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承志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与开发结构性执政资源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易承志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结构性资源由历史、制度和组织等资源要素构成，是政党执政资源体系的支撑。开拓创新结构性资源对于获取和巩固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已经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发展历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所证实。探讨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和开发结构性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培育和开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有着重要的启示。

瑞典；社会民主党；结构性资源；启示

瑞典社会民主党自1932年以来曾长期连续执政，其后执政地位也曾数度遭遇更迭，但仍然在1932年以来的82年中累计执政65年。作为一个曾经长期执政并且在2014年选举中重新赢得执政地位的大党，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和开发执政资源的过程有其值得借鉴的成功之处，而其执政地位变动的缘由也提供了培育和开发执政资源的教训。执政资源是一个由各种资源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系，其中结构性资源是为政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提供结构支撑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包括历史、制度、组织等资源，在执政资源体系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和开发执政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在结构性资源上有突出的表现。探讨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和开发结构性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培育和开发执政资源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执政资源的构成分析

关于执政资源的构成，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对于执政资源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其构成方式如何，研究者们并未取得共识，而是从各自的视角和标准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从现有文献来看，对执政资源构成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将执政资源根据其具体构成要素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大多数研究者对于执政资源的构成分析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样一种思路。这种思路又大致体现为三条具体分析路径。其一是横向分析，即根据资源构成要素的所属领域、类别或形态进行划分。如杨绍安和兰世惠将执政资源分解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以及群众资源等不同领域的资源[1]。郭亚全将执政资源分为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两种形态的资源[2]。其二是纵向划分，即根据资源构成要素的形成时间进行划分。例如，吴海燕基于执政资源构成要素的时间变迁将其划分为历史资源和现实资源[3]。其三是综合划分，即将上述横向和纵向分析的标准叠加起来进行划分。例如，贺先平据此将执政资源区分为历史资源、政治权力资源、理论资源和组织资源[4]。然而，不管是横向分析、纵向分析还是综合分析，上述分析思路仍然在很大程度上限于对执政资源构成的一些基础分析，难以厘清执政资源的形成机制和内在关系。这种分析的不足体现为，“把执政资源简单地理解为某几种或几类资源要素的平行并列的观点无法阐释各资源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5]。

二是将执政资源根据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划分。一部分研究者看到了单纯根据执政资源的外在表现进行分析可能存在的不足，转而着重从执政资源构成要素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以求更为准确地认识执政资源。例如胡小君将执政资源划分为执政党自身拥有的资源和在执政活动中产生的资源[6]。赵中源根据执政资源各构成要素的作用，将其划分为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三个层面，其中基础性资源包括理论、组织、阶级基础、历史等资源，运行性资源包括政权、体制、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保障性资源包括法理合法性和人才等资源[7]。许海在此基础上根据执政资源构成部分的功能将其进一步分为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巩固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8]。总体来说，第二种思路根据执政资源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相比只根据构成要素所属领域、类别或形态的不同进行划分具有较大的优势，有利于更为深入准确地认识执政资源，然而，这种分析思路仍然没有完全厘清执政资源构成部分的形成机制和动态关系。

实际上，如果将执政资源看成一个由各种具体资源要素构成的有机体系的话，我们将会发现，由历史、制度、组织等结构性因素构成的结构性资源在执政资源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的研究文献在重视对执政资源进行分类的同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对执政资源的构成内容尤其是结构性要素的分析。本文将着重分析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和开发结构性资源的经验和教训，并探寻其对中国共产党培育和开发执政资源的启示。

二、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与开发结构性资源的经验探析

结构性资源是执政资源的重要构成内容，由多种因素组成的结构性资源不仅自身具有支撑和维护政党执政的重要作用，而且对其它执政资源的获取和开发亦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因此，开发和拓展结构性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注重发掘和用好历史资源

历史资源是指政党在以往历史进程中所起作用并赢得社会公众认同的成效积累。一方面，社会民主党曾长时间在瑞典执政，在执政过程中曾取得显著的绩效，赢得了党内成员和社会公众的较高认同。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也善于将执政过程中所获取的成绩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源加以重视、发掘和运用，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认同，对增强政党的公信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1930年代开始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着手建设并逐步建成了全面的福利社会，这成为该党在执政过程中重视宣传和维护的一大功绩，曾获得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也转化为显著的历史资源。从1932年起，社会民主党在接连多次的大选中均获得了40%以上的高票支持，其中1940年的大选更是达到了接近54%的历史最高纪录。1932年到197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连续执政达44年之久，应该说社会民主党善于发掘和运用执政业绩所形成的历史资源，是其长时间连续执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重视拓展制度资源

