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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外诗歌交流史上，《中国诗选》四卷俄译本堪称里程碑式的译著，它凝聚着中国和俄罗斯众多学者、诗人和翻译家的智慧与心血。中方参与《中国诗选》四卷本篇目编选的，除了主编郭沫若外，还有郑振铎、余冠英、文怀沙、蒲江清、游国恩、李广田等多名教授和学者，他们都是中国文史专家，熟读经典，有深厚的文学造诣和艺术素养，这就保证了入选篇目的经典性和系统性，为合作方的翻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方翻译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能提供可靠的咨询与帮助，这是真正的优势互补，《中国诗选》的编选与翻译是合作双赢的杰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苏关系随之进入十年“友好期”，苏联汉学研究与文学翻译步入鼎盛阶段，中国古诗的翻译也取得了巨大进展，1957年由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诗选》四卷本就是标志性的成果。中方主编郭沫若撰写了简短的序言，苏方主编尼·费德林（Никола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Федоренко，1912—2000)以《中国诗歌》为题撰写了60多页的长篇序言，详细介绍了中国诗歌的历史衍变和汉语诗声调及音韵特点及变化。

《中国诗选》第一卷包括《诗经》国风44首、小雅9首、大雅2首、颂1首；屈原的《离骚》《天问》；汉乐府古诗19首。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的诗作；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等诗人的作品以及包括《木兰辞》在内的南北朝民歌。第二卷选译的是中国“黄金时代——唐朝”杰出诗人的作品：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元稹、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这些活在中国人心中的诗人，集体亮相向俄罗斯读者展示中国古诗的博大精深和亮丽风采。第三卷选译的是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诗作，翻译介绍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元好问、马致远、白朴、张可久、徐再思、刘基、高启、袁枚、龚自珍、林则徐、黄遵宪等诗人的作品。第四卷为1919—1957年的白话新诗，入选的有郭沫若、萧三、闻一多、徐志摩、艾青、田间、臧克家等诗人的诗作。《中国诗选》四卷本第一次向苏联读者系统地展示了中国诗歌的全貌，也成了中俄文学翻译研究合作的典范。正如苏联汉学家沃斯克连斯基所指出的：“五十年代翻译活动之广，数量之大，为世界汉学界所未见。”

尼·费德林的导师瓦·阿列克谢耶夫（Василий Адексеев, 1881—1951）院士是苏联汉学的奠基人。正是他提出了翻译中国古诗注重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翻译原则，主张翻译与研究结合，尊重原作，反对猎奇心理和对原作的随意增删。阿列克谢耶夫的弟子遵循他的教诲，不少学生成了翻译《中国诗选》的骨干。

《诗经》入选篇目，出自阿·施图金（Алексей Штукин，1904—1963） 的 译 笔。《 离 骚 》 由尼·费德林逐词逐句译出初稿，然后请诗人阿赫玛托娃（Анна Ахматова，1889—1966)加工润色，为诗化译本定稿。汉乐府入选篇目，主要由切尔卡斯基（Леонид Черкасский，1925—2003）翻译。而阿列克谢耶夫的另一个弟子列·艾德林（Лев Эйдлин，1915—1985）则翻译了陶渊明和白居易的作品。

《中国诗选》除了中国学者与苏联学者合作之外，还约请了一些不懂汉语的诗人参与翻译，由俄罗斯汉学家逐词逐句翻译中国诗初稿，然后由诗人加工润色，上面说过的阿赫玛托娃跟费德林合作翻译《离骚》就是成功的范例。阿赫玛托娃除了屈原的作品外，还翻译了贾谊的《吊屈原赋》，李白的《将进酒》、李商隐的《巴山夜雨》等作品，得到汉学家的好评，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翻译中国古诗最多的诗人当数亚历山大·吉托维奇（Александр Гитович，1909—1966 )，《中国诗选》有他翻译的屈原、李白、杜甫、王维等诗人的作品。此后他陆续出版了杜甫、李白、王维等三本译诗集。从1949到1966年去世，吉托维奇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翻译中国诗的事业中。诗人曾写过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感受：

既然谈起了诗歌翻译，

我从事这项工作很多年，

任何劳动都不是休息，

虽多年付出却并不遗憾。

翻译是我的由衷爱好，

是我自己选择的牢笼，

是我的崇尚，是我的痛

我的心痛，而不是头痛。

力图借助现代人的语言，

再现中国古老的诗篇，

我仿佛借助古代的眼睛，

目睹当代人的苦难忧患。

因此我逐渐积累了经验，

每当跟可敬的老人相遇，

不由得心想：都是孩子，

我比他们年长几个世纪。①亚历山大·吉托维奇这首诗，原文从俄罗斯Яндекс网上下载，网页为http：//ru.wikipedia.org。最后访问日期：2016年1月3日。

