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振明

终南山佛教与北周灭法后的佛教复兴

□ 曹振明

终南山古称“南山”或“终南”，在秦岭中段北麓，居神州大地之中、古都长安之南。终南山有广义、中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终南山东起蓝田、西至周至，即古都长安之南。中义的终南山指陕西境内的秦岭北麓。广义的终南山即西起甘肃东至河南的秦岭。本文采用中义的终南山。

北周武帝的灭法运动（574-578）可谓声势浩荡、政令严酷。经此一难，“北方寺像，扫地悉尽”（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3页）。除若干被迫入通道观外，当时的僧人或以身殉法，或被迫还俗，或南渡陈朝，或遁匿山林。因靠近都城长安且山幽林深，在北周武帝灭法运动中，终南山是高僧逃离法难的首选之地，成为法难中高僧的天然避难地和保护所，为灭佛运动后佛教的重建和复兴保存了衣钵法脉。这是终南山在中国佛教历史上的独特贡献。同时，也推动了终南山佛教的发展兴盛。

一、终南山：北周武帝灭法运动中高僧的避难地和保护所

昙相（？-582）住长安大福田寺，“禅诵为心”，“慈悲诱接”，时救“大疠横流”“旱涝凶险”“必有神效”，“京华七众，师仰如神”。法难之时隐入终南山。后在川蜀大弘佛法的会阇梨，当时也依从昙相“隐于南山”（《续高僧传·昙相传》《惠宽传》）。

法应（539-618）师从昙崇。昙崇被北周武帝敕为“周国三藏，并任陟岵寺（隋大兴善寺前身）主”，“声驰陇塞，化满关河”。法应从其“学宗禅业”，在昙崇几百弟子中“殊为称首”，法难之时避迹终南山，“专修念慧”，“法门弥净”，“屡感虎狼，蹲踞庐侧，或入门内，似有相因”（《续高僧传·昙崇传》《法应传》）。

法藏（？-628）被北周武帝诏入醴泉宫，备受尊崇，但“心念幽林”，曾入终南山紫盖山，独立禅房于高岩之下。法难之时，法藏放弃官府给予的还俗后的两年优待，决然栖入终南山，“依道自隐，绵历八载，常思开法”（《续高僧传·法藏传》）。

道安（生卒年不详）初隐终南太白山，“崇尚《涅槃》”，“博通《智论》”，“旁观子史”，“特善文藻”。后敕住长安陟岵寺和中兴寺，颇受北周武帝及王公将相恩崇礼遇。“京师士子，咸附清尘”，“荣达儒宰，知名道士，日来请论，咸发信心，故得义流天下，草偃从之”。天和四年（569年），北周武帝在宫殿召集三教之士，“帝升御座，亲量三教优劣废立”，三教争辩激烈。道安上《二教论》，“文据卓然，莫敢排斥，当时废立遂寝”。灭法之时逃入终南山，北周武帝“下敕搜访，执诣王庭，亲致劳接，赐牙笏彩帛，并位以朝列，竟并不就”，后卒于北周（《续高僧传·道安传》）。

静蔼（534-578）精研“四论”，“旁缵异宗，成其通照”，“逖观黄老，广摄受之途”，“达解超伦”，“高为世重”。曾入终南山锡谷避世峰，“由是息心之众，往结林中，授以义方，郁为学市”。时“世号‘玄门二杰’”的昙延和道安，常执弟子之礼入山向静蔼请教佛法疑难。听到北周武帝欲废佛教，静蔼登殿“援引经论、子史、传记”，“然旦至午，言无不诣，明不可灭之理”，北周武帝“虽惬其词理，而灭毁之情已决，既不纳谏又不见遣”。静蔼“知大法必灭，不胜其虐，乃携其门人三十有余入终南山，东西造二十七寺，依岩附险，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后隐匿于终南山多处，讲授大小诸乘并广写著述藏于岩穴。法难之初，北周武帝“知霭志烈，欣欲见之”，乃敕“三卫二十余人巡山访觅毡衣道人，朕将位以上卿，共治天下”，但静蔼“居山幽隐，追踪不获”。周宣政元年（578年），静蔼在山中殉法而亡（《续高僧传·静蔼传》《道判传》）。

