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狄

清初至乾隆中期，漕政整治严肃，漕运从交兑起运到交仓都有一整套繁琐严密的管理和监察制度，是漕运的极盛期。自嘉道以后，吏治腐败，官员胥吏视漕运为贪污渊薮，漕弊日显，以致清晚期各种流弊不断侵蚀漕运机体，漕运已成为积重之势[注]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前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页；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06页。。湖北漕弊由来已久，武昌府告示宣称：“湖北漕务积弊，民苦浮勒，官无经制。其取于民者厚，其交于公者微。类皆中饱于丁船杂费及上下衙门一切陋规。”[注]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田赋》，《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0-151页。在道光朝的崇阳也不例外，道光帝亦说：“湖北崇阳县户书向花户勒索耗银样米由来已久。”[注]《清宣宗实录》卷371，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803页。在官吏与绅民的利益冲突及多种因素综合之下，“钟九闹漕”从诉讼最终走向暴动。

学界对于“钟九闹漕”的研究注重其事件本身对于清代社会矛盾的反映与激化，陈辉甚至认为钟人杰(即钟九)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反清的第一次农民起义[注]陈辉：《钟人杰起义史实考》，《华中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41-49页。。也有从历史人类学或法律史学等角度探其发生的原因、实质及影响[注]张小也：《社会冲突中的官、民与法——以“钟九闹漕”事件为中心》，《江汉论坛》2006年第4期，第103-106页；《史料·方法·理论：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钟九闹漕”》，《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第162-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