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396页)

苏建宇

王日根：《海润华夏：中国经济发展的海洋文化动力》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396页)

苏建宇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中华文明不仅包含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亦包含海洋文明，是三者的“多元一体”。理解传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应忽略隐含其中的海洋文化动力。循此思路，王日根教授的新著《海润华夏：中国经济发展的海洋文化动力》(以下简称《海润华夏》)提供了这方面翔实且颇具解释力的论说。

《海润华夏》分“海洋政策”“海防与海洋经略”“海洋经济文化开发”三部分，汇集了作者近年陆续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凡28篇。通过考察明清时期的海洋政策、海洋贸易和海洋社会变迁，此书描述官府、民众、寇盗、海商等多元势力纠葛互动的沿海社会生态，揭示了这一时期以福建为中心的沿海社会变迁以及海洋文化与沿海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

第一部分《海洋政策篇》主要梳理了明清两朝的海洋管理政策演变以及海洋管理制度化过程中官方与地方势力的互动，以此揭示海洋政策与地方变迁的关系。众所周知，明清海洋政策变动不定，统治者禁海态度时紧时松。明建国后，朱元璋面对陈友谅、张士诚等敌对势力余党退据海外、倭寇浪人不时骚扰沿海的局势，诏令沿海筑城设防，分兵把守，禁止百姓通番出洋。然而，在海外巨额利润的诱惑下，官方的禁令与冒禁出洋的现象并存，并逐步走向失控。嘉靖年间宁波“争贡”事件发生后，明政府对海外势力日益警惕，一度厉行海禁。但长期沿海贸易已使得地方上培养起一大股从海上贸易中获利成长的乡族势力。他们或贿赂地方文武官员，或与海上寇盗勾结，致使明廷对沿海地方社会的控制力下降。作者认为，明廷加强地方控制的主要措施是设县置官，但设县初衷并非纯粹加强海防，对稳定海上局势亦收效甚微。譬如，尽管在诏安梅岭的设县使得明政府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海上走私贸易并未停止，只是中心转移到了漳州月港，这说明仅凭设县绝无法根绝海上贸易活动。嘉靖中后期，海寇商人倡乱愈烈。尽管戚继光以外兵入闽平乱，但维持外兵常驻并不现实，明朝统治者认识到只有真正使得沿海百姓有安身立命之途，才能够维持地方稳定和控制。转折点出现在隆庆年间明廷允许海澄月港开放，使得沿海商人获得合法身份进行对外贸易，也促进了地方稳定。与此同时，对于官府而言，海澄舶税制度的建立，使得明廷在开海政策中获得巨额的税收，这是统治者无法预料的意外之喜。然而巨额舶税引来各方垂涎，中央与地方以及漳泉二府之间相互争利，最终导致月港走向衰落。清初，顺治朝因明郑势力盘踞沿海，一度厉行迁界禁海。至康熙朝施琅平台后，清政府逐步废除海禁，并设江浙闽粤四海关。康熙后期东南海贼猖獗，北方战事吃紧，这使得康熙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产生对汉人及对外国人的警惕，最终促使南洋贸易禁令出台。作者认为，康熙皇帝的“保守”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主要联系通道，也因此杜绝了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

第二部分《海防及海洋经略篇》论述明清两朝对海疆防御建设及官府的沿海经略对地方社会的影响。作者认为，明初，朱元璋在沿海设卫所、筑城防、造战船、罢市舶，并禁止民间私造三桅大船，东南沿海初步形成点状分布的海防结构。至嘉靖时期，明廷虽根据形势不断调整海防部署，但海外重利之下，出海者禁而不绝，加之吏治腐败，官军逃亡，战备不修，海上盗匪横行，勾连沿海海商大族和倭寇浪人，终于汇成横行沿海的倭乱。海上盗匪作乱与陆地模式迥异，明廷在沿海省份添兵置将，并无大效。以卫所为中心的海防体制逐步崩溃，官方因之失去沿海防御能力，出现了官匪勾结一体化的现象。作者指出，在这种背景下，招抚海寇，使之转为官军，既是普遍有效的办法，也是无奈之举，反映了统治者海疆思维的局限性。最典型的例子是明政府招抚大海寇郑芝龙来实现东南沿海的稳定。

在地方治理上，作者的研究表明，明中后期政府海防职能的缺失，倒逼地方社会主动组织承担治安职能以求自保，福建地方社会的家族性结寨筑堡之风开始流行，乡族实际上成为了地方治理的主要力量。虽然明朝政府在各地推广理学，毁淫祠，立学校，试图通过推广官方礼仪制度，界定合法神祇，掌握祭祀专有权，达到加强社会控制的目标。但有意思的是，地方信仰与官方礼仪形式产生碰撞，官方推广的礼仪制度与地方人民的信仰和生活结合，带来了礼仪的习俗化。作者指出，地方社会对官方的依附仅仅体现在“道”和“德”上，具体的地方事务运作及习俗，官方干预力较弱。经济的发展使得地方出现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婚丧之俗奢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遍行，好勇斗狠、复仇之风炽盛，赌博、剽掠、舞弊、淫逸风习并存，成为社会的疾害。而在这些问题的治理上，清初徐士林在汀漳道的治理，可为后世借鉴：徐士林针对汀漳地区的不良风气，先从士子下手，规范其言行，为乡民做出表率；另对滥用司法的健讼豪猾加以惩戒，使得借讼害人谋利的不正之风得以抑制；再者，公正解决各种纠纷，纠正草率判案，消除社会积怨，这些举措都使社会正气一时得以伸张。作者认为，不良风气不仅贻害社会，更破坏家庭的稳定和谐，故地方社会的治理虽然存在着政府作为的空间，但并不排斥民间社会组织的功能，在维护和协调地方利益，劝导大众向善的方面，可以看到清至民国地方官民相得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与家族联合，颁行禁示碑文，对祖坟祖祠、家族间或地方社会的共有设施、地方恶习、本地及外地恶势力等，均在行为规范上作了详细规定，从而体现了官府与民间相互配合共同治理社会的地方模式。

