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志祯

韩非的末路

文/王志祯

公元前233年，秦国大军攻打韩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目的绝无仅有，不是为了攻城略地，不是为了灭国破家，而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他究竟是何方神圣，有什么魅力，能让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为了他不惜兴师动众、大动干戈？

这个人可谓大有来头。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史称韩非子。

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他学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黄帝和老子。他有口吃的毛病，不善言辞，却擅长于著书立说。他和李斯都是儒学大师荀卿的学生，李斯自认为学识比不上韩非。

韩非看到韩国渐渐衰弱下去，心急如焚，屡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来驾驭臣子，不能富国强兵，任用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虽师从荀子，却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游侠则凭借武力违犯国家禁令。国家太平时，君主就宠信那些徒有虚名假誉的人，形势危急时，就使用那些披甲戴盔的武士。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有用的，而有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奸枉之臣所容。他考察了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韩非深深地明了游说的困难，并撰写了《说难》一书，讲得非常具体全面，但他最终还是死在秦国，不能逃脱游说的祸难。

《说难》中这样写道：大凡游说的困难，不是游说者的才智不足以说服君主，也不是游说者的口才不足以明确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更不是游说者不敢毫无顾虑地把意见全部表达出来。游说的困难，在于如何了解游说对象的心理，然后用自己的说辞去打动他。

如果游说的对象想博取好名声，而游说的人却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品德低下，从而慢待并疏远你。如果游说的对象贪图重利，而游说的人却用博取好名声去劝说他，他就会认为你没有头脑、脱离实际，一定不会录用你。游说的对象意在重利而公开装作博取好名声，而游说的人用博取好名声去劝说他，他就会表面上录用你而实际上疏远你；假如游说的人用重利去劝说他，他就会暗中采纳你的意见，而公开抛弃你本人。

行事保密就能成功，言谈之中泄露了机密就会失败。不一定是游说者本人有意去泄露机密，而往往是在言谈之中无意地说到君主内心隐藏的秘密。像这样，游说的人就会引火烧身。君主有过失，而游说的人却引用一些美善之议推导出他过失的严重，那么游说的人就会有危险。君主对游说者的恩宠还不深厚，而游说的人倾尽肺腑，即使意见被采纳实行并见到了功效，君主也会忘掉你的功劳；如果意见行不通而且遭到失败，游说者就会被君主怀疑而身陷险境。君主自认为有了良策，而且打算归功于自己，那么游说的人参与此事，也会有危险。君主公开做着一件事，而自己另有别的目的，如果游说者预先知道他的计策，也会有危险。君主坚决不愿做的事，却极力要让他去做，君主非做不可的事情，又阻止他去做，游说的人就危险了。所以说：“和君主议论在任的大臣，君主会认为你离间他们彼此的关系；和君主议论地位低下的人，君主会认为你卖弄权势。说君主爱听的话，君主会认为你是在利用他；议论君主所憎恶的事情，君主会认为你试探他的底线。如果游说者文辞简略，君主就会认为你没有才智而使你遭受屈辱；如果你铺陈辞藻，夸夸其谈，君主就会认为你语言放纵、大而无当。如果你顺应君主的主张陈述事情，就会说你胆小，做事不尽如人意。如果你谋虑深远，就会说你鄙陋粗俗，倨傲侮慢。”

大凡游说者最重要的，在于懂得美化君主所推崇的事情，掩盖他认为丑陋的事情。他自认为高明的计策，就不要拿以往的过失使他难堪；他自认为是勇敢的决断，就不要自以为是地去激怒他；他夸耀自己的力量强大，就不必用他为难的事来反驳他。游说的人谋划另一件与君主相同的事，赞誉另一个与君主同样品行的人，就要把那件事和那个人加以美化，不要坏其事伤其人。有与君主同样过失的人，游说者就要明确地粉饰说他没有过失。待到游说者的忠心君主不再抵触，游说者的说辞君主不再排斥，游说者就可以施展自己的口才和智慧了。等到历经很长的时间之后，君主对游说的人恩泽已经深厚了，游说者深远的计谋也不被怀疑了，交相争议也不被加罪了，便可以明白地计议利害关系，帮助君主建功立业，也可以直接评议君主的是非以正其身。用这样的办法扶持君主，就是游说成功了。

伊尹做厨师，百里奚当俘虏，他们都是这样取得君主的信任重用的。这两个人都是圣人，他们都不得不做这些低贱的事，经历如此世事的卑污，那么智能之士就不会把这些看做是耻辱了。

