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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困境与艺术的突围
——论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

2017-01-27代砚春

现代哲学 2017年2期
关键词:存在论海德格尔现实

代砚春

存在的困境与艺术的突围
——论海德格尔的艺术存在论

代砚春

传统存在论的主题是“在者在”,但因其视域囿于物的世界,结果是它遗忘了存在,基础存在论跃过物的世界进入了人的生活世界,以“此在”代替“物在”试图“说”出存在,但终因限于主体性思路误导了问题而走不出存在论的悖论性困境。鉴于“存在”的急迫,存在论的事情在于告别过去并重新出发,海德格尔认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存在何以可能”采取全新的艺术叙事,正是在艺术世界中人们有望抓住存在的真理,由此,艺术存在论打开了人类未来的一种可能生活。但恰恰是在这里,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不信任:强行将艺术问题拉入存在论视域而放弃对资本主义“坏世界”的“政治”分析,仍然是一种存在论承诺,存在论的唯一问题只能是批判资本主义这个“具体世界”并显示“解放何以可能”。

存在论;艺术;政治;现代性

传统存在论研究何物存在(what-being)以及如何存在(that-being),可称为物的世界的存在论;基础存在论则首次进入人的生活世界并发现了“人之事”(sorge),由此设计了与之相匹配的“事的世界的存在论”。但是,相对于存在论的真正问题所在——“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二者的主题均囿于“存在者在”,而不懂得“无反倒不在”,存在的事情仍然是个问题。

物的存在“自然而然”,并“在内容的自身重复中达于平凡”*张盾:《道法自然——存在论的构成原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而人的存在则反对“自然”,并在历事的选择决断中追求“非凡”。如果用“从物的观点看”来标识物的世界的存在论,那么人的世界的存在论则可以说是“从事的观点看”。从“物的观点”来看,存在论的首要任务是“向物而知”;而从“事的观点”看,存在论的疑难只能“因烦(sorge)而思”。物的世界的存在论追求关于物的确定知识,古希腊哲学相信若想对生活世界的问题正确求解,关键在于获得确定的知识关系,通过辩证法获得世界的真相,“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德]胡塞尔:《文章与讲演》,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是物的世界存在论的终极梦想。但是,怀疑论就像挥之不去的影子,维特根斯坦提醒我们“世界是怎样的这一点并不神秘,而世界存在着,这一点是神秘的”*[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4页。。换言之,世界的存在是个公开的事实,人们并没有对世界的存在一探究竟的能力,我们不可能真正知道“世界本身”,至于世界的存在是科学式的自然发生还是神学式的上帝所创,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存在论的差别,都可以还原为一种“美学化的形而上学观点”*赵汀阳:《天下的当代性——世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64页。,所以辩护性的做法是宣称人只能知道理性界限之内的东西,理性之外有什么,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古代中国将存在划分为“天-地-人”三者,还是现代西方断定的“诸如世界有三个领域、精神有九种或十二种范畴”*[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页。,都不过是我们的“游戏”和“想象”。

由于无力追问物何以可能存在,物的世界的存在论的主题就成为“存在者在”,其哲学行为转化为观察者的当下之思和在场者的旁观之知。这就表明其工作方式是知识论的,结果,有多少存在者论,就有多少“世界观”,世界观是什么,存在就是什么。明白这点还不够,至少还需要理解这同时也是物的世界的存在论的根本危机所在,原因至少有两个:其一,物的世界的存在论把人的秘密换算成物的秘密误导了问题,它看不到“凡存在总是存在者自己去存在”作为存在的“自然正确”(natural right),已经表明存在的问题与答案是同一的,提问存在必将一无所获,强行提问的做法只能得到一个悲壮的结局,其典型代表就是意识哲学。意识哲学一直想证明意识界是一个完美自足的世界,由此开启了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胡塞尔“我思其所思”的努力,但是由于“意识无法主观地决定并构造未来”*赵汀阳:《时间的分叉——作为存在论问题的当代性》,《哲学研究》2014年第6期。,不能贯穿无穷的时间序列,意识所构造的世界就势必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退一步讲,即便唯心论没有失落未来,也不过至多证明了“我思”的内在客观性,“我在”的真实问题仍然被“悬搁”着。其二,物的世界的存在论造成了“存在论断裂”,由于观念的原则是“只认识观念所构造之物”,这就等于承认了观念所思之事与我在所烦(sorge)之事具有极大的不对称性,生活的情况大于思想的领域,思维逻辑并不等于生活逻辑,在“我思”的观念世界与“我在”的生活世界之间始终间隔着一个鸿沟,由此,“观念如何切中现实”就成为唯心论主要的哲学操作,这种错位的存在论追求被海德格尔指认为“哲学的耻辱”*[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36页。。

