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莉莉

(黑龙江东方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哈尔滨 150066 )

诗歌教育与提升人文素养之探析
——从“表现说”谈起

田莉莉

(黑龙江东方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哈尔滨 150066 )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理论的探讨起步较早，最早可以追溯到《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在浩如烟海的诗论中，关于诗歌功用问题的研究尤为受到关注，无论是诗歌的创作者还是接受者，都重视诗歌的教育、教化功能。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强调作者的志向、情感对于形成作品的重要作用，后人将其概括为“表现说”，这一学说又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分为“言志说”和“缘情说”两个视角，前者强调言说宏图大志，后者重视内心情感的流露，但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强调诗歌要缘事而作，诉说诗人内心的志向和情感，进而达到“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效果，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故而“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论观念为当代诗歌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也对人文素养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近些年来，随着“国学热”的风潮，中国古典诗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角，特别是中央电视台《中国诗词大会》热播以后，人们更加关注中国古典诗词，正如此节目所言：“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这对于提高国民素养和审美品位都有着极大的帮助。 “颂其诗、读其书”，“知其人”，“论其世”，发现诗词之美，感受诗词之境，从诗词中汲取养分，确实可以滋润人的心灵。由此可见，诗词教育应当引起当代人的重视，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更应引导学生多多积累、品评诗词，进而培养其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和审美素养，同时，也要通过这个渠道帮助学生建立生命意识、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

言志说；缘情说；人文素养

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诗歌创作、诗歌功用问题的探讨起源较早，观点也相对集中。总体说来，中国古代的文艺创作观可以用“表现说”三个字来概括，“表现说”强调的就是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中的情感流露问题，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言志”和“缘情”两种，但不管是言说志向还是抒发感情都要受到限制，因为诗是“寺人之言”，寺人是古代宫中的“近侍小臣”，“寺人之言”无疑是受到限制的语言，这也限定了诗歌的功用，就像《毛诗序》中所概括的那样：“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样的社会功用更突出强调了诗歌的教育功能，对于现代诗歌教育工作，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也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创作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观念，西方文论强调“摹仿说”，中国古代文论强调“表现说”，这两种学说都是用来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认为文学与现实有着某种对应。这种创作观念的差别源于西方文学最早的样式中叙事文学比较发达，故强调“摹仿”，而中国文学最早是以抒情文学为主，所以重视“表现”。相比较于当代,中国古代文论中更重视诗论，中国也正是因为诗歌的发达而被称为“诗的大国”，而诗的发达，不仅是因为古代诗歌数量庞大，更是因为有大量的诗论做支撑。中国的“表现说”，根据表现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言志”和“缘情”两类，故而也形成了有名的诗论观——“言志说”和“缘情说”。

一、“表现说”之“诗言志”

“诗言志”的说法最早出自《尚书·尧典》，原文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此处所说的“诗言志”就是指诗歌是用来言说诗人的理想、抱负、志向的。朱自清先生把此句称为中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此外，《庄子》中也提到“诗以道志”，强调诗歌是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和志趣的；《荀子》中也有类似说法：“《诗》言是其志也”；司马迁在《史记》中更是强调言说志向的重要性，所谓“诗言意”“诗以达意”便是对其观点的准确概括；而《毛诗序》中对类似观点的阐发更是详细：“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但是，需要说明的是， “言志说”中所言的“志”，是指宏图大志，古代诗人在抒发感情时，要着重表达宏大的情感，这种宏大的情感，主要体现在“事君”“赋诗明志”“修身”等儒家文论观点中，更集中在孔子的诗歌功能论中。

春秋时期，士的阶层开始出现，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是这样界定“士”的——“行己有耻，使于四方，可谓士矣”，这个概念，对于“士”提出了一定的标准，首先要知道礼义廉耻，有着很好的内在修养，内心有判断是非黑白的标准，然后才能在出使四方，为国家效力时，“不辱君命”。这个概念的提出，我们能够看到孔子在诗歌的功用问题上，开始站在“士”的立场说话。也就是说，“在孔子的时代诗歌原有的那种沟通人神关系的功能已经随着西周贵族制度的轰毁而荡然无存了。而孔子的言说立场也不再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贵族立场，而是处于民间地位的士人立场”[1]40。但是，孔子对于诗歌的社会功用十分重视，他在《论语·阳货》中提出“兴、观、群、怨”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此可见，在孔子看来，诗歌可以“事君”，因为诗歌可以通过“怨刺上政”(孔安国注)来达到影响政治的目的。诗歌一旦与政治挂钩，无疑言说的都是宏图大志了。

