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俊 李子森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观察和研究第三部门崛起的五个维度

方 俊 李子森

（华南理工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

在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今天，第三部门备受瞩目，承载着公共事务参与者的重责。关注引起重视，重视促进发展。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就是，如何认识第三部门在中国崛起的问题。近年来，关于第三部门的研究异军突起。如何认识第三部门在中国崛起的问题是第三部门研究的逻辑起点。可以尝试从历史的、管理的、文化的、实践的、世界的五个方面的维度来观察和研究这一问题。

第三部门；角色担当；政社关系；价值取向；五个维度

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是一个源自异域的概念，是西方学者的一个创制品。在2000年前后传入我国，现已为公共管理学、社会学界学者广泛接纳，在内涵和语义指向上与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基本上是同义语。第三部门的出现和日益重要的角色担当，有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

今天，第三部门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呢？究其原因是在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今天，第三部门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承载着公共事务参与者的重责，嗅觉灵敏的研究者捕捉到了这一重要信息。以西方为观察样本，著名的第三部门研究第一人——莱斯特·萨拉蒙为我们呈现了西方德、法、英、美等8个国家异常活跃的第三部门组织在贴近基层服务、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数据：在就业方面，8个主要国家的第三部门早在1990年雇用的劳动者人数就相当于1190万领薪的全日制工人；在开支方面，第三部门有相当大的业务支出；8个国家的第三部门在1990～1992年间有6140亿美元开支，这相当于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相当于西班牙国民生产总值的20%多；在就业增长方面，实际上，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较，第三部门为就业增长提供了更大的潜在资源。[1]（P260）准确的数据具有自证和他证功能。国外有国外的数据，国内有国内的资料。经过多年的曲折发展，我国第三部门在数量不断增多的同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作用日益明显。在社会管理方面，全国6万多个行业协会联系会员2000多万家（含个体工商户），4万多个学术社团联系专家学者500多万人，各类农村专业经济协会联系农户1000多万个。这些第三部门组织广泛团结各方面的积极力量，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共识，成为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成为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力量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的公共参与者。在公共服务输出方面，第三部门在教育科技、卫生健康、社会福利、慈善公益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生力军作用。如：全国民办幼儿园8.3万所，占全国总数的62%；民办高校640所，在校学生393万，占全国高校在校学生总数的19.4%；卫生类民办非企业单位2.7万个，占全国卫生机构的9.3%；2009年，我国基金会共有130亿元民间资金用于公益慈善救助。[2]（PP1～2）

问题导向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也是一条重要的知识产生路径。近些年来，关于第三部门的研究异军突起，来自民间的官方的各种声音可谓众声喧哗。研究选题五花八门，有研究第三部门与政府合作关系的，有研究第三部门监控管理问题的，有分门别类研究社团问题、民办非企业单位问题和基金会问题的，还有研究境外第三部门管理制度问题的，等等，各种研究不一而足。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说明关于第三部门的问题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关注引起重视，重视促进发展。但是，这里有一个最基础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研究，这就是，如何认识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崛起的问题。现在，蓦然回首发现，这一基础性问题就是第三部门研究的逻辑起点，研究透了，就找到了一幅认知第三部门从哪里来、又引领其往哪里去的路线图。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从以下五个维度观察和研究中国第三部门崛起的问题。

