

但是，这并不是他说的重点。他着重指出，“后儒家的（新传统）思想模式”（a post-Confucian mode of [neo-traditional] thinking）对“五四”的全盘性（totalistic nature）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为此，他分析了孟子、荀子、朱熹和王阳明等人。因而，他所谓的“后经典儒家文化”（post-classical Confucian culture），其实就是“新儒学”（Neo-Confucianism）。但是，为什么以经世派学者王安石、李塨、顾炎武和晚清改良派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却没有影响到“五四”的知识分子，或者说其影响度不如新儒家呢？对此，他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更有趣的是，林的“反传统主义”（iconoclasm）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谭嗣同对“三纲”所做的“冲决罗网”的呼吁不是“全盘性的”；另一方面，全盘反传统主义只是在“五四”时期出现，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胡适的长篇论述似乎表明胡适根本不属于“全盘性的”。我们不禁质疑，一个纯粹的杜威学者，其理想不是要将中国“完全杜威化”吗？

作者认为，陈独秀是属于全盘性的，因为“除了其他因素，他对儒家学说的全盘性攻击源于他的儒家观，即后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作为其有机衍生品，也是整个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陈独秀的儒家传统观是将儒家思想作为本质上的整体来看待的”。②Benjamin I.Schwartz ed., 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 Symposium.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27.林没有以详尽的笔墨来解释说明的“其他因素”，可能要比他在此所陈述出来的因素更为重要。事实上，我们必须将陈独秀的反孔排儒运动置于1916年那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来理解。当时，国内文化保守派试图在新起草的宪法中写入一项决议案：要求共和国的基础教育必须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上。陈独秀在1916年11月发出警告，一旦该决议写入宪法，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以及议会制的建立，所有这些为进步而做出的努力都将立即化为泡影。李大钊在1917年1月，公开宣称儒家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也加入了陈独秀的队伍。在我看来，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反孔排儒立场，是出于对进步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担忧。陈独秀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全盘反传统主义”的人吗？当然不是。这一点，从他在1919年发表的《宣言》中就可以看出来：

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③Schwartz, op.cit., p.43.

至于说为什么鲁迅是“全盘性的”，林并没有解释。可以肯定的是，鲁迅的激进主义是出了名的，但是，他是否是“全盘性的”又是另一回事了。虽然他批判传统，但是他从来没有对整个文化遗产做出否定。④陈独秀：《新青年宣言》，载《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第1—2页。事实上，他曾明确表示，人们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历史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此外，鲁迅还表示，新文化的生成不可能像物体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般。新文化的发展必定会遭遇旧文化的挑战，二者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和延续关系。⑤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413页。

如果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都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那么，所谓的“全盘主义”可能就是一种假象。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人们喊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口号，比如：“万恶孝为先”“将线装书扔进茅房”，等等。这些令人震惊的口号逐渐普遍化，以致于成为所有“五四”知识分子的标签。罗家伦是“五四”事件及“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的证词澄清了这种错误的印象⑥同上，第7卷，第586页。：

他们以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要毁灭中国固有的文化、毁灭中国固有的道德。他们硬说是新文化运动者，主张“非孝”，主张“手打孔家店”，主张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我有证据拿出来，告诉大家：当时提倡新文化运动主要的刊物里，从不曾提倡过“非孝”，讲“非孝”只是浙江杭州经子渊先生办的师范学校里的一个学生施存统，在该校刊物里发表过这么一篇荒谬的文章，引起了当地的轩然大波。“手打孔家店”乃是四川一位名叫吴虞的老儒引以自豪的话。至于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乃是我们的党国元老吴稚晖先生，当年鉴于科学不受注重，复古气压高涨，慨然有感而说的话。

我认为林的“全盘主义”和“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是没有道理的。李欧梵的概念却更实用，相比较起来，更简单、篇幅不多而所指更为明确。李欧梵有关浪漫主义的文章描绘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迷惘的心理轨迹—激进的民粹主义类型（与性格内敛、体弱乏力、要求苛刻、力达完美的老学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11年到1930年间，政治结盟变化不定，整个社会普遍混乱不堪。这也就难怪，今天凭后见之明再去看那个时代，任何具有冷静理性思维的人都可能会为这种混乱多变的社会性质所困惑。李欧梵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不成熟的、躁动的、激进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与父辈、与政府官员和与大学管理者的种种冲突，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那个时代。然而，这样的时代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不妨回顾一下英国，在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后，英国青年出现对维多利亚自由主义的强烈排斥，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愈演愈烈。与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样，英国“迷惘的一代”对性生活非常着迷，他们发酒疯式地将伦理道德抛弃，以追求解放，开展思想解放运动，全盘否定父辈的思想，即使不是抛弃他们的父母，也不能低估中国人与父辈的疏远以及对父辈思想（儒家学说）的摒弃，虽然不一定是全盘否定，但也是打破旧习的一种方式。由此看来，对于新文化人士为什么看起来既激进又反传统这个问题，李欧梵的情感和代沟冲突理论似乎要比林毓生提出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更为合理。