与此同时，在中国古代讲究“赋诗明志”，在政治、外交、军事活动中都是如此。因此，孔子强调：“不学诗，无以言”，不学习作诗和读诗，就没法在政治、外交活动中“明志”。此外，孔子还重视诗歌的“修身”之功用，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认为人的修养就开始于学诗，要想修身，就要先从诗学起，在懂得了修身齐家的道理之后，才能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彬彬有礼”，成为“君子”，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君子”，才有制定天下公义之理的资格和权力。以上所提到的孔子的观点，也是他对诗歌功能的概括，这些观点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没有得到重用，这和当时的社会语境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到了后世，乃至国学热的当代，孔子的诗歌功能论却得到了认可，人们普遍上承认诗歌教育对提高人文素养有着极大的帮助，孔子本人也被中国人视为“圣人”，在国际上，孔子更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二、“表现说”之“诗缘情”

“诗缘情”的说法最早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陆机在其代表作《文赋》中提出，原文是：“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在《文赋》中列举了十种文体，分别是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他详细地论述了不同文体需要不同的创作要求和风格，而以上所引用的两句话就是针对诗和赋这两种文体而言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鲁迅语)，这个时期的文学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气象，文学作品的数量剧增、文学体裁丰富多样，文学理论文章、专著相继问世，比如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等。与此同时，这个时期还批量产生了文学集团，比如“三曹”“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二十四友”“文学交游”“竟陵八友”，等等。这些文学集团，对当时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将文学创作者从民间过渡到了文人，而且作品的形式也由简单发展到复杂，这样诗歌作品的抒情成分也越来越浓烈，作者的感受也越来越深刻，特别是像陆机这种兼具文论家和诗人双重身份的文人，在这个时代氛围中，吸取前人创作和研究的经验，再结合自身的创作体会和研究心得，总结出诗歌的创作需要“缘情”而作并具有“绮靡”的风格就言之成理了。

“诗缘情而绮靡”，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要“缘情”，缘是循、沿、为了的意思，意为诗歌的创作要讲究为情而作，而“绮靡”的含义是“精妙之言”(唐代学者李善的解释)，意为诗歌在审美上要达到有文采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陆机的“缘情说”并不是否定言志，“他的‘缘情’是包容言志的，但他强调‘缘情绮靡’一面，而未提‘止乎礼义’的另一面，强调诗的审美特征，而未提及其政教作用，这就与传统的儒家诗教发生了分歧”[1]140。由此可见，在陆机看来，诗歌的“绮靡”色彩决定了诗的味道，上乘佳作一定要符合这个审美要求。

关于诗歌的美丽动人之审美风格，不是陆机的独创，与他同时期的文人也有论述，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诗赋欲丽”，是指诗赋的创作要文采华丽。这四个字不仅概括了诗赋在创作上的要求，同时也是文学观念在认知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文学在这个时代开始拥有和历史、哲学等其他学科不同的特点，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诗赋欲丽”的观点一提出，诗赋的功能就发生了转变，它们不再像奏议等其他文体一样具有政教功用，而是为文人抒发性情时所用。“曹丕并非反对文学的教化，但是他认为要分清不同文体所承担的功用，它们各有所司与所重，不能一概而论。就发挥政教而言，奏议、书论与铭诔也许作用更大，诗赋则适合于情性所发，吟咏所至。”[2]曹丕的观点一改儒家中 “事君”“赋诗明志”“修身”等诗论观点的束缚，创作诗歌完全是为了抒发诗人的个人情感，而不掺杂丝毫的政治目的。与此同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发展了陆机的“缘情说”，他特别强调情感在创作诗歌时的重要性，他说：“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刘勰把情感和语言比喻成经线和纬线，只有情感确定、语词通畅，才能达到文学创作的高标准要求。他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要讲究文质统一、文质并重。此外，唐代诗人白居易也认为诗歌创作中情感是根本，他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唐代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宋代欧阳修的“穷而后工”的观点、明代李贽的“童心说”和清代诗论家袁枚的“性灵说”，无一不是强调情感在创作诗文中的重要作用。但是，纵观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史，诗歌创作中性情的自然流露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起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不能随意有感而发的，归根结底，诗是受到限制的语言，这个特有的属性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从“言志”到“缘情”，诗歌的创作已经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这对于后人的学习和借鉴，意义非凡。

三、诗歌教育对提高人文素养的重要性

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是对文学的一种高屋建瓴式的见解和态度。中国自古就被称之为“诗的大国”，也有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但是诗歌是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追求，而对于提高人文素养而言，诗歌教育无疑是最佳的途径。