一、历史的维度：第三部门的出现是渐进性的历史选择结果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在此期间，皇权独大的统治格局使得带有一定政治性色彩的民间组织生存空间异常逼仄。这类民间组织基本上有两条出路：要么走向政府的对立面，“落草为寇”，与政府势如水火，成为政府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要么，为政府所收编，成为体制内的一部分。游离于这两条出路之间的处于灰色地带的民间组织基本上属于消闲型组织，如诗社、茶社、棋社等。清末和民国时期出现了学会、商会、农学会、讲学会等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民间社团组织，但影响力有限。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城市居民成为“单位人”，农村农民成为公社社员，每个人都能找到自身所在的组织群体。一些人民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由政府核定编制、拨付经费、任免负责人等，实行体制内的管理。还有一些群众团体，如文联、作家协会等，也在政府的特许下成立，从中央到地方，一级贯穿一级，依照政府模式设置，负责人享受相应的政府官员待遇。然而，在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央的文献报告中，把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定位从1992年的基础性作用明确转变为2012年的决定性作用。市场取向的改革使政府、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从依附关系转化为一种彼此相对独立的关系。政府治理的法治化、廉价化和有效性的理念深入人心。在一些技术性、效益性、微观性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正有计划地撤场，为第三部门进场提供了历史上难得的契机。尽管在这期间第三部门组织也有过1989、1996、2000年三次大的清理整顿，但整体上还是保持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势头。第三部门逐步承担起准公共物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角色，将政府更大限度地解放出来，更好地充当了监管者角色。第三部门的兴起与发展有利于推进政府改革的进程，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提供公共参与的途径。与此同时，仍有必要进一步从思想上重视第三部门、在政治上认可第三部门、在政策上扶持第三部门、在体制上吸纳第三部门、在发展上引领第三部门，不断推动第三部门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管理的维度：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了第三部门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其中，“社会协同”主要就是指各类社会组织。可见，第三部门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重视。关于第三部门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初期，第三部门更多地被单纯作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对象来看待。道格拉斯·麦克雷戈提出了管理人性假设说，认为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然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性行为的假设，各种管理人员以他们对人性的假设为依据，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领导、控制、激励他们。在第三部门刚刚兴起之时，政府对第三部门的认识或者“人性假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第一，有关部门担心由于第三部门对公共事务管理领域的涉足，削弱其在公共领域的影响能力；第二，担心第三部门在协助进行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不断“索取”公共财政支持，给政府自身带来压力；第三，一些部门对新兴的第三部门的能力或多或少存在质疑，担心其不能很好地承担工作职责，甚至出现不规范行为。1998年，国务院颁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确立了对社会团体的双重管理体制，概而言之，即“归口登记、双重负责、分级管理”。第三部门在设立和运作过程中受到两个方面主体的监督管理，一是登记管理机关（各级民政部门），二是业务主管单位（党政机关及得到民政部门委托的单位）。其中，归口登记并不是把审核权限全部集中到登记管理机关，而是要求先经过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核同意，再归口民政机关登记把关。时至今日，政府以及社会公众越来越认识到第三部门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了政府与第三部门可以而且应当构建支持与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与第三部门相关的制度与规定也在不断调整，使其更加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部门做出了一系列举措，促进了第三部门量的发展和质的提升，效果显著。比如，2016年，国务院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再比如广东等地方开始试行第三部门的登记备案制度，很多过去没有明确“身份”的第三部门组织有了“准生证”和合法身份证明。许多社会组织逐渐在不同的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崭露头角，成为政府的公共治理伙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文化的维度：第三部门的发展源于其所秉持的乐善好施的价值圭臬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很多熠熠生辉的文化思想与今日第三部门所倡导的公共服务理念如出一辙。如，孟子倡导，人要有“四心”，即，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人之有四心也，犹其之有四体也”。孟子所讲的恻隐、辞让、羞恶、是非四心，正是第三部门组织成员心中笃定的价值圭臬，在这一文化价值的熏染下，他们任劳任怨地从事慈善公益服务而少求甚至不求回报。另外，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邻里守望互助的文化价值，与第三部门长期坚持无偿参与老人院、孤儿院、社会福利院各种公益活动背后的甘于奉献、尊老爱幼精神一脉相承。又如今日所讲的“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慷慨的舍得思想与第三部门从业者默默付出但得内心快乐的价值追求也是“合仄押韵”的。文化是植根于内心的，一旦扎根于内心，又会在实践中演化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体现出一种文化特有的导向和激励作用。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外交流的增多以及网络的普及等，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改变，其中也掺杂着一些文化杂质，比如拜金主义、权力崇拜、明哲保身的思想。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消极的文化观念决不是主流，同时也必须对其给予重视。毕竟，第三部门从业人员所从事的是公益事业，他们付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成本，得到的除了自身内心的满足外，从物质层面来看，投入与产出是严重不成比例的，甚至以牺牲自身的健康为代价，所以，需要一种崇高的文化信念和公益价值取向的有力支撑。因此要倡导全社会在文化层面飘扬起中华文明自古就有的乐善好施的大旗，让第三部门从发端之初就孜孜追求的平凡而崇高的奉献精神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颂扬。