然而，李欧梵并没有具体提到潜在的后果，那就是，浪漫传统易于摧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根本上是依赖于渐进主义和局部化改革的一种高度理性化、合理化的信念。浪漫传统是一种纯情感的、主观上的直觉主义，更青睐于全面、彻底的行动。德国的纳粹运动，就像在其他国家进行秘密法西斯运动一样，使全国都处于极端的情绪当中，更重要的是，浪漫传统以知识为炮弹进行攻击。他们最喜欢的一句口号，也是有力的证词是：他们“在自己的血液里可以感受得到”，因此，它一定是真实的。无论是儒家思想还是自由主义，当其成为当时的主流时，理智对愤怒和焦躁的人来说，都不会起作用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的失败，该书中的文章对此也有自己的解释。如果史华慈所认可的林毓生的“全盘主义”是正确的，那么它或许在逻辑上可以解释“全盘否定传统主义”是如何为新独裁主义的左翼和右翼奠定基础的。正如林毓生所指出的那样，所接受的自由主义并不能作为一种正面的力量来填补反传统主义所造成的真空。但是，我不能确定的是，“五四”期间的反传统主义者将战场清扫干净之后，自由主义的萌芽是否还可以继续生长。

贾祖麟(Jerome Grieder)还提供了另一种解释。对他而言，“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是因为它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它像是一个被受体排斥的移植器官”。①罗家伦：《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第6—7页。此前，史华慈教授已经表达过他的“生物体类比怀疑”（suspision of the biological analogy）。如果说生物体类比说得通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否也是一个“移植器官”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这个移植器官要比其他的移植器官更容易被接受呢？其原因也许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底下出政权”—暴力为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这场知识分子大战。除此之外，贾祖麟认为自由主义者对自由运动的失败不负任何责任。但是，我对此并不完全赞同。简而言之，借用胡适在哈斯克系列讲座（the Hasket Lectures）中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自由主义遭到质疑，自由主义者（不是向大众传播他们的民主和个人主义）自己的信念就开始动摇了，跌落到席卷其他国家的法西斯世界潮流的漩涡中去了。

尽管如此，这部论文集还是受研究“五四”的史学家的欢迎。有了这些宏观层面上的研究，学者们可以针对这个课题，从微观层面上做各种研究了。如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1931—2012）已经正确地提议，我们需要大量关于“五四”时期主要人物传记的研究，不仅需要像陈独秀这样的人，还需要其他很多人物的传记，包括在“五四”时期的反对派人物。比如梅光迪，他是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学生、胡适的同学，也是“五四”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然而，在本书中甚至完全没有被提及。

汉学力作《哈佛中国史》中文版面世

2016年10月，《哈佛中国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2007—2009)六卷本丛书由中信出版社组织翻译并正式出版。该书由国际著名汉学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领衔主编，集结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迪特•库恩（Dieter Kuhn）和罗威廉（William T.Rowe）等知名汉学家，萃集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最新的中国史研究成果，以全球史视野、多学科知识颠覆传统中国史叙述模式，倾十年之功写就，是继《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之后最能代表西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准的多卷本中国通史。

《哈佛中国史》丛书站在风起云涌的21世纪，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世界中国史”，引导世界重新思考当下中国。丛书上自公元前221年秦朝一统天下，下至20世纪初清朝终结，分为六个帝国时代——秦汉古典时代、南北朝大分裂、世界性帝国唐朝、宋朝的社会转型、气候变迁影响下元明帝国的兴衰，以及成就斐然、盛况空前的大清王朝，进而串起2000年中华文明跌宕起伏的荣辱命运。六卷分别为：《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世界性的帝国：唐朝》《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每卷皆附有葛兆光先生所作“推荐序”、卜正民所作“中文版总序”，卷末有结语、致谢、统治年表、注释、参考文献、索引。

《哈佛中国史》丛书专为普通读者而作，语言生动活泼，文风简明精悍，结构精致合理，极富故事性和启发性，是一套给大众读者的权威、简洁、清晰、独特的全新中国通史。（库晓慧）

① Schwartz,op.cit., p.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