第三部分《海洋经济文化开发篇》则对元明以来东南沿海开发变迁及政府政策对沿海发展的影响作了梳理。作者在不同文章中均指出影响沿海经济开发的因素：地理因素、政治政策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闽粤海上贸易的兴起，得益于明朝海疆政策的收缩。因元朝开放的贸易政策，13、14世纪太仓刘家港具备作为优良港口的地理条件，得以成为中心贸易港，并带动江南地区形成大批市镇。明朝建立后，因忌刘家港离京师太近，恐遭窥探，遂在太仓厉行海禁。太仓禁海直接导致贸易中心港的南移，闽粤商人由此受惠。

作者认为，相比元代相对开放的海洋政策，明朝的海禁政策摇摆不定，或宽或严，统治者对海疆缺乏客观科学的认识，政治安全考量压倒了一切。政治安全本位的海禁政策，使得正常贸易遭受打击。海禁政策加海外重利的诱惑下，无论是经商还是为盗，都有机会获得巨大收益，沿海的经济秩序由此变得愈发复杂：或官商勾结，或商人转而为盗。又因明朝海防体系呈点状分布的特点，使得政府无法监控沿海全部港口，政府控制力较弱的小型港市得以迅速兴起。作者指出，由于政府禁海而不禁近海捕渔，使得大批渔民或受雇于商，或转而为商。大族商人通过勾联巨宦，贿赂官员，都能够在海禁的夹缝中取得发展。

福建多山，沿海人地矛盾突出，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得本就紧缺的土地纷纷改种经济作物，连本来为了缓解粮食压力的围海造田也不例外。渔业、海上养殖业、农副产品生产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福建自明代中叶以后，缺粮问题严重。解决的办法仍是通过海外贸易。商人将海外廉价大米运回国内贩卖，获利甚丰，起初不征税，但考虑到若不加征税可能会影响其他行业，于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漳州督饷通判王起宗奏请对运米商船征税，这也就构成了明代海澄舶税制度形成的重要一环。解决了米粮问题，便为进一步的商业分工和经济商业化扫清了障碍。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使得自主经营的海商逐渐摆脱朝贡贸易的影响，在复杂的海氛环境中，海商组成集体，贿赂官府，为抗匪自保形成武装集团，亦商亦匪。作者认为郑芝龙的兴起，就是发端于这一特殊背景。

入清以后，我们仍能从迁界禁海政策看到帝国政府对政治安全的考量压倒了其他因素。康熙二十二年(1683)收复台湾后，清廷对台湾的开发仅限于海防，并未足够重视台湾的地位。此后康熙皇帝开放海上贸易，除少数年份外，清政府基本允许江浙闽粤四省商民出海贸易，沿海贸易运输促成东北、华北、江浙和闽广四个区域市场的商品流通，大批江南市镇兴起，并给清政府带来了可观税收，奠定了近现代沿海区域口岸开放的基本格局。沿海经济的开发反映于社会文化生活，在于出现了闽南沿海以儒家义利观为信条、慷慨捐资投入社区建设的海商集团，他们代表着闽南工商文明的形成。

总体而言，《海润华夏》通过对大量史料的条分缕析，为读者展现出一幅细致入微的中国沿海海洋社会生态画卷。其中既有对明清两朝海洋管理政策的宏观把握，亦不乏对特定地方社会秩序的微观刻画。譬如由于沿海开发，在出海口带来的泥沙堆积成洲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争新沙洲的诉讼案例，作者通过剖析这些案例，努力揭示诉讼各方背后的利益关系，折射沿海经济开发的斗争和博弈。又如，作者立足于明中叶至清前期闽南的海洋环境，考察圭海许氏家族的海洋活动，探讨了海洋与家族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地方海洋社会老百姓日常生计的常态。诚如作者所言，未来的研究将既要观察官方的国家行为，亦须关注沿海地方政府、地方社会的海洋活动对海洋政策形成的影响；既要观察海洋政策中的传统文化影响因素，亦须关注外部世界的变化对海疆政策演变的因素。

当然，这些结集出版的成果发表于不同时期，呈现出来的研究自然深浅不一。虽然作者标示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海洋文化动力”为题，实则部分研究与此主题的联系略嫌牵强。例如有关陈盛昭《问俗录》所见福建社会风气的讨论，涉及福建地权风习、奢靡浪费风习、好勇斗狠风习等等，或与海洋文化动力的主旨相去甚远。此其一。其二，作者的研究虽力图宏观地把握明清两朝海洋管理制度化与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但关注区域主要集中在闽南地区，对其他沿海地方社会缺乏关照比较，也是难以呈现整体面貌和地区特质的。

作者苏建宇：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