四、实践的维度：第三部门的点滴奉献使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可

第三部门为何崛起？其社会角色到底重要不重要？仅仅进行学理分析和书斋式研究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实践能给出最响亮的回答。我们以2008年《财经》杂志上真实记录的中国NGO参与汶川抗震救灾事件为例，看看第三部门（又名NGO，非政府组织）是如何在实践层面发挥作用的。汶川大地震后的第20天，在四川绵竹体育场灾民安置点，还没有从地震噩梦中醒来的同学们收到了来自民间助学NGO“多背一公斤”的“六一儿童节”礼物——灾区的第一个帐篷图书馆。早在灾情发生伊始，“多背一公斤”就与当地多家民间NGO携手，第一时间在成都成立了“NGO四川地震救灾联合办公室”，负责协调前后方多达上百家NGO的物资调运和志愿者组织工作。“绿家园”等致力于环境保护的NGO投入对震区地理水文状况的调研工作中；南都基金会主办了一系列专家讲座，邀请中国台湾“9·21”大地震中的义工团体组织者、亲历者，与广大NGO成员分享救灾及重建经验……[3]在这之后的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南京青奥会上，无一不活跃着志愿者忙碌的汗流浃背的身影。不仅大型赛事和展览活动离不开第三部门志愿者的热情参与，更多的是在日常的琐事中，我们看到了志愿者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和坚守。比如，对孤寡老人的帮助，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对路口红绿灯交通秩序的维护，对市容市貌的点滴清洁和爱护等，无一不体现出第三部门从业者的难能可贵的道义责任。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负面现象，如有关基金会的丑闻、相关慈善组织负责人卷款外逃事件等。但是，如同不能因噎废食的道理一样，不能因为个别事件的出现就否定了第三部门整体。第三部门的公益性、民间性、志愿性、非营利性特点决定了其社会存在价值。从实践的维度来观察和研究第三部门，能够更好把握当代中国第三部门崛起的密码。

五、世界的维度：第三部门在中国的发展是政治决策者对西方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树持包容性态度的结果

地球村时代，世界的发展须臾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世界。在中国，观察和研究第三部门的崛起，同样不能离开世界维度，包括实践视角和理论视角。首先，基于实践视角，在西方，第三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伴随着宗教改革、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轨迹沿着两条主线铺开：一条主线是权利斗争，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在反对专制统治过程中自发建立起各种组织，以争取人权、自由和民主；一条主线是慈善公益，在资本主义产生之前，基督教等宗教组织在救济穷人、帮助弱者、关爱老人儿童等公益事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个体性的私人慈善是在宗教改革之后慈善机构脱离了教会管控才逐渐发育起来的，其活动半径迅速拓展到教育、医疗、环保等领域。现在，在西方，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度推进，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数量的减少，第三部门参与公共服务的场域在扩大，作用越来越大。第三部门创造的产值约占各国GDP的4.6%，就业人数占非农业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人口的10%，相当于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4]（P11）其次，基于理论研究的视角，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各国学者对第三部门的研究异军突起，理论创新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早期的代表性的理论有公民社会理论、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理论、契约失灵理论等。近年来，理论建树枝繁叶茂，前沿性的理论有第三方管理理论、治理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合作主义理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西方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建树，中国的决策者和研究者大都持一种开放的包容性态度，正视而不排斥，借鉴而不抵制。这是理性的选择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的体现。本来，对于西方的东西，哪怕再好，我们既不必盲目崇拜，认为“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棍子打死，自顾自陶醉在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酒缸里。在全球一体化快速发展的今天，用世界的眼光观察和研究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1]莱斯特·萨拉蒙，赫尔穆特·安海尔.公民社会部门[A].转引自何增科.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孙伟林.2010年中国社会组织理论研究文集[C].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

[3]吴燕等.NGO重建之路[EB/OL].http://www.caijing.com.cn/2008-06-06/100068051.html，2008-06-06.

[4]张军涛，曹煜玲.第三部门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路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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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8-4479（2017）04-0095-05

2017-03-09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项目（16BZZ025）、广东省社科基金规划项目（GD12CZZ01）、教育部社科基金规划项目（项目批准号13YJA810003）、广州市社科规划课题项目（15y04）阶段性成果。

方 俊（1970-），男，湖北阳新人，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公共管理；李子森（1990-），男，广东广州人，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