基础存在论首次设计了与人的生活世界相匹配的存在论。它揭示了人存在的双重结构,即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生存结构,和拥有平凡本质之在的“自-然”结构。在自然存在的意义上,一切都被敉平,存在没有选择,不会遇到任何问题。显然,基础存在论不会赞同这种“齐物论”。必须看到,生活就是“问题”,解答问题就是询问“可能生活”,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因此可描述为“可能性之惑”。相反,存在的重言式本意没有提供另一种可能性以供参考,它认为任何违背事实的可能性都是思想的多余。假如人的存在也遵循物的“平凡”本质成为纯粹的存在,那么就会失去它的生活。除此之外,由于人的存在论的可能性选择没有事先可信赖的理由,它就永远处在“无根”的状态,不能再像物的世界的存在论那样袖手旁观,而必须进行当事人的反思,这直接就是可能性选项之间的抉择和较量。在生活世界里,将生活的秘密等同于“纯在”(to be is to be)的做法是不会得逞的。

既然选择产生反思,而生存改写着生活世界成为最大的选择,存在论理所当然成为对生存的反思。生存意味着自由行动,它既是前一行动的结果,又是后一行动的开端,每一个生存行动都既是结束同时又是重新开始,这就等于把人抛入了“创作”的状态中。于是,人的存在状态成为“在世界之中创作”:它必须选择,又不知道有什么能够选择;它必须行动,又不知道究竟该怎么行动。莎士比亚给出的描述或许极端,但存在还是毁灭(to be or not to be)却是生存的可能的情境,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可能的生存选择都是可以被等距排序的。在基础存在论看来,物的世界的存在论之所以萎缩为知识论选择,就在于它根本不懂得存在论的这一“悖论性困境”,它只想获得对物的世界的肯定性断言,因此它就必须将物的世界封闭起来,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方式就是逻辑和科学,实际上,在“物化限定”的世界图景中,哲学不过是一股无能的力量,既没有反思的必要更枉论生存的可能。但物的世界的存在论同时给出了重要的提示:尽管我思的知识论结果总是不完美的,但是生存并不是非得需要完美知识,完美知识并不蕴含着完美生活。这就是说,对于生活世界来说,并没有一个完全就绪的概念等着人类去认知,甚至人类自身都是可以选择和塑造的,人必须“在世界之中”创作自身,这种自相关的存在就是人的“天命”,这种人就是“此在”(Dasein)。

“此在”的发现对基础存在论是决定性的。此在生存即自由选择存在方式,这就使得一切相互冲突或矛盾的存在可能性都成为它同等可能的选项,没有事先预设的“先在者”(priority),此在“去存在”(Zu-sein)就是同时拥有无穷的未来可能性,但是由于存在的断裂,此在对存在的领会就会处于一种未完成和不可能完成的状态,就像意识抓不住未来,对于此在来说,存在永远是个谜。也就是说,虽然基础存在论努力给出了另一种不同的存在论,认为“我思”的观念危机实质是“我在”的生存危机,并通过完整的生存论分析,成功地将人从“我思”的观念世界中拯救出来,但同时却又使之真正地站在了“此岸”的“深渊”里,此在与生存之间仍然始终间隔着一个无法弥合的裂隙,而这恰恰关乎存在本身,这样,那个“从作为异样他者的世界中反弹”*[德]洛维特:《海德格尔——贫困时代的思想家》,彭超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的此在对于那不可“说”的存在不得不保持沉默。看起来,基础存在论始终携带着意识哲学的“命运”,并没有对以往存在论所处理的的问题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在“我思”退场之后,存在论必然陷入对未来的茫然无知。