吉托维奇的翻译重视诗歌的节奏与音韵，志在严谨中追求自由。“自己选择的牢笼”这种说法十分接近我国著名学者闻一多先生所倡导的“戴着镣铐跳舞”以及著名翻译家智量教授所说的“画地为牢”。与吉托维奇经常合作的汉学家蒙泽勒（Георгий Монзелер，1900—1959）也非等闲之辈，他曾经参与翻译长篇小说《镜花缘》，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被监禁在苏联期间，蒙泽勒曾担任他的口语翻译。

对于诗人与汉学家合作译诗这种方式，历来看法不一，有褒有贬。多年后费德林对此有一段评论：

在将中国作家的作品译成俄文的翻译实践中，我们的弱点经常是对原作文学语言的表达和艺术风格的真实性把握有失准确。这其中的原因是翻译工作由不同的人员完成：逐词逐句按字义翻译由懂汉语的人来做，而文学修饰——则由诗人来做，被翻译的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部分被支解，导致了艺术翻译的失败。因为一方——掌握汉语的人——认为从语言角度来看，自己读懂了原作，任务就是传达原作的思想内涵；而另一方——诗人或作家——则认为自己要做的是对俄语翻译文本进行文学润色，不依赖于文学原著——对他来说，原著是完全读不懂的。所以，便形成了内容与形式的机械对接。他认为自己的目的是增强翻译文本的“美感”与“诗意”，这种本质性的缺陷，对使用上述翻译方法，尤其是翻译诗歌的方法，都是难以避免的，要知道真正具有诗歌天赋的汉学文艺家毕竟人数很少。①参见费德林著，宋绍香译：《中国文学研究与翻译在苏联》，《岱宗学刊》2000年第4期，第40页。

作为《中国诗选》俄译本的主编之一，费德林这段话带有回顾总结的性质，指出了汉诗俄译过程中存在的遗憾与不足，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位汉学家继承了他的老师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严谨治学的精神，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以清醒的头脑，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发现问题，以便纠正，从而把翻译和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可是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变化，这种集中大批学者和诗人翻译家参与的翻译工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因此，四卷《中国诗选》俄译本成了中国诗歌外译难得一遇的译著，从这一角度着眼，愈发显示出它的珍贵性，值得后来人认真阅读和借鉴。

汉学研究西人原名标注之管见

从事西方汉学研究，时需援引汉学家名，以当今的学术共识，一般要在汉学家中文名或中译名后标注其原名及生卒年。这本是学术规范化的良性举措，但在大陆学界转而滋生了一种不规范之通病，笔者姑名之为“原名跨语言性错乱”。

西方人名的诞生远早于姓，源自希伯来、希腊、拉丁等文化系统的人名在衍入后世诸语后，本有不同的变体形式，现代诸国在称谓其他国家的人名时，通则之一是保留其姓，而将其名改用本国语中的对应形式。此类例证，前有法国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所编《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5）以法文名Martin标注意大利籍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之名，后有法国费赖之（Louis Pfister，1833—1891）所编《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1932）通篇以法文名指称非法国籍西方耶稣会士，该书因冯承钧先生的译介而流传甚广，多为人所征引，但也因此，以法文名指称非法国籍传教士的做法遍布内地学界。如此指称方式，尽管违背了“名从主人”的原则，但一来由来已久，二来有统一理路可寻，或不可谓不规范。

当前内地汉学研究界西人原名标注的一个乱象是：渊源混乱。以笔者近期偶见的一篇文章为例，西班牙人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 1506—1552）之名作英文式的Francis，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之名作法文式的Jules，葡萄牙人苏如望（João Soerio，1566—1607）之名作法文式的Jean。以欧洲文化传统而论，这些传教士之名，以拉丁文名标注尚可，事实上在与其人相关的某些文件上，或不乏此例，但恐怕沙勿略终其一生都未用Francis署过其名。区区一个人名，往大处说，关乎历史真实。

近年来汉学研究渐成声势，但理想的汉学研究者，除需具备背景知识、学术方法之外，似也宜具备多种语言技能，且须于细处用心。（张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