(一)诗歌教育可以培养家国情怀。

中国古代诗歌浩如烟海，家国情怀类题材的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从大家耳熟能详的杜甫的《望岳》，我们领略到了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登高精神和胸怀天下的气魄；从王昌龄的《从军行》(其四)，我们读到了诗人“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回”的杀敌决心和爱国抱负；从陆游的《诉衷情》，我们看到了词人“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的政治热情和壮志未酬；从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我们感受到了词人“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高亢热情和“壮志不已”……

正如成龙和刘媛媛合唱的歌曲《国家》中的歌词一样：“都说国很大，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古就是文人知识分子们共同的人生追求，小从一屋扫起，大到愿扫天下，这种家国情怀正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所欠缺的。目前，爱国主义教育虽然一直受到重视，但是，在一般人心中，爱国主义只是一面旗帜，甚至从某种角度来看，爱国主义的口号远远响于实际行动，否则中国人出国旅游，不会被外国媒体批判没有礼数，这种文明礼仪的丢失，一定程度上讲，是缺失家国情怀的表现，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我们应该重视起诗歌教育的重要性，国民素质与国家兴衰密切相联，要想提高国民的道德修养和社会责任感，诗歌教育无疑是一条很好的渠道，正如孟子所言：“颂其诗，读其书”，进而“知其人”“论其世”，这样，古人的爱国情操、道德修养自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们。

(二)诗歌教育可以树立忧患意识

中国古代诗人受到传统儒家仁义思想的影响，大多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他们关注民生疾苦，体恤百姓生活的艰难，流传下来的很多诗歌作品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和警世意义。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忧患意识已根植于古代文人的头脑之中，并且一代代流传，在众多的诗歌作品中，我们似乎听到了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慨叹；看到了王粲面对“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心痛与无奈；尝到了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忧思与愤慨；品到了白居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的良知和本心……忧患意识，对于个人和国家都至关重要，无论是人生苦短、怀才不遇的个人忧患，还是心系国家、人民疾苦的集体忧患，对于当代人来说，都需要学习和继承，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更是千百年来人们智慧的结晶，面对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我们更需要培养个人的忧患意识和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样，才能树立责任感，实现人生价值。

(三)诗歌教育可以提高审美素养。

“在今天，在这个熙来攘往、拥挤不堪的世界里，人，就像一根根山洪中的浮柴，不知将要飘向何方。不过，人的高贵之处，也正在于为自己动荡不安的心灵寻觅最后的家园……可是呵，家园何处……鲜活的哲理和深刻的诗情，她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生命体验，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3]从以上这段文字中，我们能够看到诗歌如同一棵常青树，它带给人 “诗意地栖居”式的美好，这种美好，只有颂诗、品诗、爱诗的人方能体会。中国古典诗歌富含极高的审美价值，从语言上的韵律美，到结构上的“建筑美”，再到意境上的含蓄美，无一不打动人心。读到李白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谁人不心潮澎湃；读到白居易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谁人不心生期待；读到苏轼的“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谁人不为之动容；读到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谁人不由衷钦佩……现代社会，审美趋向不够一致，对于“什么是美”这一问题，和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借助苏格拉底之口界定的一样：“美是难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青少年盲目追赶潮流，对于美与丑没有基本的判断标准，以至于很多美好的事情最终都以丑闻和闹剧收场。现代青年人的审美素养和人格品位亟待提高，多多品读经典，提高审美能力，很有必要。

总而言之，在当前这个素质教育的时代，人文素养的提高仍然是重中之重，而古典诗歌作为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智慧结晶应当被一代代地传承下去，诗歌教育对于人文素养的提高可能做不到立竿见影，但正是这种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式的影响才是最透彻的。当然，诗歌教育的重要性不仅限于以上所提到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审美素养三个层面，它对于生命意识、责任意识、创新意识等方面，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古人对于“君子”的标准界定得如此之高，我们真应该努力地去学习和继承，不仅在外在行为上注重礼貌修养，内在的文化素质更是至关重要，如何做到“文质统一”，也是当代诗歌教育的重点，作为教育工作者，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更是要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身体力行地去做，这样，才能培养出有理想、有抱负、高素质的人才。

[1] 李壮鹰，李青春.中国古代文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袁济喜.新编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98.

[3] 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1.

〔责任编辑：屈海燕〕

2017-01-13

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象征主义视域下的‘纯诗’之思——梁宗岱诗学构象研究”( 2015D074)；2016年黑龙江东方学院横向研究课题“在语文教育的观照中促进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实践探索”

田莉莉(198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从事中西方文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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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7)03-0085-04

文化创新研究 田莉莉.诗歌教育与提升人文素养之探析——从 “表现说”谈起[J].知与行,2017,(3):85-88.