“告别却不知如何出发”是存在论的“绝对困境”,由于从一开始就错失了存在的真正本源,存在论不得不用意义理论强行覆盖存在,结果是分别从“我思”的知识论和“我在”的伦理学区域走到了“存在的第一人称论域”*张盾:《创世问题还是平凡原理——和赵汀阳一起追问存在》,《河北学刊》 2014年第2期。的尽头。“使之存在”是存在论的现代性狂妄,主体性思路直接导致了存在的丢失。海德格尔感觉到,要想赢获真正的存在,就必须寻求全新的境域(horizon)以直接“道出”存在的真意,而存在论如果有一种现代性的全新可能的话,最好的选择之道就是思入“艺术”之中,因为正是在艺术作品中创作着“存在的真理”,“艺术的存在论”由此成为“后基础存在论”的典型范本。

艺术之所以能够成为重构存在的新起点的原因在于,它在概念思维之外提供了另一种把握真理的可能性。哲学一直坚信真理超越地位于“彼处”(be there for us)。柏拉图早就提醒过,人们虽然不能创造(create)出“自-然”存在,却可以构造(constitute)出“完美存在”,存在绝不是经验堆积的意见世界,而是超越于经验世界之上的真理世界,后者才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尺度和依据。既然真理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和命运,对真理进行求解就成为最重要的哲学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那里,正是以广义的“实体-属性”关系为核心的概念体系保证了知识的必然性品格,由此知识便可以最终上升为真理。但是,康德的“理性批判”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单纯建立在必然性之上的知识因其陷入辩证境地而无法确立起生活的真理,普遍理性达不到普遍真理,生活问题不得不最终回到意见世界来,人们不得不遵照意见世界的准则行事。康德的结论是:理性的限度就是不能过问物自身。这无异于承认:即使理性是存在的,真理也是达不到的;即使真理是可以达到的,也是对生活无效的。这似乎就是“人类理性的特殊的命运”*[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但是,“人类认知能力有永不能完全消解的内在张力,由感性和知性的认知条件与理性的无条件性要求所构成”*刘创馥:《黑格尔新释》,台北:台北出版中心,2014年,第45页。。正是把握住了这种张力,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对理性的有限性理解。在黑格尔看来,哲学的真正使命是把握真理或者说是绝对(the absolute),因为正是真理才使得人的生活是值得去过的,他告诫人们“人应尊敬他自己,并应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德]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版,第36页。,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哲学的“痛苦的信仰”。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失误在于没有洞见到概念自身的分离和冲突。康德提出“知性-理性”概念并做了重要的区分,即知性以有限和有条件的事物为对象,理性则试图把握那无限的和无条件的事物,而真理即是那绝对者。言下之意,以必然性为准则的知性概念根本抓不住真理所在,同样,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并不具有“直观”的慧眼,只能进行概念思维来认知世界。为了维护人们运用概念把握真理的效力,黑格尔要求必须实现从知性概念向理性概念的提升和运动,以内在的否定性融化知性概念固守的规定,使思维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对自身做出彻底的反省。在黑格尔看来,抽象的知性通过辩证的否定性最终将达致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由于真理对于知性概念来说,只能是无任何规定性的,或直接地来说就是无,这样,那些僵化的知性概念就流动成为一种理性概念的“有-无”的对立统一,可以说,知性意味着确立有限性,理性意味着对这种有限性的觉知和消解,限制的辩证法就是“只有通过它扬弃自身才存在”*[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85页。。概念自身的冲突和分裂实质为“建构与消解”的运动,是不断厘清有限性界限的过程,知性运动建构规定性以获得真理的外观,理性运动则是要达到无规定性从而展现真理。可以说,思辨的张力即是真理出场的可能性空间。

不同于黑格尔思辨逻辑所实现的真理的出场,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艺术之思要求概念的规定关系让位给艺术的象征关系,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之为艺术彻底剥落了与现实世界的所有经验关系,他要求人们悬置艺术作品的“物性”因素,突破艺术品的经验性的、实体性的现成存在的限制,直接观看“艺术真理”,换言之,海德格尔要求人们直接进入“艺术世界”,而不是逗留在艺术品的“现成世界”;直接领会艺术所象征的“另一个存在”,而不是屈从于艺术的“自然的存在”即存在者的存在。正是这种超越现实世界“定在”的“存在真理”的转向,有望首次抓住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艺术问题是一个存在论问题,其本质是“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25页。。对此,一个流行的看法是,将艺术等同于对现实的模仿和反映,毋宁说,这种观点深陷对艺术的“误解”之中,以模仿的名义获得一种对存在的理解并不具有合理的理由,因为这种理解依旧沉浸在感性存在的有限性之中,它以直接性的肯定性的方式去靠近现实,而不懂得艺术的本质恰恰在于对现实的否定性批判和超越,现实成为艺术的起点和终点,难以突破在者的世界。艺术不能是经验论的而只能是超越论的,否则它就会步基础存在论的后尘,最终的结果是:尽管它对存在说了什么,但对存在仍然“无所道说”。艺术的本质是象征而决不是模仿乃至反映,它包含着存在自身以及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双重矛盾与冲突。根据在于:艺术是对存在的真切渴望,但是我们的感性存在不能直接把握那个超越的真理存在,存在无法被感性直接模仿,只能由象征所引导,触摸存在只能通过艺术品感性外观的象征“显现”。正是象征使艺术品的存在获得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澄明”,由此获得了对存在的真正理解。