智藏（541-625）住京师陟岵寺，“智达有名”。静蔼初栖终南锡谷时，智藏曾负粮二石“造山问道”。北周法难时，智藏隐入终南山丰谷之东阜，“虽王禁克切，不惧刑宪，剃发法服，曾无变俗”，“晦迹人间，不亏道禁”（《续高僧传·智藏传》《静蔼传》）。

道判（532-615）颇受北周武帝尊崇，“令于大乘寺厚供享之”，曾至高昌求法，后归长安亁宗寺，并师从静蔼，“慧业冲邃”。“会武帝灭法，与霭西奔于太白山，同侣二十六人，逃难岩居，不忘讲授。《中》《百》四论，日夜研寻，恂恂奉诲。虽有国诛，靡顾其死，东引寻山，岠于华岳。凡所游遁者，望日参焉，遂离考山室二十余所。”道判“依承霭德，为入室之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随逐不舍”。静蔼殉法后，道判“奉接遗骸，建塔树铭，勒于岩壁”（《续高僧传·道判传》）。

普安（538-611），依圆禅师出家，苦节头陀，捐削世务。后师从静蔼，“通明三藏，常业《华严》，读诵禅思，准为标拟”。法难之时，“栖隐于终南山之楩梓谷西坡”，并将无处安身的“京邑名德三十余僧”密藏于楩梓谷，而“自居显露”“身行乞索”以供养山中众僧，以致于多次被官府抓获，但最终都被放还，普安将此归之于《华严经》的神力，静蔼赞其“神志绝伦，不避强御，盖难及也”。期间，普安曾到终南山义谷拜访藏匿中的静蔼，并请其到楩梓谷经理僧务，其时“四远承风，投造非一”。于是，静蔼与普安乃“更开其所住”，将终南山楩梓谷建成法难中逃逸高僧的大型避难所（《续高僧传·普安传》）。

静渊（544-611），“道务宏举，定慧攸远”，法难之时，“戒足无毁，慨佛日潜沦，拟抉目余烈，乃剜眼奉养，用表慧灯之光华也”。普安将其引入终南山楩梓谷，“披释幽奥，资承玄理”（《续高僧传·静渊传》《普安传》）。

二、终南山避难高僧与北周武帝灭法后的佛教复兴

其一，为法难后佛教的重建奠定人才基础。“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通人”（《续高僧传·昙迁传》）。为推动法难后的佛教重建，统治者首先“广募遗僧”，在都城长安设立一百二十位“菩萨僧”。“时楩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续高僧传·普安传》），占当时“菩萨僧”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此外，道判也位列一百二十位“菩萨僧”，敕住北周陟岵寺和隋朝大兴善寺，“道穆僧徒，历总纲任，部摄彝伦，有光先范”（《续高僧传·道判传》）。智藏亦于隋初入住大兴善寺弘法，“官供频繁”（《续高僧传·智藏传》）。法应在隋初清禅寺掌领昙崇“徒众五百”，“教授奖擢，允开众望”。开皇十二年（592年），隋文帝于全国“搜简三学业长者”，“选得二十五人”而“应（即法应）为其长”。同时，法应“领徒三百，于实际寺相续传业，四事供养，并出有司”，深受隋朝帝王尊崇（《续高僧传·法应传》）。其他如昙相、法藏、普安、静渊等等曾在法难时逃入终南山的高僧，亦成为灭法后推动佛教复兴的佼佼者。