制度具有根本性，制度资源在政党执政资源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其拓展对政党执政资源的丰富和发展至关重要。从政党执政的视角分析，制度资源涵盖政党自身制度和国家制度两个方面，前者是规范政党自身内部生活的规则体系，而后者则是规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规则体系，其具体表现为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等。在现代政治体系中，任何政党要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一是需要不断加强政党自身的制度建设，拓展党内制度资源，以增强政党自身的能力；二是需要在获取执政地位后不断加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拓展国家制度资源，以增强政党执政能力；三是需要增强政党自身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的衔接性和耦合性。

瑞典社会民主党自成立以来就重视制度建设，以拓展制度资源。其中，一方面体现为政党自身制度建设，瑞典社会民主党一直将党内制度建设置于政党自身建设的中心地位，在政党组织建设、成员学习、联系群众、廉洁自律等方面都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在推动国家制度建设上，具体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三个层面。首先，高度重视政治制度层面的资源培育。瑞典社会民主党一贯主张通过议会道路获取政权，为此积极争取普选权，推动议会修改选举权的年龄、财产、性别等条件限制，并于1920年推动议会正式通过普选权法案，建立了普选制度。普选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工人阶级参政，也增强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力量。随着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执政，为了建设法治和廉洁政府，瑞典社会民主党又推动了法制和权力监督制度建设。其次，在经济制度层面，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执政过程中，立足国情建立了一整套经济制度，并且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经济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和改革。以税收制度为例，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到1976年执政期间建立了与高福利相配套的税收制度，税收监管严格，税负水平高，到“80年代初，瑞典85%的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超过其收入的50%”[9]。高额的税负在支撑着瑞典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影响经济发展，增加公众税负压力等。在此背景下，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多次进行税收制度改革，改变了税负主要由普通公众承担的做法。199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政府分两步降低了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将其由原来的最高70%降至不超过50%，使得占职工绝大多数的年收入不超过3万美元者只需缴纳30%的地方所得税和200克朗的国家所得税，而高于此收入者的税负则进一步提升，另外将资本所得从个人总收入中抽出单独征税。1994年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后进一步提高了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率[10]。在上述差别征税制度和其他配套制度的作用下，到了1990年代末，政府赤字大幅下降，财政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再次，在社会制度层面，最突出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曾担任社会民主党政府社会事务部长的古斯塔夫·穆勒也指出，“在社会民主党人看来，在实现了普选权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一套社会保障制度并从而为本国公民提供真正的安全”[11](P48)。1930年代初社会民主党执政后，开始全面推进涵盖瑞典国民生、老、病、死、伤、残等方面风险应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到20世纪6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党建成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瑞典成为全球闻名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加强政党自身制度建设和推动国家制度建设的同时，还非常注重保持和增强两者之间的有机互动和有效衔接。例如，社会民主党非常强调党员干部自身的廉洁自律，并注重通过党内制度进行规范，获取执政地位后，则在党内制度建设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国家权力监督制度建设，促进了两类制度的有效运行。政党自身制度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建设和有效运行，前者增强了政党自身的能力，后者则适应并推动了瑞典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上述成绩在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肯定后又转化成了社会民主党执政的重要制度资源。

（三）强调巩固和发展组织资源

组织资源是政党获取或巩固执政地位的载体。政党的组织资源一般来说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党组织自身，这是政党的核心组织资源。瑞典社会民主党非常注重党的组织建设，一是建立健全政党的组织体系。社会民主党在1889年成立后迅速建立了其组织体系，“到1911年，社会民主党已经在瑞典大部分地区成立分支机构；而到1914年，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瑞典最大的政党。”[12]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体系由中央、地区和地方三个层级的党组织构成。经过长期的建设，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完备高效，保证了社会民主党的决策执行有力。二是注重政党组织与基层群众的互动。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中，最基层的是一些协会和俱乐部，根据地方行政区划、工作场所或移民团体的不同而建立。这些协会或俱乐部是党员参与活动及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成员可在协会和俱乐部中提出建议，表达不同意见以及向政党代表大会提交动议。协会和俱乐部还承担了组织相关研究和收集民意的功能。通过这些基层组织的活动，密切了社会民主党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增强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于获得民众的认同。三是运用现代技术加强政党组织建设。现代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之后，瑞典社会民主党也注重运用现代技术来丰富和创新政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加强宣传力度，提升政党形象，进一步增强社会影响力。