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作品之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这样一种对艺术作品的规定可以说是一种美学化的“象征”,象征带着存在的语言道说自身,把有限的经验之在带入了全新的境域。“世界”是承载者,承载着人的一切现实生活,是人的家园所在;大地是覆盖者,覆盖万物的可能性,标识着自然的界限与原则。艺术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就是将存在真理具象化、公开化,“制造大地”就是显示存在真理的不透明、隐匿性。艺术作品由此将二者带入同一敞开领域,在此领域中,大地和世界相互争执又彼此相依为命,保持着一种否定意义上的内在性牵连。就在这种艺术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差异性中,存在到场,真理发生。正是因为艺术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人们才得以“听到”存在自身的道说,这种存在的道说也因此成为艺术作品(存在者)的具体立法者,象征在此并不具有任何确定性,它能够“说”出比概念语言更多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限的存在者能够在概念思维之外“直观”存在的真理,世界和大地敞开的境域能够容纳想象力的任意“塑形”,而不划分特定的疆域。由此,象征撑开了存在的出场空间,使得“存在”得以可能。

艺术存在论的主要课题并不是对艺术作品的观看,而是对存在真理的思考。言下之意,海德格尔无意于解决经验美学意义上的艺术问题,而是将这一问题推入更为广阔深远的领域,通过穿透艺术作品的可见的经验世界来获得对真理世界的把捉。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从to be向ought to be的跃迁和超拔,是从周遭世界的现成有限之物向着理念的完美性和无限性存在的进发,所以艺术之为存在的真理绝不能诉诸于感官被看到、而必须在理念(eidos)界被反思创作而来,即悬置艺术创造的现实事物,提升至观念性的存在。于是,艺术存在论的实质为观念存在论,但这不等于说它就是纯粹概念的理性建构,而是需要在艺术的象征化过程中达到这样一种理论自觉:不仅仅保持着与艺术作品所在的感性世界的“牵连”,而且象征着存在的真理并完成对它的完美“创作”。这在艺术作品中表现为,艺术家成为“一条为了作品的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第26页。;而在以往的存在论看来,讨论现实之物之外的存在毫无意义。概言之,在艺术活动中,存在不仅需要走下降的道路以完成肉身化,同时又必须走上升之路以摆脱沉重的肉身,而“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实则为同一条路”*[古希腊]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楚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这才是艺术存在论的第一原理。

由于海德格尔断言我们迈入现代就意味着生活在“世界图景的时代”,存在论最重要的现代体验就是古典信念的崩塌和“技术的座架”的最终完成,因而,艺术存在论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现代性”,重新唤回人与存在那种彼此融合、相互归依的“本有”状态。在海德格尔的思中,古希腊人的生活保持着对存在健全而原初的感觉,他们相信世界能够被人的经验所覆盖,只要动用自己的经验、心怀虔诚就能够达到关于存在的知识;与之相反,现代人生活的病态被标识为彻底的虚无主义,痛苦莫过于沦落为“无根”的存在,以往的存在论无力解释和治疗这种现代的全然无意义,这已经成为存在论所不能承受之重。海氏通过艺术的全新现代叙事,试图在艺术中“显现”存在的真理,其用意在于对抗现代世界对“存在”的遗忘,在艺术与存在的融合中发现一种全新的可能生活,使现代精神得以重返故乡。从这个意思上讲,艺术存在论既分担着人类虚无主义的命运,又担当着拯救人类的重任。