其二，率先推动法难后的佛教复兴。都城长安是法难后佛教复兴的发起中心。因占据靠近都城的优势，法难时隐入终南山的高僧成为灭法后佛教复兴运动的率先推动者。昙相于法难后，不畏风险，“率先出俗”（《续高僧传·昙相传》）。特别是法藏，可谓是法难后佛教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和主持者。法藏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下山谒帝，意崇三宝”，但被官府逮捕，引发朝廷是否可违背先帝诏令而度僧兴法的争论，法藏最终被决心兴法的周宣帝任命为陟岵寺主。后与时任北周宰相的杨坚共同商讨佛教复兴事业，受命“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各还所止”。此即法难后一百二十位“菩萨僧”之设，标志着法难后佛教复兴运动的正式开启。杨坚称帝后，诏令法藏召集前度一百二十位“菩萨僧”入大兴善寺“为国行道”，佛教“自此渐开，方流海内”。其后法藏“率俗课励，设万僧斋”，隋文帝为之营建济法寺，隋炀帝诏任太平宫寺上座等，受到隋朝帝王将相极度尊崇。道宣评曰：“频降宠命，得继释门”（《续高僧传·法藏传》）。

其三，促进终南山佛教在隋唐时代的兴盛繁荣。法藏在都城长安推动佛教复兴的同时，“性在虚静，不图荣利”，常在“万年、长安、蓝田、盩厔、鄠杜五县”境内的终南山中栖修游行，晚年任终南山太平宫寺上座，“度僧纲管，相续维持”，后受李唐王朝恩崇礼遇，圆寂并葬于终南山（《续高僧传·法藏传》）。道判于开皇年间进入终南山交谷东岭，“结草为庵，集众说法”，并集众施供养山中诸僧，“山侣游僧蒙其奖济者殷矣”。隋文帝遣使带领天竺监工为其营造山寺，并赐额“龙池寺”。诸多王侯将相对道判恩崇礼拜，甚至入山“谘承戒诰，决通疑议”（《续高僧传·道判传》）。龙池寺后成为隋唐著名刹宇。智藏于开皇三年（583年）重入终南山丰谷之东阜，“以为终世之所”，“接叙皂素，日隆化范”，隋文帝令左卫大将军晋王杨广、内史舍人虞世基等宣敕慰问，供施繁盛，“诏所住为丰德寺焉”。智藏在山寺“盛开道化”，“京邑士女，传响相趋，云结山阿，就闻法要”。唐武德初年“爰置僧官”，众僧以智藏“积善所归，乃处员内，道开物悟，深有望焉”（《续高僧传·智藏传》）。丰德寺后成为众多高僧聚集之地，其中包括律宗开创者道宣。此外，曾避难于终南山而后入京住官寺的“京邑名德三十余僧”，也推动了终南山佛教声誉在都城的传播，终南山逐渐成为隋唐时代诸多高僧大德的栖修、弘法与归葬圣地。

其四，孕育出中国化佛教宗派华严宗的策源地。北周武帝灭法时，“常业《华严》”的普安与静蔼在终南山楩梓谷广泛安养法难中无处藏身的京城名德。其后，“依本山居”的普安不受朝廷征召，“时行村聚，惠益生灵”，南郊民众“皆来请谒，兴建福会”，“多有感通”，“道俗崇尚”，以致于“使郊之南西五十里内鸡猪绝嗣，乃至于今”，而普安将其神异感通都归结为“《华严》之力”（《续高僧传·普安传》）。法难时，普安还请静渊入山同居，静渊对《华严》等“一闻无坠，历耳便讲”。他们在终南山楩梓谷“置寺结徒，分时程业，三辅令达，归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受隋文帝尊崇有加的《华严》巨匠灵裕常来至相寺，对至相寺的扩建予以特别支持，使山寺“自尔迄今，五十余载，凶年或及，而寺供无绝”（《续高僧传·静渊传》《灵裕传》）。其时，智正前来师从静渊研习《华严》并著注疏多部，直到卒于山寺（《续高僧传·智正传》）；“以为一乘妙旨无越《华严》，遂废敷扬”并著注疏多部的灵辨亦住至相寺（《华严经传记·灵辨传》）；华严宗初祖杜顺也活动于南郊一带。随后，华严宗二祖智俨拜杜顺为师并到至相寺师从智正等（《续高僧传·杜顺传》《华严经传记·智俨传》）。终南山楩梓谷与至相寺由华严学重镇发展成为华严宗的策源地。

（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汉唐终南山佛教史研究》立项号2015C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西北联大研究所，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