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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点

2017-01-26

工友 2017年5期
关键词:福州工作效率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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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高举报箱”与格力“厕所信箱”

某网友晒出了一张宝鸡市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中心门口举报箱的图片,并配发文字“市民中心惊现3米高的举报箱,这是给姚明定制的吗?” 图片显示,门口还有一处监控摄像头,举报箱所处的地方冷僻狭窄。(4月27日 央广网)

点评:

面对这样的举报箱,群众要想完成一次举报真的很难,需要做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要努力找到这个举报箱;二是要躲避摄像头,否则说不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三是要有姚明的身高。

“3米高举报箱”如同“丁义珍式窗口”一样,都是将“为人民服务”挂在嘴边,而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高高在上的“衙门大老爷”的意识与思维。这样的做派,距离责任型、服务型理念可谓十万八千里。

“姚明式举报箱”,倘若不是网友发现和曝光,恐怕还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

想起了格力电器企业。这个企业为了加强内部监督,董事长把总经理信箱从总经理办公室门口,搬到员工卫生间里去了,极大地发挥了员工的监督力量,深挖出了一批不称职甚至违法违纪的管理干部。这样的企业能不做大做强?政府职能部门能否也引进一下企业先进的管理方式与模式?

干部周末老加班,如此“常态”实则反常

去年8月以来,福州市委市政府开始倡导一线考察干部工作机制,要求彻底改变“懒政怠政、为官不为”乱象。但凡涉及民生工程,工作日程只能提前,不能延后。现在福州党政系统的干部状态是“只争朝夕”,周末加班已习以为常。(4月30日中国网)

点评:

福州利用建立一线干部考察工作机制,制定《行动进度表》,给每一个民生工程都调好闹钟,用考察因素作为杠杆来调节一线干部的工作效率,倒逼工程进度,对福州党政干部而言,它既是一根行之有效的“指挥棒”,又是一把悬在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把“进度条”作为考核一线干部工作效率和成绩的唯一依据,是否合适呢?进度的快慢确实能够反映工作效率,那么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之间的关系呢?进度快,如果工作质量达不到要求,并不能说明其工作效率高;相反,如果用心做工作,将民心放进民生工程里,“慢工出细活儿”,也同样能得到高质量的项目结果。

其次,在一线干部考察工作机制的倒逼下,福州党政系统的干部状态是“只争朝夕”,周末加班已习以为常。加班只能是突发情况下的紧急措施,如果成为常态,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下干部的合法休息权问题了。政府的干部也是普通劳动者,理应享受宪法规定的休息权利,如果只是在突发情况或自己工作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加班,那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是主管部门定下大体积量的工作任务,“8小时”高强度工作仍不能完成,必须利用休息时间来继续做,就值得商榷了。

全员罚抄,一场形式主义的行为艺术

近日,一家国有银行的福建省分行发文要求全体员工学习《违规行为处理办法》,全省一万多名员工被要求手工抄写三遍。该《处理办法》一共有154条37120字,抄三遍得抄11万多字。许多人无奈花钱请人代抄。(4月29日 澎湃新闻网)

点评:

不知道哪个或哪些员工犯了什么错误,惹恼了银行领导,竟然给全体员工招来了这么一场“飞来横祸”。11万字是一本普通书籍的字数,而且还要限期全部手写完成,不知道全员抄写是不是也包括下达命令的领导,也不知道那位或那些领导是不是也会亲自抄写?

很显然,这一要求导致了一场形式主义的“行为艺术”——领导有罚抄的命令,下属就有花钱找人代抄的对策,这其实就是一场形式主义的表演,你有不合理的规定,我就用不合理的办法应对,大家都只在乎形式,而不在乎结果,更不在乎形式与结果是不是合法、合规、合理。

领导个人的权威是树起来了,也通过这件事情检验了一番,但是,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如果连领导错误的、不合理的决策都会被贯彻下去,而没有公开的反对意见的话,这家企业其实是很危险的。而且,贯彻得越彻底,执行得越高效,就说明企业越危险。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某个或某项个人的权力无法被有效监督,这种“一言堂”式的管理方式,极有可能出现系统式塌方。

在职人员成扶贫对象,荒唐闹剧谁在导演

礼泉县西张堡镇西刘村村支书刘浩荣,违规将在职人员列入扶贫对象;旬邑县太村镇杨坪村村支书兼村委会主任杨建虎,违规将在职人员列入扶贫对象……日前,咸阳市纪委对外通报曝光了近期查处的12起脱贫攻坚领域违纪问题典型案例。(4月30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点评:

脱贫攻坚有项目有资金,让基层干部贪腐有了可能。一些地区争取“入贫”名单,原因就在于一旦入选特困地区,就会获得大量的扶贫项目和资金,而扶贫资金就是一些基层干部眼中的“唐僧肉”,不吃白不吃,吃了不白吃。

中央提出的精准扶贫要求,就是要把真正的贫困人口挑出来,可是一些基层干部却玩起了暗箱操作,该扶的没扶,不该扶的扶了,这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做法必然导致穷人更穷、富人更富,不但拉大了贫富差距,也颠覆了扶贫攻坚的本意。在职人员成扶贫对象,根子还在于扶贫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在确定贫困户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督,个别村干部暗箱操作,大搞优亲厚友。

正所谓“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只有将干部手中的权力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加大腐败成本,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在职人员成扶贫对象的闹剧才不会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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