宋国有个富人，因为天下雨毁坏了墙。他儿子说：“不修好将会被盗。”他的邻居有位老人也这么说。晚上果然丢了很多财物，他全家的人都认为他儿子特别聪明，却怀疑邻居那位老人。从前郑武公想要攻打胡国，反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的君主。他问大臣们说：“我要用兵，可以攻打谁?”关其思回答说：“可以攻打胡国。”郑武公就把关其思杀了，并且说：“胡国是我们的兄弟之国，你说攻打它，居心何在?”胡国君主听到这件事，就认为郑国君主是自己的亲人而不防备他，郑国就趁机偷袭胡国，占领了它。这两个说客，他们的预见都是正确的，然而言重的被杀死，言轻的被怀疑，所以说知道某些事情并不难，如何去处理已知的事就难了。

从前弥子瑕被卫国君主宠爱。按照卫国的法律，偷驾君车的人要判断足的罪。不久，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知道这件事，就连夜通知他，弥子瑕就诈称有君主的命令驾着君主的车子出去了。君主听到这件事反而赞美他说：“多孝顺啊，为了母亲的病竟不怕断足的惩罚!”弥子瑕和卫国君主到果园去玩，弥子瑕吃到一个甜桃子，没吃完就献给卫国君主。卫国君主说：“真爱我啊，自己不吃却想着我!”等到弥子瑕容色衰退，卫国君主对他的宠爱也疏淡了。后来他得罪了卫国君主，卫国君主说：“这个人曾经诈称我的命令驾我的车，还曾经把咬剩下的桃子给我吃。”弥子瑕的德行和当初一样没有改变，以前所以被认为孝顺而后来被治罪的原因，是由于卫国君主对他的爱憎有了极大的改变。所以说，被宠爱时君主就认为他聪明能干，愈加亲近；被憎恶了，君主就认为他罪有应得，愈加疏远。因此，劝谏游说的人，要搞清楚君主的爱憎态度之后再游说他。

龙属于虫类，可以驯养、游戏、骑乘。然而它喉咙下端有一尺长的倒鳞，人要触动它的倒鳞，一定会被它伤害。君主也有倒鳞，游说的人能不触犯君主的倒鳞，就差不多算得上善于游说的了。

有人把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见到《孤愤》《五蠹》这些书，说：“哎呀，我要见到这个人并且能和他交往，就是死也不遗憾了。”李斯说：“这是韩非写的书。”秦王因此立即攻打韩国。起初韩王不重用韩非，等到情势吃紧，才派遣韩非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没有一开始就信任、重用他。李斯、姚贾嫉妒韩非，在秦王面前诋毁他说：“韩非是韩国贵族子弟。现在大王要吞并各国，韩非到头来还是会帮韩国而不帮秦国，这是人之常情啊！如今大王不任用他，在秦国留的时间长了，再放他回去，这是给自己留下的祸根啊！不如给他加个罪名，依法处死他。”秦王认为他们说得对，就下令司法官吏给韩非定罪。李斯派人给韩非送去了毒药，让他自杀。韩非想要当面向秦王陈述是非，但又见不到秦王。后来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可惜韩非已经死了。

韩非的悲剧在于他生不逢时，空有满腹学识而得不到重用，更在于他思想深邃但不善言辞，虽然透彻地知道游说的困难和危险，但最终也未能逃脱因游说不力丢掉性命的灾祸。在这一点上，太史公司马迁与韩非“心有戚戚焉”。司马迁因为替李陵鸣不平而遭受宫刑，而韩非则因为未能充分地与秦王沟通遭到李斯等人的陷害。因此，才有太史公“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的悲叹。

在中国法家代表人物中，韩非可算是登峰造极的人物。他的思想融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并将其系统化，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法家思想理论体系。梁启超认为中国两千年的社会实际上是“外儒内法”的社会。毛泽东曾说：“中国古代有作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可见韩非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作为一个思想家，韩非无疑是成功的。这是一种不死的精神，它超越生死，超越时空，永远不会熄灭。但在现实世界里，他却处处碰壁，受尽屈辱，最后还遭了同窗的毒手。他用自己短短47年的人生，诠释了悲剧的内涵，着实令人扼腕、痛惜！

在秦国的几个月时间，可算是韩非的末路。在这人生的最后一程，有大喜，有大悲；有座上宾的风光，亦有阶下囚的凄惨；有同窗相见的寒暄，亦有幕后黑手的暗算。韩非的末路注定是一场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大戏，在大戏的幕后，深深隐藏着的，却是法家思想与现实社会人生的激烈搏杀。韩非之死，既是法家思想的浩劫，亦是法家精神的涅槃与重生。从秦王开始的历代帝王，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法家思想，并逐渐把它作为治国的精髓与良策。法家思想由此进入庙堂，被逐渐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