另一方面是政党联系和依靠的相关组织，这是政党的关联组织资源。“任何一个政党，在走向执政的过程中以及执政的实践中都有其依靠的基本力量和获取执政资源的基本阶级、阶层。”[13]瑞典是社会组织程度较高的一个国家，社会不同利益基本上都有相应的组织来代表。在社会民主党的关联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非常注重培育和开发工会组织资源。社会民主党建立后不久，就努力推动成立了瑞典总工会，并且将发展工会作为其工作的重点。总工会成立后为支持社会民主党曾作出决议，“凡为中央组织成员的各个工会，应保证在三年内作为集体成员加入社会民主党。”[14]这就使得地方工会自动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集体成员，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力量。此外，社会民主党还注重在领导层与工会组织间保持结构上的沟通，瑞典总工会的主席一般是社会民主党全国执委会的当然成员，另外一名全国性行业工会的主席往往成为社会民主党执委会的副主席。一旦社会民主党执政，也注重从工会组织中选拔人才进入政府。瑞典工会组织还为社会民主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尤其是在瑞典政党资助法改革前，工会组织一直是社会民主党的重要财源。除了工会组织外，社会民主党也注重培育和开发其他妇女、青年、学生组织等关联组织资源。以青年组织为例，瑞典社会民主青年团是附属于瑞典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的一个关联组织，也是瑞典最大的青年组织，包括帕尔梅、卡尔松在内的许多瑞典社会民主党著名政治家都是从该组织经受锻炼并开始从事政治职业的。健全的组织体系、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以及与相关组织的有效互动，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行动能力提供了组织保障，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与肯定，为其获得与巩固执政地位提供了有效的组织资源。

三、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与开发结构性资源的教训

随着时间的变迁，瑞典国内外形势经历了很大的改变，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结构性资源带来了冲击，而社会民主党对结构性资源培育和开发的复杂局面还应对不足，由此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历史资源培育和开发产生复杂影响

执政历史资源并非一劳永逸的，而是会随着时间的变迁而出现消长。一方面，政党执政时所积聚的显著业绩会形成凝聚社会公众的重要力量，然而，这一力量会随时间的消逝而减弱，以至于影响逐渐减少；另一方面，政党执政过程中，尤其是长时间执政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某些失误或其他问题，而一旦如此，必然会对政党执政历史资源产生消极的影响。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一个曾经长期执政的大党，在执政过程中尤其是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连续执政期间，因为其经济建设、社会福利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业绩而积聚了丰硕的历史资源。然而，在另外一些时间，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瑞典社会民主党也屡屡因为政策失误或其他原因而引起社会公众的失望和不满。例如，其着重推出的“雇员投资基金”因为遭遇激烈的反对而成效不大，远未达到社会的期望；197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所遭遇的数次经济困难、失业率上升也对其历史资源的积聚产生了不利影响。政党执政尤其是长期执政过程中出现政绩波动是正常的，关键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弱和消除政绩波动对历史资源培育和开发的不利影响。这主要依靠政党通过自身的有效宣传和长远的执政绩效赢得党内成员和社会公众的信任和追随。而瑞典社会民主党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甚至“在党员中制造了一种情绪，即大家作为社会民主党人并没有感到足够的骄傲”[15]。这也反映了社会民主党未能很好地消除政绩波动对社会民主党历史资源培育和开发的不利影响。

（二）某些制度日渐僵化，带来了负效应

制度是与一定的环境相适应的，随着环境的变化，制度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适以适应环境的需要。应该说，瑞典社会民主党对于制度调适与制度创新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制度建设和创新方面也取得过显著的成绩，这也是社会民主党能够长时间屹立于瑞典政坛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一些制度的调适和改革方面，瑞典社会民主党也遇到过挫折，未能及时有效应对。例如，瑞典1990年代以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产业工人队伍的萎缩，也直接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基础，对此，社会民主党尚无有效的制度予以应对。再如，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以后极大地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但1960年代以来福利开支的不断膨胀对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带来沉重的压力，也转化为社会公众越来越高的税负压力，而社会福利水平一旦升高就会成为民众更高期待的基础，因而很难降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改革税收和福利制度、压缩政府开支的尝试遭到了巨大的社会阻力，这也是导致其1991年大选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社会民主党对支持率和选票的关注又决定了其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上顾虑重重，从而出现了影响政党持续执政的一些负效应，对制度资源的培育和开发带来了不利的影响，甚至造成了某些制度资源的流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社会公众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认同和支持。