就人类的未来而言,海德格尔开辟的存在论的艺术解决之道很可能会招致诸多反对,原因至少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第一,他要求直接观看存在真理的做法有神秘化存在和走向思维彼岸性的危险。根据马克思的启示,存在的真理“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4页。,也就是说,存在的真理必须在人的历史与实践的广阔领域中通过批判的方式将自己显示出来。第二,海德格尔关于现实的艺术的救赎仍然是一种“美学想象”。由于看不清审美资本主义对艺术本质的改造导致的艺术的衰落,特别是不懂得人类的存在在于“从文艺美学到政治美学的转向”*张盾:《马克思与政治美学》,《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艺术存在论极容易蜕变为资本主义经验现实的审美要素和主要组成部分。艺术存在论“面向现实本身”反而证成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艺术作品将人类对存在的热切渴望世俗化为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审美感知和体验,结论是艺术存在论恰恰导致存在走向封闭,在资本主义的巨大现实面前,艺术存在论并没有如它所希望的那样打开一种未来的可能生活。但是需要看到艺术存在论又是值得同情的,毕竟,在基础存在论失落了存在之后,海德格尔太想直接道出存在了,这就难免会对艺术进行过分解读,他面对存在论的困境的心境可能大致如此。

在这里,有必要考虑一种不同于海氏的艺术存在论的马克思的政治存在论。存在论的真正困境是如何缝合资本主义的限定性的现实与开放的未来可能性。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存在只能是“现实的历史的存在”,存在论真实的场域只能是政治的,存在论的真正问题只有一个,即“改变世界如何可能”或是“解放何以可能”;海德格尔将存在之谜还原为艺术之谜的做法并没有与“资本主义的坏世界”真正“照面”,资本主义绝不是“诗情画意”,而是“血与泪”的历史。但海德格尔或许会有这样的一个辩护:既然身处“技术座架”的人类已然看不到任何光明未来,既然“历史终将走向终结”,那么遁入艺术之美就是可以选择的。问题是生活世界并不会让这种想法得逞,存在论始终要面对的是资本主义的颓废、平庸与肮脏,政治存在论需要做的是保持着对资本主义坏世界的清醒,撞击现实世界的边界,努力从“柏拉图洞穴”上升至“自由王国”。这样理解的政治存在论就必须以现实的逻辑去把握存在的逻辑,或更准确地说,必须使存在的逻辑下降为现实的逻辑。由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将政治制度完全置换为经济制度,将一切政治问题统统分配为物质财富和私有财产的单纯统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是纯粹的经济规律支配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法、道德、国家、艺术等,所以马克思想要穿越资本主义现实性只能是面向这一事实本身,将政治存在论的支点放在经济领域上并“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即把“对现实的描述”领会为破解“存在”秘密的政治行动,把政治存在论批判落实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遵循着经济科学的经验主义本性,只承认它眼前的客观事实,并将其凝固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需要实现术语的革命,也就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全面扬弃为政治存在论的术语,将基于现实的经验描述的科学提升为一种先验的存在论知识的建构,在政治社会的平面上重新解释资本主义的现实,通过对“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的否定性理解,揭示出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的具体关系,把属于人的事情从物的关系那里重新归还给人。一言蔽之,对于政治存在论来说,只要我们认清了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操作机制,我们就有了抓住“存在真理”的可能。

海德格尔明确反对研究存在者的哲学,而且他几乎说服了人们接受他“存在之忘却”的警语,但是当基础存在论走入存在的主体性的死路之时,海德格尔不得不借助赋予存在论以艺术品格来过滤这种现代的主体性,艺术存在论由此得以重构存在实现“思想的移居”。看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无论海德格尔还是马克思所发动的对存在论的探讨都是为了适当安置现代性,为有限的人类在宇宙中寻找合适的“存在”位置。考虑到人类的现实情况并没有“进步论”与“发展观”描述的那么美好,马克思的“物化”锁链仍然拴着不自觉的阶级,海德格尔的“技术座架”也仍然统治着未来,人们仍然被囚禁于“现代”。不难理解,艺术存在论与政治存在论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人类的命运仍然引导着存在论的思索,保持着存在论的多角度对话以及纵深的历史意识。这至少提醒着人们,在流动的现实世界中,存在仍然是个迷宫,人类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走出去。

(责任编辑 林 中)

B5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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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660(2017)02-0015-06

代砚春,(长春 130012)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超越审美现代性——马克思的政治美学研究”(13AZD02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5ZDB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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