（三）组织建设在国内外环境变迁中未能有效地调适回应

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瑞典社会结构的改变，传统产业工人阶级走向萎缩，新的中间阶级日益发展。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主要构成基础，传统工人阶级队伍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其党员人数的减少和支持率的降低，对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基础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另一方面是社会民主党为适应形势变化而进行的政策调整也对其传统组织优势造成影响。例如，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变化，环境因素在一国之内也变得日益重要，并对政党的理念和政策带来挑战。瑞典也是如此，瑞典社会民主党在传统上更注重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对环境问题较为忽略。1990年代以来，以环境为中心议题的绿党在瑞典兴起，对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带来冲击，为了应对绿党的挑战，同时为了应对环境问题的挑战，社会民主党对环境政策进行了调整，改变了过于重视经济指标的发展理念。社会民主党这种政策和观念的调整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及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在能源政策等事务上的分歧，并“冲击到了社民党在组织上的传统优势”[16]，影响了社会民主党组织资源的培育和开发。

四、结论与启示

结构性资源由历史、制度和组织等资源要素构成，是政党执政资源体系的支撑。开拓创新结构性资源对于获取和巩固政党执政地位的重要性已经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发展历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所证实。以组织资源为例，重视政党自身组织建设和工会等关联组织资源开发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培育和开发执政资源的重要经验。1969年塔格·埃兰德卸任党主席时向继任的帕尔梅提出的一条建议就是“倾听工人运动”[17](P97)。而1980年代以来瑞典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带来的产业工人规模的缩小、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分歧的扩大则对社会民主党组织资源的培育和开发带来了相当的冲击。如何有效应对上述冲击，保持乃至不断扩大社会民主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是瑞典社会民主党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历史和制度资源同样如此，社会民主党辉煌的历史曾经为社会民众认同和支持该党助力甚多，但随着时间的改变其效应正在日益减弱；福利制度等制度建设也曾为社会民主党获取和巩固执政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之后制度出现路径依赖和日渐僵化则给社会民主党带来了严重的负效应。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培育和开发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一定要重视结构性资源的开拓创新，一方面，要发掘和用好历史资源，不断拓展制度资源[18]，巩固和发展组织资源，不断发挥培育和开发结构性资源的正效应；另一方面，又要及时应对结构性资源出现的一些变数，防止结构性资源培育和开发的负效应。

[1]杨绍安，兰世惠.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全面开发执政资源[J].社会主义研究，2007(5).

[2]郭亚全.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有效利用及其优势拓展[J].理论探讨，2011(3).

[3]吴海燕.多维视角下的执政资源[J].浙江学刊，2005(3).

[4]贺先平.论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建设[J].甘肃社会科学，2007(1).

[5]赵中源.问题与探索：党的执政资源问题研究综述[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5).

[6]胡小君.合法性资源与党的执政资源体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6).

[7]赵中源.论党的执政资源体系及其优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5).

[8]许海.构建现代执政资源体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体会之四十三[J].前线，2016(6).

[9]丁淼.瑞典税收制度的历史特点、问题和80年代以来的改革[J].西欧研究，1991(5).

[10]高锋.瑞典社民党的理论与实践述评[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3).

[11]Gunnar Heckscher.The Welfare State and Beyond[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12]Peter Hedstrom,Rickard Sandell,Charlotta Stern.Mesolevel Networks and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Movements:The Case of the 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2000,106(1).

[13]张明军.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的优化与整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1).

[14]Hufford,Larry.Sweden:the myth of socialism(No.33).Fabian Society,1973,p5.

[15][瑞典]哈罗德·斯文松.瑞典社会民主主义与第三条道路——艰难的选择[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3).

[16]安圻.瑞典社会民主党处理党群关系的经验[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5).

[17]Bo Rothstein.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Corruption,Social Trust,and Ineq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1.

[18]张明军，陈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实践前提与创新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4(5).

责任编辑：路 曼

D564

A

1008-4479（2017）04-0089-06

2017-04-2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互动关系研究”(14ZDC004)、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期党的执政资源培育与开发研究”（12AZZ003）的阶段性成果。

易承志（1980-），男，湖南衡阳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